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2021年11月初，聯合國大會裁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通過了防止太空軍備競賽的相關決議，包括「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和「防止外空軍備競賽的進一步切實措施」。這兩份決議都將中方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寫入其中，標誌着此前美國質疑「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並要求對相關段落進行分段表決，阻攔該理念寫入聯大決議的圖謀遭到挫敗。

美國當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國際社會，但是美國的抵制助長、蠱惑、脅迫了不少國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抵制，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故事，進而講好故事背後的哲理、學理、道理，成為了學界的重要使命。對比西方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分析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誤解及誤解產生的原因和克服之道，對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顯得緊迫且必要。

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態度，從起初的有意忽視、不經意贊同，到現在的明確抵制，經歷了明顯的立場轉變。起初，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沒有當回事，而是更關注「一帶一路」建設。而後不經意贊同可能得益於人類命運共同體契合聯合國話語中「共享未來」（shared future）的表達，即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英文譯名從原來的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改為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近年來，隨着「中國夢」的提出，「四個自信」的彰顯，歐美意識到對華和平演變無望，尤其是黨的十九大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寫進黨章，更是刺激了他們的意識形態「神經」，導致「逢中必反」的現象。其實，人類命運共同體恰恰是超越意識形態分歧，以追求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為目標。當我們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精髓，並引領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時，西方對中國的抵制就更加突出地表現在抵制人類命運共同體了。

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存在不少困惑或誤解，國內外皆有，而西方尤甚。誤解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的共產主義。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共產主義「幽靈」再現，中國要輸出意識形態。誤解二，人類命運共同體復興「天下主義」。把人類命運共同體想象為「天下主義」，這也印證了一些國人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回到漢唐的錯覺。誤解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改變了中國外交不干涉內政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和諧社會都強調和而不同，共同命運是否改變之？一些人擔心中國會改變不干涉內政原則。誤解四，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未來式，不是進行式。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太理想，是外交口號，不切實際。特別是在美國搞新冷戰、脫鈎的情況下，不少人質疑：「狼」與「羊」怎麼可能是命運共同體？中美怎麼命運與共？誤解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的世界夢。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要取代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而非回到漢唐，因此誤以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的世界夢。誤解六，既然有了聯合國憲章，為何還要提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與聯合國是互補、包容，還是取代（架空）關係？

其他誤解或疑惑還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類中心主義的關係是什麼？與和諧世界的關係，與「一帶一路」的關係，與全球化、全球治理的關係，與國際秩序的關係，與其他共同體的關係呢？等等。

人類命運共同體難以被西方所接受和認同，除了西方捍衛普世價值的本能抵制外，更多源於西方世界對中國能力和意圖的懷疑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不解。只有仔細分析西方心理，才能找到化解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誤解之道。

（一）利益掣肘

過去，全球化思維是「雙贏」（運）即「win-win」，若是無法解決不平等即你贏多、我贏少的問題，就會產生「你贏我輸」的感覺，以至於西方戲稱「中國贏兩次」（China wins twice）。要做到人類全贏（all-win），就必須超越「運」，強調「命運」，改變安全與經濟的分裂，即「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世界悖論」。西方認定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從而發明了國家主權的概念，正如產權明晰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劇」。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尊重又超越國家主權？會不會形成國際政治的「公地的悲劇」？人類命運共同體尊重各國主權，但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如何「利當計天下利」？即便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西方國家也不願意真正拿出「真金白銀」和技術轉讓，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綠色生產、能源轉型。這在抗疫時更得到了體現：寧可疫苗過期，也不願捐助發展中國家。

（二）體系慣性問題

利益是結果，體系—結構問題是誤解、質疑、抵制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深層的原因。

1.中心與邊緣

「中心—邊緣」的不平等思維制約了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態度。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新格局，任重道遠。馬克思指出，隨着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西方殖民者「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形成了以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其他國家為「邊緣」的國際發展格局，使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處於生產和價值鏈的末端。近年來，美國在對華遏制戰略、接觸戰略紛紛失效後改用「規鎖」（confinement）戰略，試圖將中國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將意識形態衝突內化為不公平競爭、政府補貼、國有企業、勞工權益等問題，為打造去中國化的全球技術供應鏈造勢。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國際上的事應該由大家共同商量着辦，世界前途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這顯然在打破從權力到知識的中心—邊緣體系。

