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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健在的一些作者很少在公開文字中談論《春遊瑣談》。長期任教于吉林大學歷史系的羅繼祖，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曾多次對張伯駒和《春遊瑣談》表達感念之情，如在寫於1980年12月23日的《楓窗脞語》（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序中說：予之試寫筆記，始於叢碧翁之《春遊瑣談》。於時三五招攜，析奇賞異，每集，翁必索所作，將薈萃之以為談資也。1982年張伯駒去世後，羅繼祖又寫下了《從〈春遊瑣談〉到所謂春遊社——憶張伯駒先生》以為紀念，其中披露：張老序中有「皆春遊中人也」一句，就有人在春遊下有意識地給添個「社」字，說是秘密結社。我們學校的保衛部為此大事偵查（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前判案還重證據……），歷史系煞有介事地開會座談。我那時在北京中華書局，這些都是事後才知道的。（《魯詩堂談往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328頁）羅繼祖自1963年秋至1966年夏，借調至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校點工作，吉林大學保衛部「大事偵查」，並在歷史系開座談會的事情，羅繼祖雖然是聽說，但「後於系檔案中見當日座談記錄」（《魯詩堂談往錄》，203頁），信非虛言。這次或明或暗的調查，影響似並不大，但此後的「革命」風暴中，「我們這些人一個也沒漏掉。在我的『大字報』上，給加上『春遊社黑幹將』的頭銜，因為我在《瑣談》里寫的較多的緣故」，不過，終究也是不了了之，「到『清隊時』，『春遊社』算是查無實據了結」（《魯詩堂談往錄》，328頁）。於省吾在寫於1969年1月9日的材料中辯解「有人把以上的聚會稱之為『春遊社』的聚會，其實，大家並沒有『春遊社』這一名稱的擬定。張伯駒曾有《春遊瑣談》這種雜著，因而有人改稱為『春遊社』」（2013年12月西泠印社秋拍），也是其中的插曲。此即羅繼祖挽張伯駒聯中「春遊幾卷續烏台」的本事。《長春文史資料》總第五十七輯《長春市縣（市）區政協文史資料選編》（長春文史資料編輯部1999年編印）曾刊載羅繼祖1966年至1969年的部分日記，據注釋者王慶祥所撰前言，羅繼祖「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也是在『監督小組』的強制之下寫出這些日記的」，「他自己一直保存到『文革』結束的一天。到了80年代初，老師年及古稀之際，又親自把這五本日記鄭重交給了我」（181頁）。這裡摘錄兩處談及「春遊社」之語，作為前文補證：春遊社當時並沒有結社，只是到張伯駒家聊聊天，三個主義學習時即被揭發，以後我就和張不往來了。（1966年10月8日，193-194頁）今天《長春日報》……提到「春遊（社）」，說東北文史研究所也成為「春遊（社）」成員集合聚會之地，完全不是事實。張伯駒住的柳條路25號的房子本是研究所的宿舍，所以鍾泰與張同住，我們到張家時，有時也見到鍾泰，鍾是地道的理學家，和張興趣不同，我們和鍾也很少打交道……我到北京以後，聽說張伯駒搬出，主要因為與鍾合不來的關係。研究所我沒有去過一次，在市內什麼地方，我到今天還不知道，所以談研究所是「春遊（社）」集合之地這句話，要待考，起碼我[未]去北京以前沒有到研究所一次，別人去過沒有，我就不知道了……（1966年12月17日，235頁）自1948年秋結識張伯駒，此後與張伯駒成為忘年之交的周汝昌，是《春遊瑣談》最年輕的幾位作者之一。張伯駒去世後，周先生曾寫過《〈脂硯小記〉附記》《什剎海邊憶故交——追憶張伯駒先生》《承澤園軼事》《張伯駒詞集序》《〈一代名士張伯駒〉序》《黃葉山村入畫圖——紀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先生有知領我微意》等多篇回憶張伯駒、潘素的文字，均未涉及《春遊瑣談》。