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亞當·圖茲

杜雲飛 譯

碳時鐘正在滴答作響。各國政府和官方機構向我們保證，他們能夠平衡各種風險，一切都會好起來。一些人堅持認為科技會拯救我們。我們之前就完成過不可能的任務，以後也會再一次成功。但是為什麼要相信他們呢？去碳化方面的進展十分有限。化石燃料利益集團仍然與帝國主義時代遺留的全球權力網絡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的政治先驅可能是憤世嫉俗的平庸記者，但是公眾對化石燃料現狀的支持是真實的。碳聯盟似乎是死亡驅動（death-driven）的，對專家的建議不屑一顧。中間派自由主義者大聲表達憤怒，但到了緊要關頭卻退縮了。到處都有周期性的抗議浪潮。孩子們也在抵制學校。我們需要新的社會契約和公正的過渡措施。迄今為止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號召大家反抗。

只要稍作改動，這就可以描繪出一個國家在一場重大戰爭中滑向失敗的畫面：時間壓力無休無止；有限的資源迅速耗盡；技術官僚過於自負；對神奇武器的承諾；支持和反對戰爭的派系爭執不下；絕望的年輕人呼籲各方停止瘋狂的舉動。面對種種威脅，戰爭仍然是思考集體危險和能動性的重要方式。在氣候政治中，戰爭修辭和戰時動員式的花言巧語是司空見慣的。美國「綠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的擁護者呼籲重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驚人的工業生產。在英國，關於戰後福利國家的記憶依然存在。馬歇爾計劃也不時被人談起。

但這種想法不是太便利了嗎？一場由民主國家參與的「好戰爭」以輝煌的勝利告終，並開創了經濟增長和福利國家出現的黃金時代。歷史學家、氣候活動家安德烈亞斯·馬爾姆（Andreas Malm）最近一年出版了三本書來探討這一問題，其中一種解讀挑戰了我們目前自鳴得意的歷史框架。他喜歡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作歷史類比，那是一個由動盪的革命和法西斯主義的暴力所定義的世界——是一個危機時代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現代干涉主義福利國家的誕生，你就會從梅納德·凱恩斯（Maynard Keynes）這樣的思想家那裡學到東西。他承諾：「我們能做的任何事，我們都能負擔得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之後的歲月，喚起了人們對不同角色的記憶。馬爾姆自己的政治背景是托洛茨基主義，現在他宣稱自己是一個生態列寧主義者。他在《白皮膚，黑燃料》（White Skin, Black Fuel）一書中的合著者將他們自己命名為澤特金小組（the Zetkin Collective），這一名字來自德國共產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克拉拉·澤特金（Clara Zetkin），她的骨灰1933年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牆邊。在這本書中，他們借鑑了她對法西斯主義的詮釋。

一些人會指責馬爾姆在地球燃燒的時候還在玩角色扮演的革命遊戲，但他的立場實際上是一種悲劇的現實主義。正如他和他的同事們在《白皮膚，黑燃料》一書中所論述的那樣，氣候變化的決定性事實是，它是一個沒有革命性主體的革命性問題。環保運動可能已經與社會正義行動主義結盟，但它「不能像第三國際或民族解放運動，甚至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派那樣，用任何力量挑戰資本主義；作為一個跛腳的繼承者，它沒有贏得越南戰爭，也沒有建立起與福利國家相當的國家。」

我們所處的現實與一個世紀前的革命者的現實之間的共通之處是對迫在眉睫的災難的認識。上世紀初的革命者們開始認為，19世紀關於必然進步的承諾是空洞的，或者如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是災難性的。面對全面戰爭時，他們堅持，行動是防止災難的必要條件。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警告的那樣，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鬥爭要麼會以整個社會的革命性重建而結束，要麼會以競爭階級的共同毀滅而告終——正如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所說的那樣——不是邁向社會主義就是在野蠻中滅亡。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的困境是什麼？馬爾姆表示，儘管統治階級在談論氣候危機，但他們的行動卻背道而馳。

