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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有一天我的老闆和騰訊的馬老闆站在了同一條賽道。
3月24日,騰訊宣布降本增效。而我的老闆,大概從今年2月開始,每天要在辦公室喊八百遍「降本增效,降本增效」。還好,她現在「降本增效」的目標主要還是自己,比如把下午的星巴克美式換成了自己手沖的咖啡,用的還是山姆超市100塊錢2斤的咖啡豆。
降本增效正在成為互聯公司的共識。大廠們忙着歡送畢業生,縮減業務線。體量更小的創業公司們,則在探索着各自的存活之道。
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曾說,企業家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跨周期經營的能力。當這一課無比真實地擺在企業主面前,箇中滋味也變得複雜起來。
以下是親歷者的自述——
我是一家小廣告公司的老闆,公司最多有15個人,現在剩7個,還從寫字樓搬進了公寓,租金也從每年40萬變成了18萬。這是我在研究了幾個月降本增效後,找到的唯一靠譜措施。
想法是在過年期間冒出來的。
我家所在的小區年輕人比較多,不少一樓被租了下來,改成小的咖啡店或是美甲店。某天,我一樓等電梯的時候聞到了咖啡味,突然有了靈感:直接租居民樓辦公吧。
但我內心也有些慌張。這意味着告訴所有員工,公司的現金流遇到了狀況。另一方面,在居民樓里辦公,說出去總有些丟人,他們會不會因此而離職?畢竟,公司人力剛剛好,有人離職意味着我得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招人和磨合。
至於我個人事業的挫敗感,我沒精力顧及了。
糾結了一個春節後,開工的第一天我回公司開了全員會,徵求大家對搬進居民樓的看法。為了讓大家支持,我先發射了一劑糖衣:由於公司運營成本降低,每周五下班後大家可以公費聚餐且老闆本人不在場。
我算了一筆賬,按照每人150元的餐標,每個月也就3000多塊錢,一年不到5萬塊。相比節省出來的20萬房租,顯然還是划算的。不過,這筆具體的賬單,我沒和大家細說。
那次會議後,我就抓緊時間找房子,最終花18萬的年租金,租下了現在這套150平米的房子。
搬家前,我給所有人買了1000塊一把的辦公椅,在廚房放了咖啡機,還手繪了一面牆,以營造溫馨的感覺。只不過這個手繪我只花了顏料錢,最終是由公司的兩位設計完成的。
而我先前的擔憂好像也沒有變成現實。我的員工們原本每天中午點外賣,開始在公司里做起了飯。某天早晨,我來上班的時候看到一個員工在廚房裡熬湯,另外一個正在洗菜給自己準備沙拉。
好嘛,我司進入了全員降本增效了。我在心裡和自己說,然後走去咖啡機邊上,拿出從家帶來的咖啡豆,給自己做了一杯成本不足5塊的咖啡。
我是一家品牌公司市場部的小主管,此刻正坐在辦公室里刪自己挨罵的帖子。
「小紅書招募原創,萬粉100元,素人10元。」當我硬着頭皮在豆瓣和自己微信群里發出招募時,很快就有人在下邊嘲諷我:品牌白嫖也得有個限度,這是什麼跳樓價?
緊跟着,評論區就被整齊劃一地「跳樓價」攻占了。
距離帖子發出去不足兩個小時,我沒吸引到一個合作方,只招來了一堆罵。我也很無奈,趕緊刪掉了豆瓣帖子。
招募KOL,這本來不是我的工作。按照之前的流程,我只需要把每次活動的主題給到合作的MCN機構,他們會負責匹配合適的KOL進行發布。正常情況下,一萬粉絲的小紅書博主報價在300元左右,我們會一次性購買上千個小紅書博主。
但最近,由於公司預算緊張,我的老闆天天琢磨着怎麼降本增效,比如她幫我想到了一個好辦法:繞過MCN這道中間商直接聯繫博主,把單價壓到150元。
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兩眼一黑,心想自己這鍋是背定了。作為前MCN機構從業者,我知道KOL給熟悉的MCN機構低於市場的報價,是默認的行規,但我的老闆不信。
沒辦法,我只能照辦。為了給博主留出砍價的空間,我還把價格壓到了萬粉博主100塊。但半個月後,我收到的全是注水賬號。
