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芬· 平克（Steven Pinker） 哈佛大學約翰斯通家族心理學教授
誰會反對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呢？這些詞看上去面目可親，這些理念似乎也無可挑剔。它們是所有現代機構——學校、醫院、慈善機構、新聞媒體、民主政府和國際組織所秉承的宗旨，這些理念真的需要辯護嗎？
絕對需要。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們對現代機構的信任已經土崩瓦解，而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公然反對啟蒙運動理念的民粹主義運動蓬勃興起。它們標榜本土主義，拒絕世界主義，推崇專制，反對民主，藐視專家，鄙薄知識，它們沉湎于田園詩般的過去，而無意展望更好的未來。不過，這種表現絕非21世紀的民粹主義所獨有。對科學、理性、進步以及人文主義的蔑視並非源自草根階層，也並非是無知者所發泄的憤怒。事實上，在精英階層和文化藝術領域中，長期以來就存在着反啟蒙的思想。
一種反啟蒙思想認為：它是西方的發明，並不適用於多元化的世界。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問題在於，所有思想都誕生於世界的某個地方，它們的出生地與它們的價值並無關係。儘管啟蒙運動的許多思想在18世紀的歐洲和美國開花結果，但它們植根於理性與人性，所以任何遵從理性的人都可以參與其中。也正因如此，非西方的許多文明在歷史進程中對啟蒙運動的思想也多有表述。
不過，對於這種視啟蒙運動理念為西方指導思想的觀點，我只能說：要真是如此就太好了！事實上，在啟蒙運動之後，緊跟着就是一場反啟蒙運動，自那時起，西方對啟蒙運動理念的態度就一直存在分歧。人們才剛剛沐浴啟蒙之光，就立刻被告知：黑暗其實並非一無是處；人類應該停止大膽探索的腳步；條規戒律有存在的必要；人性的命運並不是進步，而是停滯或者倒退。
浪漫主義運動對啟蒙運動理念進行了堅決反擊。盧梭、約翰·赫爾德、弗里德里希·謝林等人認為理性與情感無法分離，認為個人無法擺脫其所處文化的影響，他們否認人們應該理性行事，否認超越歷史和地域的普遍價值，也否認和平與繁榮是值得追求的目標。在他們看來，人不過是某個有機整體的組成部分，比如文化、種族、國家、宗教、精神或某種歷史力量，人們應該與自身所屬的這個偉大整體保持精神契合。世界上最大的善是英勇的鬥爭，而不是解決人類的各種問題。暴力乃是自然固有之物，遏制暴力，也等於扼殺生命的活力，正如夏爾·波德萊爾所說：「世上只有三種高尚的人：牧師、勇士和詩人。他們的職能分別是去理解、殺戮和創造。」
這聽起來似乎不可理喻，但事實情況是：在21世紀，反啟蒙的思想依然廣泛存在於精英階層的各種文化運動和理智運動中。啟蒙運動理念認為我們應該運用集體的理性來促進繁榮、減少痛苦，但這個觀點現在被認為太過愚蠢，也太過天真，不但無用，也已經過時。下面介紹幾種流行的理念，據說它們可以替代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這些理念在本書的其他章節也會提到，而在本書的第三部分，我將對它們做出正面回擊。
最明顯的就是宗教信仰。接受某種信仰，就意味着絕對相信，而不需要充分的理由。因此，對超自然實體的信仰與理性水火不容。宗教也通常與人文主義發生衝突，因為它往往將某種道德利益置於人類福祉之上，例如接受某位神聖的救世主，認同宗教經典中的有關記載，推行某些儀式和禁忌，勸說他人接受相同的信仰，對不接受的人進行懲罰，或者視其為魔鬼。宗教與人文主義的衝突還表現在：宗教往往將靈魂的價值置於生命之上。這種做法其實並沒有聽起來那麼美好。對來世的信仰意味着此生的健康與幸福無足輕重，因為地上的生活不過是通往永恒生命之前的一小段暗夜，可以忽略不計。在宗教徒看來，強迫某人接受救恩是在幫他洗清罪惡，而以身殉道則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至於宗教與科學的衝突，可以在歷史故事和時事新聞中找到各種實例，如中世紀對伽利略的審判、20世紀20年代的「斯科普斯猴子案」，以及目前許多基督徒對幹細胞研究和氣候變化觀點的反對。
另一種反啟蒙的觀點認為，人不過是可供消耗的細胞，它隸屬於某類超個體組織，例如宗族、部落、民族、宗教、種族、階級或者國家。因此，社會的最高目標是集體的榮譽，而非個體成員的幸福。民族主義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所推崇的超個體是民族國家，也即由單一民族構成的政體。可以從一些極端病態的愛國口號中看出民族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對立，即便是約翰·肯尼迪總統那句略顯溫和的名言「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問問自己能為國家做些什麼」，也使這種對立一目了然。
