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在2016年5月16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在發表於2021年第20期《求是》雜誌的重要文章《紮實推動共同富裕》中，習總書記指出，促進全體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標紮實邁進的核心內涵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提出「着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作為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之一。在最新發表於今年第10期《求是》的重要文章《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中，總書記明確強調「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強化就業優先導向」的政策要求，提出「就業是民生之本」的重大命題，為在新發展形勢下推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指明了方向。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首先分析當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面臨的國內外不穩定形勢；其次梳理了觀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在此基礎上，討論當下我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面臨的三大挑戰；再次，探討我國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工作的政策創新可能性；最後，分析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落實到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如何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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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的轉型與保持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相輔相成，後者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增長經濟學是研究影響經濟增長因素的重要經濟學理論分支。它有兩個比較重要的理論發展節點，一是在60年代由羅伯特·索洛發現的技術作為外生變量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推動經濟總體的增長貢獻由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三者組成。在此基礎上發展了全要素生產率與總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係的公式。[1]二是由保羅·羅默和羅伯特·盧卡斯確立的包含資本、勞動、人力資本和新思想的四要素增長模型，將知識完整納入到經濟和技術體系之內，使其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根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推進高效、包容、可持續城鎮化》分析表示，中國在1980年-2010年三十年間，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突飛猛進，但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顯著減少。

不過，增長經濟學視角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增長經濟學雖然將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作用的認知從外生變量轉變為內生變量，但其仍然無法對這一內生變量建模，即難以解釋科技進步如何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調節而不是加劇不平等，促進經濟包容且可持續增長。

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自上世紀信息技術革命發生以來，以服務於美國核心利益的全球生產勞動分工格局一直在尋找動態平衡。不論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過去四十年中國大陸外向型經濟帶動的高速增長、還是近期越南、印度等國家製造業增加值迅速上漲，都反映這一格局不斷尋求新的動態平衡的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羅默和盧卡斯的理論框架是解釋乏力的。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在羅默和盧卡斯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以要素稟賦為內生變量、以地理、貿易和政策作為外生和部分外生變量的經濟增長架構，充實了增長經濟學的理論。[2]相類似的，新結構經濟學等理論在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發展實踐的認識的基礎上，對增長經濟學所強調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模式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中國作為後髮型國家，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通過從產業附加值頂端的國家獲得技術轉移，利用比較優勢進行生產發展，進而推動經濟增長。[3]

總體來看，以增長經濟學為基礎構建的要素稟賦和外生變量的基本理論架構可以為我們中長期經濟結構的轉型和調整、擴大就業和提高勞動者收入、進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帶來啟發。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面臨的挑戰

根據國家統計局定義，中等收入家庭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50萬元，是一個跨度很大的區間，在2020年約占全國人口的30%，即4億人左右。李實[4]發現，以工資性收入為主的中等收入者占總人數的60%，其中大多數屬於抗風險能力差的「脆弱」中收，相對而言，財產收入為主的人群占比較小。這也說明包括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在內的勞動所得是大多數中等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源。也就是說，穩定中等收入群體的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並不斷拓寬其收入來源，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的重要任務。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不平等加劇的大背景下，失業、降薪、資本市場風險、民營經濟萎縮和人才供需結構失衡以及非技能產業工人缺乏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的問題，直接成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的重大挑戰。

（一）挑戰一：失業、降薪和資本市場動盪

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這三重壓力在勞動就業和資本市場的表現尤為突出，勞動力市場的降薪、失業等問題以及資本市場風險成為阻礙實現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一目標的關鍵因素。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2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平均為5.4%，雖然較上年同期下降了0.1%，但是與同期美（3.8%）、日（2.7%）、德（3.1%）、OECD國家（5.21%）相比，失業率仍然偏高。最新數據顯示，我國3月失業率數據升至5.8%，其中外來農業戶籍人口失業率甚至高達5.9%。[5]

更令人擔憂的是，有消息稱，上海受本次疫情影響，一些企業陸續開始籌備裁員。可以預見的是，本次封控工作結束之後，至少一部分企業由於受到影響，經營不善、預算縮減，可能會開啟另一波的裁員熱潮。

此前受影響較為顯著的是互聯網、房地產和教培行業。如房地產，根據各公司2021年的中報數據顯示，包括龍頭萬科在內的多家有影響力的地產公司的員工人數大幅下跌，在近一年人員數量下降 20-30%。[6]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三個行業的薪資水平和就業人數存在泡沫[7]，但仍然不能忽視這部分人群的就業作為穩定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中等收入群體中屬於中高收入層次的人群，除了擁有勞動收入所得之外，還有重要的收入來源是資本利得，因此今明兩年潛在的資本市場風險將會成為影響存量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和分布結構穩定的重要因素。

