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的官方敘事裡，「烏克蘭只不過是西方『在我們的歷史大地上』設計出來的反俄工具」；但在烏克蘭人眼中，這是俄羅斯帝國妄圖抹殺烏克蘭文化歷史的延續，烏克蘭文學的歷史於是成了一部抵抗帝國傲慢的歷史。
今天編譯的文章中，學者威廉·布萊克從烏克蘭文學批評家塔瑪拉·安多洛娃近日在戰火中做的線上演講寫起，在尼古拉伊·果戈里、塔拉斯·舍甫琴科和萊雅斯·烏克倫卡等作家的身上看到扼殺的暴力和反抗的勇氣，這些無一不讓人聯想到今天的戰爭。
烏克蘭文學怎樣理解俄羅斯
2 月 26 日那天，導彈如雨翻盆落在基輔，俄羅斯軍隊正試圖進入這座城市。戰鬥間歇的時刻，烏克蘭最負盛名的文學評論家之一塔瑪拉·安多洛娃（Tamara Hundorova）平靜地坐在手提電腦前做一場線上演講，討論烏克蘭現代作家萊斯雅·烏克倫卡（Lesya Ukrainka），這是一位經典的世紀末詩人和劇作家。
烏克倫卡常常因為她青年時期的愛國詩歌而受到簡單化的理解，那些詩是烏克蘭中小學校的孩子們都耳熟能詳的。安多洛娃卻闡述了這位劇作家、女性主義者和反殖民主義思想家的複雜性。演講即將結束時，她嘆息着說：
「我從來沒有想到會在基輔前線向各位演講，告訴大家我們為了躲避炸彈，不得不睡在走廊的地板上，在爆炸聲中醒來，看着孩子們在防空洞裡玩耍，而不是操場上。但我為烏克蘭人的勇氣驚嘆，所有人都滿懷信念和愛來幫助我們的戰士，捍衛自己的國家。你看，普京的戰爭使烏克蘭人成了真正的烏克蘭人。」
烏克蘭人常說，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帝國統治，他們迫切需要成為烏克蘭人，因此就要鞏固自己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然而他們以為正在取得進展的事業，俄羅斯卻看作虛弱的表現，認為烏克蘭是個歷史的偶然。不是嗎？弗拉基米爾·普京命令坦克出發之前，就花了將近一個鐘頭在電視上演講，要使俄羅斯人相信：烏克蘭只不過是西方「在我們的歷史大地上」設計出來的反俄工具。
烏克蘭人的身份認同並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西方的發明。幾個世紀以來，烏克蘭人一直在努力抵制種種抹殺他們文化的企圖。19 世紀早期，俄羅斯出版商能接受的烏克蘭語寫作只有民族志、喜劇，或與政治無關的作品（嚴肅文學必須用俄語）。從 1863 年到 1876 年連續頒布的幾種法律，嚴格禁止所有烏克蘭語作品，也不許在公共場合使用烏克蘭語。1930年代，斯大林處決了十年前重建烏克蘭語文學文化的一整代作家，殘酷扼殺了這個國家充滿活力的先鋒派的發展。
烏克蘭文學的歷史是抵抗帝國傲慢的歷史。俄羅斯帝國為了造成某種文學文化的表象，強加給烏克蘭作家種種限制。在這些限制的範圍里小心寫作，是烏克蘭作家常見的做法。有時他們也嘗試在俄語寫作中表現烏克蘭民族性，有些作家對俄羅斯帝國予以直言不諱的批評，為此吃了苦頭。另一些作家仍然嘲笑那種要使烏克蘭顯得無足輕重的傲慢企圖。
說到利用幽默來堅持烏克蘭身份認同，尼古拉伊·果戈里（Nikolai Gogol）的成就無人可及。世人以為果戈里出身於俄羅斯，其實他有個烏克蘭語姓名 Mykola Hohol，還為烏克蘭中部一家省級劇院寫過一系列富有民間風味的烏克蘭語喜劇，這些作品可能受到他父親的啟迪。1830年代出版的另一部分早期作品則用俄語寫作，對象是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讀者。這是些描繪烏克蘭鄉村生活的喜劇性作品，帶着粗礪的聲音、斑斕的色彩。《聖誕夜》是果戈里最負盛名的小說之一，其中有一段情節，寫一群烏克蘭哥薩克到聖彼得堡朝謁葉卡捷琳娜大帝。這一幕人物對話由於無處不在的文化和語言的誤會而產生喜劇效果，但也有政治性的閃光——這群哥薩克要求葉卡捷琳娜告訴他們，為什麼要破壞他們的自治權（這是發生於 1775 年的真實事件）。沒等她回答，故事馬上回到安全的喜劇情節。許多俄羅斯讀者覺得這不過是個笑話，意在諷刺哥薩克頭腦簡單，被巍峨宮殿和烜赫聲勢嚇破了膽。烏克蘭人卻認得從民間傳統中發掘出來的哥薩克惡作劇精靈的形象，也懂得這些人物不肯向權勢屈服的傲骨。
果戈里的諷刺小說《死魂靈》插圖
