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引言

聯合赤軍事件發生至今已有五十個年頭。五十年前的1972年2月19日，日本新左翼派系聯合赤軍的五名成員為躲避警方搜捕，進入長野縣輕井澤地區名為「淺間山莊」的企業別墅，將山莊作為防守堡壘，以管理員之妻為人質，運用攜帶着的槍支和管炸彈為武器，與警察、機動隊展開了持續9天的攻防戰。山莊最終在攻方的強行突入中陷落，五人全數遭到逮捕，該事件後被稱為「淺間山莊事件」。對事件的關注在日本造成了萬人空巷的局面。電視媒體對事件的連日直播，至今維持着史上最高的收視紀錄。事件標誌着日本新左翼運動走向悲壯終局，也在日本戰後史和同時代人的集體記憶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然而，淺間山莊之受到異乎尋常的矚目，除卻事件本身的奇觀性，部分也是因其蒸騰起了社會大眾在1960年代這個「政治的年代」中尚未燃盡的滿腔熱血。與後來的印象不同，多數日本民眾在當初並非將事件看成恐怖分子的極端暴行。相反，事件發生時，社會輿論中湧現出了大量抗議政府暴力圍剿，支持聯赤成員抵抗的聲音。在相持期間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日本民眾把據守山莊的五人看作學生活動家，認為需要將他們區別於普通的罪犯來加以對待。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高校舉行大規模集會，學生們奔走街頭並散發傳單，呼籲大眾支持抵抗者並反對暴力鎮壓。面對體制方成千上萬的武裝部隊，五位勢單力薄的左翼青年學生負隅頑抗，誓要戰鬥到最後一槍一彈的場面，在當時引發了廣泛共情。在剛剛過去的1960年代裡，政府對美軍越戰的支持、為建造成田機場等設施而進行的強制拆遷、官方背景化工企業造成的公害污染等種種問題，引發社會上強烈的反體制情緒，社會大眾即便沒有直接參與反對鬥爭，也難免會對這些懷抱社會變革理想、公然反抗權力的左翼青年懷有同情。在山莊最終陷落後，對事件的積極認識不減反增。遭到逮捕之際，被高壓水槍淋得不成人形的五人被大量警察架着抬出，卻仍然怒目金剛地保持抵抗姿態。這一形象經過媒體轉播而為人們所熟知。被劫為人質的管理人之妻在事發期間得到妥善對待，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拒絕作出任何不利證詞。這使得人們更加信任這些學生運動家們的正直和真誠。然而審訊階段中暴露出的一件可怕事實，令社會輿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從警方的調查中人們獲悉，自去年年末開始，包括五人在內的聯合赤軍29名成員為接受武裝抵抗所需訓練，進入群馬縣榛名山建設山嶽基地開始共同生活。然而在此期間，共計12名成員在遭到其他同伴的暴行後喪生，死因包括長期虐待、被縛於室外而凍死，以及短刀、冰鎬刺殺或是繩索絞殺。這一連串的集團內部暴力事件後來被稱作「山嶽基地事件」，與淺間山莊事件一起統稱「聯合赤軍事件」。在其極度惡劣的負面影響之下，1960年安保運動以來洶湧澎湃的政治運動能量迅速走向冷寂。聯合赤軍事件徹底改變了日語中「左翼」一詞的色彩，普通民眾自此開始談「左」色變。許多原來的左翼青年逐漸放下變革理想，開始沉溺於消費社會和泡沫經濟時代的紙醉金迷。時至今日，只要有如同SEALDs*那樣青年學生的社會參與，種種保守人士便會從四面八方出現，宣稱他們馬上就要重演聯合赤軍的暴行。然而回顧該事件集體記憶的形成過程便會發現，徹底改變人們對左翼運動態度的並非淺間山莊的攻防戰，而是後來逐漸鋪展開來的那副山嶽基地中的地獄圖景。

此事之所以造成一整代人的集體創傷，首先當然是由於它深深傷害了人們的善良情感，覺得此前的搖旗吶喊全都白白錯付。事件似乎無情地揭露了這樣的真相：無論理念何等崇高和真摯，都不抵其極端激化所可能造成的可怕後果。如果後現代意味着宏大敘事的自我瓦解，那麼聯合赤軍事件「從夢想到破滅」的呈現過程，便可謂是後現代思想的一次具像化。社會學家見田宗介以大眾觀念中對立於「現實」之物的變遷為標準，將日本戰後分為「理想的時代」（1945-1960）、「夢想的時代」（1960-1973）和「虛構的時代」（1973-）三個階段。1960年的安保鬥爭之後，戰後初期溫和的市民參與理想被漸次小眾化的激進變革之夢取代，而聯合赤軍事件的惡劣現實則無疑宣告了夢醒時分，把陷入犬儒的大眾從行動領域驅趕到能指符號無盡的差異化遊戲之中。

