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書評周刊 - 彭小瑜：我們的外國歷史研究隊伍是過小、正好、還是過大？丨2021新京報人文閱讀思想圖譜－鑽石舞台

最初的構想里，「人文閱讀思想圖譜」只是一次出版建議收集嘗試——業界需要了解學界發現了哪些閃光的作品，學界也希望出版界能夠關注到他們發現的璞玉。於是在2021年的最後一個月，書評周刊集全編輯部之力，向與我們有聯繫的人文學者、創作者問出了如下三個問題：

您在2021年持續思考的問題；

您在2021年關注到哪部未引起足夠關注或未引進出版的作品；

您期待看到怎樣的中國原創作品。

最後我們獲得的遠遠超越了「建議」的層次。隨着新年的來臨，編輯部共收回了74份回答，總字數逾5萬字。情感與思辨密度兼具的文字織就一份呈現關聯傳統與現代、未來與當下的閱讀思想圖譜，他們以自身生活或研究為維度的閱讀與追問，記錄下了雖然蜿蜒動盪，但對真摯的愛、對重塑人與人的連接依然充滿渴望的2021。

本篇內容為歷史學者彭小瑜對以上三個問題的回答。

往期文章：

74位人文學者，留給未來關於閱讀的回答｜2021新京報人文閱讀思想圖譜

王人博：我們需要發現行動的邏輯，而不僅是書面的規則

孫莉莉：繪本閱讀的重點在於「教育家長，解放兒童」

朱自強：「成長」書寫是中國兒童文學藝術發展的「命脈」

有分量的社科研究是稀缺的

「非虛構」體現的是直面現實的品格與回應現實的勇氣

孫歌：我們需要培養形式感覺來認識問題的輪廓

我們需要一種幸福哲學，一種更人性化的制度安排

面對「語言暴力」，我們該如何承受？

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向歷史提問的‍方式？

每一個現在，都有我們暫時不能明了的意義

在今天，我們如何反思「經典」？

我們需要更多對苦難的敘事與反思

今天的「大師」都不必然成為學術典範

彭小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持續思考的問題

彭小瑜：我們的外國歷史研究隊伍是過小、正好、還是過大？在2021年，這是我在自己的研究領域持續思考的問題。

今天的我們，因為過去幾十年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快速發展以及國家的國際地位的顯著提高，面臨着更加迫切和更加困難的了解和把握西方文明和外國歷史的工作。楊人楩先生（1903-1973）不僅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開創了法國史和非洲史研究和教學，他還是最早建議要系統發展外國歷史研究的學者。1964年5月國務院批准成立中國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楊先生是這一歷史性事件背後的主要倡議者之一。早在1945年，面對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國際格局，他曾經擔憂地指出，中國成為了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可是在學界並沒有高水平的專家在研究其餘四個常任理事國的歷史和社會文化，也就是當時還完全沒有研究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歷史的學科隊伍。外國歷史研究學科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得到了一定規模的發展。如果與民國時期的狀況比較，高校和社會科學院系統研究隊伍的規模和水平在外國歷史研究領域的進步是驚人的。

楊人楩（1903-1973），歷史學家，專注於世界史研究。

問題是，這一進步是否足以滿足時代和形勢的需求？譬如在數量上，我們目前研究外國歷史的專家隊伍是過小、正好、還是過大？如果與中國歷史的研究隊伍相比較，我們的外國歷史研究隊伍在規模上肯定是要小很多。那麼這種情況是否與世界上其他主要國家的情況相同或者相近，還是不同或者大大不同？面對日益複雜嚴峻的國際關係問題，難道我們不應該做仔細的調查研究嗎？我們應該懷抱楊人楩先生在1945年流露出來的那種熱切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又嚴肅地考慮到新的完全不同的國情和世界形勢，設計和實施下一步的外國歷史研究的學科建設。

在這方面，一個基本的出發點應該是，在學科隊伍的規模和質量上，我們應該努力達到甚至超過世界主要國家的水平，譬如俄羅斯、美國和日本學界的水平。回應《新京報•書評周刊》就「人文閱讀思想圖譜」的提問，我在過去一年裡經常想到的一個相關問題就是，我們寫作和翻譯出版的外國歷史著作數量是太少、正好還是過多？