2.結伴與結盟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原則徹底超越傳統的「拉幫結派」做法和「零和博弈」思維，從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了意識形態藩籬、超越了社會制度對立、超越了發展水平差異。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是一種具有全局性眼光和世界視野的前瞻性理念。但是，美國的盟友並不認可命運能掌握在自己手裡，擔心這是中國的「離間計」，而中國又奉行不結盟政策，他們怕將來命運沒着落。近年來，立陶宛通過一系列事件挑釁「一個中國」的原則，便折射出了歐洲尤其是中東歐國家擔心在美國先後提出「重返亞洲」「美國優先」「印太戰略」後，自身安全沒有着落的投機心態。

3.自主與依附

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各國命運自主，而美國推行「去中國化」的全球技術供應鏈，尋求與中國脫鈎，不接受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造成阻礙。以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例，其構建進程遭遇網絡霸權體系的嚴重阻礙。美國以安全為理由迫使其盟友棄用華為設備，主張以「多利益攸關方」而不是主權國家作為全球網絡治理的主體，並推行「清潔網絡計劃」，試圖打造全球技術供應鏈和網絡空間的「去中國化」。這種做法雖越來越不得人心，連歐盟近年都強調數字主權，反對脫鈎、新冷戰，但事實是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無法從體系上獨立自主，而是受制於霸權國家。

思維慣性或路徑依賴是國內外接受、認可、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嚴重羈絆。思維方式問題深層次制約了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一）整體—關係思維與個體—問題思維

「老天啊！」「My God！」中西方的不同感嘆提示我們，中西最大的思維差別就在天與神之間、整體與個體之間。王緝思教授在2021年藍廳論壇發言中指出：「據我個人的經驗，我發現兩國之間有一個差異最能說明問題。中國人喜歡講『求同存異』。我們常說，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我們用諸如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一類的原則來界定共同基礎。而相比之下，美國人傾向於聚焦棘手的議題，例如在台灣和南海問題上的緊張關係。如此看來，中國人是想在解決具體問題前先確立原則，而美國人急於先解決問題再着手提升兩國關係。因此，中國人很容易會抱怨美國為改善中美關係設置障礙，而美國人則批評中國不認真對待美國的實際關切。」石之瑜等認為：「講關係，就是求同，有了同，就有關係，英文要定義關係，就用imagined resemblance，有關係就表示彼此接受為同一個群，統一了，unity。西方的關係概念不全相同，只要是履行同一種信條、規則的人，就是有關係的，團結了，solidarity。我覺得，美國人碰到問題，就找共同都服膺的規則入手，規則講清楚了，就是自己人了。而中國則要先確定，這個問題不是針對彼此而發生的，因此透過儀式確認原來講好的關係沒變化，確定了以後，怎麼解決就有彈性了。」

正如美國難以認同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一樣，也難以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先從關係、未來導向構建身份與認同的思維，而習慣用個體—問題思維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歐盟此前將中國定位為競爭者、合作夥伴與制度性對手，也影響了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如此思維與定位自然會導致其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進行抵制。

（二）世俗思維與宗教思維

不同於歐洲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人類的、尊重主權的共同體，其所倡導的理念和思維能防止弱者依存於強者的不平等現象出現。對於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一神論）強調必然性的命運（Destiny）觀，印度（多神論）強調偶然性的命運（Pratityasamutpada）觀，中國（無神論）則主張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統一的命運觀，即厚德載物，修德立命。正如費孝通指出的：「他們（即西方社會）常常由若干人組成一個個的團體。團體是有一定界限的，誰是團體裡的人，誰是團體外的人，一定得分清楚。在團體裡的人是一夥，對於團體的關係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團體中有組別或等級的分別，那也是事先規定的。」

西方有豐富的「人類」「共同體」思想，甚至有「人類共同體」的提法，而中國的創新在於「運」這一人倫的時代表達，並將其拓展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命運」不是前世的「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亦非來世的「歸宿」，而是今世的「共同命運」。在中國語境中，命運是自主的，因為人是可以「參天地而化育」的。「共同命運」一方面將人從外界權威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麵塑造了團結共同的人類價值向度。因為命運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樣性的實現方式；因為命運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個體的整體性思維，一起向未來。