我們不應將民族主義與公民價值觀、公益精神、社會責任或文化自豪感等同起來。人類是社會性動物，每個人的幸福都依賴於跨越整個社會的合作與協調。「國家」應該是共享這片領土的人所默認的一種社會契約，就像公寓業主委員會一樣，它是促進其成員繁榮興旺的必要手段。
同樣，無論在哪個政治陣營中，都可以找到宗教的捍衛者。即便是那些對宗教信仰的具體內容並不認同的人，也會極力捍衛它的價值，並認為科學和理性在道德問題上沒有發言權。他們大多數人似乎都忘了人文主義的存在。信仰的捍衛者堅持認為宗教有其專屬的功能，可以決定人生中的重要問題。在他們看來，即便精英人士不需要宗教也可以擁有道德，但對芸芸大眾來說卻必不可少，即便每個人不需要宗教信仰也可以安居樂業，但宗教乃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討論宗教的有無顯得毫無意義。這也是為什麼宗教沒有像啟蒙運動所希望的那樣偃旗息鼓，而是比以往更加深入人心的原因。
左翼人士往往還支持一種運動，這種運動將「生態系統」這個超然的實體置於人類利益之上。浪漫的「綠色運動」認為，人類對能源的獲取並不是遏制熵增、促進繁榮的重要手段，而是對自然犯下的嚴重罪行，它將導致一場可怕的審判，例如資源大戰、環境污染，以及足以結束人類文明的氣候變化。唯一的救贖就是悔改，拒絕科學技術和經濟增長，回到小國寡民、簡單自然的生活方式。毋庸置疑，凡是了解情況的人都不會否認人類活動對自然系統的破壞，如果聽之任之，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但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技術發達的社會是否會聽之任之？本書將探索一種人文主義的環境保護主義，它比浪漫的「綠色運動」更加開明，它有時也被稱為「生態現代主義」或「生態實用主義」。
如今，左翼或者右翼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一種世俗宗教，它讓志趣相投的人結成團體，共同尊奉一套宣揚神聖信仰的教義，它刻畫出越來越多的惡魔，讓人們對其事業的正義性毫不懷疑。我們將在後面看到，政治意識形態是如何侵蝕理性與科學。它攪亂了人們的判斷，煽動起原始的族群心理，使人們無法正確了解改善世界的方法。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政治對手，而是熵、進化（例如各種瘟疫和人性的各種缺陷）和無知。其中無知最為關鍵，正是知識的不足讓我們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最後兩種反啟蒙思想超越了左翼與右翼的政治分野。近200年來，無數的人著書立說，宣稱現代文明非但沒有取得進步，反而在逐漸衰落，並處於崩潰的邊緣。在《文明衰落論》（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Civilization）一書中，歷史學家阿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歷數了兩個世紀以來的末日預言者，他們對種族、文化、政治或生態的衰敗敲響了警鐘。看來世界在很早以前就走向了末日。
一些衰落論者為普羅米修斯式的技術妄行扼腕嘆息。從天界盜取的火種不過是將人類自身推向滅絕的手段。即便環境污染不會將我們置於死地，核武器、納米技術、網絡恐怖、生物恐怖、人工智能或者其他生存威脅也必定把我們推下懸崖。即使技術文明能夠逃脫徹底毀滅的命運，它也將逐漸淪為一個充滿暴力和不公正的人間地獄——一個遍地恐怖主義、懶散之徒、血汗工廠、犯罪集團、非法交易、流亡難民、社會不公、網絡欺凌、暴力性侵與仇恨犯罪的「美麗新世界」。
另一些衰落論者則為相反的問題苦惱不已，社會的現代化並沒有讓生活陷入殘酷、危險的境地，而是讓它變得過於舒適和安全。這些批評者認為，健康、和平與繁榮只不過是物質享樂的體現，它讓人們遠離真正意義上的生活。在滿足各種口腹之慾的同時，技術資本主義也將人推向了一片毫無靈魂的精神荒漠，個個孤獨無依、物質至上、循規蹈矩、毫無個性、靈魂空虛。在這種荒謬的存在中，人們飽嘗異化、焦慮、混亂、冷漠、欺詐、無聊、不安以及噁心之苦，淪落成「一邊等待戈多，一邊在荒地上吃着裸體午餐的空心人」。
