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擔心塔利班報復，這些聯署者只能通過匿名照片的方式參與，不能暴露真實姓名.我們，一群盡心盡責的阿富汗藝術家及文化工作者，在我們所有文藝活動被粗暴叫停、貧困地躲在家中度過日夜的時刻，寫下這封信。我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未來，時時刻刻被恐懼籠罩，恐懼我們將會掉入塔利班的魔爪，被逮捕，被殺害。我們不是在生活，只是在生存。巨大而深沉的黑暗正降臨阿富汗。上周，53位匿名的阿富汗藝術家、記者、文化工作者共同在平台「Artists at Risk」（危機中的藝術家）發布了一封公開信。這封信寫給世界各地政府的領導人。「Artists at Risk」的創辦人Marita Muukkonen和Ivor Stodolsky告訴藝術媒體Hypersllergic，不同政府對於這個求助請求的回應不同，法國政府向一些阿富汗藝術家發放了簽證，但是他們的熱情在最近也淡下來了；德國政府啟動了一些措施，但是有不少限制；英國政府則完全沒什麼反應。
早前在一則網上流傳的視頻中被塔利班士兵侮辱並處決的喜劇演員納扎爾·穆哈默德.
公開信寫道，在過去二十年，這一代文化工作者抓住了阿富汗開放的機會，獲得自由表達、公共參與和投票的權利，藝術和文化也因此繁榮成長：「我們開辦電影院，自由地創作我們的主題，我們演奏音樂、歌唱，我們拍電影、辦藝術展覽、開音樂會……」
隨着今年夏天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二十年來建設的文化成就很可能隨着塔利班的掌權而終止。公開信提醒我們，「多年來，無數無辜的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曾成為塔利班自殺式襲擊和其他非人道暴行的受害者」，如今，「言論自由，國際人權，婦女、藝術家、文化工作者、電影人的權利，甚至民主本身——我們的朋友們所享有並與我們分享的文明生活的基礎——已經在阿富汗被撲滅了」。公開信指出：「塔利班認為具有創造力的藝術家是反伊斯蘭的，但這是謊言。」
信的最後呼籲全世界與阿富汗文化工作者一起關注和面對「日益增長的恐怖和殘酷的行為」。很多藝術家目前滯留在境內，處於最嚴重的危險中，需要緊急的救助，幫助他們轉移到安全的環境中，並且「繼續保管阿富汗的藝術和文化，並確保阿富汗人民寶貴的民族文化和精神為子孫後代留存下來」。
結尾，公開信引用了中世紀波斯詩人薩迪·設拉茲的詩句：
人類是一個整體中的諸成員，
由一個本質與靈魂創造出。
若一位成員忍受沉痛的悲慘，
其他成員將感到長久的不安。
https://artistsatrisk.org/2021/12/06/afghan-artists-letter-to-world-leaders/?lang=enhttps://hyperallergic.com/698037/cultural-workers-in-afghanistan-make-urgent-plea-for-help-as-humanitarian-conditions-decline圖片：MARTIN BERNETTI／AFP／Getty Images在智利的阿塔卡馬沙漠深處，新的沙丘正在形成——不是沙子，而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這一年未售出的服裝。這些服裝高高地覆蓋在前一年丟棄的「快消時尚」（fast fashion）屍體之上，它們遍布毒素和染料，不能進行生物降解。快消時尚製造的環境災難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根據半島電視台估計，每年大約有近6萬噸無法在美國和歐洲銷售的衣服轉運至智利北部上霍斯皮西奧自貿區（Alto Hospicio free zone），這些衣服本來是要在拉丁美洲轉售，但實際上只有2萬噸左右的衣服可以在拉美循環利用。沒能在聖地亞哥出售或走私至拉美其它地區的衣服，就留在了自貿區，沒有人負責清理，也沒有人願意支付必要的關稅來帶走它。衣服可能需要幾百年的時間來進行生物降解。市垃圾填埋場不會接受這些紡織品，因為其中含有化學製劑。因此，最終每年有多達3萬9000噸未售出和被丟棄的衣服被卡車運到世界上最乾燥的沙漠，在那裡，沙丘上被鋪上一層又一層的廢棄紡織品。當化學品浸出，服裝無法生物降解時，使服裝成為時尚的顏色、亮片和其他裝飾品通常也會對環境造成危害。圖片：MARTIN BERNETTI／AFP／Getty Images猖獗的消費主義帶來的童工和可怕工廠條件等問題通常有據可查，但環境成本卻始終沒被公開，對環境的傷害也沒有被理解。事實是，快消時尚的用水量大得驚人——聯合國的一份報告發現，一條牛仔褲的用水量可達7500升。這相當於一個普通人7年的飲水量。UNCTAD（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估計，時裝業每年總共使用大約930億立方米的水，足以為全球500萬人解渴。