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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來源：PaperRSS
國內科研成果有「三認三不認」的現象：只認第一作者、只認第一作者單位、只認通訊作者（三認）；不認非第一作者、不認非第一作者單位、不認非通訊作者（三不認）——無論科研人員評職稱、算業績；還是研究生報獎、畢業，上述標準都普遍存在。
「嚴格起來，有時候連共同一作都不算數。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李家洋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說，「這種評價體系，怎麼鼓勵協同合作？」
在李家洋看來，今天的科研活動中，團隊協作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拿我自己的工作來說，我對高等植物的生長發育比較了解。但是講到病蟲害、植物保護等，我就不太懂了。更不用說土壤環境、動物、微生物等等。除了學科上的交流，科研人員往往還需要在關鍵技術方法與材料設備等方面互通有無、取長補短。」
只要是合作，就會涉及不同課題組，甚至不同地區的不同單位。在這種時候，「三認三不認」的弊端就顯現了。
這種「規則」常常會給合作帶來尷尬，甚至引發矛盾和糾紛。有些科學家變得不願合作，或不敢輕易合作，因為如果不能列入第一完成單位，自己的工作就不被認可、不被支持；有些研究者怕麻煩，索性多招些研究生，靠自己團隊單打獨鬥——嚴重影響了合作的範圍和質量，拖慢了科技創新的進程。
早在幾年前，李家洋就呼籲過改革這一現狀，但是阻力較大。一些管理者擔心，一旦放開評價標準，會有人「掛名搭車」、渾水摸魚。
「我相信嚴肅的科學家不會這麼做。」李家洋說，「而且，過於計較這點利益分配，只會因噎廢食，得不償失。」
李家洋希望，科技評價體系能充分體現對每一個科研參與者的尊重和認可，鼓勵人們心無旁騖地展開合作，在協同中走向共贏。
「當你尊重、認可合作者，並真誠地讓他們從中有所收穫時，團隊中的每一個人才會更加精心地對待這份工作，這樣才能更有利於出更重要更有影響的大成果，更有利於推動科技進步。」李家洋說。
網友留言：
1找一個系統的問題很容易，怎麼樣改造就難了，建立一個更合理的系統則難上加難。總不能因為馬路上紅綠燈太多影響交通就把紅綠燈都拔了，一樣的道理。在設計一個能夠替代紅綠燈的系統之前還是先用紅綠燈湊合吧，總比開碰碰車強。國內是人情社會，你要是不弄出一些硬性指標卡着，只會更混亂。任何國家任何領域都無法實現絕對的公平，那麼有一些看得見摸得着的指標有時候確實是一件好事，雖然有時候指標指定得不是那麼合理。比如高考。
2李家洋院士提到的現象，我是認同的。現在的科學研究，越來越講究多學科交叉、多種手段相互印證，這要求研究組之間有密切的合作。成果考核只認一作、通訊、第一單位，確實挫傷研究合作上的積極性。對於從事理論計算等相對而言輔助性的工作的科學家的個人發展尤其不利。但只認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第一單位的風氣，也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說白了，還是把搖旗吶喊的人加進作者名單的現象過於普遍了。文章就一篇，誰都拿來使，只能加以限制。後來又發明了「共同一作」的概念，希望在這中間找個平衡。讓有貢獻的合作者都可以用上文章，但又不至於誰都可以蹭一蹭。但很快，共同一作又通脹了，一弄就三四個。於是很多單位開始不認共同一作了。現在部分雜誌要求在文末註明作者的具體貢獻。但其實寫得都很泛泛，而且想怎麼寫就可以怎麼寫，實際參考價值也不大。至於如何避免上述現象，李院士其實也沒什麼辦法，只能說一句，「我相信嚴肅的科學家不會這麼做。」大概他自己也知道寄希望於道德不靠譜，只能再找補一句，「過於計較這點利益分配，只會因噎廢食，得不償失。」雖然會有問題，但只能這麼幹。要說有什麼好的辦法，我是想不出來。只能泛泛地說，發展經濟，進行產業升級，讓學術界和工業界能為高學歷人才提供更充足的就業崗位和更好的薪酬待遇。大家不用「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更心平氣和些，道德也許就更靠譜一些了。但我也知道，這話比李院士說的還沒意義。
3就應該看一作，多年來就是院士團隊、傑青團隊這種掛一串共同一作的一字並肩王現象造成了很大不公平。一個成果重複用，你用我也用，結果因為是院士團隊，庸才都能吹成天才。而真正努力勤奮孤身奮戰的單個團隊就慘了，可能一輩子都翻不了身。就應該這樣，讓院士重新回到實驗室，重新從理論推導、試驗以及數值模擬等領域沉下來，而不是精力過剩的到處走穴。提個建設性的吧，我覺得可以在一個成果裡邊，所有作者作者共同出具一份簽名的證明材料，誰做了什麼工作、誰做了什麼貢獻，作為成果認定的依據。這不就可以了？！我看很多著名的綜述文獻，往往徵集了很多領域專家，人家在文章里就說得清清楚楚，哪部分是誰寫的。這種模式其實可以參考。
4是的，如果只看署名排名會很大程度影響合作。這個問題其實不僅是老師還牽扯到學生，現在很多地方是大老闆加小老闆，再加上至少一個學生，怎麼排序這三個署名已經很麻煩了，合作的人有時候真的很難排名。比較好的情況，如院士所說，這個應該是學術道德約束的。奈何道德的約束力太有限了，這讓我想起了羅翔老師說的，刑法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學術造假這種還能查出些證據的，雖不至於入刑，不過有法律約束、至少有事後懲罰措施是必要的，慢慢消除不良風氣。署名這種更不容易區分的只能期待風氣好了，慢慢改變。政策上，目前代表作制度算是比較合適的舉措了。不過現在「自罰三杯」的事，私以為倒是一定程度上還「鼓勵」了有歪心思的人……
5沒有什麼資源、平台水平又不高的實驗室，反而對這個問題不感冒，因為報團取暖的原因，導致小課題組很少有這類合作形式，一般都是一個或者兩個一作，通訊類似。但這類課題組感冒的是大課題組利用其在國內的主導地位在重要合作課題的賽道取得了成就之後，相關課題參與人員轉換賽道進入平民賽道降維打擊賽道內的平民階層，就像國家隊水平的籃球運動員空降小縣城和縣隊比賽晉級。此外，這些進入平民賽道的科研人員是真正全身心參與了合作課題也就罷了，令人擔憂的是很多參與者僅僅是掛名。
舉個例子，某個重大合作項目本來只有兩個人真正配得上一作，那麼這兩個人後面利用相關成果可以申請2項國家基金，而如果國家承認共一等同的話，課題組負責人完全可以為了申請更多經費多掛無關共一，這樣能多出來好幾個國家基金，但是這樣只會無限壓縮平民賽道里有潛力科研人員的生存空間（大課題組少一兩個小的國家基金無關痛癢，而對小課題組而言可能是致命的）！結果是，大課題組越來越大，小課題組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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