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廣告：畫面中一個小男孩推開父母的臥室門，見到他們還在休息，心想；「媽媽還在睡覺。」然後拿出米老頭蛋黃煎餅，自己開心地吃起來。等媽媽醒來，看到兒子在吃餅乾，又驚喜又愛憐，兒子則舉着餅乾說：「媽媽你看，以後你可以多休息十分鐘了！」片尾則是包括兩個老人在內的一家五口快樂地吃着早餐。
這看起來是個極普通的廣告，但在一些女性受眾看來，可說是女性刻板印象的範例：雖然是父母都在安睡，但早起十分鐘給孩子準備早飯被默認為是媽媽的事。用我一個朋友的話說：「我敏感的是：為什麼家裡那麼多人，而『媽媽』是唯一被設定為不能再多睡一會兒而要起來給全家做早飯的人？」
這在網上也激起了一陣討論。最常見的反駁是「你想太多了」、「玻璃心」，而另一種反對聲音則認為，這不過是信息傳播中很平常的事，因為如今沒有任何一則訊息可以讓所有人滿意，該廣告也不過是想「找對人、說對話」罷了。也就是說，廣告沒有義務去做政治正確性的教育，它只是希望這個畫面能打動那些善於自我感動的中國母親去購買而已。當然，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即在一個多元的環境下，各種聲音都會有，也不可能討好所有人，但它迴避了一個問題：廣告這麼說到底有沒有隱含對女性的歧視？你不能因為反猶的言論有人聽，而當人們批評時就來一句：你們不是我受眾，我只針對有限人群說話。在我看來，不論如何，這種對女性身份預設的敏感是值得珍視的。我時常有一種隱約的感覺：我們這些中國第一代網民，可能也是對大眾傳媒中隱藏的歧視性話語敏感並抗議的第一代中國人，這應該和個人權利意識的普遍強化有關。由於缺乏類似美國1960年代民權運動那樣深入全社會的經歷，在現代中國社會中常常人們常常毫無顧忌地表露自己的偏見。「阿三」、「黑鬼」這樣涉嫌種族歧視的蔑稱，在網絡上、甚至在公開場合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一個信息技術的高級經理在微博上評論說，以後微軟的項目都會外包給阿三——他這樣說並不擔心會被找麻煩。何偉在《尋路中國》中曾說：「在中國，任何公司根據籍貫而進行地域歧視都是違法的，儘管這種做法時有發生。……沒有禁忌語，沒有間接迂迴……人們怎麼想，就怎麼說出來。人們進行的評價極盡直白，根據興致或偏見行事，十分隨意。」不僅如此，招聘時對年齡、性別乃至星座、血型的歧視都存在，你可能會被告知，對於你所應聘的這個職位，你「性別不理想」，又或者是星座不合（雖然這未必直接說出）。當有人質疑這些行為時，他們最經常得到的答覆通常是：「你想太多了」、「你太敏感了」、「都這樣啊，這有什麼問題？」就好比男人常用「你能不能冷靜點」試圖剝奪女性言論的自由和合理性，並且默認生活在某一價值體系下的人不需要甚至不值得思考和改善他們所面對的處境。《文明的進程 : 文明的社會發生和心理發生的研究》諾貝特•埃利亞斯在其名著《文明的進程》中曾說，「文明」有賴於培養一種意識，即內在地開始覺察到某些行為（諸如隨地吐痰）是可羞恥的。也就是說，這裡存在某個臨界點，在越過這個點後，人們便對一些以往不當回事的行為感到羞恥。如果是這樣，那麼在個人權利上，對歧視的敏感或許也是如此。在19世紀時，歐洲人將霍屯督人等「原始人」公開展出，毫無顧忌地表露自己的好奇心，卻沒意識到這是對他人人格和尊嚴的侵犯。消除歧視需要從意識到歧視的存在開始。以前或許的確「都這樣」，人們也常常不當回事，正是隨着個人權利意識的發展，人們才越來越「敏感」。美國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才開始特別關注個人的自我價值，以往那些通常被視為是個人問題；直到平靜的1950年代，也沒有哪個社會科學家能預測到接下來的一幕會是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可以說，中國現在也到了需要關注這些的階段。衡量這一點的標誌之一，便是近幾年來觀眾對春節聯歡晚會的節目中涉嫌性別歧視、地域歧視的爭議越來越多。2015年春晚更被視為集大成：從外貌歧視（嘲諷矮個、胖子）、就業歧視（女領導靠性上位）、剩女歧視、對女性整體認知的歧視（二十塊就領走的二手貨），以及幾乎年年不缺的地域歧視和口音歧視（南方人的普通話發音常被取笑）。這些以往可說也都有，但現在則激起人們越來越多的反思和爭議。2015年春晚小品《喜樂街》中對女神和女漢子的對比，被議「春晚歧視女性」，但當時卻有媒體評論認為這是「小題大做」當然會有些人覺得這很掃興，「這只是開玩笑而已，別那麼當真嘛」，然而歧視之所以不應容忍，正是因為需要從受歧視者的角度出發，無疑在他們看來，這並不好笑。1995年我剛上大學時，社會學老師在課上講起他們讀大學時把「農民」當形容詞來使用，比如「你好農民」就是「你很土」的意思。她說到這裡，扶着講台笑得花枝亂顫，一屋裡的同學也哄堂大笑，但我和幾位農村出身的同學笑不出來。很多事看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黑人民權運動的導火索，只是因為那個縫紉女工羅莎•帕克斯在公交車上拒絕站起來為白人乘客讓座；她並非第一個這麼做的黑人，但只有在1954年的美國政治環境中才引發了那麼大的社會反響。一個小品或一個節目中所隱含的歧視意味、一個學生為教師打傘，這些以往看來「很正常」的事，在將來可能會引發越來越多的爭議，不是說以前沒有，而是早先的國人對此不敏感或缺少進入公共討論的渠道——在這一點上，網絡極大地便利了這類公共話題的爆發和延燒。