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進入晚唐和五代十國的亂世，軍閥與暴君們再次重啟人頭稅，百姓「生子輒殺」的記載又集中出現，成了一種可怕的社會現象。
據《湘山野錄》記載：
吳越舊式，民間盡算丁壯錢以增賦輿。貧匱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棄於襁褓，或賣為僮妾，至有提攜寄於釋老者。
大意是：錢氏在吳越向老百姓按人頭收「丁壯錢」。結果導致底層百姓生計艱難，或將剛生下的孩子忍痛拋棄，或將之賣給他人做僮僕小妾，還有人選擇會將孩子送到寺院裡做和尚。
吳越之外，吳國、南漢、閩國、楚國等，均向百姓收取沉重的丁身錢（各政權的徵稅名號各有差異，為敘述方便，後文統一稱丁身錢）。其中，吳越國的丁壯錢標準是「每身錢三百六十」；閩國收身丁錢時「諸州各計日算錢」；楚國收錢也收米，「自馬氏時稅民丁身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與吳越國一樣，楚國百姓也被逼到了不敢生孩子，生了孩子也要隱藏年齡，不敢給孩子實施成年禮。
北宋結束了五代十國亂世，但丁身錢這項暴政卻延續了下來。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兩浙、福建、荊湖、廣南諸州循偽制輸丁身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為僮僕，或度為釋老。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可見吳國、吳越國、閩國、楚國等五代政權的丁口錢暴政，直到宋真宗時代才被廢除。因為這一惡政的存在，這些地方的部分百姓，在北宋初年仍選擇棄養子女或將子女賣為奴僕、送給寺院。
宋真宗免除丁身錢雖是善政，落實到地方卻不容易。福建的漳州、泉州與興化軍三地官府，便「無人論奏」，繼續向本地百姓收取這項稅賦。當時，這三處地方的做法是將丁口錢折算成大米繳納。「丁身米」不等於「丁身錢」，而詔書里只提到了「丁口錢」，這成了地方政府不響應詔書、也不向朝廷做任何說明與申訴的理由。直到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才有福建路轉運使蔡襄上奏，戳破了這件荒唐之事。奏疏里說：
蔡襄說，這三州之地的百姓終年勞作，僅能湊足給朝廷的身丁之米。有些負擔不起身丁米的家庭，只好父子分離逃亡他鄉。許多家庭選擇了「生子不舉」，生了孩子便將之送人或忍痛殺死。
不過，因殘存的身丁錢而「生子不舉」，只是北宋殺子之風的一部分。在那些沒有身丁錢負擔的地方，其實也廣泛存在殺子的社會現象。宋神宗元豐年間，蘇軾謫居湖北黃州擔任團練副使，便從一位叫做王天麟的朋友處得知，荊湖北路的岳州、鄂州與淮南西路的黃州等地，存在了可怕的殺子之風：
上述見聞被蘇軾寫在書信里，告知了好友朱壽昌。朱當時在鄂州擔任地方官。蘇給朱出主意，建議他採取鼓勵百姓舉報的辦法，來消滅這種風氣：「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用賞錢來鼓勵百姓舉報殺子者。賞錢由犯人和鄰保地主出，理由是無論誰家有女性懷孕，十個月的時間裡，其鄰保、地主沒理由毫無知曉，知曉了而不報官，罰他們給舉報者提供賞錢，一點都不冤。蘇軾還支持黃州一位叫做古耕道的士大夫，讓他發動黃州當地的富人捐錢，來幫助那些「貧甚不舉子者」。蘇軾自己帶頭捐錢「十千」。
需要注意的是：蘇軾在岳、鄂、黃三州所見到的殺子風氣，與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殺子風氣，有一點很重要的不同。後者殺子，往往「生子輒殺」，是根本養育不起後代。郭世道「埋兒奉母」，殺害的便是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岳、鄂、黃三州百姓殺子，則是「只養二男一女」，超過此數者不養；是「尤諱養女」，不願多養女孩。