他們不會被熊熊燃燒的樹木散發出的燒焦氣味所干擾。他們不擔心島嶼下沉的景象；他們不需逃避即將來臨的颶風的咆哮；他們的手指從來不需要觸碰欠收的秸稈；他們的嘴一天不喝水也不會變得乾裂……毫無疑問，過去的三十年裡除了加速災難的發生，統治階級在本質上無法以任何其他方式應對這場災難；在他們內心欲望的驅使下，他們自願一事無成，一路將環境破壞到底。

馬爾姆在他的小冊子《冠狀病毒，氣候，慢性緊急狀態》（Corona, Climate, Chronic Emergency）中提出的問題是，這場全球疫情是否改變了什麼。對許多左翼人士而言，去年的危機令人困惑，但至少在開始時是令人鼓舞的。在氣候問題上似乎沒有取得進展的可能性，但面對這場全球疫情，國家似乎已經脫離了它通常服務的利益。馬爾姆寫道：「2019冠狀病毒的到來是瞬間的，是一切事物的完全飽和。就像一陣狂風吹破了摩天大樓的彩色玻璃一樣，國家被降格為最基本的相對自治。」突然之間，政府可以自由地獨立於大企業之外行動了。

全球北方國家的政府很少有機會為了老年人和年輕人的生命而犧牲其資本主義經濟。有人可能會認為這一時刻展現了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最佳狀態，尊重生命勝過尊重財產，是作為民主制度前提的平等主義的勝利。

馬爾姆短暫地幻想了戲劇性的干預可能解決氣候危機的可能，但立即否認了它：「對冠狀病毒的警惕和對氣候問題自鳴得意之間的對比是虛幻的。多年來，人畜共患病毒的溢出（Zoonotic spillover）一直是不爭的事實，各國在應對人為氣候變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與應對人畜共患疾病所做的努力是一樣的：一事無成。」馬爾姆可能會補充說，當危機來襲時，政府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保護現有的財產關係以及現有的財富和收入分配。這些干預措施規模巨大，但在意圖和效果上極其保守。

什麼樣的政府機制可能會產生更好的結果？左派呼籲一種「綠色新政」（a Green New Deal），或者丹妮拉·加博爾（Daniela Gabor）所說的「大型綠色國家」（big green state），但是沒人能保證全面的國家干預會推動變革。綠色新政的倡導者們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他們的理論模型，我們不應該對此感到樂觀。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可能是在戰爭期間出現的，但是當時政府機構本身越來越多地被商業利益所占據，干預主義的產業政策和嚴格的監管計劃都被擱置了。那麼，我們可以在哪裡尋找緊急政府的替代模式呢？馬爾姆建議，如果一個支持氣候行動的國家的適當模式不是新政，而是一個更加絕望、更加嚴厲的戰時政權會怎樣？如果我們需要的模式是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呢？

這是一個大膽的提議。1920年至1921年間的短暫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是俄國革命史上最具爭議的時期之一。對於這究竟是一次孤注一擲的即興創作，還是一次真正的徹底改革，人們的看法不一。然而，毫無疑問，那是一個可怕的暴力時期。對於歷史學家，如較為同情革命的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和 羅納德·蘇尼（Ronald Suny）來說，這是一個政權固化為威權主義甚至暴力獨裁的階段。戰時共產主義是你最不願意提出的經濟轉型模式。前沙皇帝國的經濟陷入癱瘓；社會正在走向去工業化；農村和城市之間的交流災難性地分崩離析。隨之而來的饑荒迫使布爾什維克接近投降。

馬爾姆意識到了這一切，但仍然無所畏懼：

那麼，讓我們這麼說吧，援引戰時共產主義並不是建議我們應該進行即決處決（summary executions），將糧食送到農村或將勞工軍事化，就像把第二次世界大戰視為氣候動員的典範時，沒有人想要在廣島投下另一顆原子彈一樣。被布爾什維克轉變成美德的許多做法，我們可以輕易地將其視作惡習。但是，相反地，他們所認為的一些自身的弱點，可能會被我們視作優點。

