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發生在社交網絡時代的疫情，正在持續影響全球社會。
文丨姚胤米 劉璐天
編輯丨姚胤米
有疫情的日子進入第三年，人類越來越確信，新冠病毒重新書寫的不僅是醫學界的歷史，它也把作為人類的社會生活扭到另一個方向。
在人類有史以來的文明圖卷中，從沒有這樣一個 「東西」，不由他們主動引發、不受他們日益精進的科學技術水平控制、肆無忌憚地在全球所有國家施展威風。
在人類有史以來的文明圖卷中，也從沒有哪次全球範圍內的公共危機，離每一個人都如此之近，同時拷問人們看似強大的身體和他們的心靈。
僅憑病毒一己之力難以施加這般影響。曾經令人驚嘆又引發批評的、把人和人無限拉近的社交媒體無意間幫助了它。
最直觀的文字、圖片、視頻，以最短的時間、最有效率地出現在人們眼前。一幅民間疫情苦難史徐徐展開，他們從不曾體驗過，遙遠的哭聲可以離自己這麼近。
被社交媒體廣泛應用的算法推薦，使人接收和消化信息的願望被滿足得越來越充分、膨脹，直至破裂。在關懷他人處境時，人們也墜入情緒的深淵，陷入 「替代性創傷」。卻已然忘記了，在互聯網沒那麼發達的時代，人往往不會對一個公共事件投以如此密集、豐富的關注和關懷。
病毒以及它對生活帶來的實際影響本身，也為人們的壞情緒添了一把火。恐慌、煩躁、疲憊，成為兩年多以來，人類共同的群體心理特徵，磨損人們的心靈。即便在病毒稍微收斂鋒芒的時候，抑鬱、焦慮的人也更多了。
此前，我們採訪了 8 位心理學專家，探討新冠疫情到底對人們的群體心理狀態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以及我們如何去緩解關注疫情而帶來的心理疲憊。
他們當中，有臨床心理醫生、職業心理諮詢師、心理志願者、社會工作者、藝術家和學界最具權威度的專家教授。他們有着豐富的一線經驗，其中多位經歷過 2008 年的汶川地震，一個中國大災難中危機心理干預意識幾乎為零的年代。在之後的多年，這群平時並不總是活躍在大眾視野範圍內的心理工作者，出現在每一次重大災害事故的現場，撫平親歷者、倖存者和家屬們傷痕累累的心。
其中一位學者常年在滬生活，她曾經在疫情期間幫助過很多心陷絕望的人，但無法幫助她在近些天來免於焦慮和恐慌。隨着時間拉長，家人的境遇變糟，她自己的狀態也明顯越來越差。
他們的勇敢與堅韌令人感動。更珍貴的是——考慮到他們的職業身份——作為大量見識過人性複雜、灰暗和醜陋的人，他們仍然對人報以希望：人的心理是有韌性的，我們一定能找到讓自己舒適些的辦法。
病毒沒有思想，也沒有人格，只為了自己的生存天性快速複製。它不是專門與人類作對的敵人，也不帶有為人類帶來一場時代創傷的任務。只不過，藉助疫情，更多人有機會看到人類文明和個體的脆弱性，有了反思的機會。
如果有一天，人類終將面對與病毒共存的日子，那麼在此之前，我們也應該做好準備，與新冠病毒對人類心理帶來的綿長的影響共存。
新冠疫情是人類歷史影響最大的一次危機
但我們會找到新的和世界相處的方式
徐凱文：臨床心理學博士，精神科醫師，中國生命關懷協會社會心理服務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民營心理諮詢機構 「大儒心理」 創始人。
《晚點》：您參與過非常多的公共災難心理救助工作，本輪疫情對人心理的影響和武漢有何不同？
徐凱文：最大的不同是，現在我們對疫情常態化已經漸漸地接受了。
2020 年春季我在北大開了一門課叫《災難心理學》。因為經歷了 03 年的非典，我當時預期大概半年新冠疫情就會過去。所以那門課程主要定位於修復武漢居民的心理創傷。