蘇軾所見也不是個案。如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宣州百姓呂堂上書說，據他所見，蘇南、皖南、贛北一帶有「薅子」的風氣，「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薅子。宣歙為甚，江寧此之，饒信又次之」——家中男孩多則殺男孩，女孩多則殺女孩。另一位北宋人王得臣也記載稱，福建一帶有「洗兒」的風氣：「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因為財力養不活太多子女，福建人生到第四個孩子就不要了，會將之殺掉；若生的是女兒，不會超過三個。生孩子的時候，旁邊放上一盆水，生下來便直接溺死。
「薅子」也好，「洗兒」也罷，都是無可奈何的殘忍。但從養不起後代，到養不起太多的後代；從生子輒殺，到生第四個孩子才殺，兩害相權式的殘忍在程度上畢竟有些減弱，多多少少，仍算是一種時代的進步。這進步的主因，便是以人頭稅為主的時代，變成了以田畝稅為主的時代。家庭人丁的多少，不再與家庭的被汲取總量直接掛鈎。（宋代人口數量較之前代發生巨大突破，主因之一便在這裡。）
遺憾的是，在田畝稅時代，人頭稅仍時常被那些孜孜於汲取的政權翻出來，重新施加在百姓身上。當這種事情發生時，殺子之風往往也會隨之復甦。南宋便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朱熹曾評價兩宋的財政汲取力度，稱「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兩宋政權是歷代汲取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南宋的汲取力度又遠大於北宋。漆俠先生依據《宋史》《宋會要輯稿》以及宋人留下的奏章、筆記資料，計算過兩宋三百餘年間的賦稅汲取力度。具體見下表：
南宋的國土面積約為北宋的四分之三（可能還不到），宋孝宗時代距離靖康之難也不過短短數十年，經濟與人口皆尚未恢復到巨變前的水平。但其財政汲取總額卻已直追依靠王安石變法高強度斂財的宋神宗時代。南宋百姓所要承擔的賦稅壓力遠大於北宋百姓，便可想而知了。這也是為什麼清代史學家趙翼在評價南宋時，要說它是一個「取民無藝」的政權，批評它只知道無止境地汲取百姓血汗。
南宋「取民無藝」的典型證據之一，便是被北宋朝野視為暴政、在宋真宗與宋仁宗時代一度被取消了的丁稅（丁身錢），在南宋又以各種名目重新冒了出來。
百姓的負擔也隨之大幅提升。方健依據南宋地方志《嘉泰會稽志》卷五《賦稅》提供的資料，做過這樣一番計算：「其（紹興府）所載南宋新增稅賦：(1)和買10萬匹，已是五次蠲減之數，每匹以折錢6.5貫文計，則為65萬貫；(2)役錢167928.950貫文；(3)水陸茶錢8008.203貫文；(4)小綾2500疋，折錢15422.5貫；(5)湖田米66003.74石，如以每石3貫折計，為錢198011.22貫文；(6)職田米15999.5，折價47998.5貫文；(7)折帛錢330432.628貫文。這7項合計為1417802貫文，意味着平均每丁增加4.232貫文的稅賦負擔，較之北宋初每丁160文的身丁而言，增加了25.45倍。」
於是，在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十二月，禮部尚書劉大中上奏說，浙東百姓苦於人頭稅，已經開始拒絕養活新生兒了：
大意是：現下，許多浙東百姓生了兒子不肯養育。臣我以前做過地方官，經常聽百姓們說最痛苦的負擔是丁鹽紬絹。養了兒子，到了成丁之年，就要給朝廷繳納紬絹，而且是年年要交。所以愚民寧願殺子來逃避。養了女兒又會發愁沒資產將她嫁出去，所以他們生了女兒也不養。總之，百姓殺子的原因，是朝廷賦稅太重導致民不聊生。
次年（1138）五月，宋高宗下發了一道諭旨：「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嚴禁南宋百姓生了孩子不養活。與該詔書相匹配的新政策，是「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鄉村人里的第五等，城裡人里的第七等（當時官府按資產多少給百姓家庭劃定等級），這些貧困家庭如果生了孩子無力撫養，每個孩子可以找官府領四千文「免役寬剩錢」。
紹興十一年（1141），宋高宗又應地方官員的奏請，准許自孕婦懷胎的第五個月起，無論家庭貧富，均免除其丈夫一年的「雜差役」，好讓丈夫可以安心照顧產婦和嬰兒。此外，南宋政府還在地方設立了專門的「舉子倉」。這些倉庫的糧食，專門用來救助那些生了孩子無力撫養的家庭，一般標準是生一個孩子便「給米一石」，約相當於今天的60公斤。
