鑽石舞台

作者：肯尼斯·雷克斯羅斯

（Kenneth Rexroth）

翻譯：黃雨潔

審訂：王柏華

人文教育在我們這個時代如此盛行，但奇怪的是，縱觀整個人文教育的課程設置，竟忽略了東方文學，更不必說東方抒情詩。我們自封的人文復興，在詩歌方面似乎只承認戲劇詩和史詩。這與遠東傳統大相徑庭，在那些國度里，詩歌在人的核心教養中歷來占據首要地位。它與哲學、倫理學和社會學論著，共同構成了古典遠東教育的基礎。當然，現在的遠東教育已經變了，老舊的教學方式想必已被淘汰了，但即便是在「現代主義的」日本和「紅色中國」，詩歌教育的傳統仍然影響巨大。我們常能看到日本舉行大型詩歌比賽的報道，參賽者往往有皇室、將軍、銀行家和其他來自各行各業的人。不僅如此，中日兩國最偉大的將軍、外交官、政治家和皇室成員都躋身於國內主要詩人之列，我每次讀中國詩和日本詩，總會提到這一點。中國詩歌的現代感性（sensibility）或許可以一直追溯到一位漢代皇帝。[1] 宋代以前的中國主要詩人幾乎都不僅僅是鄉紳或來自鄉紳階層，而且還是高等朝臣和官員。這並不是說他們僅僅是掛名的閒差而已，恰恰相反，他們大多非常實幹，而且有些官員幾乎可謂通才，比如王維，既會吟詩作畫，又是業餘科學家，讓人聯想到達·芬奇。

我們得承認，美國的整個教育體制（決定我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一直飽受批評——我們沒能培養出全面完整的人。而詩歌恰恰能彌補這個不足，因為它本身就是對生命的思索，在對生命的思索方面，詩歌在深度、廣度和強度上都更有優勢。這並不是說詩歌能讓人變成一個好人，畢竟，是否成為一個好人取決於個人自身。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熟讀詩歌，那麼，遇到生活中的種種難題，面對不同的人、事、物，我們都會以更普世的方式對待之，會更充分地發揮我們的潛能。大家都知道，人腦運作時，有個腦葉相對不那麼活躍。這就好比報紙上關於各色新思想的一條虛假宣傳：「你是否意識到自己有一半的大腦沒在工作呢？」就算如此，可是，一般來說，一個完整的人在品讀詩歌的時候，會更充分地被調動起來參與其中，這會讓你對人生做出更完整的反應。

On Flower Wreath Hill

在我看來，中國文化敏銳地意識到這個事實或假說，所以中國詩歌尤其適合產生這種積極的調動效果。當然，無論從客觀來看，還是從經驗來看，暫不考慮史詩和戲劇詩，中日兩國的詩歌，特別是中國詩歌，都稱得上是最好的詩歌。拿杜甫來說，哪怕是像薩福這樣傑出的古希臘詩人，也無法與之比肩。這位中國詩人胸襟開闊，富有同情心，極具洞察力，暫不考慮史詩詩人和戲劇詩人的話，他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正如我在杜甫譯詩的注釋中所說，他確實讓我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儘管這並非詩人的職責。

當然，隨着世界聯繫日漸緊密，我們對其他民族或地區的文化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這個事實也會影響到東方詩歌在美國教育中的位置。我們可以藉助一個民族最偉大的藝術作品，特別是詩歌，來深入了解其思想文化，這是毋庸置疑的。比方說，若想了解羅馬人的思想的最理想化的形態，我們就讀維吉爾；若想了解羅馬上層階級中的普通人，了解他們的成見、自我放縱和智慧等，我們就讀賀拉斯。同理，鑑賞日本詩歌或廣義的遠東詩歌，能幫助我們更好地與相對陌生的民族產生認同感。

Sacramental Acts: The Love Poems ofKenneth Rexroth

但凡讀過東方詩歌，就不難發現，東方人中的大多數和我們是同類。日本人特別喜歡以詩歌再現他們對如此多樣的基本生活場景的反應，往往是自發的而又是老套的，那些詩歌短小精煉，在我看來，堪稱格言警句，雖然不是現代式的，而更像是希臘式的。或許，可以稱之為感性的格言（epigrams of the sensibility）。我想這一類詩歌很適合作為入門的教育讀物。孩子們，尤其是那些小孩子，格外中意日本詩歌。我小女兒最先讀寫的就是一首日文詩：「松山里無一片落葉，鹿兒知道秋天來了，只因他在鳴叫。」到現在，這仍是她最喜歡的一首。當然，我女兒小時候在山裡住了很久，不然也很難體會詩中的意境。還有很多好詩，主題多種多樣，都特別適合基礎教育。