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便是人們對個人權利會越來越珍視，以及權責邊界的進一步釐清。也只有每個普通人逐步意識到日常生活中潛藏着歧視狀況，提高敏感並為此發出聲音、做點什麼，這千千萬萬的人為自己所在的群體去爭取權利的小事（也許是很小的事），才能推動改變。借用我朋友淡豹的話說，我們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民權政治」。不過，不要以為這些歧視和反歧視的鬥爭，總是以反歧視逐漸占據上風的曲線發展的，從國內的狀況看，有時甚至倒是反過來的。很明顯的一點是：近二三十年來，外貌歧視是比以前嚴重多了。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外表不重要。長得美/帥好像沒什麼意義，很少人特意談外表，而總是講「鳥美在羽毛，人美在心靈」，有時甚至到了刻意迴避的程度。但這些年來社會的重大變遷之一是，人們對欲望越來越不遮掩，直接就談「看臉」，所謂「人丑就要多讀書」、討論「顏值」，儘管時常以半真半假的戲謔口氣進行，但卻儼然已獲得社會公認。儘管這對於早先的正統教育和清教道德觀來看，可能也有某種「解放」的感覺——尤其是女性對「男色」的談論，我是2000年在同事的討論中才第一次發現，男的長得帥也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對女性美的頌揚往往也與性別歧視的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所以才有軟件公司說專招女性雇員去給程序員解壓這種以讚美外型、需要為表，以性別歧視為里的事，所謂「顏值福利」本身就隱含着對女性的歧視。從眼下的社會輿論看，人們在這些日常生活政治的爭議中，所關注的焦點是「平等」（在美國，以1965年為界，此前民權運動的標誌性詞彙是「平等」，而之後則是「解放」），是不同的亞文化群體、社會組織都開始說出自己的聲音、表達並爭取自己的權利，並對抗那些歧視的話語。這不僅僅是一個公共生活的問題，按Will Kymlicka在《當代政治哲學》中的觀點，「女權主義者越來越達成了這樣一個共識：要爭取性別平等，就要超出公共歧視的範圍，就要消除在私人領域中——如家務勞動中——貶低婦女的模式。」這些個人權利的實現，實際上意味着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但如果說這樣一個消除歧視的未來對一些人而言是好事，那麼它必定也會讓另一些人不舒服。人們會覺得煩瑣的「政治正確」本身就很可笑，而有些人對自己「受歧視」本身簡直是過度敏感了。在1993年的美國電影《黑白追緝令》（Amos & Andrew）中，一位事業有成的黑人作家在其度假島上的房間裡遭遇了一位貧窮的白人小偷，但與這種社會地位的反差不同的是：這位黑人仍堅持認為自己所遭受的一切不順都是因為自己身為黑人而受歧視或不公正待遇，劇中Nicolas Cage飾演的這位白人竊賊完全不顧政治正確地嘲諷：「誰在乎你是不是黑人？」在美國，有許多人嘲諷和抱怨這改變或扭曲了原有的社會關係——例如在告解時，現在神父一定要求有第三人在場，以免宗教儀式中碰頭等身體接觸的舉止被控告為對女性的不尊重乃至性騷擾。對「政治正確」過敏或許適得其反，但至少眼下的中國，對歧視的敏感不在太多，而是太少了。拋開這些意識形態的爭論，讓我們重回現實：在類似「媽媽多休息十分鐘」的廣告中，究竟該如何看待這種據說「順應市場邏輯和傳播學」的話語？如果知道編導和廣告人為何那樣編節目、拍廣告、目的何在、有哪些傳播和商業上的考慮，實踐者才能知道可以怎麼做、又需要如何做。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廣告總是需要迎合消費者，而不敢或不必冒犯他們。回到開頭的那個廣告來看，其實本身便是一個與現實脫節的情節。它只是極力去迎合一種傳統觀念：一家人其樂融融的「和諧」、「圓滿」、「幸福」，那種長幼有序的相互體貼，而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早晨溜起來偷零食吃，也在「懂事」的親情掩護下，變成了體貼父母之舉——雖然從畫面上看，其實更值得誇獎的是他自己穿好了衣服（而媽媽也是一起床就完全梳洗穿戴整齊了）。雖然廣告中預設的是「媽媽起來做早餐」，但這就像「我願意生活在新聞聯播中」一樣，是廣告假想出來的生活，在現實中，尤其三代人同住，年輕的媳婦起來做早餐？別做夢了。但凡醬油、雞精、食品之類的廣告中，往往多有三代人「家庭溫馨和諧」畫面，而通常又總是那個年輕的媽媽來負責全家飲食，它預設的社會性別似乎是，女性應成為「好媳婦、好媽媽、好妻子」，但現實中哪有那麼多擅長廚藝的年輕媳婦？家庭和睦，可想還會繼續出現在這類廣告畫面中，因為眼下尚無能更好取代它的價值觀。但如果在未來，消費者逐漸地也很個性化了，那麼推出和真實生活一致的廣告或許也會大受歡迎，比如「也可以是爸爸做飯」、「不結婚也可以」。當社會多元化了，整體上大家接受了，而這些小群體也有了自己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那他們的心理便會有品牌樂於去予以滿足。市場化解決不了所有問題，因為不是所有人在市場上都有同樣的消費能力（相當於投票權）和話語權，但它是也可以用來推動一些改變，只不過，它往往是日常生活政治的結果，而非原因。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