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讀過收錄於《單讀 28·明亮的時刻：女導演特輯》的《口述筆記員》，會通過默音的書寫認識一位其實有着精彩一生但大眾總會從武田泰淳妻子開始認識的女作家武田百合子。
這篇《以文為食的人》則從武田夫婦的故事延宕開來，還記敘了與他們來往的編輯的故事。回望這群「以文為食的人」，默音在思考這些問題：小說是什麼？小說的未來在哪裡？小說和寫作者、讀者的關係是什麼？
」人寫下的每個字，會成為他的一部分。「如文中所寫，自十六歲開始在《科幻世界》發表小說起，默音沒有停止過寫作上的探索，在親手寫下的每個字上成長。
日本作家武田泰淳與後來成為他妻子的鈴木百合子相識於戰後的蘭波咖啡館。那時，他是個寫小說但沒什麼錢的新中年，她二十出頭，在「蘭波」當服務生。
蘭波咖啡館的老闆同時也是昭森社的社長，那是一家出版詩集與美術書籍的小出版社，辦公室就在咖啡館樓上。樓下的店裡提供私釀燒酒（戰後糧食管制，不允許造酒，劣質的私釀酒通常以紅薯為原料），文人們——例如《世代》《近代文學》的同人作者們，泰淳屬於後者——常聚集在此買醉。泰淳在他晚年的作品《眩暈的散步》（中央公論社，1976）中寫道，「每當燒酒賣完了，她就抱着冰淇淋機（形狀像一隻桶），跑去朝鮮人的秘密釀酒作坊進貨。店裡總是兩瓶一組地擺着茶色的二合瓶，一瓶裝了酒，另一瓶裝了水。兩瓶一組放到客人的桌上，遇上巡警進來查看，就把裝酒的藏起來，只留裝水的在桌上。裝酒的瓶子以暗號寫着 K 字，不過喝醉了之後，經常搞錯。有一次，一個客人喝得大醉，爬到警察崗亭那邊，大喊道，我剛在 R 酒房喝了酒，真開心啊。巡警聽了，慌忙跑來店裡訓斥。」
他還寫道，「（百合子）在 R 酒房工作，每到傍晚，肚子餓得受不了。站在那兒，腿就開始抖。此時，她便喝一大口給客人的燒酒，獲得飽腹感。她生出凜然的勇氣，眼睛開始放光。她喝了『炸彈』，還喝了『辣眼』（醉意會像爆炸一樣席捲全身，光是把酒杯湊近嘴巴，雙眼就一陣火辣辣的，也有人喝了這個酒導致失明）。」
那時他們過的是今朝不管明日的生活。武田泰淳不會想到，若干年後，他會成為文壇重鎮，和三島由紀夫一起擔任多項文學獎的評委。以及，他將在 64 歲那年死於肝癌。在荒蕪又生機勃勃的年月間灌下的酒，還有整個創作生涯中，天不亮就起床寫作的一個個日子裡為保持寫稿狀態喝下的酒，最終逐漸蠶食掉他的生命。
早在寫《眩暈的散步》前幾年，武田泰淳經歷過一次糖尿病導致的腦血栓發作，右手不便，寫作改成口述，由百合子幫忙做筆錄。因此，泰淳專門用一章給《眩暈的散步》收尾，「幸好有個身體好的老婆」。這本書出版於他去世前不久，在他走後獲得野間文藝獎。
武田泰淳
有件事耐人尋味。看起來像「散步隨筆」、混雜了大量個人與時代記憶的《眩暈的散步》，被武田泰淳本人放在「小說」的分類。就好像他悄悄提出了一個曾被無數人討論過的問題，到底什麼是小說？
這個話題太大，也容易走入死胡同，且當一個引子放在這裡。小說其實是最寬泛的文本形式，它可以是基於個人經驗的，「看起來像真的」，也可以營造於想象的基礎上。
多年來為他料理家事和寫作雜務並養育女兒的妻子武田百合子，身兼保姆、司機以及口述筆記員等多項職責的「身體好的老婆」，成了作家。
武田泰淳去世後，與他合作多年的中央公論社《海》雜誌編輯部出於紀念，從武田百合子十三年間的富士山居日記擇部分發表，從此掀起了可稱之為「百合子浪潮」的閱讀現象。完整的《富士日記》在 1977 年出版，三卷文庫本至今長銷不衰，武田泰淳的書則被歲月掩埋，成了小眾書籍（並不是說他的書不好）。關於武田百合子的生平，我另有一篇長文《口述筆記員的聲音》加以梳理，在這裡談點別的，和小說有關，也和小說的生產者有關。小說雖然屬於作者，在小說形成的過程中，編輯經常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武田泰淳和武田百合子1969 年 1 月，中央公論社的編輯村松友視拜訪了位於東京赤坂的武田家，此行是作為責編上門寒暄。武田泰淳答應為即將於 6 月創刊的文學雜誌《海》寫一部長篇，名為《富士》。武田家從前些年起，每年往返於東京和山梨縣富士山腳下的度假屋，兩頭居住。雜誌主編覺得富士山的生活可以成為寫作素材，便和作家大致商定了標題和作品的主調——類似山居筆記的小說。