然而與此同時，事件的影響之所以揮之不去，也源於其個中究竟仍為層層迷霧所籠罩。乍看之下這非常奇怪：在對成員們的公開審判中，公訴方向公眾詳盡披露了事件的調查結果，而永田洋子、坂口弘、植恆康博等主要成員也都出版了自己版本的回顧，資料的詳實程度在過往各類秘密組織事件中實屬罕見。然而迄今為止，研究者們尚未就悲劇原因達成共識，也未能說清這些普遍畢業於高等學府，且本該具有革命同志般情誼的人們之間，為何會發生這等駭人聽聞的虐待和殺戮。這種認知和心理隔閡感形成了未知恐懼，而恐懼則進一步阻礙着走出創傷。半個世紀過後，聯合赤軍的幽靈仍然徘徊於日本社會上空，並持續成為各類社會變革驅力的阻礙。

儘管如此，圍繞事件所展開的過往研究確實揭示出一些線索，來幫助我們多少撥開雲霧，把握一系列將故事推向最壞結局的暗影。透過聯合赤軍成員們那些晦澀的革命語言，山嶽基地中的衝突呈現出了另一幅面貌——一場發生在本該和衷共濟、同仇敵愾的男男女女之間的認同爭端。而這一情形絕非什麼陳年往事，而是在改頭換面後反覆上演直至今日。本文將嘗試對關於事件的部分既有研究作一番介紹，以期能夠承前啟後地推進對該事件的反思。本文將嘗試對關於事件的部分既有研究作一番介紹，以期能夠承前啟後地推進對該事件的反思。

一、「總括」活動及其暴徒

為開展進一步分析，首先有必要對基礎事實進行一些簡略回顧。聯合赤軍結成於1971年，由「赤軍派」與京浜安保共斗革命左派（簡稱「革左派」）聯合而成。在當時的眾多新左翼派系中，兩派同屬採取武裝鬥爭路線的最激進派系行列，雖然奉行「世界革命」的「赤軍派」與主張「反美愛國」的「革左派」在鬥爭目標上有所不同。在合併之前的1970年前後，兩派便各自組織了一系列引發關注的鬥爭。「革左派」成員先是從海上游泳潛入羽田機場投擲燃燒瓶，以阻止外交部長訪美，後又襲擊派出所和槍支商店，以搶奪武裝鬥爭必須的槍械彈藥；而「赤軍派」則是為了籌集資金，對銀行、郵局實行了多起搶劫活動。這些都促使警方加強對派系成員的地毯式搜捕，導致包括兩派領袖鹽見孝也與川島豪在內的眾多成員遭逮捕入獄。此後兩派便在繼任領導者——「赤軍派」的森恆夫與「革左派」的永田洋子、坂口弘主導下合併組成聯合赤軍。在保留合法部門的同時，聯合赤軍的核心成員自1971年12月份開始潛入地下，在長野縣榛名山的無人地帶建設潛伏基地，並以即將展開的武裝鬥爭為目標組織聯合軍事訓練。然而在隨後一個半月的時間裡，便發生了12名成員連續慘遭殺害的事件。

對成員們的迫害是在被稱為「總括」的組織活動中進行的。「總括」是日本新左翼運動中的慣常用語，詞義大致相當於「總結」或者「復盤」。「總括」一般在一些集體作戰之後舉行，內容一般會包括成員的自我批評和相互批評，以此反思作戰成敗並展望下一步工作。而在山嶽基地里，聯合赤軍的最高領導人森恆夫給「總括」賦予了「使成員克服自身弱點以實現「kommunization」（きょうさんしゅぎか），以儘快轉變為能夠參與武裝鬥爭的士兵」這一全新內涵。為此，一旦某個成員被要求「作總括」，其他成員都有義務協助他進行自我變革，而這便包括了對其的毆打和凌辱。用森恆夫的話來說，這是為了使人「通過承受打擊擺脫小資產階級習性，進而覺醒成為戰士」。成員們被要求坦白自身缺點或是過去行動中的種種問題，為了對這些問題加以克服，其他成員將對其施以拳腳，末了將其捆綁在嚴寒的室外進行反省。被要求「總括」的成員，大都是在暴力與嚴寒的雙重打擊下喪生。一些被判定為罪大惡極、已然無可救藥的成員，則直接使用繩索、刀刃或冰鎬予以「處決」。