顯然，所有人都沒有料到疫情會持續那麼長時間。特別是最近的情況，可以說某種程度上影響面甚至比武漢更嚴重。還很難說什麼時候能完全恢復到疫情前，也或許疫情前那個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晚點》：跟其他災難相比，疫情帶來的心理問題有哪些特殊性？
徐凱文：疫情是人類歷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場災難。
其他幾乎所有的災難都是一次發生，就結束了，而且，頂多影響一個局部地區的人。這次則是一種集體創傷。它讓每個人的正常生活都受到非常大的影響，現在還很難完全評估它，因為它還沒有平息。
我們沒有針對新冠疫情影響的應對經驗，也沒有系統地做這方面的準備和研究。2020 年以後，人們的心理健康狀況急劇惡化。
疫情在不知不覺對人類造成負面影響。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疫情導致 2020 年抑鬱症患病率增加了約 0.53 億，增加幅度約 27.6%。焦慮症患病率增加了約 0.76 億，增加幅度約 25.6% 。肯定不是說人們發生抑鬱、焦慮都是因為感染，即便沒有被感染的人，因為集體創傷也會抑鬱。我比較多做青少年的工作。疫情之後，青少年自殺率是往年的兩三倍之多。
所以從災難的角度來說，新冠疫情肯定是歷史上人類受到影響最大的一次。
《晚點》：這種集體創傷，有被治癒的機會嗎？
徐凱文：人類其實沒有那麼脆弱，我們會找到新的和世界相處的方式。
我一直覺得這場疫情是大自然對人類的警告。人類的生活方式有很多問題，比如說我們現在這麼容易被焦慮所驅使、功利地追求一些東西、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疫情也告訴我們，世界本身就是不確定的，並不是人類一努力，問題就可以解決。
我還有一個觀點，我覺得人類一個很大的惡就是 「自戀」。我們往往會很自以為是，覺得科技發達了，好像就人定勝天了。病毒和人類共存是一個自然的事情，而且會永遠共存下去。如果我們抱着 「我要儘快控制住它，才能夠回到正常生活中去」 的心態的話，可能永遠恢復不到正常狀態。
《晚點》：還有哪些疫情帶來的心理問題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徐凱文：疫情帶來的是一個長期的壓力，而且總是猝不及防地就非常嚴重，大量基層工作人員的身心健康狀況受到極大的衝擊和影響。
基層工作人員任務很重，這樣疲憊的狀態，一個月兩個月還可以，時間越長肯定越容易出各種問題。比如長期疲勞引發倦怠或情緒崩潰，也有可能猝死，飛行員、空勤人員的心理健康也需要重視。
最近網上看到有一些居民不配合防疫工作，很大可能也是情緒崩潰的表現。工作人員的情緒也是耗竭狀態，很難有足夠的耐心去更好地處理。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有沒有做好長期抗疫的準備？能不能保證一線的基層執行者能夠得到很好的照料？能不能保證每次突發疫情時，他們都是一個特別好的應對狀態？
不是說下一個行政命令，大家堅持就能做到的。誰都想堅持，但人畢竟不是機器，不可能永遠高水平地工作。抗疫有不同的工作崗位，承擔的壓力不一樣，一直在一線工作更容易耗竭，能不能考慮讓基層人員換崗和休息。
這些問題在我看來是非常嚴肅的科學問題。
《晚點》：您也為學生上網課，就您觀察網課這種形式，對於學生有什麼影響？
徐凱文：網絡是人類偉大的發明，使世界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也使人們更容易交往。但是人的本性是需要在現實中跟別人在一起。如果一直只能通過網絡來交往的話，生活質量、生活狀態、心理健康一定會出大問題的。網課除了對教學質量的影響以外，最大的影響是在於使人與人之間的現實接觸受到破壞。
