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狂生」之於張五常，是公認的名號。

年少在中國南部流亡，張五常自小混跡於市井，喜歡觀察人間多於作學堂課文。青年時代出國，張五常與美國經濟學家大師「切磋」，思想天馬行空、不受約束讓他收穫脫俗見解。的確，張五常就像一個「活化石」，讓我們能近距離看到芝加哥時代的「百花爭艷」，感受大師之風和自由之風。

與大師並行，張五常各種「天才」事跡不絕於耳：

有人曾問斯蒂格勒：數學對經濟學真有那麼重要嗎？斯蒂格勒回答：這是個愚蠢的問題！世界上不用數學還能站得住腳的經濟學家只有三個：科斯、阿爾欽還有張五常。

然而，1980年歸國後，張五常的光環卻漸漸被世人摘下。

與傳統的大家不同，他從不掩飾自己的驕傲和得意，也從不怕說出異類言論。有人認為張五常回國意在功利，有些「自毀招牌」。然而，張五常是過癮的。1986年，在經濟學家楊小凱對張五常的訪問中，張五常這樣概括：「七年來，我從產權及交易費用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改革，精彩之極，但可借這一個「節目」的觀眾，似乎就只有我一個人。」

張五常自己介紹，除了學生和教授生涯之外，逃過荒，做過生意，賣過古董，搞過藝術展，打過官司，當過分析員。在眾多的經濟學家中，張五常是奇人。他的狂妄與真性情混為一體，至今仍然是經濟學海灘里的一頑童，一狂生。

本文邏輯

一、亂世奇才

二、大師派對

三、狂生歸來

四、張公賣桔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30'，感謝分享】

亂世奇才

1935年，張五常在香港西灣河太富街十二號二樓出生。除去他隨母逃難桂林、在佛山念書的階段，他在香港的時光大多在西灣河一帶度過。

出生時，張五常的家境不錯，父親開的電鍍店鋪正興旺。張五常父親名張文來，年少從廣東惠州來港，當過役童、挑過石頭。做電鍍學徒時，自學英文，翻譯了一本電鍍手冊，被同行們奉為「祖師爺」。後來，張文來自立門戶「文來行」，賣電鍍原料。現如今，文來行已成為百年招牌。

張五常兄弟姐妹眾多，家宅位於西灣河對面的澳背龍村。張五常父母在澳背龍村的一個山頭上選好土地，建造新房。張五常回憶童年，年僅三歲的他被母親命令在院子裡監工，「三鏟沙要用一鏟水泥」。

六歲時，澳背龍村的溫馨童年戛然而止。1941年，日軍轟炸了香港的啟德機場，戰火燒到了香港。張五常一大家子商量好，兵分兩路。母親帶着七個孩子一起逃至桂林，父親與剩餘的孩子留在香港照看生意、店鋪。逃難三年，小張見識人間疾苦。

逃難雖苦，但學還是有得上。張五常的三個姐姐念了桂林醫學院，張五常與他哥哥進入附小讀書。學堂中，雖有讀書的安穩，但是因飢病而潦倒的小同學也不鮮。彼時同齡小孩子的境況，張五常年久難忘。

1944年，日軍將要攻至桂林，桂林城防守司令相繼發出一號、二號疏散令。到9月，發布三號強迫疏散令，要桂林所有居民三天內離開城市。學校里人漸漸空去，年僅八歲的張五常也混跡在兵荒馬亂的流亡隊伍里。他孤身一人，跟着火車逃回柳州。大亂之下，母子一行人歷經輾轉，最終在桂平會合，繼續找地方避難。

母親帶着七個孩子，一路行至那沙。張五常兄弟姊妹病着的休養，年長的姐姐們通過為村民修補衣服來換取食物。張五常背着年幼的妹妹，在草叢田埂溪流之間儘可能尋找些吃的。在那沙這個遠離人煙的小村落里，張五常每日在農田看農夫耕種，在曠野間奔走。日後他寫道，「二十二年後，在那沙所見的給我一項很大的回報。我在《佃農理論》中能清晰地解通中國農業運作的密碼，是因為對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資料數據時，在我的腦海中，年幼時在那沙見到的農作景象一幅一幅地浮現。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多年以來，我不認同經濟學者頻頻用回歸統計來分析數據，因為我認為他們基本上不知道有關的行業或市場究竟是怎樣運作的。另一方面，如果從事研究的人清楚地知道一個行業的真實運作情況，要解釋或推斷，回歸統計這個法門的作用不大。」【1】

