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數字教育》授權發布
作者：汪愛珠 馬燕 項鑄 郭惠芬 楊揄娟
不斷推進的全球化進程，日益增長的高質量教育需求，終會誘發教師教育變革。研究旨在梳理21世紀以來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學術成果，以進一步提高教師教育質量，為未來教師教育研究提供知識支持。研究基於文獻計量分析視角，分析21世紀以來被CSSCI期刊數據庫收錄的1548篇教師教育文章，總結文獻增長、核心作者、機構、期刊、主題分布和基金項目支持等關鍵特徵，提出教師教育期刊需創新其內涵和基本理論，並在文章的最後提出了未來研究與展望。
關鍵詞：教師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文獻計量分析；科學知識圖譜
教師教育是教育事業的「工作母機」，教師教育的質量決定了教師隊伍的質量，而高水平教師隊伍是成就卓越人才的關鍵。2018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指出，教師是教育發展的第一資源，擔負着塑造靈魂和生命的崇高使命。2020年的全國教師發展大會強調要深化教師隊伍建設改革，打造一支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推動學校教育改革事業內涵式發展。綜述教師教育研究過程中的文獻資料，有助於釐清教師教育發展脈絡，把握學科發展方向。因此，本研究擬用文獻計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對21世紀以來CSSCI來源期刊中的教師教育研究文獻進行研究，梳理出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發展軌跡與動態趨勢，以期為我國教師教育研究提供知識基礎。
（一）文獻來源
為確保研究的時效性和質量，研究以中國知網（CNKI）作為檢索數據庫，對2000—2021年CSSCI來源期刊中含有關鍵詞「教師教育」的文章進行精確檢索，共檢索到教師教育研究文章1756篇。按照相關原則篩選研究樣本：1.剔除徵稿啟事、會議摘要、書籍述評等非學術文獻；2.文章的作者、機構、摘要、關鍵詞、參考文獻等必要組成部分缺一不可。經過人工過濾和篩選，剔除208篇無效文章，最終選取1548篇文章作為有效研究樣本。
（二）研究方法
文獻計量分析是指利用統計學和數學方法探尋某類文獻的相關特性和發展規律的一種量化分析方法。為深入探析教師教育的發展軌跡和動態趨勢，研究將利用SATI 3.2、VOSviewer 1.6.16等軟件對所選樣本進行文獻計量分析，並整合普賴斯文獻增長理論、洛特卡定律及布拉德福定律等，探析21世紀以來我國教師教育研究領域的文獻計量學特徵和變化規律。通過對樣本數據的年度發文量、核心作者、發文機構、期刊來源等進行量化分析，並以高頻關鍵詞共現為基礎，探究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關鍵特徵，並以此揭示我國教師教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演化路徑。
研究對21世紀以來CSSCI期刊的教師教育研究文獻進行搜集分析，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得到如圖1所示的2000—2021年度教師教育研究發文趨勢圖。從圖中可知，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發文量呈先快速增長後波動下降的趨勢。2000年的教師教育相關研究成果僅有3篇，隨後我國教師教育研究逐步繁榮，呈快速增長態勢，2009年的發文量達到109篇，占研究樣本總量的7.04%；2012年更是達到了21世紀以來教師教育研究的發文峰值，占總發文量的7.43%。
2012年以前的教師教育研究發文量整體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與國家政策的支持、引導密切相關。一方面，2004年教育部頒布的《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強調全面推動教師教育創新，構建開放靈活的教師教育體系；同年10月，教育部正式啟動相關工作部署，以促進教師教育課程標準的研製。為保障課程標準制定的科學性，圍繞課程標準的相關研究成果陸續出現。另一方面，「建設高素質教師隊伍」和「提高教師業務水平」等舉措被納入《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2012年後，教師教育研究文獻量呈回落趨勢，發文量總體趨於穩定，說明教師教育研究已形成較穩定的學術研究團體，如北京師範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等，也表明我國教師教育領域亟須開拓新的前沿熱點來推動研究領域的發展。