我舉一個小例子。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反社會人格障礙的，監獄要懲罰一個犯人，會把他關單人牢房，不會有任何人跟他講話，包括警察，其他沒有任何折磨，只是單純地沒有人跟他講話，人一兩個禮拜就會崩潰掉。這是一個極端例子，但疫情之後我們的確發現，學生來訪者當中，社交焦慮、社交恐懼變得越來越多了。
疫情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兒童是社會裡最脆弱的一環
吳正言，蘇州市心理健康協會秘書長、蘇州市廣濟醫院心理健康中心主任、心理學教授
《晚點》：您這兩年主攻青少年心理健康，請問隔離期間青少年會出現哪些問題？
吳正言：最明顯的還是沒辦法認真集中地聽網課。
電子產品並不僅僅是一個教學工具，上網課時，學生能非常觸手可及地接收各種影響注意力、也更具有誘惑力的內容。而由於現在的大數據技術，瀏覽或感興趣的內容都會被記錄，推送會更多，孩子被動地被信息狂轟濫炸，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的大門，非常容易樂此不疲，沉醉其中。
《晚點》：總結得好準確，「被動地被信息狂轟濫炸」。
吳正言：是。但我要說這是符合孩子天性的。人類自我情緒約束主要靠大腦前額葉皮質，通常 20 歲左右才能發育成熟，未成年人這部分功能天然不足。以前通過學校規定，老師監督，能讓孩子的狀態相對可控。現在在家裡，約束力度有限，手機平板的誘惑力又如此之大，就像讓孫悟空去看守蟠桃園，監守自盜屢屢發生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
而家長本就積攢了比較大的壓力，回家又看到孩子這樣一個情況，更加氣不打一處來，很容易不知所措、反應過度，導致誤解矛盾，激化了孩子的問題，也造成了家庭的問題。所以家長要有一個心理預期：絕大多數孩子上網課，恐怕都很難獲得比較良好的效果。
《晚點》：更多接觸互聯網產品，會對青少年帶來哪些影響？
吳正言：不得不說現在很多遊戲充分迎合了人的心理需求，給人成就感、價值感。到了這個年齡，青少年特別希望自己能在人群中獲得一席之地，得到他人的交流陪伴等等。
學校里競爭還是很激烈的，大多數孩子不可能排名前列，老師同學也不太認可。但在遊戲裡面，他可以三殺四殺五殺、超神、MVP，能夠拉幫結派，成就感、價值感被充分滿足。有青少年在諮詢中告訴我，有的遊戲進去以後可以獲得夜間陪聊，他也願意給小姐姐買杯虛擬可樂、珍珠項鍊。這裡面，他對性的好奇或者性的衝動欲望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
《晚點》：這兩年在臨床上，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是否格外突出？
吳正言：兒童身心發育還不成熟，作為社會裡脆弱的一環，受到的疫情影響波及會更強烈而深遠。以前，青少年拒絕上學的發生率也是蠻高的。疫情反而有所緩解，但緩解的原因是網課使他們去學校的壓力有所降低。
2020 年的疫情讓不少孩子突然產生這樣一個意識：原來上學不是天經地義的。這就等於打開了一個潘多拉之盒。等到疫情好轉，回去上學了，問題突然集中爆發起來。2020 年 5 月復學以後，很多地區都報告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愈發嚴峻。我們醫院的兒少門診、心理諮詢門診上的兒童青少年比例至少增加一倍以上。
《晚點》：家長如何更及時地發現孩子出現了心理問題？
吳正言：很多家長其實不願意承認孩子有心理問題。擔心去精神科會給孩子帶來成長陰影；或者給孩子檔案帶來不良影響，影響升學和工作；或者孩子被貼上抑鬱症的標籤，可能讓他更加跟外界格格不入。因為種種擔心，最後就繼續拖了，問題變得更嚴重。