值得關注的圖書

彭小瑜：譯作《希臘內戰：一場國際內戰》和專著《修昔底德的甦醒：古史寫作與希臘民族認同的轉型》，都是選題富有特色的深度研究，但是充滿了引人入勝的細節描寫，標誌着我們開始深入到針對西方文明的細部觀察和分析。

徐藍教授在齊世榮先生主編的《世界史》這部「十五」國家教材裡面撰寫了「當代卷」（2006）的第二章和其他幾個主要的章節，系統和簡明扼要地介紹了冷戰的起源、發展和二戰之後的世界政治和文化問題，精準地將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希臘和土耳其危機界定為「杜魯門主義」的直接起因，同時也說明希臘並不在當時蘇聯必爭的勢力範圍之內。《希臘內戰》（安德烈•耶羅利瑪托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一書，為學界討論冷戰的起源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細節，譬如引用了希共政治局常委約安尼季斯回憶中說到的，蘇聯軍事代表團在1944年7月訪問希臘時的一個場面：一位蘇聯代表團成員在聽到約安尼季斯說不惜與英國軍隊開戰的時候，並沒有說什麼話，而是擺了一個「臉色」，清楚表明他們不贊成這一做法，讓後者心情沉重。

《希臘內戰：一場國際內戰》，安德烈·耶羅利瑪托斯著，闕建容譯，格致出版社2021年3月。

《希臘內戰》一書為我們了解二戰後希臘政治危機與冷戰的關係提供了很多角度獨特的細節。這本書以及譯者闕建容博士研究希臘共產黨歷史的學位論文讓我想到，我們在外國歷史研究上的成績確實起步於優秀的教科書所代表的紮實的基礎建設，包括眾多老師數十年兢兢業業的教學工作。讓人欣喜的另外一種進步在於，通過我們自己所作的學術研究工作，通過翻譯出版外文著作，我們對西方文明和外國歷史的把握已經進入到了觀察豐富、必要和絕對不可以忽略的細節。

細節，細節，更多的細節，是我們現在和今後面對外部世界的歷史和現狀的時候應該選擇的態度。掌握外國歷史和社會的細節會讓我們對複雜的、關係到我們的切身利益、在某些方面距離我們非常遙遠的國際事務，有一個理性、科學和平衡的看法與處理。在《希臘內戰》一書裡面，20世紀40年代希臘內戰固然被看作是冷戰起源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但是作者耶羅利瑪托斯絕不局限於把這個歷史片段看作是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的博弈，而是將之理解和呈現為希臘社會的一個橫剖面，看作是綿延不絕的希臘現代史脈絡的一個環節。他用很多細節講述了一個線索紛繁、動人心魄的故事，將理想的美麗和鬥爭的殘酷交織成一幅以粗重紅黑線條吸引觀看者眼光的長條歷史畫卷，由1821年希臘反抗奧斯曼帝國的獨立戰爭作為起點，不僅追溯了現代希臘本土的社會情況，還強調了分布在土耳其、整個巴爾幹地區以及世界各地的希臘人在希臘本土社會和政治中的重大影響。

在耶羅利瑪托斯教授看來，導致社會撕裂和內戰爆發的根本原因不是二次大戰，而是1922年希臘-土耳其戰爭以及希臘軍隊慘敗導致收復小亞細亞故土「偉大理想」的徹底破滅。希土戰爭失敗後奪取政權的軍政府以及他們背後以英國為主的西方列強，並未用心於加強民族團結和國家建設，而是尋找替罪羊，處決了戰時掌權的五位政治家和陸軍元帥哈齊亞奈斯蒂斯，並稱「六國賊」。

作者描寫了整個行刑過程，還特別提到一個小細節：由小亞細亞戰區返回的一個士兵本不是指定的行刑隊成員，但是要求參加，並在執行後主動向陸軍元帥頭部補射一槍，結束了後者的生命。作者指出，主導和參與1922年政變和行刑的希臘軍人和政治家開啟了之後幾十年嚴重傷害希臘社會團結的「政治碎片化進程」。