毫無疑問，促成「總括」發生的並非其主導者森恆夫、永田洋子的某種私人仇怨，而是基於一種協助成員們快速成長變革的邏輯。另一方面，迅速告別軟弱的自己而成為真正的戰士，這也符合決意上山的激進成員們的自身期待，因而無論是「總括」要求的對象，抑或是被要求協助的其他成員，幾乎均未對實施「總括」表現出什麼抵抗，然而這依然令人不解：武裝鬥爭或許確實要求參與主體的變革，但為什麼一定要做到殺人的地步？

由於成員間不存在明顯糾紛，我們似乎只能把慘劇歸因於某種集體動力學的結果。在1991年出版的著作《至死的意識形態——日本赤軍派》中，美國社會學家帕特里西婭·斯坦因霍夫便將分析的重點定位於組織形態及基地生活的環境因素。在她看來，「總括」類似於一種「自我意識增強活動（consciousness raising）」——共同在場的成員進行有組織的自我和相互激勵，以期實現精神力量的提升。這一做法在歐美社會中的互助戒毒戒酒協會、病友會乃至減肥小組中都有廣泛的運用，然而如果使用不當，自我意識增強活動將會逐漸失控，並最終導致可怕的後果。斯坦因霍夫認為，存在着三方面的因素，導致這樣的失控無可避免地發生在了山嶽基地之中。首先，主導者缺乏此類活動的組織經驗。以森恆夫和永田洋子為首的領導集團在高昂的目標引導下，不斷要求對象進行更深刻、更徹底的自我反省，而其他成員之中也沒有任何踩剎車的角色，暴力程度走上了不斷激化的單行道。其次，總括目標內涵過分模糊，缺少藉以判斷達成與否的客觀標準。在實際事件中，森恆夫未曾認可任何人通過了「總括」的試煉而成功實現目標，因而一旦被要求「總括」，基本便等同於下達了死亡判決書。第三，山嶽基地的封閉性環境也推動了事件的長期持續。願意拋下世俗羈絆、參與山嶽基地的成員們普遍高度忠誠於組織。即便中途出現脫逃者，也沒有人在事發之前自首或告密。因而山嶽基地的環境是徹底與世隔絕的，沒有任何外部力量可能介入以阻止異常狀況的持續發酵。

岩波現代文庫版《至死的意識形態——日本赤軍派》封面

除此之外，斯坦因霍夫還基於與美國的對比，指出了日本那種重視協調、強調服從的組織文化如何使情況一再激化。這些分析捕捉到了互動形式和環境因素如何最終促成了連環殺人慘劇。然而，這些分析卻並未揭示在採取如此極端的鬥爭形式時，成員們究竟是在與自身和彼此間存在的何種事物進行對抗，而這又是基於怎樣一種強制性的理想或觀念。日本著名思想家柄谷行人曾積極參與過「社會主義學生同盟」（簡稱「社學同」，是共產主義者同盟下屬的學生組織，而赤軍派即是從共產同中分裂出來的派系）的活動，在受到聯合赤軍事件衝擊後，他曾寫下《論麥克白》一文，探討人類普遍追求的理念和價值，如何會逐漸外化並進而成為左右人之行為乃至生命的牢固枷鎖。然而與《至死的意識形態》這個書名恰恰相反，斯坦因霍夫並未真正探索那種將成員性命玩弄於鼓掌間的理念究竟為何，因而也難以幫助人們反思自身是否同樣仍處在這些無形的牢籠之中。