但家長也不要過度關心，過度焦慮。我有一個總結是：嘴甜、心狠、手懶、腦勤。即，善於發掘和鼓勵孩子的閃光點，在急於 「糾正」 孩子的負面情緒行為之前先思考一下深層原因、加深對孩子的理解，也要接受改善孩子的心理問題需要時間。
另外一個提醒是，不要把解決孩子的問題當做是做父母的一種犧牲，而應該把它當成是你自己變得更加成熟、成長的機會。
《晚點》：為什麼這次疫情復發，人們的心理問題好像反而比之前更嚴重了？
吳正言：不得不說，很多人之前從未感受過疫情離自己如此之近，距離本身是會影響人的心情的。第二，人本身有急性應激調節機制，哪怕現在處境再苦再難，但如果能預期某一個大致時間點處境會改善，忍受力也會大大增加。
現在病毒反覆變異，前方好像希望渺茫，就使人的心理耐受力大大下降。這跟現在很多地區居民的心理狀況類似，大家會有一種 「什麼時候是個頭」 的感覺。
《晚點》：有什麼辦法能加強心理耐受力？
吳正言：最核心的還是使危機解除。現在的確外部危機恐怕難以完全消除，但還是能想辦法讓處在未知中的個體對未來抱有希望、產生憧憬、建立信心。
我覺得，每一個還留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都是 survivor，都是戰勝過很多困境的人。大家肯定不缺少戰勝困境的經驗。只是處在困境時，會容易忘掉自己以往勝利的經歷，沒意識到原來我還挺厲害的。如果能想起來自己之前其實就挺不錯的，一定可以找到出路和方法。
面對疫情這場慢性危機
我們可以為心靈穿上鎧甲
周甜，「無國界社工」 總監、美國 ICISF 認證重大事件壓力管理培訓師，馬里蘭州大學認證危機管理師 CCISM
《晚點》：你認為，有哪些群體在這次疫情中值得特別關注？
周甜：海外討論非常多的一個話題，是醫護人員所遭受的心理壓力和道德傷害（當醫護人員被迫做出違背其對病人提供舒適照護的專業承諾時，道德傷害就會產生）。
2021 年西安封控期間，我們發現無論線上或是線下的心理志願者壓力都非常大。他們大多是西安市民，一方面要承受疫情帶來的焦慮，同時在志願者角色上有些事情做不到，就會有無力感和無助感，自己的情緒又影響到整個團隊的運作。
老人是另一個值得關注、但我們所知甚少的群體。奧密克戎雖然致死率很低，但症狀比較明顯，尤其是發熱。如果家裡有老人，救護車不能及時來，家人又不知道怎麼處理，手邊藥也不夠，也會非常無助。
《晚點》：疫情稍有緩解時，民眾會面臨哪些心理問題？
周甜：疫情是一場慢性危機。從 2020 年到現在，它沒完沒了、一波又一波，從情緒、生理、認知、行為、精神信仰等五個層面影響我們的心理狀態，讓人陷入到非常複雜的反應中，疲憊、茫然、迷失和壓力。
就算疫情緩解、城市解封，心理問題也並未消失。一些家庭有傷亡，人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處理哀思；一些家庭雖然沒有傷亡，但經濟損失很大，可能讓人非常崩潰，陷入迷茫無助的狀態；兒童的安全感原本建立在有序的狀態下，學校開放又封閉讓他們進入了無序狀態，和同伴相處的時間也被大大壓縮，對心理影響很大。
《晚點》：疫情讓每個人都失去了原本的生活秩序，有什麼辦法能幫助人面對這種失序的心理狀態？
周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心理學教授喬治·艾弗里（George Everly）從 1990 年代起開始研究人的抗逆力（human resilience)，也就是人從逆境中復原的能力。分為三個層次，抵抗力、反彈力和復原力。大部分人經歷前兩個階段後就能擺脫心理危機，但有 5%~10% 的人會需要更多支持。