某一學科的年度發文數量能夠在一定層面上反映出該領域當下的科學研究水準及其發展速度。科學計量學奠基人普賴斯提出著名的科技文獻增長四階段理論[1]，即緩慢增長的初始階段、指數增長階段、線性增長階段和緩慢增長階段。由圖1可知，2000—2012年的教師教育論文刊發數量急劇增長，符合普賴斯增長曲線；2012年以後，教師教育領域發文量整體呈下降趨勢但總體走向平穩，表明我國的教師教育研究可能處於科技文獻增長的第三階段，即教師教育研究趨於穩定，逐漸形成領域研究特色。
（二）核心作者分析
通過對作者發文情況進行統計分析，可知領域內核心作者分布情況。文獻統計分析可得，2000—2021年間共有1730位作者在所研究樣本文獻上署名，其中獨著文章有759篇，約占總研究樣本數的49.03%；署名兩人及以上作者的文章共789篇，約占總樣本數的50.97%。將1548篇文獻按照第一作者進行統計，共有1111位作者發表論文，表明教師教育研究領域的學術研究團體存在去中心化特徵，且2015年後的教師教育研究人員逐漸減少，相較於22年的研究周期，從事教師教育研究的作者隊伍仍較為鬆散。從發文量來看，發表1篇文章的作者有1354人次，占作者總數的78.27%，高於洛卡特定律中發表1篇論文作者比例為60.79%的頻率數值，說明教師教育研究領域的學術研究人員間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與前面分析結論一致。
普賴斯定律認為，核心作者的發文量需超過M篇[2]。根據普賴斯核心作者公式MP=0.749*
（Npmax表示研究樣本中發文量最多的作者的論文數量）計算可得MP值≈3.09，表明發文量大於等於4篇的作者才能被認定為核心作者，核心作者發文量如表1所示（由於篇幅有限，表中羅列出的作者發文量均大於等於5篇）。數據分析結果顯示，20多年間發表4篇及以上CSSCI期刊論文的作者僅有46位，總發表論文245篇，占樣本總數的15.83%，這一數據與普賴斯定律中所描述的核心作者所擁有的論文數量應大於論文總數的50%這一標準差距很大，說明現有的高產學術團隊缺少凝聚力，核心作者人數仍需增加，並且其高水平文章產出效益還需提升。進一步分析發現，當前教師教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均具備高水平的專業素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如以朱旭東、陳時見為代表的知名學者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促進了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繁榮發展。
研究將樣本數據的發文機構標準化處理後進行統計分析，標準化準則包括：（1）以一級單位和最新單位名稱為準；（2）多機構合著文章，只選取第一作者機構。通過對標準化後的機構發文數量進行分析，可知1548篇刊載論文分別來自330個機構。從發文量可得，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師教育研究中心發文量位居第一位（152篇），其次是華東師範大學（112篇）和東北師範大學（110篇），西南大學、首都師範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和南京師範大學的發文量均大於40篇。從機構類型來看，發文量排名前21位的機構中有19所師範院校，說明師範類院校是進行教師教育研究的主陣地，在教師教育研究領域具有領先地位；但是河南大學、浙江大學等綜合院校的研究力量也不可忽視。
根據布拉德福科技期刊分布規律，將所有研究文獻的所屬第一機構按發文數量分成三個區，如表2所示。1區為發文量在12～144篇的機構，2區機構的發文量為3～11篇，3區為發文量在1～2篇的機構，三個區機構的比例是21:76:233≈1:3.62:11.10，說明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學術團體分布基本符合布拉德福定律。機構比僅占6.36%的21個1區機構集中刊發55.30%的文章；而3區的233個機構占比70.61%，但只分散發表18.22%的文章。
