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陽 - 廖群：堅持以發展為先，兩個大局下我國經濟發展理念定位－鑽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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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群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全球治理中心首席專家，本文刊於7月26日新浪財經。

發展與穩定對立而統一，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兩頭兼顧。

有人認為，經過40餘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我國經濟積累了很多風險，因而今後應該從發展為先轉為以穩定為先。此觀點不可取，今後應該堅持以發展為先。

發展與穩定對立而統一，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兩頭兼顧。但兼顧不是沒有先後，先後的定位取決於在所處的歷史階段兩者哪個更為重要，即必須符合時代的要求。

對今後我國而言，兩大關鍵性的時代特徵是兩個大局，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二是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第一個大局要求我國在今後20 – 30年進行經濟復興的衝刺；第二個大局迫使我國在此期間內完成經濟復興衝刺。

因此，實現經濟復興衝刺是對今後我國經濟發展的時代要求；發展與穩定的先後定位，即堅持以發展為先還是轉為以穩定為先的理念定位，必須符合此時代要求。具體來說，經濟復興衝刺的需要、條件及其風險，決定今後我國發展與穩定的先後定位。

從需要角度，經濟復興衝刺要求我國經濟在今後20–30年中高速（4-6%）增長，同時經濟結構加快升級和產出效率大幅提升。要做到這些，必須堅持以發展為先。

經濟復興衝刺的總量目標是在2035年人均GDP比2020年再翻一番（25000美元左右，按當前價格與匯率水平和2020年人口增長速度（0.33%）測算，下同），並在2050年上升到發達經濟體的上游水平（45000美元以上）。為達這兩個目標，要求GDP在2020-2035年間、2035-2050和2020-2050年間分別年均增長4.9%、4.0%和4.4%。也就是說，要求今後近30年間的大部分時間裡GDP年均增長速度運行在4–6%區間，即中高速區間。應該說，今後20–30年我國具備這樣的中高速增長潛力。但國際歷史經驗顯示，曾經高速增長的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大多都在高速增長期後較快地就放緩至中低速甚至低速了，而今後我國面臨着一系列的內、外挑戰和壓力，要實現中高速增長潛力並非輕而易舉。

經濟復興衝刺，還要求經濟結構加快升級，以儘快與發達經濟體看齊。過去40餘年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結構也快速升級，但當前的經濟結構水平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經濟結構涵蓋總供給、總需求、製造業、消費、投資、貿易、外資、地區經濟等各個維度的結構；我國各維度結構的升級空間都很大，尤其總供給、總需求和製造業結構。我國經濟升級的標誌是以信息產業和綠色產業為主體的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崛起，雖近年來速度很快，但與發達經濟體的水平、信息和綠色革命的要求與製造業強國的標準相比仍然需要加速。

經濟復興衝刺，還需要經濟產出效率大幅提升，以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水平。目前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仍大幅低於發達經濟體。據美聯儲經濟數據庫（FRED），2019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PPP計價）為美國的43%；據國際勞工組織，2021年中國勞動生產率為1.65萬美元/人，約為美國的14%、歐元區的 20%、日本的 18%、世界平均的 63%，大有上升的必要和空間。

從條件角度，有人會問，經過了40餘年的高速增長，我國經濟還有進一步發展或經濟復興衝刺的條件嗎？可從國人的復興意志、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時代的契機三個方面來分別考察。

「事在人為」；經濟的發展根本上取決於人的經濟行為，首先是人從事經濟活動的意願。則，今後我國進一步發展的首要條件，或經濟復興衝刺的根本條件，是國人非凡的復興意志，即追趕發達經濟體的意志。對人類經濟史的審視賦予了國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即今後我國的經濟復興衝刺是經歷了幾百年的衰落之後向上千年世界前沿位置的回歸，有高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時，淵源於儒家「入世有為「主義的國人的「有為」精神，給予國人經濟復興不達發達經濟體水平不罷休的意志。