讓馬爾姆對戰時共產主義着迷的是，它對未來的種種願景提供了尖銳的糾正。用托洛茨基自己的話來說，1920年革命的立場是「最高程度的悲劇」。嚴酷的需求迫使激進的創新。布爾什維克地區，被限制在俄羅斯帝國的邊遠區域，極度缺乏食物、煤和石油。嚴格的徵用制度使軍隊有可能得到糧食，但是需要一個更具創新性的解決方案來解決煤炭的嚴重短缺。由於對化石燃料的依賴被切斷了，托洛茨基只能轉向使用木材。紅軍的裝甲火車裝滿了原木。根據馬爾姆的說法，到了1921年，一種臨時湊成的有機能源制度戰勝了化石燃料反動的聯合力量。馬爾姆向我們提出的挑戰是一場反對化石燃料資本主義的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一群四面楚歌的能源革命者脫離了石油和天然氣的全球帝國，就像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至1922年期間所做的那樣，打造一個新的政治、新的經濟和新的能源政權。正如馬爾姆指出的那樣，至少今天的戰時共產主義者將擁有太陽能和風能。

讓我們假設馬爾姆並沒有提出行動建議，而是進行了一次激進的思想實驗。如果我們將他的歷史類比轉化為常規的政策討論，那麼我們的觀點可能是，任何認真的能源轉型嘗試，都將涉及強制執行的國有化、監管和禁令並伴隨着定價和談判，而不僅僅是依據法律條文。問題是，要成功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形式？戰時共產主義是由一個為生存而進行生死搏鬥的革命黨來管理的。這不是我們的處境，至少現在還不是。

《白皮膚，黑燃料》一書提出了一條更有前途的路線。這種龐大的集體工作的一個組織上區別在於不同經濟部門之間，在於必須依賴化石燃料開採的經濟部門和那些使用化石能源但並不與其綁定的經濟部門。對於前者，不能有任何妥協：我們要生存就必須關停它們。相比之下，如果任何「綠色新政」戰略要想獲得成功，就必須招募後者。對於任何一個 「綠色大國」而言，人們擔心的是，化石燃料採掘行業會發起什麼樣的鬥爭。

歐洲各地極右翼政黨的興起，以及特朗普和博爾索納羅的總統任期共同引發了關於法西斯主義是否再次出現的辯論浪潮。特朗普和博爾索納羅也否認氣候變化。馬爾姆和他的《白皮膚，黑色燃料》的合著者認為這不是巧合。首先，他們指出，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化石燃料開採的捍衛者已經改變了策略。20世紀90年代的氣候否認主義（Climate denialism）是一個公開的、明顯利己的謊言，是一個反科學的陰謀；今天他們的重點是基礎廣泛的積極捍衛化石燃料生活方式的運動。即使有來自企業的大量資金支持，這個彌天大謊也難以維持；埃克森美孚（Exxon）和英國石油（BP）現在都承認氣候變化的存在。作為回應，氣候抵抗採取了更為間接的霸權機制。特朗普和博爾索納羅支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但他們沒有試圖進行科學論證，只是簡單地發表了一些尖酸的言論。為了吸引他們的選民，他們只需要喚起反精英的偏見，剩下的就交給陳舊的氣候懷疑主義的迷因（memes）吧。

這並不是說氣候問題是他們議程的核心，而是他們訴諸反精英、工人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必然結果。《白皮膚，黑燃料》試圖揭示耗油的消費主義、對化石燃料的病態依賴、定居殖民主義和種族權力結構在歷史上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化石燃料和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之間有着類似的聯繫。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者比戰時共產主義者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他們有煤。但他們也必須找到一種方法，打破英美勢力的商品基礎——即對石油的控制。結果，化工企業集團IG Farben發明了一種用中歐煤炭生產石油和橡膠的方法。一個巨大的合成化學工廠就位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中心，這絕非偶然。