（三）實體—先驗思維與實踐—系統思維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主張，在現實世界之外，有一個超越經驗、超越時空、永恆存在的理念世界；依靠人們的經驗是無法認識理念世界的；人們關於理念世界的知識是先天地存在於人的心靈之中的，通過後天的學習，可以把它們激活。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認為，賦予知識以普遍性必然性的範疇形式，是主體先天具有的，它是先於經驗而存在的。這種先驗論推動形成歐盟的規範性（Normative）理念。而中國推崇系統思維、實踐理性，自古強調實事求是，知行合一。杜維明認為，儒家強調「克己復禮為仁」，推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西方人卻是「己所欲而及人」。因此，不難理解儒學有「禮聞來學，未聞往教」之說，而西方人則有傳教的熱情。中國走的是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因為其具有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文化根基，以及獨立自主的文明淵源。

在人類歷史上，先後出現過「帝國」「世界政府」的形態和設想，也有世界大同的願景和全球治理的實踐。但「帝國」設想總難免陷入擴張和衰落的循環，對外爭霸戰爭的此起彼伏也給世界帶來了不可承受之痛。但丁的「世界帝國」論，康德的「世界聯邦」論，羅素和愛因斯坦的「世界政府」思想，皆是為了維持和平而提出，較少涉及具體內容的探討。比如，承襲「世界政府」思想而建立的「國聯」和聯合國，其主要宗旨是維持世界和平（它們各自創立於「一戰」「二戰」之後），關於治理方面的內容則較為欠缺。而康德、愛因斯坦等西方先賢的永久和平論思想和以己及人、由近及遠的放射狀思維，不是成為「烏托邦」，就是被扭曲、濫用。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須建立在其他國家都實現共和制的基礎上，以同質性為前提，並以實現同質性為目標，最終不可避免地演變成民主和平論和搞民主輸出的悲劇。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充分尊重國家主權和差異性，倡導各國成為自己而非成為他者。

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借鑑並超越了西方共同體思想與人類學，尤其是社會學的個體—社群或公域—私域理論、倫理學的契約與功利主義、政治學的世界主義和社群主義、法學的萬民法與正義論、宗教學的普世主義與多元主義，又超越了源於一神論的封閉性與排他性，彰顯世俗倫理與社會主義精神。

回顧起來，我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涵義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

首先是關於迅速發展起來的中國和世界如何相處的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回答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不是趕超美國，也不是回到漢唐，而是在中國與世界命運共同體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起引領作用，因此被寫進了憲法。其次是給出了「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時代之問的「中國方案」，及時回應了「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的重大時代命題，即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全球互聯互通夥伴網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被寫進黨章。最後是「人間正道」。習近平主席同外國領導人通話時一再強調：「新冠疫情再次證明，只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人間正道。」《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前進方向的鮮明旗幟」，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進聯合國決議。

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質疑，從中國與世界相處之道到「時代之問」的中國之答，再到人類未來走向等層面不斷演進。面對各種挑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任重道遠。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理念，不僅遇到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等「四大赤字」的考驗，還面臨利益掣肘、體系束縛和觀念羈絆等挑戰，而這些考驗和挑戰又往往交織在一起。在此背景下，中國如何做到知行合一，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化解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抵制？筆者認為應從利益—體系—思維三層面着手。

（一）做大利益「蛋糕」，尋求新互補性，優化利益結構

西方人性的自私自利會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產生自然的抵制。中國人講「利當計天下利」，西方人則篤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即按照「我」的普世價值構建共同體可以，按照「你」的就不行。只有做大利益「蛋糕」，以增量對沖存量，從利益共同體做起，才能改善彼此的利益結構，實現共贏。「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合作平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繼續擴大三方或多方市場合作，開展國際產能合作。要深化資金融通，吸引多邊開發機構、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參與，健全多元化投融資體系。要深化人文交流，形成多元互動的人文交流大格局。」

