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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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能在一個街角遇到奧威爾，也早晚要遇到若澤·薩拉馬戈。我感到《失明症漫記》已經預見到了傳染病蔓延下必然會發生的人類行為，就像那個什麼心理學定律說的，最壞的事情，只要你能預期到，它就一定會發生。

把染疫的人拉走治療，重要的不在於治療，在於拉走，讓他們脫離那些尚未染疫的人。薩拉馬戈就是這麼寫的，這些染了傳染性盲症的人被拉走，集中關在一起，有持槍的守衛把守。雖然關押場所內沒有暴力人員，他們自己卻很難產生有秩序的集體行動（不僅僅因為故事中的他們是盲人），只有在飢餓的逼迫下，才可能演變出亂鬨鬨的暴動。

拉走是對一個人的degrade。不管是出於多么正確的理由，這個人就是被犧牲掉的，可是要讓他被馴化去接受這個命運，就得靠着疾病的隱喻。所以蘇珊·桑塔格說，她寫作《疾病的隱喻》是為了揭示這些隱喻，並藉此擺脫這些隱喻；她是患癌的人，對她來說，比如「癌症康復者俱樂部成員」這樣一個身份，就意味着一種精神上的自我隔離——把自己隔到了健康人的類屬之外，自成一個類屬，哪怕這個「健康人」僅僅表示他們沒有患癌。

更有啟發性的當然就是寫《審判》的卡夫卡。他揭示了現代城市的社會管控體制會如何degrade一個個體：給你蓋一個「有罪」的印，然後你自己在別人的側目下，去痛苦地調查自己犯的什麼罪。於是就有這樣的典型對話：「為什麼抓我？我又沒罪」，「你沒罪？那為什麼不抓別人偏抓你？」

把「抓」改成「封」，把「罪」改成「病」，一點都不違和。

對淪為這般遭遇的人，一直在思考「好人受苦」問題的基督教思想家給出一個解釋，即要他們「自我救贖」（《肖申克的救贖》里的蒙冤入獄的主角）。但這是無神論者消受不了的概念，人們也不會理解，為何要把自己受的無妄之災跟那個子虛烏有的「原罪」扯在一起。

於是，人所能指望的救贖，就是等待領取這麼一張「證書」。我想，設計這些詞句的人，大概認為自己為這座城市「人性化」的美名做出了一份貢獻吧。

我相信兩點，第一，只要人還整天在談論「戰勝」，並且在它真的被戰勝了之後也還長時間沉浸在勝利的宣傳和喜悅之中，人就一直是瘟疫的俘虜，不能免於對它的恐懼。真正的勝利是徹底無視它，以至於忘掉了有它這回事。第二，只要人還在各地領到的菜之間故作輕鬆地比來比去，竊幸於自己的福利，或暗恨於本區的寒酸，他們就是默認了自己是需要家長投餵的嬰孩。

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寫了處在「二手時間」之下的俄羅斯人，在我眼中，我們的時間也迅速折舊，變得互相雷同。當城市把「遊民」清空到乾淨，它和它的居民就陷入彼此的虛擲：假裝互相交流，你擲給我一個眼色，我丟回給你一個眼色。人與人之間，我發給你我看到的，你發給我你看到的，實際上各自跟各自看到的東西之間沒有半點touch。

不過減少touch的事情，早在滿街貼滿二維碼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所以我不得不拿出反科學的態度，懷疑瘟疫是種種所謂「智慧」技術招來的懲罰。記得去過一個新開的糕點鋪。貨品都在架子上，由人自取，取好貨品交給營業員，營業員努努嘴：價格你看到了吧？門口自己掃碼付。

我付了款後拿走了那一盒糕點。整個流程里，營業員連收銀機都沒touch，她所做的只是為我選中的貨品開光：給套個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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