根據馬爾姆和澤特金小組的研究，除了歷史和意識形態方面，威權主義和化石燃料之間的聯繫也在更深的心理層面上運作。與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在他對法西斯主義大眾心理的解讀中所描述的攻擊、分裂和粉碎的欲望相呼應，特朗普讚揚了那些「衝破岩壁，挖掘地球深處，穿過海底，把每一盎司的能源帶進我們的家庭、商業和生活」的勞動者。這不僅僅是加固了化石燃料與生活聯繫的「鑽吧，寶貝，鑽」（Drill, baby, drill）。自由主義主流的認知失調是馬爾姆和澤特金小組描繪的瀕臨滅絕的化石燃料文明心理圖的關鍵組成部分。正如克拉拉·澤特金認為法西斯主義是歷史對社會主義革命失敗的報復，他們認為主流氣候政策的虛偽和前後矛盾將選民推向了極右翼。長期而言，喋喋不休地談論氣候危機而無所作為是不可容忍的。自由派的失敗讓特朗普看起來很誠實。他可能否認了科學，但至少他忠於自己。

正是在這種社會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我們應該讀讀馬爾姆最近的挑釁，《如何炸毀一條輸油管道》（How to Blow up a Pipeline）。儘管這本書對激進行動作了一般性的論述，但最好把它理解為在特定的緊急關頭進行干預。馬爾姆參與了德國Ende Gelände的抗議活動。在2015年至2018年期間，該運動在動員直接行動去反對德國褐煤和火力發電站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功。但是，當默克爾政府與煤炭行業和工會達成協議，將退出煤炭行業推遲到2038年時，這場運動遭受了嚴重的挫折。這是德國氣候運動的轉折點。

Ende Gelände的激進行動者已經接受了反核運動的直接行動技術的訓練，但是現在，在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 和「星期五大罷課」（氣候罷課，Fridays for Future）活動的啟發下，學生的動員起了帶頭作用。2019年3月15日，各地學校發生了140萬人的罷課，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有組織的青年抗議活動。緊接着，「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在英國各地發起了一系列抗議活動。到2019年9月，全世界有400萬抗議者參加了「星期五」的罷課運動，其中三分之一在德國。但是馬爾姆和許多參與Ende Gelände運動的人則對這些行動表現出沮喪——「星期五」運動對直接行動毫無興趣。抗議的學生們陷入了躁動的街頭遊行傳統之中。在英國，正如馬爾姆所觀察到的，「反抗滅絕」響應美國最近的動員，聲稱自己反對暴力行動。

* * *

推動《如何炸毀輸油管道》的問題是，為什麼2019年新的抗議運動，儘管規模和活力巨大，卻拒絕採用Ende Gel?nde成功的實際阻撓破壞的行動模式。部分原因在於道德。尤其是美國的運動，已經承諾接受了非暴力方法。一些人認為，對財產的攻擊只會帶來痛苦和壓抑的反彈。事實上，今年夏天，傑西卡·雷茲尼克（Jessica Reznicek）和魯比·蒙托亞（Ruby Montoya）一起發起了破壞達科他管道（Dakota Access）的活動，被判處8年聯邦監禁。但是，正如馬爾姆所指出的那樣，在氣候運動的當前階段，這些戰術問題的考量通過一種對歷史的特定解讀得以鞏固，即自我控制和非暴力的力量開始受到盲目崇拜。他寫道，新的運動期待着「可以打破冷漠局面的歷史先例——人們戰勝了無望的困難，邪惡突然消失」：