村松友視知道主編的想法，但可能因為年輕人特有的熱心勁兒，他帶了一部和富士山有關的傳奇小說給武田泰淳，說是供參考。後來他回顧，這本書帶壞了。他帶去的書似乎影響了作家的思路。總之，武田泰淳沒能如約交出連載的第一章，事實上，作家一直拖稿，第一期連載終於登場，已經到了十月號。
《富士》序章的標題是「神之餌」，正如主編的建議，那是「我」在山莊的記錄。涵蓋了觀察與思考，也隱含了若干不安定的因子。人類喜愛松鼠，卻殺死老鼠。給出食物的一方是「神」，獲得食物的一方是「受選之民」。「我」不想成為松鼠的「神」……
當村松友視帶着序章的校樣去武田家，武田泰淳浮現惡作劇的笑容說：「你來猜猜看，接下來的第一章，會是怎樣的內容……」
光看序章，很難猜測後面的發展。作家給了提示，下一章的標題是「讓我拔草吧」，並對村松說，下一次你來的時候，帶上你根據這個標題寫的稿子，我用第一章和你交換。
在任何一個國家與時代，應該都很少有這樣的作者和編輯的關係。57 歲的作家並不是在為難 27 歲的小編輯，更像是真心覺得「這小子有趣」。村松友視回去後，也真的發揮想象，寫了幾頁小說帶去。他筆下出現了一個到訪山莊的男人。此人對世界的認識和序章的「松鼠 vs 老鼠」一脈相承，在男人的眼裡，人們被分類，一部分的人被蔑視和驅逐。此人向山莊主人提出「讓我拔草吧」。結果，他留下雜草，拔除了主人種植的花草。
作家讀完後一笑。「原來如此，確實也可以這樣展開。」
武田泰淳筆下的第一章，情景遽然一變，聚焦戰爭期間一所精神病院的內部。「我」在青年時代擔任醫院院長的助手，正在寫一篇名為《戰爭與瘋狂》的論文。隨着故事發展，「我」眼中的病人和正常人的界限逐漸模糊不清……
《富士》一直連載到 1972 年 6 月。最終，這部作品成了武田泰淳少有的完成度較高的長篇，其中凝縮了他關於戰爭、人性的種種思考。
武田泰淳離世後，村松友視與武田百合子的交往持續下來，他還擔任了《富士日記》的責編。
無從知道，那一章的「試寫」是否給村松友視帶來某種刺激。他後來屢次應徵文學雜誌的新人獎，均落選。日本的出版界經過戰後的同人雜誌風雲時代，已逐漸演化出一套新人獎甄選制度。想要成為作家，在新人獎出道是幾乎唯一的途徑——當然，任何時代總有那麼幾個例外。
村松友視幸運地成為了例外。1980 年，也就是他 40 歲那年，偶然受邀寫的關於摔跤競技的非虛構一舉成為暢銷書，從此走上職業作家的道路。兩年後，他的小說拿了直木獎。他還有一部重要的作品，是寫武田百合子的非虛構，《百合子女士是什麼顏色：通往武田百合子的旅程》。
村松友視一直作為編輯和朋友支持武田百合子的創作。他在《海》期間有個同事安原顯，也在日本文學史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或許該說是陰暗的一筆。
大約在 1969 年前後，村松友視因為和主編常有對立，提出想調換崗位（所以他其實在微妙的時機當上了武田泰淳的責編），主編招來了曾擔任《Paidia》（希臘語：教養）雜誌主編的安原顯。後者早稻田大學法語系沒念完，但有着對文學的直覺，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奇人。
村松友視和安原顯很快相熟，儘管安原顯是為了頂替自己才被招進來的，村松友視感到，「此人不能放着不管」，於是他留在了編輯部。後來塙嘉彥當了主編，《海》的黃金時代拉開序幕。
日本的文學雜誌都是約稿制，非常考驗雜誌編輯的人脈和眼光。1979 年，村上春樹以《且聽風吟》獲群像新人獎，「彼得貓」爵士樂酒吧老闆的出道故事，全世界的讀者想必都已聽得爛熟。獲獎後的第一篇，他應邀為《群像》雜誌寫了《1973 年的彈子球遊戲》。隨後，「彼得貓」的常客之一安原顯約他為《海》寫個短篇。村上春樹交出的稿子是《去中國的慢船》，畢竟是第一次寫短篇，他有些不安，結果安原顯說不用改，這樣挺好的。
這段經過被村上春樹寫在《一個編輯的生與死——關於安原顯》（《文藝春秋》2006.4），文章很長，口吻顯得克制，歸根結底表達的是作家對安原顯的不滿。兩人之間有過多年的友誼，奇怪的是，從某一年開始，安原顯就像變了個人似的，罵村上及其家屬，寫文章對村上的小說做出惡評。村上分析說，可能因為安原顯試圖成為小說家，卻沒能成功。他也看過安原顯的小說。「我記得，我當時感到訝異，為什麼這樣饒有趣味的人，非得寫這樣激發不出任何趣味的小說呢？」安原顯於 2003 年 1 月去世，和他有關的諸多事件的原因和過程都已湮沒。能確定的只有一點，他生前曾將村上春樹的手稿賣給舊書店。無論從編輯的職業道德還是從做人的道德來看，這都是毋庸置疑的污點。