中樞頻繁出台禁止百姓生子不養的政策，可知這種情況在當時，已成為一種引起社會注意的廣泛現象。
這些政策也只是看起來美好，實則並未改變南宋百姓養子成本過高的問題。所以，到了宋孝宗時代，「民不舉子」仍是南宋社會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乾道年間，在處州（今浙江境內）做地方官的范成大，便曾上奏朝廷稱，「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人頭稅收得太狠，所以處州百姓不肯養兒子。
大略同期，在福建做過提刑官的鄭興裔，也有一道給孝宗的奏章，叫做《請禁民不舉子狀》，主旨是希望朝廷出台政策禁止百姓殺害子女。奏章說：「生子恆多不舉」這種風俗，相沿至今所在多有，其中又以「建劍汀邵四州」最為嚴重，原因是「自軍興以來，戶口凋殘。貪吏奸胥又復肆其凌虐，丁鹽紬絹誅求無藝，愚蠢小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稅。」鄭興裔告訴孝宗，自己「提刑福建路」兩年了，這兩年裡耳聞目睹了太多父母殺害子女的慘劇，「於茲聞見所及，慘狀不可名言」。他提供給朝廷的對策是，恢復本朝「殺子孫徒二年」的律例，發動民眾舉報，「告官審實，以犯人家財給之」，若舉報屬實，便將「不舉子」家庭的財產獎勵給舉報人。
鄭興裔的辦法，可能未被朝廷採納，也可能是採納了之後沒有什麼效果，所以被放棄了。稍晚一些時候，孝宗淳熙年間去福建南劍州做地方官的陳安節，發現當地「民俗類不舉子」後，採取的挽救辦法，已不是發動民眾舉報，而是「勸其舉者，官賦之粟者三年」——對生養孩子者實施獎賞，由官府連續三年給生養孩子的家庭提供糧食。據陳安節的墓志銘講，有了這三年的糧食補助，南劍州百姓不肯生養孩子的風氣，發生了轉變。三年糧食補助不是小數目，墓志銘對陳安節治績的敘述，也許不算誇張。
還有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大略同期的嚴州（在今天的浙江境內）。據南宋人呂祖謙說，嚴州是一個多盜賊的地方。多盜賊的原因，不是民風彪悍，也不是地處偏僻，而是「丁錢偏重於它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當地百姓被人頭稅壓得喘不過氣來，只好上山去做盜匪。據嚴州地方官府實地探訪：
大意是：嚴州的偏僻山谷之中，藏着很多年過三十、容貌老成卻還未裹頭行成人禮之人（行了成人禮就要納入簿冊開始繳人頭稅）。地方官吏為了將他們抓出來，經常下鄉挨家挨戶搜查，這種搜查有個專有名詞叫做「貌丁」，就是當面檢驗老百姓的面容相貌來判斷其是否已經成年，是否應納人頭稅。老百姓被「貌丁」逼得無路可走，只好生了孩子不養活，以求減少家庭的人丁。一年之間不知有多少孩子因此夭折。底層百姓雖然愚昧，也有父子之愛。他們之所以如此泯滅人性，全是被沉重的稅賦所逼。
也許是嚴州的情況太過慘不忍睹，朝野輿論的批評之聲也很大，南宋政府最終實施了減稅政策。據做過南宋朝廷諫官的詹元宗講：嚴州百姓以耕田養蠶種茶割漆為主業，全家人終年勞作「僅得以無飢」，加上朝廷的種種攤派與苛捐雜稅，便活得極為艱難。朝廷實施了重大減稅政策後——具體而言是：該州共計175740人，每年減免14292匹絹，相當於「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如果說以前的稅負是十成，那現在就只剩四成了——嚴州百姓終於不再殺子了：
可惜的是，嚴州的減稅政策是個特例，並未普及至南宋的其他地區。其他南宋地方官，仍要繼續面臨轄下百姓不肯養活新生子女的難題。如在安慶府做過地方官的余嶸，面對「鄉俗不舉子」，他能做的只是設立三所救助機構，「各給錢米藥餌」，往機構里撥一點錢糧和藥物，能救助一個是一個。另一位在福建為官的趙善俊，則選擇大棒加胡蘿蔔政策，一面「痛懲不舉子者」，一面「凡產育給金谷」。
這些措施效果有限，很容易人走茶涼、人亡政息。所以，終南宋一朝，始終沒能解決「民不舉子」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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