1945年，戰亂結束，張母終於帶着六個孩子安然無恙抵達香港。

或許是天然個性，又或許是逃難這三年的經歷讓張五常習慣天馬行空、不拘約束。回歸正常的校園生活後，他卻常吃學校規訓教育的苦頭。「我喜歡來去自如，獨自思考，老師說的我不喜歡聽就魂游四方。同學上課，我自己會跑到佛山的田園呆坐到夕陽西下。（佛山）華英的日子吃不飽，衣服殘破，無錢理髮，提到張五常，老師與同學無不搖頭嘆息。」

17歲，張五常升至香港皇仁書院繼續念書，頑性不改。留級一年後再考試，主要科目作文科差一分不及格，最終被驅逐離校。離校後，張五常便在父親的店鋪打工。閒時，他混跡於太寧街，結識了一群奇人異士，與他們談天說地。這群人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是思維活躍，各有稟賦，其中有後來拿下乒乓球世界冠軍的容國團，踢足球的黃文華，名詩人舒巷城等等。張五常自己也多才多藝，書法、攝影后來都取得了一些小成就。

童年，逃難，曠野生存，後又玩耍於市井之間，這一切讓張五常極為入世通達，以至於後來做經濟學學問時，他不滿足於僅僅在理論樓閣中尋找，而是總想要親自去實地，去找找看看。

長年來，張文來常年在外做生意，對張五常的照拂關心都很少。張五常離校的這一年，父子二人對談變多。然而，同年張五常父親便因病去世。父親去世前，教導他，「我認為你是可造之材。你不喜歡讀書，做生意也罷。但別忘了，我對有學問的人五體投地。」

1957年，已經二十二歲的張五常離開香港，前往加拿大多倫多。這一趟出行是為着生意，但他也想「試試運氣」。到了多倫多隻幾天，張五常就決定留在這裡讀書。他花了兩年時間自修英語，二十四歲這一年考取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從此，又開啟了一段常人難遇的求學經歷。

張五常正好趕上了經濟學界百花齊放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從本科到博士後，張五常遇見了近十位二十世紀的大師，而他那突破常規、汪洋肆意的思維方式在自由學術上別開生面，也討得了眾多大師的歡喜。

大師派對

下定念頭要讀書後，張五常在學術上一路向前。1959年拿到了學士學位，62年拿到碩士學位，67年拿到博士學位。張五常後來也感嘆，像他這種「頑劣」之人在美國的教育體系中反而如魚得水，其兒子侄子亦如此。

本科階段，張五常選修科目多且雜，對歷史極感興趣。必修課程完成後，他又在旁聽課上花費心思，專挑功力精湛的教授去旁聽求教。

1962年，張五常已經拿到了碩士的學位，他慕名而去，去旁聽了教授傑克·赫舒拉發的價格理論課程。赫舒拉發此前曾在哈佛、芝加哥大學教經濟學。在張五常的印象中，赫舒拉發是一個極為謙遜的老師。張五常思維活躍，在赫師的課堂上不停提問，有時課堂甚至演變成兩人的問答。兩年後，赫師發現張五常仍然在旁聽自己的課程，感覺奇怪，而張五常答：你的理論我早就通過你的著作學會了，我旁聽只是為了學你的思考方式。

研究生完畢，張五常在院裡已經出名，以能答疑難題、大膽活躍著稱。這時，教授阿曼·阿爾欽來到了本校。阿爾欽在1950年發表了《不確定性、進化和經濟理論》，享譽學界，也是現代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張五常曾為阿爾欽感到可惜，因為阿爾欽有關產權的大多數理論都是課堂口述，而無成書立著。

早前，阿爾欽以授課天馬行空、不拘一格就在同學中小有名氣，十分吸引張五常。況且，阿爾欽在價格理論上的功力也被多位老師肯定。張五常一直認為價格理論是經濟學的基礎，想要通透掌握，也極為深難。因此，「凡有高手講價格理論，定不會放過。」