（二）倡導結伴而非結盟的夥伴關係

聯盟體系倡導的是盟友安全依附於盟主，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平等、自主的夥伴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倡導的夥伴關係會被誤認為是離間「我」與美國的聯盟關係，甚至有國家擔心中國會以此與美國爭奪盟友，建立自己主導的國際體系。化解之道，便是倡導結伴而非結盟，打造全球互聯互通夥伴網絡並使之機制化。這順應了人類邁入萬物互聯時代。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塊莖—遊牧理論」，隨後有學者基於此，用象棋和圍棋來類比西方和中國的發展模式。2004年，習近平主席在《之江新語》系列評論文章《在更大的空間內實現更大發展》中曾借「地瓜」闡釋了「塊莖與藤蔓」的關係。在秘魯利馬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也提及：「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但它的塊莖始終長在根基位置，同樣道理，不管發展到什麼程度，中國都將紮根亞太、建設亞太、造福亞太。」這實則是對「塊莖理論」的中國化解讀，其內涵在於中國應藉助支點、構建去中心化的互聯互通。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走向終結，全球化向全球區域化、本土化方向發展。「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全球化朝向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這是在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分布式、網格狀的全球治理新模式，超越西方的中心—邊緣、美國的輻—輳聯盟體系。

（三）樹立數字、生態文明思維

人性本惡、權力本惡，如何能命運與共？西方人思維強調「強分弱合，強對立弱和諧」，只能在文明轉型過程中通過案例逐步調適。縱觀人類文明史，「你」「我」關係經歷了代際轉化：遊牧農業文明時代，「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工業文明時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信息文明時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數字文明時代，「我」通過「你」，而成為「我」；生態文明時代，因為「我們」，「我」才為「我」（類似烏班圖思想：I am because we are）。

今天，工業經濟依然存在，數字經濟正在全面崛起。人類命運共同體深刻描繪了數字經濟時代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所催生的思維理念。數字經濟所推動的產業體系遠遠超過傳統實體經濟的產業體系，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數字經濟所推動的產業鏈體系具有不可分割性和依存性。以芯片為例，芯片所涉及的產業分為幾十個大類、上千個小類、五十多個學科、上千個工序。所有產業鏈都是超長產業鏈，無法切割，這與我們理解的傳統實體經濟是不同的。

在工業經濟時代，主要按照行業門類來組織創新過程，人為設置理、工、農、醫等學科專業，區分一、二、三等產業類型，行業邊界清晰。在邁向知識經濟時代的進程中，「互聯網+」「大數據+」乃至「人工智能（AI）+」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組織邊界、地域邊界、技術邊界、行業邊界日益模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體。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處於工業化向數字化過渡階段，有人誤解乃至抵制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難避免的，而中美脫鈎、新冷戰的提法加劇了人們的擔憂。科學實驗表明，在連續重複博弈中，勝算最大的要素是善良和寬容。不斷經歷國際競爭，我們正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體現，它同時在喚醒各種文化「初心」。實際上在各種傳統文化里，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印度教的「梵我合一」、伊斯蘭教的「烏瑪」、非洲的「烏班圖」等，都有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雛形。但是，各種宗教、文明的共同體思想幾乎都是同質性的，無法包容異教徒和異類；且其大部分形成於奴隸制或小農經濟、農牧經濟時代，無法適應工業信息文明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互聯時代的各國傳統文化予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並可通過從外圍國家遞進到核心國家的路徑，讓更多的人認識和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如果不是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不會引發如此多的關注；也正因為是中國提出的，許多對中國的誤解也體現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疑慮與誤讀，這就是「中國悖論」。一些西方國家反對中國提出的任何理念，當然也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尤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更是將其視為意識形態鬥爭的象徵。美國著名考古學家羅伯特·L·凱利在總結了600萬年以來人類歷史的發展後，觀察到每一次人類技術進步都會帶來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變革。他大膽預測，由於互聯網等技術的進步導致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人類即將迎來第五次組織形式的變革，人類將生活在一個共同體的未來。這表明，有些西方的有識之士其實是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只不過因政治原因導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時間難以被普遍接納。

總之，西方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質疑既呈現無知與偏見，也有利益驅使、趨勢擔憂，反映西方不習慣、不甘心「源於中國而屬於世界」的理念挑戰普世價值觀，這是利益結構、體系慣性、思維方式問題綜合因素的結果。

新冠肺炎疫情強化了西方意識形態的固有偏見，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一些西方國家從立場而非事實出發來看待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構成中西方敘事之爭的兩大主題。化解西方抵制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道，在於將全人類共同價值觀機制化、利益化，推動「一帶一路」與聯合國全面深入對接，踐行真正多邊主義。

化舊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在於做到知行合一、有效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既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發展，也對各種優劣互現的思潮進行摒棄與提升。中西方先賢都有天下大同、永久和平思想，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持久和平理念卻與之存在不同之處。前者都以文明高地或文明同質性為前提。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建立在其他國家都實現「我」的共和制為歸宿，以同質性為前提和目標，容易演變為民主和平論、民主輸出的悲劇。習近平主席指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