時裝業已經成為繼石油巨頭集團之後第二大污染產業。該報告還估計，每年大約有相當於300萬桶石油的50萬噸超細纖維通過快消時尚在洗衣機的運轉下最終流向海洋。而服裝生產每年占世界碳排放總量的8-10%，比所有國際航班和海上運輸的總和還要多。工廠還經常將製造過程中的化學品傾倒入當地的水道和河流中，成為有毒物質，污染下游的社區。這在孟加拉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地尤為嚴重，這些地方被稱為廉價紡織品製造中心。不幸的是，還沒有一個下游的解決方案。據Insider報道，消費主義持續上升，2014年消費者平均購買的衣服比2000年多60%，這與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cArthur Foundation）發現的2004至2019年期間服裝產量翻倍的數據相吻合。在消費方式改變之前，智利沙漠中的有毒沙丘將繼續增長。https://www.ecowatch.com/chile-desert-fast-fashion-2655551898.html?fbclid=IwAR3Jk3tFd6f8jej0K6bgusiGnFGDV_mJWfE6mizm_48v2H-jIT7ZuMmJXBM香港藝術家程展緯長年以社會參與式藝術的方法實踐「公眾如何反思社會對勞工的態度」這一命題。多年前他曾「臥底」化身保安員，發起「請給保安員椅子」運動，成功為博物館、立法會的保安員，超市收銀員等服務業基層工作者爭取到座椅，減少他們長期站立之苦。他也曾經向公眾介紹並推廣清潔工人如何用錫紙兜來改造設計不合理垃圾桶，如何用廢棄辦公椅自製垃圾車……程展緯強調，「對勞工的民間設計不應停留在欣賞他們的聰明，要知道這些設計的出現很多是來自製度的冷漠」。程展緯在社交網絡上與港鐵外判清潔工一起倡議勞工權益.公共設施清潔工的工作環境、薪酬是程展緯近年關注重點。11月1日，藝術家入職成為港鐵外包清潔工，在大圍、沙田圍、顯徑和車公廟四個地鐵站工作。在一個月的「臥底」之後，程展緯在社交網絡上公開了這段工作經歷，揭露了時薪37.5元港幣背後的工作日常和不合理制度。在香港，37.5元為最低工資的底限，根據自治區政府《最低工資委員會 2020年報告》，2019年5至6月期間，全港最低工資的勞動人口只有 0.7%，其中清潔工行業有3600人，估計港鐵外判清潔工占約十分一。除了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發聲，程展緯還於12月5日在《明報》副刊上發布公開信《屎！看見了彼此》，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問責。他描述道：「有的屎會落在地上；有的屎卻會塗滿了廁板；有的屎會黏貼在牆上，以自身的張力抵抗整個地球賦予的地心吸力，加上屎味、漂白水味和香精的混合空氣，成就了一個魔幻異化的工作空間……」並在後文表示他並非想以此苛責市民的公德——或許有人因為行動不便而如廁困難，公共空間的日常運作需要有人來做污糟的工作——而是在提問為何這類工作只能得到一個不能夠支持生活的最低時薪，37.5元。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食環署（食物環境衛生署）雇用的公廁服務員時薪已經超過50元平均水平。（左至右）清潔工人職工會幹事梁芷茵、藝術家程展緯及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黃迺元在記者會上爭取港鐵外包清潔工勞動權益.香港地鐵75%股權為政府所擁有，將清潔等非核心工作外判給承包商負責。雖然經過民間勞工團體的爭取，政府外判標書中會鼓勵承包商提升前線員工薪酬，但港鐵的清潔服務仍然是價低者得，於是，承包商也會以最低工資來聘請清潔工。工人低薪還引發了人手不足的連鎖問題，港鐵站內的清潔工除了洗廁所，還要清潔大堂、閘口、月台、升降機，也要負責幫站長買飯。程展緯提及清潔工同事中不少是長者、新移民、單親家庭，以及需要照顧老弱病幼的家人或因多年工作而造成勞損的人——本來需要是需要社會支援的人群，卻因為工作待遇受到更深的桎梏。除此之外，清潔工是由投訴和投訴串聯起來的工作，工作上的被欣賞滿足感接近零。程展緯在公開信里還提到，作為防疫工作的前線，外判清潔工並沒有收到政府提供的1000元防疫津貼，每日僅獲1個質量欠佳的口罩（不少工友都表示實際每日至少需要3個）；工友被要求打疫苗卻不提供打針假；颶風颱風來臨時，市民可停工，而外判清潔工仍需要返工並無津貼……種種困境不一而足。12月15日，程展緯聯同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及清潔工人職工會的工作人員聯合召開記者會，進一步就問題提出訴求，要求調整時薪至外判改革後新制合約平均時薪47.5元港幣、改革外判標書、發放津貼等等。記者會結束後，港鐵方終於承諾與承包商商討改善清潔工友待遇，但程展緯卻突然收到承包商對他的停工通知。程展緯與工會警告港鐵，懲罰和歧視參與工會的工人的行為極有可能觸犯《僱傭條例》第 21B 條「雇員參加職工會及其活動的權利」，還表示這是違反合約的行為。雙方表示將繼續督促港鐵與承包商面對公眾，與大家進行有意義的對話，「打工仔的連結不會被停工」。