不過，阿爾欽在課堂上並不討論難題，反而常常拋出一些最淺顯和簡單的問題。第一節課上，阿爾欽拋下一個問題：「假設你在一個有很多石頭但是沒有量度工具的海灘上，你怎樣才能知道某一塊石頭的重量」 。同學們一個個說出回答，阿爾欽不作一聲。接連幾堂課，阿爾欽一直沒給出回答，任憑學生自說自話。直到第五個星期，阿爾欽進教室後，便問道：你們明白了嗎？學生問：明白什麼？阿爾欽說：量度石頭重量的困難。隨後阿爾欽滔滔不絕闡述了量度與推斷的關係、客觀與價值觀的區別，令張五常印象深刻。第二個學期，阿爾欽又以一個問題「什麼是貨幣」開題，讓同學們盡情討論了這一問題的答案。張五常旁聽了阿爾欽教授的六個學期的課程。到了第三個學期，才慢慢領悟。此後，能聽盡聽。

受阿爾欽的影響，張五常反覆思考最淺顯的答案和現象。而每向老師提問前，張五常通宵達旦在圖書館翻閱數據，才能與阿爾欽交鋒幾次。時間久了，阿爾欽才允許張五常去他的辦公室問問題，學生中有如此待遇的也僅有張五常一人。

1964年，張五常開始為博士論文做準備。好幾個選題都無法成型，他索性拋開論文去搞攝影六個月。1966年初，張五常在長灘大學任教，他偶然在圖書館裡發現了全套的《台灣農業年鑑》。土改後，政府對地主分成做上限約束，而在這種管制下，農業的產量竟然大幅上升。這引起了張五常的好奇。他發現這本圖鑑數據翔實，並無異常。後一鼓作氣，花了幾天時間做了理論上的推演，理論模型成功。如張五常所說，「理論這回事，要不是想不出來，就是靈機一觸，三幾天就可鳴金收兵。」隨後他又花了四個月的時間，用數據計算的方式多重驗證自己的結論，發現一一對照。

十一月，張五常將11頁論文初稿寄給了加州大學的教授們過審。論文初稿研討會那天，張五常驅車前往，十多位教授參加了討論會，赫舒拉發、阿爾欽均在列。然而，張五常的論文結論引發了現場多位教授的爭議。讀到第一頁，許多教授就認為張五常的結論大錯特錯，開始爭論。第二頁的闡釋又花了三個小時，張五常每一句闡釋都遭到導師們的輪番提問。如此，從下午五點到晚上十一點，爭論不休，沒有結果。

回程路上，張五常心灰意冷，打電話詢問赫舒拉發是否需要放棄題目，但卻得到赫舒拉發的高度讚揚。一個月後，阿爾欽打來電話，告訴張五常可以開題。

張五常用了8個月時間就完成了論文，兩位導師也先後給張五常的初稿進行校正，阿爾欽的修改更是逐字逐句，首版批改得面目全非。張五常最初拿到手時都快哭了，回家後對着修改一處一處消化，「越看越心驚，越看越佩服」，不知不覺一夜過去。在大師指導下寫論文，讓張五常受益無窮。他說，從此他懂得了如何寫「明朗的文章」。學術作文切忌舞文弄墨、模稜兩可，概念要清晰，思維要連貫。這樣的信條張五常謹記一生。

張五常的這篇畢業論文《佃農理論——引證於台灣的土地改革》，後來成為了現代合約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佃農理論有幾個前提：第一，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因而存在一個市場薪酬，所有的農戶和地主可以相互選擇；第二，農戶可以與地主協商分成的比例。在這種情況下，張五常用台灣的農業年鑑數據論證出，無論採取定額還是按比例分成的合約模式，最終土地的效率不受影響，地主和農戶的收入也都不受影響。

其實，《佃農理論》是通過對不同的合約收入進行理論推演和數據論證，從而再次驗證了科斯曾在60年發表的《社會的成本問題》中提出的理論。這篇論文源於科斯當時所在的芝加哥大學流派與古典經濟學派發生的一場大辯論，原本是為了闡述外部性問題，但現在成為了現代產權理論的代表作。這一理論被命名為「科斯定理」，它解釋為：在產權明確且交易費用為零的前提下，無論產權歸誰所有，都不影響最終的效率分成。除此之外，佃農理論的研究還引出了幾個重要的命題研究，後來張五常就外部性、私產分別著作。