在這個頹廢墮落的文明走向黃昏之際，真正的解救之道不是枯燥的理性和腐朽的人文主義，而是某種真實而又神聖的權力意志，它英勇無畏、充滿活力，血肉豐滿、健全完整。如果你想知道這種神聖的、具有生命的英雄主義到底是什麼，創造了「權力意志」一詞的尼採給出了回答，也就是「金髮日耳曼人野獸」、武士、維京海盜以及荷馬史詩中的英雄所展現的貴族式暴力：「堅硬、冷酷、可怕，沒有感情，沒有道德，摧毀一切，血濺萬物。」
赫爾曼指出，那些預見文明崩潰的學者和藝術家往往有兩種不同的反應。歷史悲觀主義者害怕文明的衰落，但又哀嘆無力回天；文化悲觀主義者則興高采烈，陷入「食屍鬼的狂歡」。他們認為，現代性已經徹底破產，無可救藥，一種新的秩序將會在崩塌的廢墟中建立起來，這將是一種更加優越的秩序。
對人文主義的最後一種批判，是譴責它過於信奉科學。根據斯諾的著名演講《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我們可以將其稱為第二種文化，這代表了許多文學知識分子和文化批評家的世界觀，它與第一種文化，也就是科學文化相區別。斯諾對兩種文化之間的隔膜進行了抨擊，他呼籲將科學更大範圍地融入人們的精神生活，這不僅是因為科學「就智慧的深度、複雜度和清晰度而言，乃是人類心智最美麗、最奇妙的集體創造」。同時科學知識也負有道德責任。通過治癒疾病、減少飢餓、挽救嬰兒與母親，以及幫助婦女節育，科學可以從整體上減少人類的痛苦。
儘管斯諾的觀點在今天看來具有先見之明，但在1962年，文學評論家F. R.利維斯（F. R. Leavis）卻撰寫了一篇極盡侮辱的反駁文章，以至於《觀察者報》（TheSpectator）在發表這篇文章前，要求斯諾承諾不會因此起訴他們。在指責斯諾「學識淺薄可憐，行文粗鄙不堪」後，利維斯對一種價值體系進行了嘲諷，這種價值體系將「生活水平視為終極標準，將提高生活水平視為最終的目標」。他由此提供了另一種選擇，認為「在與偉大文學作品的對話中，我們會發現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麼。什麼是最終的目標？人靠什麼而活？——在我看來，這些問題必須由無比深厚的思想與情感來決定」。然而在我看來，任何一位具有「深厚思想與情感」的人，當他欣慰地看到貧窮國家數以百萬計的女性因為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免於難產而死時，可能都會有所疑問：作為「我們真正應該相信」的標準，為什麼「與偉大文學作品對話」在道德上要高於「提高生活水平」？或者說為什麼要做這種二選一的選擇？
利維斯的觀點在今天的第二種文化中比比皆是：許多知識分子和批評家對科學嗤之以鼻，因為它除了解決日常的生活問題，別的什麼都幹不了；按照他們的說法，似乎徜徉於精英藝術是至高的品德；他們追求真理的方法並不是提出假設並進行論證，而是依靠自己的博學和閱讀習慣發表各種聲明。學術雜誌經常譴責所謂的「科學主義」，即科學對政治、藝術等人文學科的入侵。在許多高等院校，科學不被視為對真理的追求，而僅僅是另一個故事或者另一種神話。科學通常被認為是種族主義、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種族屠殺的罪魁禍首。人們指責它剝奪了生活的魅力，剝奪了自由和尊嚴。
因此，啟蒙主義的人文思想無法取悅大眾。運用知識和理性來增進人類福祉的觀點聽起來索然無味。為什麼要刨根問底，去解釋宇宙、行星、生命和大腦？除非它們具有魔法，否則我們不感興趣！拯救數十億人的生命、治療疾病、減少飢餓？聽起來無聊至極！人們應該將同情心擴展到全人類嗎？沒有這個必要，我們只想要物理法則來關照自己！長壽、健康、知識、眼光、自由，以及美與愛？生活可不僅僅只有這些！
不過，在啟蒙主義的各種理念中，最不討人喜歡的還是進步。即便那些贊成用知識來為人類謀利的人也認為，這在實踐中是徒勞無功的。每天的新聞報道為他們的懷疑、挖苦提供了大量證據：當今世界被描繪成一個充滿淚水和哀傷的絕望深淵。如果在啟蒙運動過去250年後，我們並沒有比中世紀的祖先們過得更好，那麼對理性、科學和人文主義的任何辯護都顯得毫無意義，因此這場關於啟蒙運動的訴訟必須從評估人類的進步開始。
【擴展閱讀】