程展緯12月4日在社交網絡上「自爆」「臥底」身份.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1205/1638641676080/屎-看見了彼此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勞工/《工人有權參與工會%E3%80%80工人連結不會停工》—-兩清潔工會譴責港鐵歧視職工會會員聲明
and more.
撒古流・巴瓦瓦隆（Sakuliu Pavavaljung）12月16日，藝術家郭俞平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了一篇名為《小鎮故事》的短文，控訴一位排灣族藝術家「依仗權勢與受害者對其之信任」，性侵了一位19歲的女性。該藝術家疑為即將代表台灣參加59屆威尼斯雙年展的撒古流·巴瓦瓦隆（Sakuliu Pavavaljung），其也被選為將於明年舉辦的第15屆卡塞爾文獻展參展藝術家。三天後，另一位女性工程師實名指控撒古流·巴瓦瓦隆，稱其曾對自己有性侵的意圖。多位台灣藝術從業者在社交網絡上敦促當事人出面說明事件並且承認錯誤，目前撒古流尚未作出任何回應。關於是否應該撤銷或暫緩撒古流代表台灣館的資格以及撤銷其曾獲得過的其他公共榮譽和獎項的討論也在進行中。計劃將於明年4月開幕的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蔓生：撒古流」希望以部族傳統反思當代世界，由菲律賓策展人派崔克·佛洛雷斯（Patrick Flores）策劃。作為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主辦方，台北市立美術館在20日傍晚發出一則短訊：「由於台灣館藝術家撒古流之代表性引起外界疑慮，本館目前正密切關注此事並釐清中；在事件尚未明朗前，台灣館相關展務將先行暫緩。」
郭俞平發布的短文.
https://artouch.com/news/content-55458.html?fbclid=IwAR3S9Gw7_6smJ9Szi7EwYPmokYFLqCyUykFQenTBHF8eVG5jKS9TSt21_akhttps://www.cna.com.tw/news/acul/202111190206.aspx「朋友廚房」（Pawone Arek-Arek）的分餐預告.「不是慈善，而是一種抵抗」
印尼的社區廚房網絡
因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不同，新冠在全球各地的不平等性已引起豐富的討論，但對於群島之國，真正遏制病毒傳播的難度又加上一層地形。從疫情最初爆發，印尼朋友就曾與我哀嘆：「等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疫情都結束了，印尼也不會結束。」彼時我以為這是過度悲觀的預言，從2020年初開始，一種探索如何與疫情和凋敝經濟長期共處的「諸眾食物主權」模式吸引了很多注意：基於社群的公共廚房在多地湧現，在給予和接受中靈活流動，為街上忙碌奔走的人們 * 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安全保障。*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印尼靈活就業人數超過總勞動力的60%。
印尼第一例新冠病例確診於2020年3月2日，日惹食物團結（廚房）（Solidaritas Pangan Jogja）成立於2020年3月，發起人Dina是一名藝術家、策展人，也是「日惹的女兒」。她最早召集了三個廚房，到2020年7月，已有11個廚房加入。三個月時間，SPJ發出了上萬份打包好的食物。廚房可分為兩類，一種是普通廚房（dapur umum），一種是社區廚房（dapur komunitas），兩種廚房服務的人群不同。普通廚房給路上靈活就業人員提供食物，而社區廚房則主要由社區居民管理，為社區內部的脆弱人群準備。在SPJ網絡里，以Cepokojajar社區廚房為例，他們主要為老弱病殘和失業群體提供食物。但除了準備食物外，社區的人口數據也要不斷更新，這樣才能保證精準投放。能夠在短時間內成立一兩個社區廚房不難，但像日惹一樣能搭建出社區廚房網絡（SPJ Network）則是有前提的，不同社群已經在多項與城市有關的實踐中有機結合在一起，比如持續數年的反對日惹新機場（New Yogyakarta International Airport）強行征地的抵抗就為網絡提供了組織基礎。
「朋友廚房」的一次分餐.