通過對樣本數據的期刊發文量進行降序排列，可得如表3所示的教師教育研究發文量大於等於10篇的期刊匯總表。根據統計結果可知：（1）1548篇文獻分布於154種期刊內。教師教育研究成果呈現向核心期刊集中的趨勢，其中《教師教育研究》雜誌的文章刊登數量達167篇，是刊發教師教育研究成果最多的刊物，表明其在教師教育領域影響力較大，為教師教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提供了重要平台。文章刊發量在30篇及以上的期刊有13本，占樣本總期刊數的8.44%；發文量超過20篇（含）的刊物有23本，占期刊總數的14.94%；發文量在10篇及以上的有36本期刊。（2）檢索CNKI數據庫可知，我國2000—2021年間的教師教育研究論文共有6595篇。通過布拉德福定律計算得，我國教師教育研究核心區所刊載文獻數量應為6595/3≈2198篇，而當前的核心區教師教育研究僅為1548篇，遠低於理論數值，這一情況說明我國當前教師教育研究領域的文章質量和關注度仍需提高。
高被引文章是後續研究的學術支持，預示着研究成果的學術水準在該領域內得到廣泛認可。文章被引頻次是衡量其文章學術價值和學術影響力的關鍵依據，能夠說明作者所著論文的質量、學術水平等[3]。對樣本數據的被引頻次進行描述統計可知，引用頻次排名前10的文獻中，學者朱旭東於2014年發表在《教育研究》的《論教師專業發展的理論模型建構》的被引頻次為476次，學者鍾秉林於2003年發表在《教育研究》的《教師教育的發展與師範院校轉型》的被引頻次為238次，位列被引文章第十。從發表時間上可知，引用頻次最高的10篇文章里有8篇文章集中於2002—2007年間刊發，表明該領域的研究分布引用周期較長，這與引用頻次的長期積累性及文獻刊登時間高度關聯；也從側面反映出當前高水平教師教育研究成果相對單調。觀察高被引文章的研究內容了解到，有5篇文章與「教師專業發展」相關，包括教師教育專業化模式、策略等，3篇文章涉及教師教育改革及隊伍建設，1篇文章屬於教師教育綜述類文章，1篇文章關注教師教育信息化問題，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教師教育研究領域的學術關注較為多樣。2007年以後的部分文獻同樣具備較高學術價值，卻未得到領域內相關學者的青睞，主要歸因於其研究深度不夠等問題，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近年來重量級的教師教育研究成果匱乏。
關鍵詞的頻次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熱點的形成與轉移，能夠幫助人們預測某一領域的未來研究趨勢[4]。通過VOSviewer軟件對已有教師教育研究進行關鍵詞共現分析可得，除去「教師教育」這一搜索詞，出現頻次位居前列的關鍵詞分別是「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化」「師範教育」「課程改革」「專業化」「基礎教育」「師範院校」「改革」，其中「教師專業發展」一詞，出現頻次為53次；緊隨其後的是關鍵詞「教師專業化」。從研究內容上可得，多數文章聚焦於教師專業化發展、教師教育改革等，教師的職前職後教育到終身學習，教師教育課程改革到院校轉型，表明了教師教育專業化探索是系統持續的過程，變革發展始終貫穿於教師教育研究的全過程。此外，「教育實習」「培養模式」「日本」「英國」「教育政策」等同樣是出現頻次較高的關鍵詞，反映出研究人員積極探討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教師教育政策、發展模式等，並致力於描繪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基本框架，為該領域的後續相關研究提供了關鍵的知識基礎。
研究對1548篇樣本文章的基金資助情況統計，其基金資助情況如圖2所示。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共有661篇文章受基金資助，獲基金資助文章占樣本總數的42.70%；共計得到867個項目基金支持，平均每篇文章受1.31個項目支持，平均每個項目產出1.79篇CSSCI期刊論文。觀察資金資助類別可知，受部級及以上課題項目支持的文章共有267篇，占比40.39%；261篇文章受到各省級基金項目資助，占受資助論文的39.49%；受各行業學會課題資助和市級課題支持的文章數量最少。數據分析表明，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基金項目支持來源相對集中，79.88%的論文受過高水平、高級別課題資助。
通過綜述和梳理2000—2021年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文獻，得到以下研究結論。
一是從文獻增長特點來看，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發文總數呈現先快速上升後緩慢回落態勢，其發文累計數符合普賴斯增長曲線，當前我國的教師教育研究文獻處於科技文獻增長四階段的線性增長階段（第三階段）。國家法規政策的頒布和教師教育專業學位人才的培養影響着領域內的文獻變化數量。