（二）挑戰二：民營經濟萎縮和人才供需結構失衡

從經濟部門的角度來看，主要存在民營經濟萎縮導致崗位需求縮減和人才結構失衡兩大障礙。崗位需求縮減主要體現在中小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下降。[8]數據顯示，民營企業為大學本科應屆畢業生提供的就業崗位在逐年下降。[9]這些問題也許短時間可以利用研究生擴招和體制內崗位擴招兩個財政刺激方式解決，但長期來看並不具有可持續性。

人才供需結構失衡的問題則表現在「裁員熱」和「用工荒」同時出現。這涉及到諸多方面的原因，與民營經濟萎縮也息息相關，是宏觀經濟環境收縮和對行業調整政策陣痛的後遺症。上海財經大學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度報告（2020-2021）》表明，勞動力市場中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與工作崗位匹配率僅為39.70%，教育不足發生率為35.90%，過度教育的發生率為24.40%，錯配程度突出。

另外，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也不樂觀，這種情況阻礙了這一部分人群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的機會。同時，各高校未就業率統計失真[10]，難以反映大學畢業生就業困境。根據《2021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本科應屆生受僱工作的比例從2019 屆的71.9%下降到了2020 屆的67.7%。[11]針對結構失衡的反思除了要求政府對市場主體的運行環境進行有效治理和保護之外，還要求我們關切教育培訓體制與企業生產需求錯配的境況，即需要因應長久以來大學畢業生勞動力過剩和技能勞動力長期短缺的問題。從技能勞動角度看，即使政府祭出了產學合作、訂單式培養、培訓資金補貼、實訓基地建設等政策來敦促技能培訓教育的發展，但勞動者特別是技術工人的留存率並不高[12]。也就是說，即使短期內勞動者通過培訓實現了對口的技能就業，但青年群體對『藍領』職業的熱情有限，難以長期紮根提升技能，很少計劃在中長期從事技能勞動，其中的原因可能與收入預期、職業成長空間、社會地位和社會保障水平相關。

（三）挑戰三：非技能產業工人缺乏高質量的就業機會

我國的製造業就業與產業本身一樣，面臨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雙向擠壓」的嚴峻挑戰。據統計，2021年我國有2.8億農民工，近半數（48.6%）從事第二產業，27.1%從事製造業，在總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2.4%的同時，從事製造業人數占比下降0.2%[13]。更嚴峻的問題是，這一部分人群面臨的問題更加複雜。這類人群普遍受教育年限短、勞動技能水平不高、社會保障水平低。隨着低端製造業逐漸向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等要素價格更加低廉，即要素稟賦更加有優勢的發展中經濟體轉移，國內非技能製造業工人可能面臨着沒有其他選擇而只能流向就業門檻低、附加值低的城市服務業。

而勞動力大規模進入服務業通常以生產率停滯為代價[14]，進而可能影響經濟增速和加劇不平等。但受制於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能教育的可獲得性不高，非技能製造業工人並不具備自發進入較高收入的製造業崗位的能力和機會。

美國和日本曾經歷過類似的發展階段，即製造業工人失業並流向低端服務業。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失業問題逐漸得到重視，一度視為與經濟增長停滯相關的問題焦點。美國的製造業就業占全美勞動力就業比重從1979年的26.4%下降到了2018年的8%。科爾溫·查爾斯等人認為，美國製造業工人就業的下降部分被房地產泡沫造成的就業增加掩蓋；William B. Bonvillian & Peter L. Singer進一步認為，與房地產刺激一樣，基礎設施投資推動的短期刺激無法解決經濟長期停滯的問題，因為一個更深層次的、長期性的結構性問題是：如何為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階級提供高質量工作？[15]日本在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也出現了傳統工業生產下降、中小企業受創導致失業率上漲的問題，隨之而來的是對工資翻番和消費革命的呼聲高漲。此外，近期看來，產業鏈回遷及其相應配套措施是解決方案之一。美、日等國為了應對本國工業空心化伴隨的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上升和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將原本布局在一些後發經濟體的製造業回遷，減少離岸外包。[16]

如果說美國等發達國家可以利用產業回遷、近岸外包[17]等方式部分解決製造業就業和產業鏈安全的問題，中國為了因應「雙向擠壓」帶來的挑戰，唯有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對外開放、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及應用的優勢，走上升級傳統產業、發展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的賽道。