泗水是印尼的第二大城市，其主要食物和原料供給一般來自周邊的衛星城Mojokerto和Pemalang，隨着新冠封城，城市一度陷入供給困境。從2020年6月，名為「朋友廚房」（Pawone Arek-Arek）的社區廚房以250元人民幣作為啟動資金，純靠社區內部和親友捐助運營至今。在解釋社區廚房時，有人喜歡引用西爪哇的習俗「perelek」，perelek最早是指「將各家戶捐出來的水稻放在竹籃里，以作公用」，後來在城市中，perelek衍生為「將多餘的食物和咖啡掛在門上，以便為社區守夜的人可以取走」。互助作為爪哇小農生存的根本法則，在危機時刻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泗水的Yurani（化名）說：「社區廚房不是慈善，而是一種抵抗，在新冠期間，人們最基本的需求沒有辦法被滿足，而政府對此無能為力。」如果僅僅將社區廚房理解成一種粉紅色的民間互助形式，則可能忽略社區廚房出現的根源：是政府置普通人於饑荒而自顧不暇。
「朋友廚房」的食物包.
11月11日晚，我通過視頻採訪了「朋友廚房」（Pawone Arek-Arek），視頻接通時，對方屏幕上忽然蹦出了十來個人——原來採訪這天的周四晚，正是他們每周一起煮飯的日子，每周一次的共煮（周四晚上）和分餐（周五下午）已經不間斷地持續了一年半，採訪結束後，大家就要一起去菜市場購買食物。第二天的食物會先在廚房的路口分發， 有剩餘時便會拿去別的街區。參與共煮的人有藝術家、導演、翻譯，也有gojek司機、商店售貨員等。「如果你問誰是窮人？我們都是窮人。沒有誰固定在給予，我們都在給予和接受，這是唯一可以讓所有人活下去的方式。」在instagram賬號（pawone_arek2）上，他們每周都會發布吸引人的海報預告分餐，雷打不動。他們告訴我，也有政黨想和他們合作，給他們錢，冠以政黨名義來圈選票，但他們都拒絕了，「我們現在沒有想擴張，持續做小的事情，也是社會運動。」當我們被一些「重大新聞」輪番轟炸的時候，也許並不因為這件事相對於其他事有多重要，更可能是媒體注意力分配不均，或出於迎合流量經濟的考慮，或限於各媒體背後的議程。當閱讀這些新聞時，我們無法得知與此同時，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正發生着重要的事。事實上，媒體本身就掌握着定義何為「重要」的權力。「與此同時」想要為大家搭建一個替代性「通訊社」，在信息過載而注意力嚴重分配不均的媒體生態面前，挖出全球新聞的「邊角料」——媒介目光的殘餘，比如主流媒體不關注區域的值得關注的實踐，再如被關注的大事件中那些有意無意被省略的小細節。我們期待依託這個頻道與世界各地的事件和實踐者建立多樣的關聯。試圖呈現不同領域的寫作者和行動者在實踐及創作中的經驗思考a journal, also a communityof independent practitioners and thinkers joined together by the discursive conditions of "youth".Founded and supported by HB Station,it operates with an autonomous editorial panel,connecting writers, artists, and activists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geographies,towards futures of coll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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