喬治·艾弗里覺得抗逆力是可以鍛煉和維護的。他後來提出了心靈鎧甲（psychological body armor）的概念。就像士兵上戰場需要鎧甲的保護，心靈也需要五種鎧甲去維護。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營養、睡眠、運動、社交以及拒絕過多負面消息。
隔離期間，請多思考，少思慮
丁若水：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精神病學碩士，目前個人執業第五年
《晚點》：居家狀態下，人的情緒為什麼會比之前更脆弱？
丁若水：在隔離狀況下，人們會失去正常的作息，體育活動受限，人際社交被斷絕，生活規律打亂也會使人缺乏目標感。再加上疫情難免讓人恐慌，都會導致人的心理資源更加匱乏。
正常狀態下，一個人承受和消化壓力，通常能找到一些資源。如果本來能夠幫助消化壓力的一些行動做不了了，就容易情緒異常或崩潰。
但所有這些斷了的因素，都是有替代措施的。比如現在沒法跟人面對面交談——這肯定是最好的一種人際支持——還可以跟別人語音、視頻、加入一些互助群。雖然不是 100% 的有效替代，但還是會讓人感受到與別人是有連接的，孤獨感能夠得到一定緩解。
《晚點》：如果意識到自己陷入糟糕情緒，該怎麼調整？
丁若水：通常大腦在應對不舒適情緒的時候，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刻意迴避，還有一種因為自己有某種情緒而加重情緒。
打個比方，恐慌就像是下完雨後地上有一灘水，如果無可避免地必須要踩進這灘水，鞋子和褲子就會濺到一些泥點。要是說我很厭惡這灘水，覺得這個水不應該存在；或者說這灘水很可怕，它會濺到我，那就是在人為地、主觀地把一灘水變成一個踩進去就會沒過腳踝的小泥塘，就衍生出焦慮情緒。
這樣的情緒應對方式會惡化我們的體驗。調整情緒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策略叫做合理化。我們所能體驗到的各種情緒，都是本來就該存在的，只不過有些情緒的強度可能影響到了正常生活。
《晚點》：但做到很難。很多人並不擁有合理化自己一切情緒的理念，也不掌握方法。
丁若水：是很難。因為我們一直以來受到的教育就是，情緒分好的和不好的。大多數人總以為健康的情緒狀態應該是興奮，開心，喜悅，激動等等。這是不對的。人不可能大多數時候都處在高能量的情緒狀態下。如果總想去追求那種狀態，會適得其反。
實際上情緒分類可以有比較中立的方式。心理學家鼓勵人們最多體驗的情緒是平靜的、心平氣和、感到自在的。情緒合理化的一部分也是接納自己大多數時候都處在平和狀態下。接下來就是評估我的情緒是不是在分散我的注意力，然後有針對性地採取一些辦法。
《晚點》：最近很多人會提到自己很疲憊，疲憊感是怎麼回事？
丁若水：疲憊感是一種結果，導向這個結果的可能性很多。比如長期處在高壓中，身體不斷調動激素，動員全身，讓人打起精神應對。就像老闆給員工打雞血，一個勁讓員工持續加班，工作效率不可能一直提升，一定時間後反而會大幅下降。
當疲憊感出現時，最好的應對方式可能是高效率地休息。要注意，疲憊的時候，大腦會出現偏差，把一些刺激的、讓大腦更疲憊的活動當作休息的選項，比如熬夜、喝酒、蹦迪、打遊戲。最好不要這樣做。
《晚點》：對因疫情感到焦慮的人，您有什麼建議？
丁若水：一個比較有價值的建議是多思考，少思慮。
思考是提出問題，尋找解決方案；思慮是不斷提出問題，但從來都不想怎麼回答。當我們開始思慮的時候，我們可以在一張紙上開始練，去辨認什麼事情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什麼是我可以控制的。比如，現在我擔憂經濟形勢。經濟形勢是我可以控制的嗎？不能。經濟形勢是我可以影響的嗎？不能。經濟形勢是我可以適應的嗎？我可能只能被動地去適應它。不斷提醒自己換個視角，先接受問題，再解決它，有助於把焦慮水平降下去。