藐視帝國是 19 世紀中晚葉烏克蘭文學賴以建立的基礎。比起表面忠實的果戈里，烏克倫卡和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等作家的抵制與反抗更加明目張胆。舍甫琴科有烏克蘭民族詩人之稱，他出身農奴家庭，了解農民的生活與果戈里筆下恬靜的田園詩情調半點不相干。在一首題獻給果戈里的詩中，詩人責怪自己的同胞，說：「你笑容盈盈，我卻必須流淚。」對帝國及其壓迫少數民族的做法，舍甫琴科予以猛烈抨擊，毫不妥協。如他在《高加索》詩中寫道：「從摩爾達維亞到芬蘭/每一種語言都把沉默抱緊。」他因此詩得罪，遭到逮捕，被迫充軍，不許寫作達十年之久。烏克倫卡則通過批評殖民主義、體現女性主義觀念的作品來反抗帝國禁令，抵制刻板印象。她的劇作以西班牙、特洛伊和巴比倫為背景，為此前被迫局限在狹隘觀念里的文學帶來了歐洲文化和世界文化。有些烏克蘭知識分子批評她，說她忽視了烏克蘭題材。其實她也寫過以烏克蘭歷史為題材的劇本，即詩劇《貴婦人》。我們知道 17 世紀，哥薩克首領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為了擺脫波蘭控制，與莫斯科訂盟，對此後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故事就發生在這次著名的訂盟之後。主人公奧克薩娜是個哥薩克女子，同意嫁給一位在莫斯科宮廷服務的烏克蘭貴族，劇中寫她為遠嫁「異域」而擔憂，隨即自寬，說：「那也算不上什麼異國他鄉，不是嗎？/宗教儀式是一樣的，而我/已經多少懂得他們說的話。」她錯了。在莫斯科，奧克薩娜不可以同男人平等說話，也不許擅自出門，在公開場合必須遮臉。因為來自異域，她成了獵奇的對象，卻不受理解。如安多洛娃所說，她所受的待遇如同一件帶着異國風情的物品，給人看，卻沒人聽。這跟烏克倫卡時代烏克蘭文化的地位沒有兩樣，在帝國文化的想象中，烏克蘭文化已簡化成色彩斑斕的裝飾品。奧克薩娜不禁感到沮喪，卻不能回家，因為烏克蘭已陷入動亂和衝突：「烏克蘭血跡斑斑，倒在莫斯科靴下/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和平』？或只是一件棄而不用的廢物？」讀者從劇中不難了解：與莫斯科訂盟是烏克蘭的悲劇。這信息卻與帝國的官方史學直接衝突，因此直到帝國崩潰以後才有出版和演出的機會。足以說明問題的是，蘇聯出版的烏克倫卡作品也沒有這部戲劇。
面值200格里夫納的烏克蘭紙幣上的烏克倫卡肖像
烏克蘭於 1991 年獲得獨立，從此以後，烏克倫卡成了啟發新一代作家和思想家靈感的主要人物。安多洛娃也在其中。隨着後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等世界性潮流緩緩流入這個新生的民主國家，本土知識分子很快在這些「新」觀念中認出烏克倫卡的面影。如烏克蘭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烏克倫卡傳記作者奧克薩娜·扎布日科，在 1996 年的小說《烏克蘭人性意識的田野調查》中，就探討了這些主題。這部小說成了烏克蘭獨立以後第一本真正的暢銷書。小說敘述了一位女詩人和一位男藝術家在國家獨立後最初那些日子裡熱烈而浪漫的戀愛。對主人公而言，維護民族身份認同，抵制俄羅斯化，不僅是政治，而且事關個人，滲透在親密關係中，決定其擇偶標準和生育願望，她說：「我們能保護他（指他們的孩子），對嗎？天哪，我們這群不幸的烏克蘭知識人，從古到今，沒有一刻不受到有力的阻攔和壓抑，現在沒剩幾個，零落不堪——這是瀕危的物種、即將滅絕的家族。不管我們還有多少人，我們得抓緊繁殖，發瘋似地繁殖，不斷地繁殖。」就像《貴婦人》一樣，女主人公嚮往個人解放和民族解放，也為那個不能擺脫帝國陰影的男人感到懊喪。在烏克倫卡的劇本中，奧克薩娜的丈夫善於逢迎，殷勤地為沙皇表演烏克蘭歌舞，供他取樂。扎布日科小說中的藝術家則深受自卑感的折磨。受壓迫的民族都熟悉這種心理。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強烈的烏克蘭身份意識，相應的男性形象則表現出作者的忠告，提醒讀者對帝國的順從值得引以為戒。在演講過程中，說到烏克倫卡劇中不幸的奧克薩娜時，安多洛娃一改嚴謹而克制的音調。她從《貴婦人》所着力表現的文化衝突聯想到今天的戰爭，聲音變得急促起來。安多洛娃說：「無聲的奧克薩娜，是文化衝突把人加以物化的表現。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拒絕了解烏克蘭，不願傾聽烏克蘭的聲音，也不肯接受烏克蘭以自己的方式存在，這些都是普京入侵的基礎。今天在基輔街頭的人們都能感受到這種衝突的暴烈呈現。然而，正如從烏克倫卡到扎布日科等作家所表現的那樣，暴力只能激發烏克蘭人找到更加有力、更有創意、也更驕傲的方式來成為烏克蘭人。」（原文題為
What Ukrainian Literature Has Always Understood About Russia
載《大西洋》2022 年3 月 10 日網刊）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