文庫版《她們的聯合赤軍——亞文化與戰後民主主義》封面

二、過早上演的認同衝突

這一問題在後來的研究中得到部分克服。不同於斯坦因霍夫那種組織社會學和比較文化學視角，文藝評論家大塚英治在1996年的著作《她們的聯合赤軍——亞文化與戰後民主主義》中，將目光投向事件中隱含的時代與性別衝突。大塚尤其將關注重點放在了領導集團中唯一的女性成員永田洋子身上。作為「革左派」的一把手，永田在聯合赤軍結成後成為僅次於森恆夫的二號人物，並積極支持和參與了森所主導的「總括」活動。在後來對案件漫長的審理合判決過程中，由於森恆夫於1973年初次公審前在獄中上吊自殺，在後來對案件漫長的審判過程中，永田便成為大眾輿論中所有指責的最大承受者。在媒體報道和大眾文化中，永田被塑造為一個性格歇斯底里，且對自身容貌有着自卑情結的女性。這種認識的形成尤其產生於她對第一位總括對象遠山美枝子的攻訐。遠山是老資歷的赤軍派成員，且與核心幹部重信房子私交甚篤。根據成員們的回憶，永田在兩派的聯合軍事訓練後嚴厲批評遠山，指責她將訓練視如兒戲，且在山中依然保持塗口紅、化妝的習慣，甚至在開會時擺弄頭髮，絲毫沒有成為革命戰士的精神自覺。在大眾輿論的解讀下，永田的行為是出於她對遠山在容貌上的嫉妒乃至仇恨。事實上，這種對原赤軍派成員的指責，包含着作為原革左領袖的永田試圖在激進程度上與對方派系暗中較勁的成分。然而在這樣的「膽小鬼博弈」中，森恆夫也絕不願意讓步半分。他旋即決定開展對遠山的總括，並自此開啟了十二條生命通向死亡的道路。

若松孝二的電影《聯合赤軍實錄》中永田（後排左二）批判遠山（前排左一）的場面

在大眾媒體對事件的種種報道中，「醜惡善妒的女魔頭永田」與「美麗善良的天真妹遠山」這一對立形象變得深入人心。乃至身為公權機關，本應採用中性語言的審理法院，也在永田的死刑判決書中使用了「具有女性特有的固執己見、惡毒本性及施虐癖好」的語言來形容後者，並立刻遭至女權主義者團體的抗議。大塚則通過對公開資料的細緻探究，對這一永田形象提出了質疑。

大塚是從永田的著作《續十六的墓標》中收錄的插畫談起的。這些插畫均為永田的獄中手繪，除了日常風物之外、也包含了對大和和紀的漫畫《源氏物語》及往昔浮世繪作品的摹寫。身兼漫畫評論家的大塚指出，這些作品普遍體現出純真可愛的「少女風格（乙女チック）」，畫風像極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風靡一時的「花之二十四年組」少女漫畫作品。這樣充滿女性氣質的畫作，竟然出自極左組織領袖、參與殺害12名成員的「女魔頭」之手，這樣巨大的反差令人大惑不解。那麼，人們的認知究竟是在哪一環出了差錯？

永田獄中手繪

大塚指出，在其成長曆程中，永田雖然一方面受左翼激進革命理論薰陶，卻也與同年代的萩尾望都、竹宮惠子等「花之二十四年組」漫畫家們有着類似的成長環境，那便是經濟高度成長、物質快速繁榮的六十年代日本大眾社會。在這一過程中，女性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傳統父權共同體束縛，在市場的消費活動中獲得獨立與性別意識覺醒，並進而有機會投身左翼運動。因此，七、八十年代遍地開花的少女漫畫中體現出的奔放張揚的女性性，其實早已在永田、遠山等新左翼女性成員的意識中生根發芽。

在《找「自己」遊戲（「私」探しゲーム――欲望私民社會論）》一書中，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曾記載過一幕歷史影像：1970年，曾有某位激進派女學生在參與街頭鬥爭時遭到警察逮捕，照片一經媒體曝光立即引發民眾熱議。不同於人們對學生活動家可能會有的刻板印象，當時遭逮捕的這位運動學生帶着一副蛤蟆鏡、腳跨及膝長靴、下身着一條超短裙，而腋下夾着的則是當時剛創刊的女性時尚雜誌《an·an》，儼然是位流行尖端的弄潮兒。在上野看來，這種裝束誠然可能有刻意成分，或許是為了混入街市而做的偽裝，但當事人無疑也是對這些流行事物樂在其中的。這便是山嶽基地的女性成員所共享的那種時代心性。

