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模式終於調整。從之前的中央計劃模式，轉向自主自發秩序模式，這是好事。這類似1978年的改革，當時也是從之前嚴格的控制轉到放開很多領域，從而迎來幾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這也是放開比控制更好的證明。在疫情解除管制之後，我們有理由相信，社會的各個方面將有改善。如能夠借解除疫情管制的東風，催生出中國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這想想都是讓人感到興奮的事情。
如讓這樣的改革有可能發生，我們需要對過去流行的一些錯誤觀念進行檢討，其中一個特別有害的觀念是建構主義。建構主義比計劃經濟的外延更廣。我們經歷了計劃經濟，對計劃經濟都有警惕，但我們對「建構主義」仍然缺乏警惕，這會導致建構主義繼續傷害我們的社會。
建構主義是這樣一種觀念，它認為可以對社會規劃一個理想模式。這個模式可以是全盤的計劃經濟，也可以是局部的計劃經濟加上局部的市場經濟，兩者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都是理性建構。上世紀實施的全盤的計劃經濟只是理性建構的一種形式。只要是對社會進行理性建構，無論哪種形式，都是給社會的發展套上枷鎖，給個體套上緊箍咒，與開放社會不相容。因為它讓個體服從於這個整體的建構，不能有超出這個建構目標所確定的範圍之外的行為，這樣就壓制了企業家精神。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人的行動只受抽象的普遍正當規則，以及與之相符的具體規則的約束。這樣的規則都不是人為制定的。在這樣的社會中，由於人的行為不受人為規則的制約，所以是不斷擴展和演化的，這也意味着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個體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但在，在存在着整體建構的社會中就不一樣。在這樣的社會中，為實現建構而制定的規則，很大程度上就取代了普遍正當規則。這種人為的規則，將會扭曲個體的行為，使分工合作變得低效，這樣人們的生活水平將下降。
建構主義把「社會」視為家庭或企業一樣的組織，這是建構主義的認識誤區。實際上，社會是一個秩序概念，因此不能對社會進行規劃。對組織來說，可以進行規劃，可以有具體的目標，但社會沒有具體的目標。國家首先是社會，而不是組織。國家中確實存在組織，如作為權力部門的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但組織的任務是服務於國家中無數個體的不同目標，而不是把自己的目標施加於社會，讓社會服從於組織的目標。
建構主義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一種歷史主義的分析方法。當經濟學家把使用了政府、市場、防疫、教培、新能源、數字經濟、實體經濟等等概念時，其實是使用了歷史學派的「分類」法，分類是我們認識世界的重要方法，但當研究完全着眼於這些具體的「類」，就變成了盲人摸象，看不到整體。「類」是經驗建構，不是真實存在的，因為真實的社會是由一個個的個體行為構成的。它們只有作為個體有目的的行動的創造物時，才有經驗意義，如是人為建構的或與普遍規則不符的，就成為一種語言腐敗。如民營企業這個概念，有的民營企業是「乾淨的」，有的是官商勾結的，你把它們都歸為一類，顯然是錯誤的。因此，基於民營企業的話語就包含了這種語言腐敗，相關的政策也是難以成立。這種歷史主義的方法，會造成很大的誤導，但統計基本上都是按照類來進行的。
從個體的有目的的行動，以及有目的的行動所展開的自發秩序過程出發來理解社會，才是一種全局觀。如在具體的「類」上做文章，試圖把實現某個「類」的最優，則是會導致建構主義。因為當把 「類」作為研究對象時，社會就被人為地把社會割裂為一個個的「類」，政府覺得自己好像能夠根據自己的目標和相關的統計數據，「對症下藥」一般地分別「治理」社會的不同方面，這樣就破壞了社會的整體運行。
當社會被分為不同的「類」時，政府就好像可以處在一個「統籌」者的位置上，對不同的「類」進行不同的處理，如認為可以優先解決某個問題（如防疫或經濟發展），培育或限制某個產業，甚至認為可以對不同的「類」進行統籌，如防疫與經濟發展的統籌等。現在我們知道，這樣的統籌是很難成功的。因為個體福利的增進不能用客觀指標表示，所以不存在某種客觀指標，可以告訴政府，怎樣才是「合理地」地達到了目標。如政府為自己確定某個指標來說明自己的成功，那也是任意的。因此，類似這樣的統籌，顯然也是建構主義的一種形式。
目前中國雖然已經不是全盤的計劃經濟，但建構主義還是普遍存在的，改革開放需要不斷破除建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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