《佃農理論》在當時便得到了諸多經濟學大師的首肯，芝加哥大學只看到了第一章便決定給張五常發放博士後的獎學金，並給他為期一年的研究員職位邀請函。論文的理論部分《私產與佃農分成》也被發表在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報》上。其實，弗里德曼早先就在一次研討會上注意到了張五常，也曾向經濟學系推薦過張五常。就這樣，1967年，張五常來到了芝加哥大學。

可以說，這是芝大經濟學的黃金時代。張五常遇到的同僚里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人就有六個。而且，芝大的學風活躍，討論會和宴席日日不停，張五常可與這些經濟學大師們比肩暢聊。張五常的辦公室就被安排在弗里德曼辦公室隔壁，兩人均是思維敏捷之人，上下班路上暢聊經濟學問題，結下了深厚友誼。日後，張五常的婚禮交給了弗里德曼主持，弗里德曼來華，也是張五常一路安排。

聊張五常的芝大時代，不能落下科斯。這兩人一見如故。張五常這樣描述兩人的相識場景：

我對科斯自我介紹說：我花了三年功夫讀你的《社會成本問題》。科斯問：你認為我那文章是說什麼的呢？我回答：是說合約的局限條件。他站起來，說：到底有人明白我了！【1】漸漸，張五常發覺，科斯的思維與自己最像，不用數學，不談邏輯，尤其是在實證研究上兩人秉持相同的態度。與科斯一起，張五常在合約、產權及交易費用上的研究日益精進。1937年，科斯發表了《企業的本質》一文，當中提出了「交易費用」這一概念。如果按照結論，既然幾種合約有相同的效果，那麼市場為什麼會選擇不同的合約？張五常經由佃農理論衍生出來的疑惑，正是科斯的「交易費用」給了靈感。「我恍然大悟，突然意識到科斯的公司文章也是在講合約的問題」。合約，是約束競爭的制度。而在現實世界中，約束競爭也有費用，也就是制度費用。

在芝加哥大學不足兩年，張五常接到了華盛頓大學的聘請，這是一份終身僱傭邀約，而且給的薪資更高。張五常本就覺得芝加哥大學太過熱鬧，更願意尋一個清淨的地方在思想世界裡獨處。1969年，張五常前往西雅圖任職。這裡也有他在香港愛看的海景。

狂生歸來

1979年，撒切爾夫人辦公室向張五常發來約稿，詢問他：中國會走什麼道路？

張五常同年剛好訪問廣州，結合在中國的見聞，做好理論構建，最終完成一篇文章。張五常當時的結論是：「中國將來所採用的產權結構必然與私有產權結構極其相似。」

這種轉變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根據見聞預料，仍然基於理論上的推演：制度是界定產權結構的法律和規條，人們根據制度來競爭交往，制度約定了人與人競爭交往的局限條件和規則；而私有產權與公共產權就是兩種不同的制度。現實中，制度的運行和選擇都是有交易費用的。遵循局限下取利這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社會會選擇一個交易費用低的制度。要解釋制度選擇，就需要證明在有限條件下，這種制度的交易費用是最少的。「同樣，倘若知道局限條件發生了改變，我們就可推測制度的轉變。」

1980年，美國經濟學會上，科斯約見張五常。他簡要說：「聽說中國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國去。經濟制度的運作你可能比任何人知得多，又懂中文。他們不改，無話可說，但如果真的要改你回到中國的貢獻會比留在美國的大。」

科斯的囑咐張五常沒有回應，但是卻記在心上。幾個月後，張五常被告知港大經濟學講座教授有空位，科斯也催促他接受邀請。就這樣，張五常在這個激盪的十字路口回到了中國。從此，他開始跟進中國改革。