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近年來，四大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已在我國形成並將不斷增強，支撐經濟在後高速增長時代中高速增長，是經濟復興衝刺的核心條件。第一大動力為科技躍進，將是今後我國經濟最為靚麗的一道風景線，乘第四次工業革命下信息和綠色低碳新技術的東風驅動經濟中高速增長；第二大動力是19大城市群的崛起，在區域空間配置上促使各經濟要素，包括人口、資本、產業、貿易、科技等向這些城市群聚集，日益成為中高速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第三大動力為經濟結構升級，尤其是總供給、總需求和製造業結構的升級；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將加快崛起，大幅提升我國的製造業結構水平；第四大動力進一步改開放，國企改革和金融改革將打攻堅戰，同時應因兩個大局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推出，促使體制效率進一步提升，更有力地釋放中高速經濟增長的潛力。

同時，兩個大局，一方面對經濟復興衝刺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也為復興衝刺或進一步發展提供時代契機。第一個大局給予經濟復興衝刺做出歷史性貢獻的難得契機，同時也為其提供宏觀的實施大環境；第二個大局一方面大大增加衝刺的困難，另一方面又顯著增強國人和我國政府的衝刺意志。同時，不可忽視的是，與兩個時代大局同時運行並相關的正在席捲全球的信息革命和綠色革命，為我國經濟復興衝刺帶來了「彎道超車」的歷史性機遇。

從風險角度，認為我國經濟風險很高從而應該轉為以穩定為先的觀點經不起推敲。

首先，風險的嚴重程度不應高估。應該看到，近年來我國已在風險控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並取得了可喜的進展，當前的風險並不像一些人所渲染的那麼嚴重。就人們最為關心的國家債務水平而言，綜合兩種債務槓桿率的國際比較結果，總體而言並不算高；分宏觀經濟部門，企業部門較高，但由於我國特殊的國情也不像很多人斷言的那麼高，而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則均仍處於較低的水平。國際比較，我國的銀行風險、資本市場風險和房地產風險也都在可控範圍。

第二，風險後果的評估應該客觀。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市場對我國風險後果的預測一直過於悲觀，斷言危機者有之，預言破產或崩潰者有之、危言末日者也有之；可實際發生的是，除了幾次股災之外，我國並未發生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更別說系統性危機了，同時風險不斷受控和風險控制機制不斷完善。反而，發生次貸危機、銀行破產和引發全球金融海嘯的是市場認為是自由經濟榜樣的美國。

第三，風險控制應有國際視野。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風險具國際衝擊、轉嫁和流動性，一個國家難以獨善其身。因此，我國的風險控制不能只從國內情況考慮，還應看其他經濟體的風險狀況及其對於我國經濟的影響。在美國及其他發達經濟體實施超常規貨幣寬鬆的情形下，我國如只是從國內控制風險考慮而逆全球性寬鬆潮流地收緊貨幣政策，則我國相對於美國及其他經濟體的增長優勢將明顯降低，而且將被任由地徵收「國際鑄幣稅」。

第四，風險只有在發展中才能有效化解。就金融風險而言，經濟增長了，企業的營業收入及利潤將相應地上升，則企業債務的還本付息得到支持，從而破產風險消解，同時債務水平降低，資產質量改善，與之高度相關的銀行風險、股票市場風險和債券市場風險等都隨之緩解。應該學會與風險同行，在風險中求發展，又在發展中控風險。風險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等風險都消除後再發展是不現實、不明智的，其最終結果很可能是即阻礙了發展又逃脫不了危機的命運。

在堅持以發展為先的理念下，今後20 – 30年我國的中長期經濟發展戰應該保持進取性，應該意識到，中長期戰略導向的哪怕是微小的差別最終可能導致戰略目標的重大偏離，不可掉以輕心；「十四五」時期是我國經濟復興衝刺的起步階段，內、外部環境又存在着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重大挑戰，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寬鬆導向，當前關鍵在於真正統籌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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