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李 石，清華大學理學學士、哲學碩士，意大利羅馬LUISS大學政治哲學博士，北京大學外國哲學教研室博士後，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西方政治思想史。已出版專著五部：《積極自由的悖論》（商務印書館，2011）、《自由：公共領域的私人空間》（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平等理論的譜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政治哲學十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正義論>講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譯著一部：霍布斯的《貝希摩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在《哲學研究》《道德與文明》《北京大學學報》等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曾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科研成果獎、北京市民主同盟「優秀盟員」等多項榮譽。

如前所述，法治精神強調的是以法律對主權權力進行限制。如果主權權力的擁有者是「人民」，那麼法治是否也要求對「人民權力」進行限制呢？如果法治要求對人民的權力進行限制，那麼法治和民主之間是否存在緊張關係呢？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將這一問題帶入了人們的視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因為盧梭的政治學說沒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才導致了其理論的悖論性結構。本節將以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為例，分析法治思想與民主理論之間的內在張力。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盧梭將「人民」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或許確實導致了其後法國大革命的波瀾壯闊。盧梭被革命者們奉為精神領袖，其遺體被請進了「先賢祠」；而那些痛恨殘暴革命的人，卻對盧梭深惡痛絕。這一切，對於盧梭來說，大概並不冤枉。

「公意」（general will）是盧梭政治哲學中最神秘的一個概念。在這一概念的兩端是兩個在現實政治中幾乎每時每刻都處於矛盾中的概念：「公共利益」和「私意」（private will）。一方面，「公意」始終指向公共利益，這一意志要做的事就是隨時隨地、最大限度地增進政治共同體整體的利益。另一方面，「公意」的來源是「私意」，當然「公意」並不是所有共同體成員的「私意」的簡單集合（這樣的集合被盧梭稱為「眾意」），而是所有人的「私意」通過某種「化合反應」而形成的國家這一生命體的唯一的意志。

盧梭藉助社會契約論將「私意」和「公意」聯結起來。盧梭認為，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的行為受自己意志（「私意」）的支配，所以人是自由的。同時，每個人的「私意」旨在增進自己的利益。在締結社會契約的過程中，不同的「私意」聚合在一起，人們通過訂立社會公約而讓渡出一部分自然權利。此時，聚合在一起的「私意」構成了「公意」，這一意志旨在推進公共利益。伴隨「公意」產生的，則是國家本身。在「公意」產生的同時，所有的「小我」聚合成了一個「大我」，個人聚合成政治共同體。盧梭認為，在國家形成之後，人們仍然是自由的。不過，此時人們自由的含義不再是其行為受「小我」意志（「私意」）的支配，而是每個人的行為受「大我」意志（「公意」）的支配。盧梭甚至認為，為了讓人們自由，可以強迫人們服從「公意」。這就是盧梭最臭名昭著的「強迫自由」悖論。

在盧梭的國家學說中，「公意」與國家的「主權」是同一的，盧梭論述道：「這種意志一經宣示，就構成一種主權行為，並且構成法律」，而主權者只能是人民。這就是著名的「人民主權」學說。這一學說包括下述四個要點：第一，主權實質上由「公意」構成，而「公意」是永遠正確的。所以，主權權力是絕對的、神聖的、不可侵犯的。第二，主權只能由人民掌握，不可轉移。第三，主權不可被分割，立法、行政、稅收、司法、戰爭、內政、外交等都只是主權權威所派生的東西，是從屬於主權的。第四，主權不能被代表。盧梭據此反對代議制。

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將「公意」，也就是「人民的意志」推向至高無上的地位，並認為這一意志是永遠不會錯的。那麼，在盧梭的政治學說中，「人民的意志」是否應受到限制呢？與這一意志同在的主權又是否應該受到限制呢？如果「人民的意志」不受限制、不受約束的話，是否會給政治共同體帶來危險呢？而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是否又會和英國《大憲章》中所強調的、對國家「主權」應進行制度限制的法治精神相違背呢？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專門用一節討論了「論主權權力的界限」。然而，在這一節中我們卻找到了盧梭對這一問題的兩種相反的回答。第一，盧梭在討論「主權者」時論述道：「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種根本法律是可以約束人民共同體的，哪怕是社會契約本身」。

