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最近隨着俄烏戰爭的爆發，我們可以在全球輿論場上看到，一邊基於當代資本主義框架下」文明世界「的認同而產生的懸浮式」世界公民「言論又以各種形式登場，另一方面，隨着各種基於西方規則框架下產生的各種如體育娛樂，文化學術，藝術甚至動保環保組織都紛紛拋棄」XX與政治無關「，」XX無國界「等等理念選擇進行政治和意識形態站隊，又讓」世界公民「們長久以來的信仰和世界觀再一次產生幻滅。今天我們繼續討論當代資本主義框架下」全球化世界「與」本土性世界「衝突中產生的如」世界公民「等混亂的身份認知問題（當下普遍提到的」世界公民「概念與左翼的」國際主義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當然，很多」世界公民「會在一些輿論場景中將自己偽裝成」國際主義者「）。

在以前的多篇文章中，我們論述了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共生的時代，在大部分後發國家都出現了兩個極化社會結構，我們講他姑且叫做「全球化世界」和「本土性世界」。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後發國家往往面臨着「現代性」和「西方性」被強行捆綁的話語困境，這使得進入現代性社會的整體社會結構和話語資源的脫節，要麼沉入歷史話語去挖掘本土性的思想資源、習俗價值、文脈認同去回應現代性社會政治、習俗以及道德哲學的需求；要麼就完全陷入一種「當代性」的斷裂，去移置成熟社會建構的普遍主義幻覺，形成懸置在本土性之上的一種所謂「世界性」認同。

因此，莫斯科的副博士和喀山的東正教家庭；德黑蘭的中產和農村地區的教徒；紐約的知識分子和聖安東尼奧的maga似乎都存在同一空間碎裂的不同世界裡面。

引用大衛哈維的論述，我們可以把這一種被建構的「世界性」認同和不斷移置/拼貼的價值體系叫做被新自由主義生產的「常識」。「常識」這個論述可以追溯到大衛哈維對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的一個擴展，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政治建構進程製造的一種普遍的意見，一種普遍承認的過程，但這種過程本質不是一種文化共識，而是一種政治話語的生產。

相比於「認識」來說，「常識」並不是建立在反思理性或者否定性辯證批判的世界觀，而是一種「被接受的世界觀」或者「被翻譯的世界觀」，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灌輸要素，成為被普遍化的大眾所接受的價值支撐——這種價值支撐去掉了歷史性，所有的時間和價值維度同時出場，被疊加、濃縮在同一尺度裡面，仿佛無所不包，不需要考量適用條件，似乎將晚期資本主義的現狀解釋得無比完美，一種建構的同一性。仿佛我們就是宏大歷史長河裡面一個固化停滯的切片，未來是確定的，而過去只需要遺忘。

而我們更需要去關注這種普遍的「承認」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因為這種交疊的狀態，往往和社會結構及階級社會變遷存在密切的關係，參照大衛哈維的「認同-強制」兩階段論述（但我不準備直接照搬他的論述，因為他更多是在做福利主義的批判），我們可以做如下分析。

製造」世界公民「身份的第一階段是」認同「。「認同」階段的核心問題在我看來是製造一種「標準人」的假設，這種意識形態建構了世界的價值化理解。「標準人」建立在後冷戰幾十年全球化帶來的繁榮和貌似「恆久」的和平，這種認同的機制除卻媒介話語霸權以外，還有從後發國家新生的中產階級，既不能回到傳統市民的差序結構和人情共同體，也不能建構完全基於本土敘事的新認同，這使得這幾十年繁榮和全球流動的「多孔化」社會廣泛在各國「世界城市」構成的大空間平面裡面誕生了「主體缺失」的群體。

主體缺失帶來的價值移置需求，使得這種割裂本土性和歷史的身份認同和價值錨點成為階級身份得以持存的基礎。這就是「新市民社會的當代性需求」。

知乎的」世界公民「話題下，六成以上都是各種移民和留學等中介機構的軟文

德國社會學家，自由主義思想代表人物達倫多夫在早期新自由主義和市民階級分析裡面，把市民社會視為不可或缺的機構和關係系統，更簡單點說，他事實上支持某種市民社會治理和公共領域主導的社會生態。社會學家對自治化的市民社會和治理機構的磋商編制了一種理想化的圖景。但這種圖景實際上用一種技術媒介景觀和概念裝置中縫合了明明存在諸多內在矛盾的晚期資本主義世界，這便是這個時代最詭異的地方。