何為啟蒙？1784年，康德在一篇以「啟蒙」為題的文章中做了如下回答：啟蒙是指「人類從自己加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中解脫出來」，從因「懶惰和怯懦」而服從於宗教或政治權威的「條規戒律」的狀態中解脫出來。他宣稱，啟蒙運動的口號就是：「勇於運用自己的理智！」它的基本條件是思想與言論的自由。「一個時代絕不能締結某種條約，以阻礙後來的時代擴展眼界、增進知識、消除錯誤。這將是一種違反人性的犯罪行為，因為人性的固有使命正在於這種進步。」康德的觀點在21世紀的物理學家戴維·多伊奇（David Deutsch）所著的《無窮的開始》（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一書中得到了回應。多伊奇在這部為啟蒙辯護的著作中強調，只要我們大膽地運用理智，就可以在科學、政治以及道德等所有領域取得進步：樂觀主義（在我主張的意義上）是這樣一種理論：所有的失敗，所有的惡，都是知識不足造成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知識與完備狀態之間永遠隔着無窮的距離。有些問題很困難，但把困難的問題和不能解決的問題混為一談是錯誤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而且每一種特定的惡都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樂觀主義的文明是開放的，它不害怕創新，以批評的傳統為基礎。它的體系不斷改善，這些體系所實現的知識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樣檢測和消除錯誤的知識。何為啟蒙運動？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正式的答案，因為以康德的文章所命名的那個時代並沒有明確的年代界限，不像奧運會那樣有開幕儀式和閉幕典禮。同時，這次運動也沒有一個宗旨明確的誓言或者信條。通常來說，啟蒙運動指的是18世紀的後60年，不過它可以上溯自17世紀的科學革命和理性時代，也可以下延至19世紀上半葉古典自由主義的鼎盛時期。當時，科學探索對傳統智慧提出了挑戰，宗教戰爭的血腥殘酷讓人們記憶猶新，思想的傳播和人類的交流也比以往更為迅速頻繁。在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找到了一條理解人類狀況的新途徑。在這個時期內，各種思想紛涌迭現，有些還相互矛盾，但有四個理念將它們連在一起，也就是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第一個理念「理性」是重中之重，因為理性是不容商榷的。只要你站出來討論生活的意義，或者其他任何問題，並堅定地認為自己給出的答案真實可靠、令人信服，那麼你就是在訴諸理性，並同意將自己的觀點交給客觀標準來檢驗。如果說啟蒙運動思想家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那便是主張積極地運用理性的標準去理解我們所處的世界，而不能依賴空穴之風、虛幻之源，諸如信仰、教條、神啟、權威、異能、神秘主義、占卜、幻覺、直覺，或者宗教經典的闡釋文本。正是理性讓大多數啟蒙運動思想家都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一位干預人類事物的擬人神。理性告訴我們，有關神跡的描述查無實據、令人生疑，宗教經典的作者也都是實實在在的人，各類自然事件的發生並不會考慮人類的福祉，不同的文化信奉着不同的神，它們壁壘森嚴、互不相容，沒有哪一個不是人類自身想象的產物。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假如三角形也有神，那麼它的神一定有三條邊。」不過，並非所有的啟蒙思想家都是無神論者。其中一些人是自然神論者，他們與有神論者不同，認為上帝在將世界這台機器發動起來之後就退居幕後，聽憑世界按照自然法則存在和發展下去。另一些人則是泛神論者，他們將「上帝」作為自然法則的代名詞。不過，他們中幾乎沒有人信奉《聖經》中那位制定律法、呼風喚雨並賜子降生的上帝。今天的許多作家往往將啟蒙運動對理性的鼓吹與另一種錯誤觀念混為一談，也就是認為人類是完美無缺的理性主體。這與歷史事實大相徑庭，像康德、斯賓諾莎、托馬斯·霍布斯、大衛·休謨以及亞當·斯密這樣的學者都是刨根問底的心理學家，他們太了解我們身上所具有的非理性情緒和弱點。他們堅信，只有明確指出愚蠢的根源所在，人們才有克服它的希望。可見，正是因為人們日常的思維習慣並不一定能保持理性，所以才必須審慎精細地運用理性。由此便引申出第二個理念：科學。所謂科學，就是對理性的加工提煉，並以此去解釋世界。科學革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它所帶來的各種發現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的第二天性，以至於我們對此習以為常、不以為意。