求新知。我們邁入知識經濟時代，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共同體；邁入萬物互聯時代，要擺脫思維方式的路徑依賴。馬克思主義從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與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結合，到與傳統文化結合，其中國化的過程充分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當今世界，全球大流行、氣候變化等挑戰層出不窮、日益嚴峻，原有機制和思維無法應對，一些國家故此開歷史倒車，導致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盛行，助長反全球化、反體制、反智運動，這更加昭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緊迫性與重要性。新問題、新領域更要拋棄冷戰思維，倡導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秉持和平、主權、普惠、共治原則，把深海、極地、外空、互聯網等領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競技場」。

致良知。許多發展中國家質疑，中國逐步富強起來，我們還是命運共同體嗎？毫無疑問，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始終是天然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防止最壞、防止核戰爭和追求最好、世界大同之間的選擇。萬物互聯，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深刻改變着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技術創新一方面在削減「中心—邊緣」體系，另一方面催生國際思潮大變革。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只是熱議人工智能帶來的倫理問題，還要關注世界上十多億沒有用上電的人們，關注數字鴻溝、信息壁壘，改變周而復始的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現象。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在獲取新冠肺炎疫苗方面，由於貧窮國家大大落後於發達國家，人類正經歷關於疫苗的災難性道德崩塌。中國率先宣布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優先提供給發展中國家人民，呼籲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行大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道至簡，實幹為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鍵在行動。」中國秉承知行合一理念，既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者，也是積極踐行者。「一帶一路」倡議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實踐平台。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要抓手，以人類共同命運為根本追求，中國提出構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為內涵的新型國際關係，有助於打造全球夥伴關係網絡，有助於改善全球治理。

行自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外交辭令，而是融通中國夢與世界各國夢的內在要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需要自覺的努力和行動。因此，中國與世界攜手，主動減排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建設美麗清潔的世界。對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更需要未雨綢繆，形成國際社會人工智能法則和新的人權共識。

行穩致遠。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理念，面臨艱巨挑戰，要循序漸進發展，從各國人民有共識的領域如全球氣候變化，以喜聞樂見的方式如奧運會予以推進。在國家層面，中國與越來越多的友好夥伴如老撾、柬埔寨、緬甸、巴基斯坦等構建起雙邊命運共同體；在地區範圍，各方已就打造周邊、亞太、中國—東盟、上海合作組織、中非等命運共同體達成共識；在全球領域，中方倡議構建網絡空間、核安全等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這些都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頂層設計和路徑選擇。

觀念轉變往往落後於經濟格局。人類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處於從工業文明轉向數字文明、生態文明的關鍵時期，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史和現代化歷史，線性進化邏輯無法準確地詮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誤解、污衊、攻擊甚多，影響了整個世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接受程度。為了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心相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正本清源，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提供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史的公共產品，編寫人類命運共同體史系列，具體應包括三部分內容：一是雙邊共享史觀。可在共享史概念基礎上發起成立共享史觀學會，以共享歷史觀研究中國與歐洲、周邊國家共同史，形成共享史學派。二是區域共同體史觀。藉助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等手段，在區域經濟夥伴協議（RCEP）框架下，加速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形成東亞共同體史觀，為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提供歷史文化支撐。雙邊共有歷史的區域延伸，就是區域共同體史觀。三是真正的世界歷史觀。以真正的歷史觀引領經濟全球化推動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區域化、地方化、本土化，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政策到行動，入腦入心，從自信到自覺。

按照正反合邏輯和三種歷史觀，撥亂反正西方中心論、人類中心論歷史觀，樹立真正的世界觀，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史觀，這是對價值觀的重塑。先從學術研究着手，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內容和理念推向教材、百科全書，從紙質版到網上版、動漫版，形成遊戲、電影、電視劇產品；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譜系：「絲路」精神、「上合」精神、「金磚」精神、中非友好合作精神……這是人類共同價值的覺醒和塑造。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史的編撰是智慧、觀念、知識的引領，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譜系提供大歷史觀、系統史觀和真正的世界歷史觀支撐，並必將引發全人類共振、共鳴和共情。

文章來源：

《東南學術》2022年7月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