不過終於還是找到了一篇訪談資料，1986年3月，周汝昌對來訪的中州古籍社版《春遊瑣談》責任編輯張弦生說：張伯駒先生是這本書的主編，又是主要撰稿人，不過主意是我幫助出的。我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張老在那裡作兼職教授……他走的不是學術研究的路，沒寫過大塊頭文章，但他經史子集，皆有心得，腹笥淵然，沒有冬烘學究氣。他是有盛名的貴公子、富饒的文物收藏家，又是詞人，與前清的翰林、民國的要員等許多風雲人物有交往，自己又有一些很特殊的經歷。五六十年代時，許多人不了解他，很有些寂寞。我勸他把自己經歷的一些事寫下來，一行字兩行字，一條兩條地積累。中國歷來有筆記的傳統，眼下看來也許是不起眼的小事，將來就很珍貴了。張老很認真地聽取了我的建議，不但自己寫，還組織了春遊社，請別人也參加寫。到1965年竟集成有六卷之多，張老自費刻印，裝訂成冊。（《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談〈春遊瑣談〉和古籍整理》，原載《中州書林》1986年7月25日第2版，見張弦生《鴻爪雪泥錄》，香港天馬圖書公司2004年版，42-43頁）
「不過主意是我幫助出的」「勸他把自己經歷的一些事寫下來，一行字兩行字，一條兩條地積累」等語，雖是出自訪談記錄，揆諸二人關係，或可以作為當日情形的參考。筆者將該文發給周倫玲女士，承示周汝昌先生未刊遺稿《〈春遊瑣談〉與書法》，其中也談道：六十年代，張先生平生才學無所施展運用，因而既抱寂寞之懷，又乏派遣之計，所向多不如意，我便寫信給他，大意云：古人名世之作，不一定都是經典大著，堂皇正冊……（中略）您平生所歷甚富，何不將人所不知的見聞、遊歷、交往、收藏、社會習慣、時局變遷……隨時即興，不拘短長，記為散篇，積日稍久，即可勒為一編。何樂而不為？張先生得吾此言，立即開始了寫作，數篇之後，覺得個人究竟可寫的有限，恐難成編，靈機一動，就分頭去邀請詩詞界收藏界的友好相識者都來貢稿，於是，很快就積成了六卷。
這部書當時參加寫的人多，質量參差不齊，有的甚至是抄襲，我就寫信給張老建議他將這些文章刪去。書的撰稿人署名是按年齡排的，我是倒數第三名，還算其中年輕者。（《鴻爪雪泥錄》，43頁）
《春遊瑣談》本非正式出版物，偶有文字剿襲前人，也是筆記之體的傳統，即使敘述親歷親聞的內容，也不免由於主客觀的原因而不能完全憑藉作為信史，第一集中的張伯駒《隋展子虔遊春圖》就屬此例（張伯駒收購《遊春圖》始末，張恩嶺《張伯駒傳》第五章中曾據馬寶山《展子虔〈遊春圖〉》、馬寶山之子馬國慶《長春救寶記》及《當代》1991年第2期所刊馬霽川之女馬淑一《讀者來信》等資料詳為辨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19-128頁）。白化文先生在《蹤跡在炎涼而外，風流似魏晉之間——評介張伯駒先生的〈春遊社瑣談·素月樓聯語〉》（《書品》1998年第5期）中也曾指出：從《春遊社瑣談》的內容來看，出於眾人之手，水平的不一致自屬必然。當時本不為出版而集稿，眾多作者更沒有想到日後會公之於讀者大眾，所以率意命筆者不少。更有個別使用舊材料應付差使的。試舉一例，如「袁寒雲諷乃父稱帝詩」，疊見劉禺生等稱引，並非僻典。
周汝昌寫給張伯駒的信不知是否存世，但周先生年輕時即有強烈的文獻意識，保存了大量師友翰墨，筆者曾獲見多通張伯駒致周汝昌書札，其中有兩通正可與上文相印證。一通寫於「八月卅日」者有云：《瑣談》四集稿，希九月半前草一則寄長春為荷。對《瑣談》稿，尊見甚是，當取捨宜嚴也。
明顯是對周汝昌去函中批評意見的回應。另一通落款時間僅署「廿二日」，其中說「三集中如公孚之《神使鬼差》、慧遠之《京官轎夫》、伯弓之《常熟訪鶴》均已見他筆記，舊燕、勞人文亦冗長乏味，為短文亦須自有邱壑，如四合院之房舍即索然矣」，可見作為編者的張伯駒也自有判斷。