二是從作者分布特點可得，我國的教師教育研究隊伍存在一定的波動性，研究人員數量偏少，至2021年僅有78位第一作者發表過CSSCI文章。與此同時，高產學術團體活躍度較低、缺少凝聚力，核心作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產出率仍需提高。除此之外，約占總樣本數的50.97%的文章是由兩個及以上的作者共同發表的，其餘文章均為單一作者發表，表明我國教師教育研究領域的作者合作共進趨勢有待加強。
三是從期刊和機構分布特點可知，期刊的文章刊載和機構的文章發表數量具有集中和分散特徵，也就是：僅占總樣本期刊8.44%的13本期刊集中刊登了871篇文章，占總量的56.27%，占機構總數6.36%的21個機構集中發表了55.30%的文章，反映出極少數的期刊和機構發表了多數論文的堆疊效應；而其餘的141本期刊及309個機構刊發論文呈現零散特點。
四是從文獻質量特徵看，教師教育研究領域中成果的質量有待完善，高引用率文章的發表時間集中在2002—2007年間，其文章時效存在一定的滯後性。這表明近年來的教師教育研究成果轉化率較低，高質量研究論文較少。基金成果的轉化某種意義上體現了其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由於項目是經過專家學者嚴格篩選、科學論證的，其本身富有創造性和預見性。但受國家級研究課題支持的論文僅有16.86%，說明教師教育領域研究成果的基金支持度還需進一步提高。加快「雙一流」高校建設，提高人才培養水平和質量，對新時代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教育作為培養高質量師資隊伍的保障，是優化高等教育結構、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的內在要求。高質量的理論研究是促進教育實踐發展的基礎，結合前文的教師教育發展軌跡與動態趨勢分析可知，我國的教師教育研究成果頗豐，但尚存以下問題待我們思考。
根據統計分析數據可知，當前的教師教育研究處於科技文獻增長的第三階段，也就是研究方向逐步穩定、研究理論走向成熟，且引用率前10的文章均刊發於2014年以前，一定程度上表明近年來的核心研究成果較為匱乏、成果轉化較為單一，關於新時代下的教師教育基本內涵與構成要素研究甚少。雖然部分學者闡述了新時代下教師教育的內涵特徵與實踐路徑，但其數量屈指可數。在教育生態學視角下，針對我國教師教育發展需求，在遵循教師教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創新詮釋具有時代特色的教師教育基本理論是亟待解決的問題[5]。
從關鍵詞分布上可知，高頻關鍵詞包含「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化」「師範教育」「課程改革」「專業化」等。教師是高等師範院校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力量，也是提升教師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支撐，加強高等師範院校教師的相關研究、解決教師專業發展過程中的實際問題仍是未來研究的重點[6]。專業化教育培養專業化人才，教師教育專業化是教師隊伍專業化的重要保障。21世紀以來，只有深化教師教育專業改革研究，構建和夯實符合我國國情的教師教育專業化理論，完善教師教育制度，才能確保教師教育的專業性。
從期刊、作者和機構分布情況可知，載文量超過10篇的期刊占比21.43%，核心作者群僅有15.83%，核心發文機構僅占6.36%，說明我國教師教育研究的中心效應亟須拓展和提升，持續拓寬核心作者群數量、凝聚高產學術研究團體、提高核心期刊群影響力，為構建合理的教師教育研究範式和有效培養教師教育人才服務。除此之外，還需加大相關政策法規等資源對教師教育研究領域的支撐。既可聚集專家學者、特級名師等參與教師教育領域的實踐研究，同時加大對相關課題項目的支持力度，以提升其影響力，還需完善相關成果轉化機制，協同推進產教融合，促進教師教育研究成果轉化的健康發展。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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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數字教育》2022年第3期 19-25頁。排版、插圖來自公眾號：MOOC（微信號：open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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