然而歷史學家戴維·伍頓（David Wootton）提醒說，在1600年，也就是科學革命的前夕，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對世界的理解是這樣的：他相信女巫可以掀起風暴，淹沒大海上的船隻。他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狼人存在，儘管碰巧在英國沒有，不過遲早會在比利時發現它們。他相信女妖喀耳刻真的把奧德修斯的船員都變成了豬。他相信老鼠是從秸稈堆中自己長出來的。他相信那個時代的魔法師。他見到過傳說中的獨角獸的角，儘管他並沒見過獨角獸。他相信，如果一個人被謀殺，那麼只要兇手在場，屍體就會流血。他相信世上有一種藥膏，只要塗抹在匕首上，就能癒合這把匕首所造成的傷口。他相信可以通過植物的形狀、顏色以及紋理來判斷它的藥用價值，因為上帝設計自然的目的就是讓人類能夠理解。他相信鍊金術，儘管懷疑是否有人知道如何去做。他相信大自然討厭真空。他相信彩虹是上帝的旨意，而彗星則是邪惡的預兆。他相信夢可以預示未來，只要能掌握解夢的方法。同樣，他相信地球靜止不動，日月星辰每24小時繞地一周。然而130多年後，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就不再會相信這些東西。這不但將人類從愚昧中解放出來，也讓人類遠離無謂的恐懼。社會學家羅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指出，在中世紀，「這種認為有某種外部力量操控日常生活的想法導致了一種集體妄想症」：暴雨、雷電、狂風、日食、月食、寒流、熱浪、乾旱和地震，凡此種種，都被認為是上帝發怒的徵兆。如此一來，「恐懼之妖」寄居於生活的每個角落。海洋成為邪惡之域，森林裡到處都是妖獸、女巫和魔鬼，以及真實存在的竊賊和兇犯。……黑夜降臨之後，世界上也充滿了預示各種危險的信號：彗星、流星、月食以及野獸的嚎叫。對啟蒙運動思想家而言，這個從無知與迷信中擺脫出來的過程，既表明傳統認知會犯下怎樣的錯誤，又表明科學的方法，例如懷疑論、可謬論（fallibilism）、公開辯論以及實證檢驗，則是一種有效的手段，可以指導我們獲得可靠的知識。在這些知識中，也包括對自身的理解。建立一門「人的科學」的要求成為那個時代的主題，並將在其他許多問題上觀點各異的啟蒙運動思想家聯繫在一起，其中包括孟德斯鳩、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康德、孔多塞、狄德羅、達朗貝爾、盧梭和維柯。他們相信存在着普遍的人性，並認為可以對它進行科學研究。因此，他們成為諸多學科的早期實踐者，而這些學科直到幾個世紀以後才被正式命名。他們是認知神經學家，試圖通過大腦的生理機制來解釋思想、情感和精神病理。他們又是進化心理學家，試圖描述生命的自然狀態，並辨識那些「注入我們身軀之內」的動物本能。他們還是社會心理學家，著書立說，討論將我們結為一體的道德情感和相互對立的自私情緒，並分析那些干擾各項完美計劃的短視行為。他們也是文化人類學家，挖掘旅行者和探險者的實地記錄，既收集有關人類共性的數據，也關注世界不同文化在風俗習慣上的多樣性。普遍人性的觀點將我們引入第三個理念：人文主義。理性與啟蒙運動思想家普遍意識到，必須為道德確立一個世俗基礎，因為他們被幾個世紀以來宗教屠殺的歷史記憶深深困擾，例如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獵捕女巫以及歐洲的宗教戰爭。他們為今天所稱的人文主義奠定了一個基礎，也就是將全社會男女老幼的個體利益置於部落、民族、國家或者宗教的榮耀之上。真正能夠感受快樂和痛苦、幸福和悲傷的是單獨的個人，而非組織或團體。無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最多的人能獲得最大的幸福，還是出於「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絕對律令，在啟蒙運動思想家看來，正是人類個體對痛苦和幸福擁有相同的感受力，才引發了對道德關懷的呼籲。幸運的是，人性為響應這個呼籲做好了準備，因為我們被普遍賦予了一種能力：同情。同情，有時也被稱為仁慈、憐憫、惻隱等。只要擁有同情他人的能力，就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同情之環向外延展，由家庭、宗族出發，去擁抱整個人類，尤其是當理性告訴我們，自己以及所屬的群體並沒有什麼異於他人的屬性。我們不得不接納世界主義，接受世界公民的身份。這種人文情感促使啟蒙運動思想家不僅譴責宗教暴力，同時也對所處時代的世俗暴行大加聲討，例如奴隸制度、專制主義、濫用死刑，以及諸如鞭打、截肢、穿刺、剖腹、輪輾、火燒之類的殘酷刑罰。