如果他們能夠獲勝，那麼我們也可以。如果他們用一切除了暴力之外的手段改變世界，那麼我們將保存它。類比推理已經成為辯論的主要模式和戰略思維的主要來源，最明顯的是『反抗滅絕』這一罕見的組織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歷史研究的結果。請注意，這裡的論點並不是說暴力在這個特定時刻是不好的（比如說，因為全球北方的階級鬥爭水平如此之低，以至於冒險主義行動只會造成反彈並進一步壓制行動：這些話永遠不會從『反抗滅絕』的嘴裡說出來）也不是說，只有在嚴厲鎮壓的條件下，暴力才可能是權宜之計。相反，類比推理的戰略和平主義認為，暴力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好的，因為歷史就是這樣顯示的。成功屬於和平。這種歷史類比的花名冊可以從奴隸制開始。

但是，正如馬爾姆所指出的，氣候運動對歷史的挪用是片面的。如果不強調直接行動和破壞，人們如何能夠認真對待婦女參政運動？更加荒唐的是，奴隸制的廢除仿佛是通過信徒們的非政府組織的高度道德主義實現的，而不是通過奴隸反抗或激進的廢奴主義。

在馬爾姆看來，排除了直接行動，氣候運動就剝奪了自己唯一可行的槓桿手段。他認為，我們需要的不是公眾意見和選舉結果的緩慢轉變，而是一個更加包羅萬象的變革理論：

首先，這場數百萬人的運動應該做的是：宣布並強制執行禁令。破壞和摧毀新的二氧化碳排放設備。讓它們失去作用，拆散它們，燒毀它們，炸毀它們。讓那些繼續在火堆上投資的資本家知道，他們的財產將被毀掉。Ende Gel?nde運動的一句口號是，「我們是投資的風險」，但風險顯然需要高於每年中斷一兩天的生產。比爾·麥基本（Bill McKibben）說，「如果我們不能從腐敗的國會那裡要求嚴格的碳稅，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身體實際徵收碳稅。」但碳稅已經過時了。如果我們不能實行禁令，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身體和任何其他必要的手段強加一個事實上的禁令。

馬爾姆意識到，這種策略有疏遠支持者、招致媒體譴責和激起大規模鎮壓的風險。正如他所承認的那樣，「氣候戰爭必須與更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浪潮聯繫起來，就像早些時候生產方式的轉變一樣，當時對統治階級的人身攻擊只是整個社會重組的一小部分。那是怎麼發生的？這是不能未卜先知的。只有通過沉浸式的實踐才能實現。」這是一位革命幹部為了做兩手準備而說的話。

鑑於全面脫碳的目標是如此遙遠，重要的也許不是目標，而是政治的方式。鑑於潛在衝突的現實，我們不應該對分裂和對立感到遺憾，而是應該接受它們——這是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教訓。採取敵對的立場只不過是對局勢作出充分的反應。正如馬爾姆和他的團隊在《白皮膚，黑燃料》一書中總結的那樣，「如果沒有別的事情發生，極右翼的反氣候政策應該會粉碎任何關於「化石燃料可以通過某種平穩、理性的過渡而被放棄」的現存幻想，過渡必將通過激烈的分化和對抗來實現，否則就不會發生。」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不在於自由派活動人士是否願意從事破壞活動。如果我們繼續按照目前的過程前進，破壞就會來臨。如果沒有上層的指示，它就會從底層冒出來。問題在於，主流氣候運動能否為即將到來的痛苦困境做好準備。面對危機、暴力、分裂以及很可能的失敗，它能否保持一致性和兇猛勢頭？

正是在這一點上，20世紀歐洲歷史的戲劇性事件重新縈繞在馬爾姆對未來的展望中——不是作為革命的靈感，而是作為賦予抵抗以意義的一種方式，儘管這種抵抗最終可能是徒勞的。想象一下，我們不再處於學校罷工和聯合國會議的世界。想象一下，在冰蓋融化和文明的戲劇性崩潰之後，一群人在北半球高緯度地區勉強生存。關於這場災難，他們會告訴他們的孩子什麼？他們會說「人類帶來了完美和諧的世界末日嗎？每個人都心甘情願地排隊買爐子？或者有些人知道自己會被殺死，還像猶太人一樣戰鬥？」