不過，人是複雜的存在。村松友視為安原顯專門寫過一本回憶錄，《安原顯的海》（幻冬社，2003），講述前同事的天才與怪誕。
刊載於《文藝春秋》的《一個編輯的生與死——關於安原顯》安原顯罵過很多人，從大江健三郎到村上春樹，卻有一個人，他顯得語彙貧乏，只會說那人是「天才」。
和村松友視一樣，安原顯和武田百合子的私交甚篤。當他離開《海》去了《嘉人》雜誌，繼續為新東家約到了武田百合子的隨筆。在中國，《嘉人》是一本和文學沒什麼關係的雜誌。安原顯在任期間的《嘉人》刊登過村上春樹的《再襲麵包店》，吉本芭娜娜的《鶇》，可見其文學品味。
武田百合子在《嘉人》雜誌從 1988 年 6 月到 1991 年 4 月連載的《日日雜記》，實質上成了她生前最後一本書。其間，安原顯不斷勸她寫小說，「希望你寫小說！我雖然這麼講，像現在的隨筆也行，只要你覺得是在寫『小說』，這就是『小說。』」
責編安原顯的這番話乍看有點古怪，不過只要讀過武田百合子的隨筆，就不難明白。試從《日日雜記》（中央公論社，1992；中文版即將由理想國出版）摘錄一段——
我在有樂町高架鐵道橋底下買了糖炒栗子。拿出五千元的紙鈔，買了一袋一千五百元的。六十歲左右的糖炒栗子店的大叔正在和一個五十大幾的大媽站着聊天，他停止聊天，除了一千五百元的一袋，又抓了一把栗子放進紅色小袋子，說是送的，和找零一起遞給我。我說，你只找了三千塊。他說，我給了三千五。我說，真的沒有。這時，剛才談話被中斷的大媽插嘴道：「真的給了。我可是瞧見了。對吧？」
我說，可是真的少五百。大媽把繞在脖子上的蓬鬆的淡紫色布料鬆開少許，吸了口氣，她化了濃妝、皺紋很深的臉上，往裡凹的深黑的眸子閃着光。她使勁盯着我，接着一把抓起旁邊不作聲的大叔的右手，辯護道：「我的確用我這雙眼睛瞧見了，這家的老闆用手指，這根手指，這根，和這根，像這樣，取了三張一千元的紙鈔和一個五百元硬幣。」原來她在和糖炒栗子大叔談戀愛。我回到家，發現手提袋的底部有個五百元硬幣。
讀到這樣的描寫，我們又繞回了開篇一閃而過的問題，到底什麼是小說？武田泰淳隨筆風格的作品是他心目中的「小說」，武田百合子蘊含了故事張力的日常記錄，我作為讀者，也認為這是「小說」。
武田百合子於 1993 年 5 月死於肝硬化，終年 67 歲。年輕歲月痛飲的「炸彈」「辣眼」，也許在不知不覺中對身體造成了影響。她的《富士日記》是許多讀者（其中包括不少寫作者）的「逃逸日常之書」，無論何時翻開一段，都能跟着武田百合子做一場短暫的旅行。
武田百合子
2020 年初夏，在讀《富士日記》的過程中，我寫了一則科幻短篇，《夢城》（《湘江文藝》，2021.3）。故事發生在閱讀幾近消亡的時代，在新東京市，製作「視夢」（沉浸式體驗電視劇）的製作人深町將他喜愛的作家的作品進行改編，投射到大眾的輔助腦。他正在製作的視夢劇集，叫作《富士日記》。《夢城》的反烏托邦情景不算特別：很少有人讀書，人人耽於被製造出來的夢境。在那樣一個時代，作家 T（武田泰淳）的作品不再被人閱讀，Y 夫人（武田百合子）的日常記錄卻以全新的媒體形式煥發又一波生命力。
寫下這個故事，不單單是向武田百合子致敬，也透露出我身為寫作者的不安。小說的未來，是不是真的越來越窄？畢竟誰也不能反駁說，《夢城》中的情景不會真的發生。
縱然不安，我仍然相信，人寫下的每個字，會成為他的一部分。從作者的角度，有讀者當然很重要，但被閱讀這件事仿佛有冥冥中的力量；從讀者的角度，無論文字的載體作何變化，總有那麼些讀者，在某些時刻邂逅他或她的命運之書。
在此分享這些「以文為食」的人們的故事，他們當中有作者也有編輯，有的人的作品至今不衰，有的人被其他作家的文字釘在了恥辱柱上——我這個異國的讀者，亦是通過文字，望見他們的來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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