《晚點》：還有什麼在居家隔離狀態下，能保持心理健康的辦法？
丁若水：我們可以更專注於有限條件下可以做什麼。比如，給自己的一天訂一個明確的作息計劃。雖然不見人不出門，但也要認真地刷牙洗臉，製造 「我的一天開始了」 和 「我的一天要結束了」 之類的儀式感；每天都安排至少一件能帶來價值感或意義感的事，然後完成它；也可以有一些適度的活動，最好有一個明確的活動量；還要注意照料飲食健康。
修復心理創傷的過程很漫長
郁之虹，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社工專業講師、「伴行社工」 志願團隊發起者
《晚點》：您完整經歷了武漢疫情，當下武漢人的心理狀態怎麼樣？
郁之虹：我把武漢的經歷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 「求生存」，很多人需要床位和核酸，想活下去。第二個階段 「求生活」，想解決封控期間的生活問題，比如購買物資。第三個階段 「求復原」，也就是武漢人和這座城市從災難中復原。第四個階段 「求融合」，人們希望能重新回到過去的狀態中；康復者希望摘掉標籤，重新融合到過去的社會群體中，可以說武漢現在仍處於這個階段。
有的康復者一度失去工作，被周圍人排斥，以前的朋友也不再來往，在融合期，我們要幫他們去掉污名、重建社會網絡。
《晚點》：您做的 「『一路同行』 哀傷服務超市項目」 被稱為 「我國第一次有實證數據支持的、群體哀傷干預取得顯著效果的嘗試」。可以講講你們的研究成果嗎？
郁之虹：一般來說，心理創傷發生頭半年後，只有 20%-30% 的人還處在哀傷狀態里，我們稱為 「延長哀傷障礙」。我們在 2020 年 8 月、2021 年 2 月和 2021 年 6 月分別做了三次 「延長哀傷障礙」 測試。
我們有兩個發現。
一是，經過兩個階段的心理干預後，短短 4 個月，「延長哀傷障礙」 患者比例由 44% 下降到 12.5%。可見，針對性的心理干預是降低 「延長哀傷障礙」 的關鍵性因素，但其有效性需要以深度信任為前提，否則很可能收效甚微。
另一個是，雖然大部分人走出了哀傷情緒，但創傷水平還是很高。創傷不一定是喪失，往往更多是經歷了一些肉體或精神上的痛苦，在未來遇到類似情形時，以往的負面體驗被喚醒。這也是對我們的一個提醒。
《晚點》：面對失親者時，有哪些需要了解的常識？
郁之虹：死亡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特別禁忌的話題，很多人經受親人的離開，往往只能忍受，不知道去哪裡尋求幫助，也不知道怎樣自我療愈。這種傷痛往往變成延續到整個家族的創傷，在親密關係中、與他人互動中一定會有痕跡。
幫助失親者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是讓他在安全的環境下面對失親這件事。很多人會勸失親者堅強，「要快點走出來」，好像走出傷痛，就是忘了一切跟他有關的事。這種說法也會讓對方產生很強的無力感和憤怒感，讓他覺得自己很無能。如果真的做到這點，也是病態的。
另外，遭受哀傷的人，通常會害怕一些提醒物，例如，相關話題或者亡人的遺物，這些提醒物可能導致失眠、抑鬱、情緒暴躁或者莫名其妙的哭泣。真正能做到整合哀傷的人，是把失去的所愛之人留在心目中、血液里，甚至將其一部分思維和行事處事方式繼承下來。
最可怕的是未知
尹陳芳，上海福加文化危機干預心理專家，關注抑鬱症群體的民間公益機構 「郁今香」 的創始人。
《晚點》：您 2006 年開始從事危機干預，汶川地震和武漢疫情期間都第一時間參與援助。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尹陳芳：武漢當時情況特別緊急，我春節前就加入危機干預群，一對一提供支持。方艙建起來前，是我壓力和挑戰最大的時候。