回國後，張五常要開啟中文寫作的習慣。第一篇中文文章《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是張五常口述，朋友執筆完成。他在文章中指出，只有價格機制才不會導致租值消散；而價格體制只有在私有產權下才有實現的可能。這一篇文章，就正迎上了經濟改革的命門，唱響時代的回音。隨後，張五常頻繁發文。1984年，他寫下《賣桔者言》，1985年寫下《中國的前途》，1987年寫下《再論中國》。這些文章語言直接，風格犀利，有些時時跟進時事，引發了許多關注和爭議。

其實，回國前後，張五常花了一番心思，如何才能讓中國決策層接受他帶回來的市場理論？

「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銷呢？我的老師阿爾欽被譽為產權經濟學之父，但他的重要貢獻是產權與競爭的關係，解釋起來不會一招打中中國需要改革的命脈。弗里德曼是自由經濟的頂級大師，但提到『自由』……何況該詞要從局限約束的角度看，解釋很麻煩。【2】」

最終，張五常選擇了科斯這張牌。況且，他認為中國要做經濟制度的改革，產權和交易費用是最佳視角。對於這個他與科斯鑽研多年的領域來說，也正逢其時。

張五常知道，「私字當頭，北京大忌」。他選科斯的理論，不強調私有產權的優越或重要，而是從權利界定的角度看私產。1970年，張五常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私產的界定在於使用權、自由轉讓權、收入享受權，而無關乎所有權。80年代前後，在求賢若渴、急於改革的路口，張五常多次被地方官員請來討教答疑。他同樣將這一理論解釋給重要人物們。

1985年，張五常寫道：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到了比較困難的境地，若要繼續改進，震撼性的決策措施是需要的。有關解除外匯管制、解散國家職工、國營企業改民有、土地出售等待革政策，他大膽諫言。

就土地改革這一項，1985年，張五常被邀請至北京做調研。張五常大膽提出，所有權並不重要，建議將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所有權歸國有或公有，而使用權可轉讓給私人，在市場上流通。作為改革開放的領頭羊，深圳政府的步伐更為大膽。1986年春天，深圳政府邀請張五研討出讓土地的可能性，張五常提出：土地的共有權不變，而使用權、收入權及轉讓權可界定為私有，同時要明確使用權的範圍界定。1986年6月，張五常發表文章《出售土地一舉三得》。

而張五常也沒料到，次年冬天，深圳開啟了全國第一塊土地舉行「公開競投」的嘗試。當時，甚至有人去香港大學找到張五常，問他哪裡可以借得一個拍賣時用的木槌。最終，深房集團以525萬的天價拿下了中國首次公開拍賣國有土地的使用權。深房集團在這塊土地上建起了深圳東曉花園。新房發售後，不到一小時就賣完了，深房公司淨掙近400萬元。後來，這塊記錄時代的木槌也被收藏於深圳博物館中。

回國後的角色轉變，於張五常而言，似乎沒那麼重要。他於自己的定位從來都沒變：「可以這樣說：當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時，關於制度運作的知識，如果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是個可以替他們打通經脈的人。但我不是個改革者，不認為自己可以改進世界。另一方面，覺得有責任為中國的青年做些什麼。

後來以淺白的語言解釋制度運作，我的立場是既不領功，也不勉強。只希望很多很多的文字解釋放了出去，北京的朋友會考慮，會選擇。」【1】

張公賣桔

2000年初，有關張五常的批評和爭議達到了高峰。

跟蹤現實、敢於說話為張五常帶來了許多曝光度，媒體一度將他奉為「華人經濟學家之首」，但也遭到國內學者批判。經濟學理論掌握通透後，張五常喜歡用最簡單、最本質的話解釋清楚。他寫作了一系列暢銷散文，在網絡上流傳甚廣。張五常那一頭飛舞的白色捲髮、古銅色皮膚標識性長相常見於各門戶網站首頁。面對高深莫測的經濟學，張五常是一批青年的領路人，因其通透、明了而受歡迎。然而，這些成果往往會被主流經濟學界看輕。

其次，張五常之個性，不好掩飾，與自省內斂的中國儒家知識分子形象完全不同。在一連串的短文中，張五常暢意所言，不懼一些觀點令人驚掉下巴。他曾說，「貪污是與道德無關的……從走後門轉向貪污是一個好現象，因為這反映了權利的界定是逐漸從幹部階級特權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方面」。再譬如他提出中國不需要最低工資保障的言論、反對新勞動法的言論，都惹來許多批評。