我還是把他們做成excel在釘釘上發給了老闆。半個小時後,老闆接收了我的文件,又過了兩個小時,她回復我:這次還是走MCN吧。
「好的。」我趕緊回復。
之後的時間裡,我一邊聯繫合作方,一邊在心裡幫老闆算了筆賬:先是我半個月的工作沒為公司帶來任何實際價值,徒增了用工成本,接下來因為活動將至,我又得加班推進正常流程。這意味着,我加班,老闆付加班費。
老闆一頓降本增效的操作後,成功完成了增本降效。而我從乙方跳到甲方,本以為要揚眉吐氣了,結果作為貧窮甲方,只收穫了一堆嘲諷。
我理解老闆的難處——要預算難、沒預算做成績更難、沒成績更要不來預算。如此循環下去,業務的死結越系越緊,最終很有可能走向裁員。我心疼老闆,但我也沒太多時間心疼老闆,畢竟,一旦裁員,我一定是走在她前邊。
我是杭州一家公司的行政,自從老闆決定降本增效後,我每天巴不得貼着牆根溜進辦公室。因為我親自發給同事們的那些郵件,我自己都覺得離譜。
比如前幾天,我發了一封全員郵件:
「親愛的家人們,為創造綠色低碳的辦公室環境,我司決定對用紙量進行考核。每人每月用紙量為50張,超出50張的家人,請走釘釘進行額外的物品申請,並註明詳細原因。」
在發完郵件的那一刻,我就倍感羞愧,簡直想讓自己隱身,好讓同事們都看不見我。那天下班,我在電梯裡碰到同事,感覺他們看我的眼光充滿了玩味。我沖他們露出一個尷尬的笑容,繼續低頭默念看不見我。
幾天前,我還發了一封每天上下班必須關電源的郵件,並提出了對應的考核措施——一次警告、兩次全員通報、三次罰款。
目前,我已經警告過十幾位同事了。但相比年初的事情,這些都還不算尷尬。
今年年初,我在老闆的授意下,重新核算了公司的用工成本。除去員工薪資外,工位租金、茶水間消費、辦公用品的損耗以及公司的水電費、物業費等,都要根據每個部門的不同人數,一一分攤到各部門負責人的KPI里,而部門盈利的數字,將成為每個部門年終獎的唯一考核標準。
也就是說,哪個部門掙得越多、花得越少,年終獎就越高。
在核算成本前,我們公司剛剛從一個300平的辦公室搬到了1000多平的辦公室——因為去年公司開闢了新業務,用工需求陡增,老闆天天催我們趕緊去找新辦公室。
很快,我們就選定了這間視野和位置都不錯的辦公室,站在公司明亮的落地窗前,可以看到灑滿陽光的街道,再往前走兩步,就是寬闊的錢塘江。搬家那天,我和部門的同事通宵在新辦公室里幹活,還拍了短視頻記錄。
然而,甜蜜很快就變成了負擔。公司的新業務沒有徹底跑通,加上市場消費走低,所謂的第二增長曲線,最後增長更多的是成本。
我把各項數據抄送給各部門負責人後,老闆在第二天開了一個高管會。一周後,公司的一位高管提交了離職申請——那是一位很有能力的高管,為公司帶來過上百萬的利潤,老闆曾公開誇獎過,他的加入是公司最成功的招聘之一,但現在老闆失去了他。
我是上海一家餐廳的老闆,餐廳加後廚面積一共200平。餐廳是2018年開的,今年3月28日,受上海疫情影響,我選擇了暫停營業。
在此之前,大概從3月10日開始,店裡的生意就已經斷崖式下滑了。原本每日10000元的流水,變成了幾百塊,有時候店員在門口站一天,廚房唯一的開火是為了做員工餐。
但我沒有解散公司。這意味着,一分錢不掙的我,每個月光員工薪資就得支出8.6萬,加上房租,每月的成本大概是13萬。
賺不到錢了,我只能琢磨着怎麼控制成本,創造收益。最後在朋友的介紹下,我找了個兼職,幫一家福建餐飲公司搭建廚房,項目前期我不用去當地,線上協助對方挑選後廚器材,敲定設計方案。他們年前剛剛完成融資,正是兜里有錢的時候。
3月17日,我就坐在自家餐廳的椅子上進行了線上面試。我在圈裡也算有作品,聊了1個小時,我的入職就敲定了。
但面試過程中我其實挺緊張的。不是怕面試失敗,而是怕員工突然闖進來,撞到我在搞副業。好在,擔心的局面並沒有出現,我最終成功以顧問身份入職,每月底薪3萬。談妥的那一刻,我想的是,手裡的現金流終於能多堅持幾天了。
我看中的當然不只是這些收入。我盤算着,如果順利,等疫情結束,我還能帶着自己的公司跟對方展開更深度的商業合作。
3月28日,我正式歇業,除了在工作群里和大家互問今天搶到菜了嗎?就是在給別人家餐廳打工。
*題圖來源於《華爾街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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