第二，在討論主權權力的界限時，盧梭論述道：「主權權力雖然是完全絕對的、完全神聖的、完全不可侵犯的，卻不會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約定的界限；並且人人都可以任意處置這種約定所留給自己的財富和自由。」綜合以上兩段似乎相互矛盾的論述，我們大概可以這樣來理解盧梭的意思：主權權力的應用不應該超出公共約定（也就是人們在進入政治共同體時所訂立的契約）的範圍，但與「公意」同在的主權是永遠不會錯的，其應用也絕不會超出公共約定的範圍；因此，並不需要對主權進行制度限制。

盧梭的這套推理在理論上是說得通的，但是，放到政治現實中卻會困難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人們如何確定「人民的意志」是什麼？「公意」是什麼？雖然盧梭並不一定會贊同大多數人的意見（就是「公意」）一定是正確的，但是在政治現實的操作層面，盧梭卻只能藉助民主投票來確定「公意」是什麼。

盧梭也確實將民主制度與「公意」學說結合起來，認為當人們在民主制度中投票的時候，並不是在簡單地表達自己對某事的意見，而是在對什麼是「公意」進行投票。而大多數人的意見最終將向人們顯現「公意」是什麼。因此，當少數派的意見最終沒有被採納時，他們並沒有喪失自由，而只能說他們對「公意」進行了錯誤的估計。結合其「強迫自由」理論，盧梭認為，當少數人服從多數人通過的法令時，他們仍然是自由的，因為只要法令是符合「公意」的，那麼當少數派在服從這一法令時，實際上就是在服從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多數派的意志。

通過將民主和「公意」相結合，盧梭實際上賦予多數人的意見絕對的正確性。因為，「公意」是永遠正確的，而「公意」在政治現實中只能通過民主投票體現出來。所以，多數人的意見就是永遠正確的，而由多數人所主導的主權的運行機制也絕不會犯錯，不會超出社會公約的界限，因此，也不需要進行限制。

為了反駁盧梭的「人民主權」學說，我們只需要舉出2 000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經民主投票處以死刑的例子。這位述而不作的哲學家在西方人眼中的地位，猶如被奉為聖人的孔子在東方文化中的地位一樣崇高。然而，這位西方人眼中的聖人卻被西方文明最為推崇的民主制度判處了死刑。在這個意義上，蘇格拉底的悲劇是雙重的悲劇，是最優秀的人與最優良的政治制度之間相互碰撞直至毀滅的悲劇。這樣的悲劇在「人民權力」不受限制的政治體制中屢見不鮮。法國大革命十分殘酷，斷頭台前人滿為患，在革命的短短几年中，有超過6萬人死在斷頭台上，其中包括對立雙方各自的領袖——路易十四和羅伯斯庇爾。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也是民主選舉上台。這些政治悲劇不得不讓人反思，多少罪惡假借「人民」之名義而行？！

對權力最有效的限制，就是憲法。憲法的核心是「限權」，即將主權的行使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即使主權權力的擁有者是人民，這一權力也必須受到限制。對主權權力進行限制的依據是個人權利：將主權的行使限制在不侵犯個人權利的範圍內。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中，將多數人的權力限制在不侵犯少數人權利的範圍內。打個比方，在沒有憲法的民主制度中，如果大多數人看一個人不順眼，就可以通過投票將其處死、監禁或者流放，就像蘇格拉底所遭受的厄運；但是，在有憲法限制的民主制度中，民主投票的意見必須以保護個人權利的憲法為界限，所以就不能僅僅因為大多數人同意就隨意侵犯某個人的基本權利。如果蘇格拉底生活在有憲法保障的民主制度中，就不會僅僅因為「敗壞青年」和「不敬神」而被處死，因為這顯然不符合憲法通常的規定。

「法治」和「民主」是現代政治制度的兩大根基。法治的根基在於對於個人自由的維護，而民主的根基則在於政治共同體中所有成員的地位平等。自由與平等各執一端，法治和民主相互制約。由此，法治與民主並非所有時候都是協調一致的，兩種要求時常會產生矛盾。在政治制度中，對法治與民主之間矛盾的最終裁決訴諸「違憲審查」這一制度設計。通過「違憲審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否定民主投票的最終結果，以憲法為依據，將多數人的意志約束在不侵犯個人權利，尤其是少數派權利的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