常在公共話語中出現的人物，真性情招惹爭議實屬正常。然而在時代潮流略微尖銳時，出格的觀點便成了靶子。

2004年，十一位國內大學教授聯名批判張五常，矛頭指向張五常提出的「私有產權」、「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改革。

當張五常決意回國跟進中國改革後，這幾乎無可避免。況且，狂生之所以是狂生，是因為他本身就不看重這些口水仗，「我的文章寫出來就是任你評的，對我人身攻擊沒有意思。你說我不行，我不行也無所謂。你厲害過我很容易，你拿篇文章給我看看。」

在張五常的內心，經濟學成就的評估不能更原始：「做學問這個行業，論成敗，沒有什麼能比得上一篇重要文章。」文章是理論成果的精華，也是可經受實踐、時間考驗的呈現。

張五常長期堅持的一個信條是：能夠用切實可行的、最簡單和本質的原理能夠解釋現實解釋現象是重要的。這一點，也貫徹於他的經濟學研究之中。張五常在學術研究上大力推崇和踐行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論。科斯曾對他的助手說，經濟學裡做實證研究的，沒有人能超越張五常。張五常自我評價：「作為一個研究價格理論的人，對實證工作好之成癖。」

的確，張五常的學術文章中頻繁見到各樣的實證樣本，他寫《蜜蜂的神話》，三番五次前往農場，自己快成了養蜂專家。研究價格分歧，他帶學生在除夕夜街頭賣桔子，最終發表為《賣桔者言》，流傳甚廣。寫論文，張五常亦不喜用數學，或者統計數據，「喜歡在街頭巷尾跑，對古靈精怪的小現象筆下留神」。

張五常也堅信，經濟學解釋世界的正確性不亞於自然科學。「只可惜經濟學沒有人造的實驗室，局限的存在及轉變只能由經濟學者到真實世界考查，不能在實驗室內把儀器隨意調校。」

而局限條件的尋找，包括如何將理論中的局限條件轉換為現實可觀察的變量指標，正是考驗當今經濟學家功力的地方。張五常感嘆如今的經濟學研究走下坡路：當今經濟學者因為在「局限」上不下功夫，經濟學在現實世界的研究難以為繼，只能轉而編織新的概念。

無論是抱着同胞相眷還是走近時代劇變的心態，張五常在跟進中國改革這條線上做了許多事，中國恰似新制度經濟學的試驗場，張五常過足癮的同時也不負當時的老師、摯友科斯的期待。

2008年，為答謝科斯組織的中國改革問題研討會，張五常撰寫《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給出了「中國模式」高增長的原因：縣域競爭。張五常的縣域競爭理論認為，縣與縣之間的地方政府相互競爭，是中國過去幾十年高速發展最重要的原因。這一觀點也是基於合約理論的演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達成的分成是一種合約，明確產權後，地方政府之間會自發競爭。這一觀點影響力很大，後來引起了許多經濟學家的回應。

除此之外，科斯與張五常共同期待的就是能夠在新制度經濟學上再度發力，革新經濟學的模樣。晚年，張五常出版了《經濟解釋》一書，將通透的解釋與精湛的功力相結合。至今，張五常已經八十六歲高齡，仍然筆耕不輟。新冠疫情發生後，遙居一島的這位老人仍然時時關心中國發生的事情，他寫下對中國經濟的七點建議。2021年六七月，還就中國的高校體制發文，筆鋒明了、通透，保持着一貫風格。上一周，他仍然更新了自己的博客，與「同學們」見面。

如果要探尋張五常對今天中國的意義，可能還得回到產權與合約思想中。他的《賣桔者言》中有這麼一段話：「中國在魚塘養魚的悠久歷史，證明了中國在地產上私產制度的施行，要比歐美早得多——中國在唐、宋期間的富庶，可不是僥倖的。以天然環境而論，魚塘養魚的條件怎可能及得上大湖？私產保障的需要很顯然將魚從湖裡帶到塘中。【3】」

狂生五常，一個有趣的靈魂！

參考文獻：

【1】五常學經濟，張五常，中信出版社；

【2】經濟解釋，張五常，中信出版社；

【3】賣桔者言，張五常，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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