儘管日本詩歌在主題和風格上都是高度形式化的，達到難以置信的程度，但我並不認為閱讀遠東詩歌，形式特別重要。因為形式在翻譯中顯然大都消失了。日本詩歌的藝術有賴於精微的細節：元音的音效、相對音高的使用（我並不是說日語是聲調語言，我的意思是諧音之類的效果）以及輔音的變化（類似語言演化中發生的變化），比如p和b、v和f、 r和l、m和n等。這種輔音的效果比我們的頭韻之類更加微妙得多。然而，一經翻譯，它們即刻消失了。唯一得以保留的形式是短小、感性的而非機智的格言。因此，最有形式感的日本詩歌，在我們的語言裡就不再如此了，其形式不再是一種障礙或困難。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Japanese

中國詩歌的詩體韻律極其複雜，涉及大量的規則，而這些規則大多與漢語自身的特性相關，比方說，中國詩歌的音樂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漢語聲調。我們知道，漢語和愛爾蘭語、瑞典語一樣，都是聲調語言，會有上下起伏。中國詩人寫詩會自然而然地運用這一特點。但是，英語沒有對應的聲調，無法保留漢語詩歌的韻律特點，這正是譯者遇到的一大難題，藉助中國詩歌的一批重要譯者的努力，比如亞瑟·韋利（Arthur Waley）、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艾米·洛厄爾（Amy Lowell）、弗洛倫斯·艾思珂（Florence Ayscough）、威特·賓納（Witter Bynner）等，你讀到的是一種客觀的，極其客觀的，客觀主義的，幾乎不講究修辭的詩歌，蘊含豐富多樣而又深沉的人性智慧，如果有重音的話，那就是對這些智慧的回應。

那麼，經過翻譯，詩歌究竟損失了多少？我想，既可以說原詩蕩然無存，也可以說恰恰相反。畢竟，中國和日本詩歌中有太多部分難以翻譯，我們作為西方詩人在翻譯實踐中只能盡力而為。它清除了我們西方詩歌中的諸多弊端，一舉完成了20世紀詩歌革命的各種設想——如果你想讓你的中國詩歌譯作至少恰當得體的話，你就必須踐行意象主義和客觀主義等詩學的各項主張。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最後我想說，翻譯中日詩歌對譯者產生的影響和價值，一旦推廣開來，將在世界人文教育中發揮重要作用。日本詩歌大多是感性詩，翻譯時不能掉以輕心，因為稍有不慎就會把它降格為無病呻吟的感傷詩。因此，它要求譯者必須時刻保持精神上的警覺。大家可能知道，詹姆斯·喬伊斯[在小說《尤利西斯》中]有一封著名電報，上面寫着：「感傷主義者盡情享受卻不願負責。」換句話說，任何虛假的、偽造的或竊取而來的情感與精神滿足，都會即刻顯露。對人類動機的深刻洞察，在心理、道德、社會和精神文化層面上與宇宙生靈的認同，這是遠東生活所傳遞的最根本的信息，詩歌更是如此。

這一點再次給譯者帶來積極的壓力：如果不想譯成單調乏味的偽意象派詩歌，譯者就得回歸本源，作為一個人類回歸其本源，把自己看成宇宙生命的一部分，再以同樣的基點理解他人。我們經常將自己與非生命的、非感覺的、學院派哲學家所說的「價值中立的」宇宙相對立。存在主義由此認為，個體靈魂作為孤獨的造物，對抗其造物主（這是宗教存在主義者的看法）或者對抗虛無（按照讓-保羅·薩特和他的追隨者的看法）。正如弗朗西斯·雅姆[2]的詩歌幾乎沒有存在主義的困境，杜甫的詩歌也是如此。人生在世，即在家園。不過，人類的活動讓我們過於忙碌，讓我們的星球越發不像一個家園了。只要能創造家園感，縮減人與人、人與世界的疏離，任何入門教育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在我看來，當今世界迫切需要這種道德觀和美學。

我想不出會有什麼比遠東詩歌更容易被欣然吸收，更能贏得學生的青睞，更能產生深遠的影響。遠東詩歌極為適合廣泛而迅速地引入到我們的通識課程之中，當然，不是作為單獨的學科引入，而是作為文學和文明課程中的一部分。而且，既然埃茲拉·龐德、艾米·洛厄爾和威特·賓納等詩人翻譯的詩歌甚至比他們自創的詩歌還要好，而且這些譯作已躋身最優秀的20世紀美國詩歌之列，那麼，這部分遠東詩歌也可以當作我們自己的文學來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