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個受過良好學校教育的武漢姑娘。有一個做瓷器生意的江西籍丈夫，還有一個生於1933年的可愛女兒。
原本的人生規劃里，她應該操持家庭，與丈夫和女兒過一種平靜的生活，如果經濟條件允許，大概還會再多生幾個子女。但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遙遠的東京，異國青年們正熱血澎湃要征服此域奪取榮光；異國的大人物們也忙於對着世界地圖做各式推演。沒人在意她的命運會因之發生怎樣的改變。
屋漏偏逢連夜雨。日軍兵鋒未到，終日奔波的丈夫卻突然死在了回家的黃包車上。丈夫的親屬們自江西趕來，收走了瓷器生意與財產，只留給母女二人「很少一點兒錢」，算是以和平方式斷絕了關係。當武漢人於1938年倉皇西遷時，母女二人的經濟狀況已極為惡劣。
弱婦幼子匯入龐大的難民潮，徒步西行，一路戰戰兢兢。上有飛機，下有流彈，母女倆目睹許多難民死於踩踏。
抵達忠縣時，她的錢用光了。無處投奔，男性苦力過剩的年月，也沒人要僱傭女子。為了活命，她給一戶地主做了小老婆。五歲的女兒被強制送去與傭人同住，每天要割豬草。割足了量有飯吃，割不足量要挨打。地主喜歡她年輕，地主的妻子不喜歡。某日她去偷瞧女兒，發現女兒沒鞋穿，腳上還有鴉片針扎的窟窿在流膿。她開始默默存錢，然後於某日裝作去河邊洗衣服，帶女兒逃離了地主所在的村子，再次匯入了去重慶難民流。
在重慶南岸，她得到湖北同鄉會的幫助，進入了裕華紡織廠。裕華原本設廠於武漢，日軍西侵時艱難內遷至重慶。這是她能得到裕華廠幫助的主因。但工廠生存艱難，只願雇用沒負擔、能加班的單身女性，她只好隱瞞婚史，也隱瞞了女兒的存在。
她住進廠里的集體宿舍，也將女兒偷偷帶了進去。為躲避監工查房，六歲的小姑娘學會了快速鑽入床底的紙箱。孩子好動，被發現只是遲早之事。同廠的一位趙女士，介紹她將女兒送往臨江門難民兒童保護中心。小姑娘在中心幹活，也上街替人擦皮鞋，每天吃一頓飯，醃蘿蔔就周邊餐館的殘羹。小姑娘說，她常目睹中心的副主任，一名年輕的中國男人，常在晚上來到年齡大些的女孩們房間，然後女孩們會發出尖叫。
再後來，小姑娘生了病，反覆發燒40天。中心覺得小姑娘快死了，將其扔在樓梯角的茅草堆上，派人去紡織廠催她來處理後事。她囊中空空嚎啕大哭，背着女兒走進一家又一家醫院，再走出一家又一家醫院，最後背着女兒回到茅草堆。
好心的趙女士再次伸出援手，指點她去求助青草壩的部隊醫院。昏迷兩個月之後，小姑娘在部隊醫院醒過來，發現周圍全是脾氣暴躁的傷兵。頭髮幾乎掉光了的小姑娘唱歌，傷病們送小姑娘糖果與餅乾。接小姑娘出院那天，她跪在地上給醫生和護士磕了響頭。
母女二人無處可去，再次藏回工廠宿舍。
那時節，日軍對重慶的轟炸已經升級，大街上常能見到遇難者殘缺的屍體。她擔憂女兒被跑警報的人潮衝散，也擔憂女兒死於成人慌亂的踩踏。於是，每次警報聲響起，女兒會按她教的辦法，跑出宿舍牢牢抱住一根電線杆。她會逆着人潮自車間跑來，與女兒在電線杆下匯合。多數情況下，母女倆是最後進入防空洞之人。她們站在洞口，曾目睹飛濺的石頭砸死了一個男人。那個男人當時就站在她們旁邊。
要工作、要照顧孩子、要跑警報，她不堪重負，久病不愈。1939年末，她再次將小姑娘送往難民中心，難民中心又將之轉送去了戰時兒童保育會第十一保育院。這是一件幸事，因為保育會的會長是宋美齡，那裡有更好的物質條件。
她患的是肺結核。工廠擔憂傳染，開除了她。她無處可去，在重慶街頭晃蕩、倒下，被好心人送入難民中心，安置在樓梯下面，蓋着一張草蓆。女兒自保育院跑出來，喊她「媽媽，媽媽，我來了，我在這裡啊」，她睜開眼流淚，說不出話。母女同席共睡了最後一晚。次日，保育院來人將小姑娘帶走，他們擔憂肺結核會傳染。
她死在了1939年的冬天。
女兒為她寫了一篇回憶錄，收在《女性，戰爭與回憶：35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重慶出版社2015年）這本書里。回憶錄沒提名字，只說她是個「武漢姑娘」。她是個很小很小的歷史人物，小到稍不留神，就會了無蹤跡——但，歷史的真與偽，時代的義與不義，便在於能否讓這樣的小人物，也得到被記錄、被看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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