啟蒙運動有時也被稱為「人道主義革命」，因為它促成了種種野蠻行為的廢止取締，這些行為在各種文明中都曾普遍存在，而且延續了千年之久。如果廢除奴隸制度和殘酷刑罰都算不上進步，那這世界上就沒有進步可言。由此進入第四個理念：進步。在科學的幫助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義的引發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斷擴張。因此，人類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進步。不必屈從於當前的苦難和各種不合理的現象，也不必試圖將時鐘回撥，去尋找失去的黃金時代。我們不應該將啟蒙運動對進步的信念與19世紀浪漫主義的信仰混為一談。浪漫主義者相信神秘的力量，相信法律和辯證法，相信鬥爭、演化和命運，相信古希臘人對人類時代的分期，也相信進化的動力會將人類社會推向理想之境。然而就像康德關於「增加知識、減少錯誤」的表述一樣，啟蒙運動對進步的理解並沒有那麼詩意，進步不過是理性和人文主義的結合。只要關注並了解法律、習俗的現實狀況，並設法去改進、實踐，然後保留下那些可以造福人類的措施與制度，我們就能逐漸讓世界變得更好。科學本身就是在理論和實驗的循環中逐步發展，在局部的挫折和倒退中累積經驗、持續前進，並由此證明如何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我們也不能將進步的理念與20世紀的社會重塑運動混為一談，這場運動的目的是為技術官僚和城市規劃者提供方便，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稱之為「極端現代主義的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 High Modernism）。這場運動否認人性的存在，否認人性對美、自然、傳統和社會親密的複雜需求。這些現代主義者從一塊「乾淨的桌布」出發，設計出各種城市更新項目，用高速公路、摩天大樓、露天廣場以及粗野無比的建築取代充滿生活氣息的街道社區。他們從理論上解釋說「人類將會重生」，並「生活於整體的有序關係之中」。雖然這些發展有時也被冠以「進步」一詞，但這種用法是極具諷刺意味的，因為缺乏人文主義引導的「進步」不是進步。啟蒙運動思想家並不試圖去塑造人性，他們所希望的進步主要集中在人類的各項制度方面。像政府、法律、學校、市場和國際組織這樣的人造系統才是理性的用武之地，並由此改善人類的狀況。就此而言，政府並不是一個具有神聖使命的統治機構，也不是「社會」的同義詞，或者民族精神、宗教教義、種族之魂的某種化身。政府是人們依據彼此默認的社會契約而發明的一種機構，其目的是協調人們的各種行為、制止損人利己的自私舉動，以此來增進公民的福祉。就像啟蒙運動最著名的精神成果——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表述的那樣：「為了保障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的授予而產生的。」在人們授予政府的各項權力中，懲罰是其中之一，而孟德斯鳩、切薩雷·貝卡里亞以及美國的締造者們對政府懲罰公民的權力做了重新思考。他們認為，刑罰的實施並非是為了替天行道，而是社會激勵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就是在保證不造成更大傷害的前提下阻止反社會行為的發生。例如我們主張罪罰相當，這並不是為了維護神秘的正義天平不至傾斜，而是為了確保罪犯能夠止步於較小罪行，從而不會升級成更大的罪惡。反觀酷刑，無論是否屬於所謂的「罪有應得」，它都不如適度而必要的懲罰更為有效，而且酷刑還會使觀刑者變得麻木不仁，使這個實施酷刑的社會變得殘暴無情。啟蒙運動還首次對財富展開了理性的分析。它的出發點不是如何分配財富，而是如何創造財富。在法國、荷蘭以及蘇格蘭等國經濟學家的基礎上，亞當·斯密建立了自己的理論，他指出，大批量的產品無法依靠獨立的農民或者工匠來製造，它有賴於一大批高效的專業勞動者，以及那些將他們的才智、技能和勞動成果匯集起來進行交易的人。亞當·斯密舉過一個有名的例子，他計算出一個獨立工作的制針人一天最多只能製作一枚扣針，然而在工廠中，「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人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如此一來，平均每個工人一天之內就可以製造將近5 000枚扣針。