印象最深的是一個 80 後女孩。她媽媽是癌症晚期住院患者，因為疫情回家了，隨後確診陽性；她爸爸因新冠死在家中，但沒人來處理和消毒。她自己也有症狀，三人擠在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裡。我們可以想象她當時有多麼無助。她對我說：「我不需要心理支持，我要的就是有人來把爸爸的遺體接走，有人能找來氧氣瓶。如果媽媽走了，我也不想活了。」
《晚點》：這樣絕望的時刻，您怎麼幫助她？
尹陳芳：危機干預最重要的是如何讓人在恐懼中看到希望。其次是要理解對方的感受。理論有時是空洞的，心與心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再過激的話語和情緒背後，都有一個聲音：「救救我」。我們除了安慰她，也想辦法幫她處理了爸爸的遺體，給她媽媽爭取到了氧氣瓶。
《晚點》：您現在身處封控區，您的心理狀況如何？
尹陳芳：我們都住在浦東。這期間，我弟弟家，我兒子、母親以及我自己所在的小區，也先後因有陽性確診而實施封控。我兒子昨天中午也被拉去了方艙。
現在我覺得很茫然，一切都是不確定的。最可怕的就是未知。
我們還可以有一個理念
叫和 「疫情時期」 共存
空空（化名），心理諮詢師、中國心理學會 / 中科院心理所安心行動心理援助專業志願者。（支付寶打開心理援助頻道即可免費預約安心熱線。）
《晚點》：同樣是重大公共事件，疫情跟空難、地震相比，給人帶來的心理創傷有什麼不同？
空空：無論什麼災難，對直接遇難者家屬造成的心理創傷都是巨大的，也有共性，但要具體個案具體對待，畢竟當事人的觀念、困難、資源各不相同。
對於疫情時期的普通人，請記得這句話：「我的反應是正常人在非正常狀態下產生的正常反應。」 這種 「正常化」 的思維能幫你卸下很多思想包袱。
如今疫情的波及範圍非常大，影響是長期持續的，可以有 「共存」 的理念——跟 「疫情時期」 共存。我有一個策略，叫 「一低一高」。「低」 是要把預期降低，先不要想着人生巔峰了，活着就很棒。「高」 是提高自己獲得幸福的能力，比如專注當下，做好手邊的事，學會和家人融洽相處，都能獲得幸福體驗。
《晚點》：年紀大一點的人，對心理健康可能沒有認知基礎，怎麼幫助他們？
空空：疫情條件下，很多中老年人會出現替代性創傷——因為看到太多的傷痛，自己也會感同身受。我的建議是，除了少看社交群里來路不明的消息之外，還特別要注意短視頻。畢竟它是算法推薦，總是關注疫情情況，點讚、關注、評論、完整播放，它就會越來越密集推送給你，越看越多，越多越看，時間一長，就容易覺得你被病毒包圍了。
另外就是把注意力分配到一些自己覺得有樂趣的事上。老年人可以唱唱歌，網上下棋，侍弄花草，養小寵物，跟兒女多打電話聊聊，喜歡閱讀的可以每天寫個小感悟。自己列一個日程表，每天以做這些自己開心的事為主。子女也可以給老人準備一個心理援助的渠道，讓他知道心裡不舒服的時候，可以找個專業的心理老師 「聊天」。
《晚點》：您幫助來訪者的方法，有哪些可以教給普通人？
空空：我講兩個案子。（以下案例分享已獲得參與者本人同意）
第一個是位大姐，2020 年初她在武漢打工，全家人都陽性了，由於檢測和救治比較及時，陸續都轉陰出院了。只有她自己總是 「陰陽不定」 沒出院，導致她很恐慌，出現了失眠、心慌、胸悶，導致各種身心狀態不好。
我當時在電話中帶她體驗了 「安全地」 技術，讓她掌握調適身心狀態的辦法。兩個簡單的步驟，先讓她想象一個感到放鬆和安全的自然環境，再把所有感官都沉浸到這個想象中去。原理就是把平時從外部獲得感官信息的模式暫時切換到為從內部自主產生有利信息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下，我們能足不出戶也感受舒適安寧。阿姨第二天反饋說當天晚上睡得特別舒服，之後她自己練習，轉陰出院之後，回訪反饋也很好。