在大塚看來，性別問題在引發事件的因素中占有極大比重，其程度或許要超過當事人自身所意識到的程度。與成員多來自精英名校、雄性氣質強烈的「赤軍派」不同，永田所率「革左派」多有來自醫藥、護理學校的女性。參與山嶽基地的19名原「革左派」成員中多達9名為女性，而10名原「赤軍派」中則只有遠山一名。在意識形態方面，「革左派」的思想中也明確包含了對女性自立的追求。然而無論哪一派的女性成員，事實上都已然經歷商業文化洗禮，並基於此形成了自我認同，只不過她們當時並不擁有為其命名的語言，而是基於革命理念認可了組織上對這一「小資產階級習性」的壓抑。因對自身外表（塗口紅、擺弄髮型）的關注而遭到「總括」要求的遠山便是最好的例子。而其他幾名受總括致死的女性成員的情況也如出一轍。從其他成員陳述的個人印象來看，這都是些性格「可愛（卡哇伊）」，給人以強烈「少女感」印象的女性，卻也正因此而成為受激烈攻擊的重災區。如小島和子在自我批判時坦白了自己過去遭到強姦的經歷，被森恆夫指責說了太多當時的周遭風景，語調過於少女趣味。而大槻節子則是因為坦白了「曾動用募集來的活動資金私自買了喇叭褲」而被要求進行「總括」。這些支撐起女性自我認同覺醒的舉動，在山嶽基地的語境裡，被視為需要克服的消費社會習性。而由於缺乏正當化其自我意識的話語，女性成員們自己也承認問題在於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劣根性，故而鮮有對總括要求的抵抗，這樣圍繞着觀念的自我與相互糾葛，導向了虐殺慘劇的反覆上演。

如果說對「小資產階級性」的批判壓抑了覺醒正當時的女性自我意識，那麼森恆夫對她們的批判也並不能單純視為為「滅私奉公」，而是包含着對女性性的嫌惡與排斥。兩派聯合之後，森在受到「革左派」所主張的女性主義思想刺激後，也曾在會議上公開表示要「反思自己至今沒能充分思考過的女性問題」，然而旋即卻立即申明，「可是女的月經時會流血啊，那不是很噁心嗎？」並且進一步認為「月經帶也沒必要帶，流經血的時候用報紙擦擦就行了。」這樣對經血之厭惡的直白表達，暴露了森恆夫的厭女深深植根於生理層面。

在大塚看來，與浸潤了全新時代心性的女性成員們類似，森恆夫獨特的厭女也呈現出他不同於以往的男性性。聯合赤軍中多數男性成員對女性的歧視表現為輕視其人格，並將她們矮化為單純欲望對象的身體。體現在對女性成員的「總括」中，便是會在「援助總括」時以性關聯的猥褻語言對其加以凌辱（這會遭到永田的嚴厲斥責），而森恆夫則由於對女性懷有生理層面上的畏懼和厭惡，因而拒絕接受那種「作為性慾身體」的女性性。森在主張總括目標時所試圖加以排除的不僅包含上述那種消費社會習性，還包括了具有性慾的女性身體。

基於這一點，大塚認為森恆夫正是一位過早地具有80年代御宅族式異性觀念的人物。與森恆夫類似，御宅族並非是將女性物化為性慾對象，而是恰恰相反，他們對真實存在的女性往往心懷畏懼。當他們熱衷於消費常帶低俗趣味的動漫作品時，他們毋寧說只是在封閉的符號空間中滿足自己的私人趣味罷了。到了90年代，二次元已成為泛濫着露骨性元素商品的亞文化領域，而這也引發女權主義者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然而在大塚看來，這樣的批判並未理解御宅文化得以成立的精神結構。在山嶽基地中，在森「排除作為性慾對象的身體」的「總括」目標與女性成員們「反對物化女性」的要求之間發生了完全的錯位，而這正是後來那些「宅男VS女權」對立事件的原初形態。

三、對大塚研究的質疑及反駁

大塚的研究不滿足於停留在組織形態層面，而是直擊引發衝突對立的理念和心性矛盾。且這一分析框架涉及到不同時代（「政治的年代」與消費社會）、性別乃至同性別不同個體間的差異，呈現出事件所包含的重重面向。在後續的討論中，雖然也時有對這本著作的批判，但以筆者管見，這些批判都沒有準確把握大塚研究的豐富內涵。比如小熊英二在《1968》中指出，大塚把「總括」的起因歸於女性成員內化的消費文化，但12名死亡成員中只有4人是女性，且大塚也沒有分析「總括」致死的男性成員是否出於同一邏輯。然而，大塚並未聲稱兩性文化心態的對立是造成事件的唯一因素。並且在大塚的分析中，時代轉變與性別意識的作用並非僅限於四名女性的「總括」死亡，而是形塑了森恆夫和永田洋子，正是他們兩人主導了對全部12名成員的總括活動。上文已經介紹了森恆夫過早出現的御宅族式異性觀特點。至於大塚對永田洋子的分析，可能還需要再補充幾句，以應對另外一些批判。