耶羅利瑪托斯教授將希臘內戰界定為希臘共產黨及其軍隊與右翼和英美勢力之間三個階段的武裝衝突，即1943年10月到1944年2月爭奪對德抵抗領導權的鬥爭，1944年12月德軍撤離後以雅典為中心的爭奪政府領導權的鬥爭，以及學界在通常意義上所說的1946年至1949年間的「希臘內戰」。作者細緻書寫了1944年末發生在左翼與希臘政府和英軍之間的衝突——有時候被稱為「十二月起義」，描畫了讓讀者目不忍睹的慘烈景象：一個漂亮女孩會招呼路過的英軍士兵，當他們靠近的時候，「躲在女孩裙子後面的狙擊手就會開火」。在某一街區，這一情景曾經重複五次，在「第六次，英國人不得不射殺這個女孩」（第172頁）。由於將希臘內戰放在長時段之中（追溯到19世紀和20世紀20年代）和中時段之中（聯繫到1946年之前的矛盾和衝突），二戰之後的這場具有複雜國際背景和重大國際影響的內戰就變得容易理解。耶羅利瑪托斯教授在結論裡面，將戰後希臘社會分裂和長期動盪的局面與法國的情況對比，讚揚了戴高樂以及法國各派的政治領袖們，認為他們注意民族團結，努力加強社會凝聚力，並成功避免了相互的妖魔化和社會階層的撕裂。

作為希臘現代史最引人注目的階段之一以及作為冷戰起源的關鍵環節之一，有關希臘內戰論著的翻譯介紹以及我們自己的專門研究在國內都很稀缺。闕建容博士的譯作為漢語學界提供了目前關於這一歷史事件最系統的閱讀。耶羅利瑪托斯教授希望藉助討論19世紀以來現代希臘的建國歷史，更系統和清晰地說明希臘內戰乃至當代希臘的社會和政治特點。國內學者也開始推出一些細密和精緻的研究，展現希臘民族悲壯的現代史畫面。在這方面，陳瑩雪博士《修昔底德的甦醒》一書（2020）就是一個很好的學術成績。

《修昔底德的甦醒》，陳瑩雪著，商務印書館2020年7月。

商務印書館去年下半年推出的這部專著還沒有得到學術界和讀者群體足夠的關注。陳博士留學希臘名校亞里士多德大學，對古希臘語、中古希臘語和現代希臘語都有熟練的掌握，所以能夠討論到古典文化，尤其是古代歷史著作，進入希臘國民教育的過程及其塑造民族認同的效果，考察了荷馬、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德摩斯梯尼、柏拉圖等人的古希臘語文本在近代和現代希臘中學課堂的教學情況，討論了傳統教育中的古典元素與18世紀末以來希臘人民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密切相關性。

在這裡，19世紀希臘的建國和建設新民族文化的歷史，通過解讀近百種古希臘語文學課本和現代希臘語寫作的古代史著作，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再現。譬如陳博士在書裡面詳細討論了現代希臘人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對希波戰爭的接受史（第5章），分析了他們以古史建構現代希臘民族認同的努力。在這樣的語境中，現代希臘作者將古希臘人看成是生而自由的，而將波斯人的奴性看作與生俱來，就很難被解讀成西方中心論的觀點，也不宜被看作是一種西方文化優越論，因為在19世紀反抗奧斯曼帝國和爭取獨立的鬥爭中，希臘人民處在弱勢的位置，被夾在西方列強與土耳其蘇丹之間。他們對希波戰爭的追憶「就是用古希臘人與波斯人的對峙比擬現代希臘人與土耳其人的敵對關係」。在1821年獨立戰爭爆發的時候，當這種比擬「赫然出現在希臘人的《革命宣言》之中」的時候，古代歷史的意義就是為現代革命提供合法性。陳博士在書里提到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一個文化教育的細節：古典文學和歷史作品曾經長期退出希臘人的學校，要到1710年經典的《希臘文學百科全書》出版之後，「修昔底德才最終得以回歸希臘本土的學校課堂，從而進入現代希臘人的閱讀視野」（第191頁）。

期待的原創作品

彭小瑜：在西方文明和外國歷史的研究領域，我們需要有更多《修昔底德的甦醒》這樣細緻、充滿細節、用原始史料說話的原創性研究。這部著作解讀了多達百餘種古希臘文作品、現代希臘文以及英法德文寫作的古史作品，還通過歷史文件考察了希臘獨立運動時期的教育政策和有關的討論和爭議，為讀者提供了審視希臘民族國家建構的一扇窗戶，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在顯微鏡下對希臘文化某一特定側面的觀察。這樣的研究意義非凡。為什麼？因為在西方文明和外國歷史的研究中，理想的情況是，我們應該能夠把握更多的細節，有更多同情的理解。這樣的話，在必要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具備準確和深刻的批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