《春遊瑣談》的編印時間，籠統地說是1962年至1965年，大致不會錯。多年前陳曉維先生曾在《可堪白頭張公子》一文中，根據張伯駒序言中的「壬寅春」和附於《春遊瑣談》各集卷末的作者姓名年齡表，推斷前三集印於1962年，後三集印於1963年（見《好書之徒》，中華書局2012年版，176頁）。但據《張伯駒牛棚雜記》（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版）中「第一集於六二年十月寫完」（105頁）之語，可知前三集不太可能都印於1962年。細翻《牛棚雜記》，其中有這樣的話，「六三年春，王承禮舉辦學術年會……內容本省歷史和藝術方面的文章，還有《春遊瑣談》第一集都刊印出來」（55頁），則第一集很可能在1963年春才印出。再比對前三集所附作者年齡表，張伯駒（生於1898年）「六十六歲」，按傳統的虛歲算法，恰與1963年相合。我們還可以看一下存在於油印本《春遊瑣談》書內的證據。叢碧（張伯駒）《脂硯齋所藏薛素素脂硯》中雲「今歲癸卯元旦，蜀友戴亮吉君持以示余，因為吉林省博物館以重值收之」，則此文作於1963年春節後。叢碧《鬧紅集》中雲「今歲癸卯婁生逝世」，按婁生，即黃復（1890-1963），江蘇吳江（今屬蘇州）人，《春遊瑣談》第一集作者，據《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增訂本），黃復去世於1963年9月3日（中華書局2001年版2014年2印，31頁），則此文作於1963年8月後（張伯駒《春遊詞》中有《鷓鴣天》一闋悼黃復。）玉谷（陳寥士，1898-1970）《蕭厔泉、梁公約合畫》中雲「六年前戊戌，余與陳彥通方恪同游南京夫子廟古董肆……今彥通七十四」，此戊戌是1958年，六年後的1964年，陳方恪（1891-1966，字彥通）恰好虛歲七十四，則此文作於1964年。進宜（陳直，1901-1980）《記明詩賞奇》，此文當作於作者1964年5、6月在東北文史研究所講學期間。公孚（惲寶惠，1885-1979）《董元醇與董醇》中雲「茲於友人傅和孫案頭，得睹咸豐十一年辛酉冬季《搢紳全書》，時適在肅順等既敗之後……此坊本《搢紳》，距今已一百零四年」，咸豐十一年辛酉為1861年，辛酉政變在是年十月，則此文當作於1965年。進宜（陳直）《記西安傳世兩漢名人之遺物》末雲「一九六四年六月來客長春，拉雜書此，以志多聞」。叢碧（張伯駒）《梅蘭芳畫梅》中雲「壬申正月餘三十五歲，畹華為畫像幅贈余為壽。畫迄今三十二年，余尚珍藏篋中」，壬申為1932年，則此文作於1964年。晉齋（孫正剛，1919-1980）《夏枝巢讀清真詞偶記摹本冊》中雲「今枝巢翁歸道山亦已期年」，據《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增訂本），夏仁虎卒於1963年7月7日，則此文作於1964年6月後。慎之（盧弼，1876-1967）《單雲閣詩集序》末雲「乙巳首夏序於天津寓廬」，則此文作於1965年舊曆四月（公曆5月）。虹南（張潤普，1882-1967）《磨石口永定河引水工程》末雲「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已有五百八十二萬度」，則此文作於1965年3月後。晉齋（孫正剛）《少陵詩意冊子》文，中云：「余自庚寅歲往謁公岩老人，訂忘年交，自是每周休沐日輒聆麈教於重借山廬。余嗜杜句，偶以寫陵詩意為請，老人欣然以應。癸巳歲七月遂作畫十二幀。」後又云：「壬寅歲（一九六一年）七月老人歸道山，今已四稔。而距作畫恰一紀。」公岩老人即汪鸞翔（1871-1962），癸巳為1953，一紀十二年，則此文亦作於1965年。（壬寅為1962，括號內的「一九六一年」，當系油印本誤注。）綜合以上粗翻所得（如果細檢，或有更多佐證），可以推斷第二集編成付印的時間不早於1963年9月，第三集編成付印的時間不早於1964年5月，第四集與第五集當不早於1965年，第六集不早於1965年5月。（陳曉維兄代為檢核油印本《春遊瑣談》篇目，謹此致謝。）·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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