美國政治學家本傑明· 巴伯在他的著作《聖戰與麥當勞世界》（《Jihad vs. McWorld》）中認為，全球化媒介製造的價值世界分為，一是所謂的麥當勞世界(McWorld)（和瑞澤爾所謂的麥當勞化很類似），二是聖戰。很顯然他注意到了這種不斷極化的二元矛盾在奇怪地共存，世界為資本主義合理化原則所塑造，「標準人」的日常生活都被整合且一致。這些整合力量的驅動包括，晚期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擴張、後發者對先發者文化和資源上的依賴、信息編碼的單向度、全球政治環境的一體化。而所謂聖戰世界本身不僅限於去討論地區或者宗教的問題，他更多是在強調已經被縫合的現代性世界中，存在着潛在的矛盾運動，而這些矛盾往往是無法被已經包裝的完美的」現代世界「體系所包容消解的。

」世界公民「身份的第二階段是強制，政治手段和全球經濟分工也在推進新自由主義轉向。而全球化時代的財富積累剩餘和消費主義的建構，使得消費文化從上層社會主導慢慢滲透成中產階級甚至主導價值的傳播，消費主義文化的盛行為其強制性政策所帶來的社會變化提供了建立認同性常識的可能，比較典型的就是一些曾工人階級身份認同開始開始被資本主義文化生產所衝散，各式新價值認同帶來了更為破碎的身份體系。

這些身份體系的建構，伴隨的是新自由主義一系列社會機器對要素流動的配置，包括社會規範、市場價值和某種文化虛無主義。這種帶有矛盾辯證的縫合，維持着似是而非的「新常識」秩序。

而維持這種「常識」的還有互聯網輿論場這個宏大技術景觀以及布爾喬亞文化場域的概念裝置，這些都成了全球化的文化傳播基礎設施。這些讓新生的、沐浴在全球性文化認同中的階級，面對的是一個被新自由主義已定義過的世界和共同尺度。英國文化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在關注」身份」與「群體」的文化現象中，討論了本土性文化與全球性文化的「混雜」狀態，全球化促進的是一種混雜文化聯合體的誕生，試圖聚合不同文化和不同意識形態。但是，這種對既定多元現實理想化的表述，依然是在忽視內在矛盾的存在。這種新的全球後現代文化說着不同的語言，具有多元的意識形態。

而本土性在這種技術景觀和概念裝置的折射中，扭曲放大成了一種壓迫性的懷舊主義，一種反對全球化通向傳統「支配」文化的東西。而新生階級也試圖去拋棄、割裂他們原生的本土性身份符號。在美國歷史學家彼得蓋伊的《布爾喬亞經驗：從維多利亞到弗洛伊德》中，曾經論述過布爾喬亞這一階層的歷史經驗中被壓抑的和幻想的之間的關係，是布爾喬亞價值生產的核心驅動力，而這種價值邊界的敏感，變成了一種共同體意識。同時，跨國的文化公共領域慢慢倒置了日常生活的經驗，並構成了世界性的內在聯繫、情感經驗和共同意識——這些是通過全球化市場和經濟規則、社會結構、媒體和技術景觀構成的統一體。

提出第二現代性和個體性的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他的研究中敏銳的指出了一種區別，孤立個體化和政治化的世界主義，並不是德國古典哲學從康德開始的那種普遍性理想——一種基於普遍立法和普遍歷史觀的世界公民，而是一種被新自由主義政治機制推動的「總體化」過程。這種全球同一性意識內在的符合矛盾，在群體上產生的焦慮，推動着對進一步二元極化身份機制的依賴。

或許我們想象的普遍性世界，需要承認內在差異，既不能局限於本土性文化的極端同質化，也不是沉浸於一種幻覺。克服階級對立和其他對立的方式，解決極化造成普遍性焦慮，試圖用共同事業去取消無法消解的內在矛盾衍生的暴力，我們需要回到紅色旗幟的理想之中。

巴迪歐在《世紀》裡面高呼「可能性政治」，他尋求的是一種事件造成現有秩序的斷裂，而我更傾向於去引用他的其他東西來結束我們的論述——內在矛盾的溢出是不確定性的，這使得試圖縫合一切矛盾的當代世界本身會趨於自己的反面，而我們不要忘記的是，我們一直沒有忘記那個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