馬爾姆喚起的「猶太人」形象是華沙猶太區和集中營的抵抗戰士，他們英勇地參與了反抗納粹的起義，但這些起義註定要失敗。他嚴肅地指出這個非同尋常的類比：「如果用立竿見影的效用來進行抵抗為時已晚，那麼維護生命的基本價值的時刻已經到來，即使它只意味着向天吶喊。」他引用了阿蘭·布羅斯薩特和西爾維·克林伯格（Alain Brossat and Sylvie Klingberg）的《革命的意第緒語之地：猶太激進主義的歷史》（Revolutionary Yiddishland）：「他們的戰鬥是為了歷史，為了記憶……以犧牲和戰鬥的方式肯定生活，卻沒有勝利的希望，這是一種悲劇性的悖論，只能被理解為對歷史的信仰。」馬爾姆得出結論說，「因炸毀一條輸油管道而死總比無動於衷地坐視地球燃燒要好。」因此，炸毀輸油管的場景又回來了，這不是一種破壞行為，而是一種自我犧牲。在這個不朽的過去和黑暗的未來的交叉點上，我們走進了一個死胡同。

在《如何炸毀一條輸油管道》的前半部分，馬爾姆指出了另一個選擇。他寫道，最近一輪抗議的大規模動員變得不可忽視。

統治階級感到自己處於這樣的壓力之下——也許他們的心甚至因為看到這些手持手寫標語牌的孩子而有些熔化——他們的頑固態度正在減弱。新的政治家通過投票當選，尤其是來自歐洲綠色政黨的政治家，他們履行了競選時的承諾。壓力是從底層而來的。暫停新的化石燃料基礎設施建設。德國開始立即逐步淘汰煤炭生產，荷蘭同樣淘汰天然氣，挪威淘汰石油，美國淘汰上述所有；制定每年至少減排10% 的立法和規劃；擴大可再生能源和公共交通規模，推廣植物性飲食，全面禁止使用化石燃料。

馬爾姆承認，如果這一切真的發生了，那麼這場運動就應該有機會看到這一切的結束。

大多數氣候活動家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這一改革願景上：我們確實應該堅持這一願景。但是，我們也要承認，雖然這些文字是幾個月前才印刷的，但它們似乎已經過時了。馬爾姆很快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接近當今世界的視角。想象一下，「幾年後，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這一代的孩子和我們其他人在某天早晨醒來，意識到一切照舊，所有的罷工、科學、懇求、成千上萬穿着艷麗服裝打着橫幅的人們都徒勞無功……那時我們該怎麼辦？」

中間派將勸告人們要保持耐心。我們能做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能負擔得起，凱恩斯是這樣說的。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在1942年春天的一次廣播談話中補充說，只要我們保持耐心，花上必要的時間，我們就可以做任何我們真正能做的事情。這確實很有說服力。正如馬爾姆所言，社會民主主義的一個基本假設是，它擁有歷史和時間。但是想象這種情況仍然存在，我們好像可以安全地區分短期、中期和長期，這是當今最隱蔽的否認形式之一。我們不應該再沉迷於此了。

正如馬爾姆指出的那樣，根據形勢所要求的規模和速度，新自由主義已經多次找到了跳過自身陰影的方法以應對危機。對全球疫情的反應正是這種靈活性的表現。但是，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相信這種政治觀點是導致全球災難的原因。馬爾姆迫使我們面對一個關鍵問題：什麼是緊急情況下的社會民主政治？如果他的生態列寧主義被拒絕，我們面對災難的行動邏輯是什麼？當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我們剩下的時間不多時，我們的政治選擇是什麼？正如丹尼爾·本賽德（Daniel Bensaïd）提醒我們的那樣，在馬爾姆引用的一篇文章中，列寧在1914年在黑格爾《邏輯學》的空白處做了一個注釋：「漸進中的突破……沒有躍進，漸進就毫無意義。躍進！躍進！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