近期，為了應對因「雙向擠壓」導致產業鏈斷裂帶來的挑戰，國家陸續出台了支持製造業產業鏈和供應鏈發展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各地出台的以政府領導和龍頭企業主導的產業「鏈長-鏈主制」，並強調要聯合中小企業圍繞產業鏈關鍵環節開展協同攻關。但我們在近期的調研中發現，一些地區的各級政府為了保供應鏈安全，強力支持國營單位建全產業鏈，即由一個大型國企承包一個地區的全部產業生態，主導每一個生產環節，任何一個生產環節都不外包，直接導致本地原本產業鏈上的某些民營企業失去批量訂單，只能去外地找些零散單。這種國營單位包攬全部生產環節的做法不利於促進中小企業「專精特新」發展和培育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並通過中小企業的發展擴大就業。

可以看到，對於中國而言，增長經濟學模型中的要素稟賦的成本競爭力以及外生變量中對外貿易水平都在下降，由此，亟需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扭轉經濟增長的頹勢，實現生產、勞動和創新要素的「高質量發展」和「國內經濟一體化水平提高」，穩定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基礎。

總體來看，公共政策的困境在於，既要保障短期內能針對性地幫扶不同失業群體實現就業和增收，堅持和落實就業優先政策，實現高質量就業；又要從中長期考慮，鼓勵和引導就業政策與產業發展政策相契合，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這對於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強化就業優先導向、穩住「存量」中等收入群體和實現「增量」中等收入群體而言意義重大。

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工作的政策創新可能性

落實到粵港澳大灣區，如何施政？

集珠三角九市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為一體的粵港澳大灣區是目前世界上土地面積、人口、經濟總量最龐大的灣區。雖然粵港澳三地之間的發展仍有一定差距，但都存在由於發展不均衡和不充分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比如，香港的基尼係數居高不下，2006、2011和2016年這一數值都在0.47以上[18]。從經濟活動類型對GDP的貢獻來看，香港連續多年保持着90%以上的服務業占比，在2020年甚至高達93.5%，農業和製造業分別僅占0.1%和1%[19]。而澳門面臨的產業單一、對外部經濟環境依賴性高導致的經濟韌性不足等問題，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下更加凸顯。[20]正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所分析的「大灣區內部發展差距依然較大，協同性、包容性有待加強，部分地區和領域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配現象」。

粵港澳大灣區的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工作有着良好的基礎。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標準，2019年廣東地區的中等收入群體占比約為43%[21]，接近發達經濟體的水平。在2008年，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曾提出為期五年的「工資倍增計劃」，雖然由於各種因素制約未能如期達成，但間接推動了經濟結構轉型、企業創新和生產力提高[22]。根據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GlobalInnovation Index)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由廣州、深圳和香港的創新及科技業組成的廣深港科技集群，是世界第二大科技集群，僅次於東京灣區的京-濱科技產業集群。

更進一步，粵港澳大灣區在落實擴中工作時應當明確認識到，以生產率或生產規模提高為基礎的可持續、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實質。公共政策需要為打造可持續、共享的增長動能提供「公共產品」，促進大灣區產業創新、發展和協作，並提供高質量就業。

第一，建立健全大灣區產業分工體系，實現資源互補、產業鏈齊全的合作機制。以港、澳的高等教育、金融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行業優勢、以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等為製造業龍頭，拉動周邊城市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同時，利用珠三角的產業鏈優勢，支持港、澳的再工業化的需求。

第二，借鑑日本在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期間出台的《中小企業基本法》，通過投資中小企業現代化設備、承包交易標準化、獲得國家訂貨和勞務機會多樣化等手段，促進中小企業的升級和壯大。[23]

第三，完善社會保障統籌機制，健全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體制，保障大灣區內人員流動通道暢通。

第四，建立大灣區社會保障統籌工作機制，在深化省統籌的基礎上，破除體制障礙，協同建立「境外區內」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推動廣東社會保險、香港強積金、澳門社會保險的可攜性，進一步破除要素流動障礙，為統一大市場建設中勞動要素的自由流動奠定基礎。

總體來看，國際局勢動盪不安，必然為國內經濟工作帶來諸多風險和挑戰，特別是美國國內和西方文明內部的矛盾必然影響着世界格局全方位的變化。在應對今明兩年經濟形勢動盪帶來的風險的同時，不能放棄長期主義，解決增長內生性、根本性、結構性的問題，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目標，以「就業是民生之本」為重要戰略，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增長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