在近期一次題為《從革命到「拉姆醬」》的座談會上，評論家東浩紀將永田洋子的性格特點與其他開朗、「可愛（卡哇伊）」的女性成員區別開來。東浩紀認為永田生性認真耿直、在異性面前不善言辭。永田的文章中總是坦言自己對愛情的不了解，並會將最私人的戀愛問題直接聯繫上抽象的革命話語。因而東浩紀用自己常用的術語，將永田稱為一位「世界系」人物。這是因為東浩紀對於「世界系」作品的定義便是，典型如同《你的名字》那樣，其中刻畫的私人戀愛關係，會不經由中間項（社會）地與關乎全體的「世界危機」、「人類終結」問題直接相連。永田回憶了自己在參與運動時期圍繞女性解放問題的嚴肅思考，對那些馴服於父權秩序的「可愛」女性成員心懷憂慮。東浩紀因此批評大塚的研究沒能察覺永田不同於其他人的特殊性。然而，這同樣是對大塚觀點的誤讀，且暴露出東浩紀只會將對象納入自身固有的思考框架，而無意真正走出去嘗試理解他者。事實上，大塚的著作中花了大量篇幅分析永田特有的性格特點，而那便在於其中存在着「成功志向」對「少女志趣」的凌駕與壓抑。永田成長於評論家江藤淳曾分析過的典型戰後日本家庭，由一組「沒出息的父親」和「不開心的母親」所構成。由於丈夫在社會競爭中的失敗，妻子對丈夫灰心絕望，並轉而將全部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出人頭地之上。永田便是在其母「不要變成你爸那樣」的嘮叨聲中長大，被寄予厚望地送往聚集着上流子弟的私立高中就讀，逐漸形成了爭強好勝、不讓鬚眉的性格。這既將她引向了激進的社會變革理念，卻也同時形成她對自身意識中逐漸覺醒的女性認同之壓抑。這一矛盾性格造就其在事件中的悲劇性角色，也即處處不甘人後、給「總括」的暴力程度層層加碼。雖然在觀念上無法認同森對女性氣質的全面否定，但那種認為「好女不輸男兒」的求勝意志，使永田必須表現出對「kommunization」改造的積極支持，並對顯露出弱態的女性成員們恨鐵不成鋼，因而積極參與了總括活動。

尾聲

從今天這個被宣告為已然「告別革命」的時代中回望，聯合赤軍事件正由於其語境的陌生化而顯得愈發難以理解。然而正如本文回顧的研究中所體現的那樣，這其實是一場我們自己時代的事件。其悲劇性結局的當代啟示，正在於我們該如何才能在推動社會變革的同時，也認可彼此參差多態的存在方式。誠然在緊隨其後來到的時代里，消費社會徹底改變了價值領域，建立起一套基於符號消費而成立的認同系統，或者說是一系列以「為信仰充值」之對象而得到區分的平行宇宙。在其中，聯合赤軍式的衝突似乎無需發生，各種認同觀念得以相安無事地同時存在。然而事實上，這種局面所帶來的是不同價值體系間割裂的加劇與對立的極化，並且會間歇性地引發類似「女權」VS「宅男」這樣的認同衝突。大塚的研究告訴我們，這種對立早已在山嶽基地中發生，只不過獨裁的組織模式和缺失的女性認同話語，使衝突最終走向了「左翼戰士」對「小資產階級情調」，或者是「男性性」對「女性性」的全面壓抑。

但或許認同衝突也並非什麼在所難免之事。時至今日，我們或許有機會反思消費市場所塑造的認同體系，該體系總會將個體設想為先天地保有某種認同或曰偏好，而不是能夠在民主的對話之中動態地形塑自身觀念的存在。然而如果我們基於開放、平等與尊重的原則來重塑討論和實踐空間，或許便有可能創製出一種所有群體都能藉以推進相互理解與自我反思，並推動普遍性文化變革的替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