還有一個是身在海外的訪問學者，因為擔心疫情，出現了軀體化反應。他自測心率過快，整個人會突然陷入莫名其妙的惶恐當中。我除了帶他體驗 「安全地」，還教了他 「容器」 技術。
三個步驟：第一，把突兀的情緒給具象化。舉個例子，你此刻的焦慮感在身體的哪個位置？它是什麼顏色？溫度是什麼樣的？質地和重量呢？把情緒具象化之後，移出體外，先放在一邊；第二步就是找個容器把它裝起來。想象一個容器，要求是裝得下和能密封。把剛才具象化的情緒裝到這個容器里密封好；最後一步，是把容器再放到一個遙遠的、穩定的、安全的、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地方。
這一系列步驟做完之後，他的情緒暫時被隔離掉了。但這不等於情緒憑空消失，等到合適的時機，或是準備好應對的時候，再去處置它。
除了心理諮詢，還有一些療愈辦法
季思思，藝術療愈工作室 「滿盈」 的主理人，通過繪畫幫助人療愈心理創傷。
《晚點》：什麼是藝術療愈？
季思思：因為一些個人經歷，我一直對死亡教育、創傷與復原、臨終關懷等議題感興趣，業餘時間會做志願者。之前在上海工作時，我曾接觸一位持有國際執照的藝術治療師，參與了她的幾場工作坊。
在我看來，藝術療愈不具備治療的屬性，但它可以提供一種視覺化思考的功能，讓人用畫畫的方式來解壓，就像一個內在的羅盤，為人指引方向。
因為自身條件的限制，我還不具備成為藝術治療師的資格，但可以從藝術療愈出發。武漢解封後，我在武漢大學接受了心理學的繼續教育培訓，又參與了藝術治療線上課程。準備這些事後，我正式從原崗位離職並開辦了工作室。
《晚點》：你決定做藝術療愈，跟你在武漢疫情期間的經歷有怎樣的關係？
季思思：2020 年初，我從上海搬回武漢後，正好遇上封控，參與了線上志願者服務。
有天，一個 40 多歲女士在心理援助群里說：「我爸爸已經死了。」 透過屏幕我感受到的是超乎尋常的冷靜，擔心她是不是有點抑鬱，就加了微信。我有一些美術基礎。聊過幾句之後我問她，你要不要留一個念想？你可以回憶一下你的父親，我用畫幫你創作一下。
她說，謝謝你，現在我無法靜下心來回想溫情的瞬間。我更急迫的問題是想接下來的生活該怎麼去面對，怎麼處理房租壓力、接下來的生活來源。她這番話對我的觸動很大。我意識到太急着去表達自己的觀念和行動，沒有注意到一個人真實的需求是什麼。她的反饋讓我一下子從拯救者的想法里跳出來了。我開始思考自己到底能做什麼。
《晚點》：於是就有了 「滿盈」。能否請您舉例說明藝術創作如何療愈一個人的心靈？（註：以下案例分享已獲得參與者本人同意）
季思思：舉例來說有一種塗鴉遊戲，叫 「跟着線條去散步」。讓大家邊聽音樂，邊畫一些線條，直到紙面被充滿。之後每個人做一段分享，講畫畫時想到了什麼場景、為什麼會用這樣的線條、顏色為什麼會有這些變化。接着，再在這張紙上尋找自己最感興趣的小畫面，做二次創作。
最近有個叫 「河馬」 的女孩畫了很多看上去像小鬼魂的形狀。她說，因為頻繁看到和死亡相關的新聞，突然意識到自己也不知道怎麼面對死亡，線條里就畫出了許多鬼魂。對小畫面進行創作時，她又把鬼魂放大，在上面加了很多類似彩燈的效果，意思是：鬼魂也可以很雀躍地跳舞。場景就變得很歡樂。
這個過程就是一個療愈的過程。當把自己的擔憂和恐懼呈現在畫上的時候，其實是把內心地圖呈現出來。思考如何去再創作，就是對心態的一次調整。怎樣克服你對死亡的恐懼？畫畫時，你的內心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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