專業分工在市場中才有效，市場讓專業勞動者能夠交換他們的商品和服務，同時亞當·斯密解釋道，經濟活動是一種互惠合作，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每個人收穫的利益都大過所放棄的利益。藉助自願交換，人們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來使他人受益，就像亞當·斯密所說：「我們的晚餐，可不是來自屠夫、釀酒商和麵包師的仁慈，而是來自他們對自己利益的關注。我們並非求助於他們的博愛，而是求助於他們的自利心。」亞當·斯密並不是說人類無比自私，也不是說人類應該如此。事實上，亞當·斯密對人類同情心關注之切、闡釋之深，史所少見。他只是強調，在市場中，即便一個人只關心自己與家人的利益，他的工作也會給所有人帶來好處。交換不僅可以使整個社會變得更為富有，也可以使它變得更為和諧，因為在一個有效的市場中，購買商品總是比盜竊商品的成本更加低廉，而對你來說，他人的生存總是比死亡更有價值。正如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幾個世紀之後所說：「如果裁縫向麵包師開戰的話，那他就必須自己烘焙麵包。」包括孟德斯鳩、康德、伏爾泰、狄德羅以及阿貝·德·聖皮埃爾（Abbé de saint-Pierre）在內的許多啟蒙思想家都贊成「溫和的商業」（doux commerce）。而美國的締造者喬治·華盛頓、詹姆斯·麥迪遜，尤其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則為美國這個年輕的國家設計了各種制度，以培養商業的發展。這將我們引入和平這個啟蒙運動的理念。在人類歷史上，戰爭曾是如此頻繁，以至於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它是人類社會的組成部分，而和平只有在救世主降臨的時代才會到來。但現在，戰爭不再被認為是來自上天的懲罰，對此只能忍受和哭泣，它也不是一場光榮的競賽，值得贏取和慶祝。戰爭只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實際問題，而且有朝一日終會解決。在《論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一文中，康德列舉了一系列能夠防止領導人將國家拖入戰爭的措施。康德認為，除了國際貿易外，能夠阻止戰爭爆發的還包括建立代議共和制（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民主制」）、國家之間開誠布公、制定一系列反對侵略和干涉內政的準則、允許自由旅行和移民，以及建立一個能夠對爭端做出判決的國際聯盟。儘管這些開國者、制憲者和啟蒙哲學家都是高瞻遠矚的偉人，但本書並不想掀起一場偶像崇拜。啟蒙運動思想家也不過是生活於18世紀的男男女女，他們中有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反猶主義者，也有奴隸主和決鬥者。他們所擔心的一些問題在今天看來幾乎不可理喻，他們在構建一系列精妙理論的同時，也提出了大量愚蠢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們生得太早，無法預料現代人理解現實的一些基本原則。但我相信，他們會是首先站出來對此表示贊同的人。如果贊成理性，那麼你關注的重點就應該是思想的健全，而不是思想家的人格魅力。如果致力於進步，那麼你就不能輕易宣稱自己弄清了其中的所有奧秘。如果我們對人類狀態和進步本質有重要的理論發現，而這些發現並不為啟蒙運動思想家所知，那也絲毫不影響他們的偉大。在我看來，這種發現有三個：熵、進化與信息。本文選編自《當下的啟蒙：為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辯護》。該選文只做作者的相關研究的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機構運營的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
點擊下列標題，延伸閱讀：
史蒂芬·平克｜自由與保守：西方左右派之爭的信仰根源
赫拉利對話平克：全球秩序正在崩解，尚無替代方案
反思「啟蒙」理性主義：托馬斯·卡萊爾與法國大革命 | 艾奇里曼
錢永祥 | 今天我們更文明了嗎？
-------------------------------
混亂時代 閱讀常識
歡迎讀者點擊關注，出版機構、媒體事宜可留言👇
👇 點閱讀原文查看好書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