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圍作品

我1997年出生，從3歲開始拉小提琴，在一眾學小提琴的孩子中，算是有天賦，也有過令人羨慕的成績。高二時，我以小提琴的特長拿到美國藝術院校的全額獎學金，出國學習小提琴表演專業，一直算是同齡人里「別人家的孩子」。

然而，大二時，我換了專業，如今已是生物博士在讀。我的選擇或許在旁人看來難以理解，但早已潛藏在我心中許久。回想起自己近20年的學琴之路，當然有對小提琴的熱愛，有拿到優異成績時的雀躍和開心，有和媽媽一起奔波求學時的溫情……但更多的，是疲憊、牴觸、恐懼，以及作為一個工薪家庭出身的孩子，面對為自己學藝術傾其所有、負債多年的家庭的愧疚。

工薪家庭的孩子配做藝術夢嗎？這個問題，我後來看了身邊琴童的經歷，也問過自己無數遍，但都沒有答案。

學藝術的孩子背後，多半有一個愛好藝術的父親或母親，而我有兩個。

我爸媽都出生在沿海省會城市A市。外公外婆是工程師，家庭條件算得上殷實，但二老並不在意孩子的教育。因為家裡3個孩子都是女兒，外公覺得抬不起頭，對孩子們也少有脾氣好的時候。我媽從小就對藝術展現出極大的興趣，幾次哭着鬧着要學音樂和跳舞，都被外公打壓了回去，最後靠優異的成績上了大學，念了化學專業。

大概是要補償自己兒時的藝術夢被扼殺在搖籃里的遺憾，我從3歲起就被我媽帶着輾轉於少年宮的各類興趣班，民族舞、芭蕾舞、圍棋、小提琴……但凡有開班的，我都試過。一番嘗試後，我展現了一定的拉小提琴天分，於是經熟人介紹，我媽便帶我去上「一對一」的私教課，老師是市文化廳的。練了幾年後，我從7歲開始參加小提琴比賽，屢屢獲得省市級名次。

金錢和時間都有限，我媽遂決定讓我專注練習小提琴。

對此，我爸也是舉雙手贊成的。我爸他們三兄弟都是60年代初生人，爺爺小學文化，在廠里幹活，奶奶大字不識一個。雖然底層的生活略顯艱難，但是家庭和睦友愛，我爸是老幺，成績沒兩個哥哥突出，到年齡就去上海參了軍。退伍後因為愛好音樂組建過樂隊，還到各處「走穴」過。他曾去深圳投奔開廠的大哥，最終還是在老家的國營廠安頓下來——在90年代，這算是一份挺好的差事。

正是在這個國營廠，不同分廠的爸媽，一個愛唱歌和彈吉他，一個漂亮愛跳舞，相識相戀就結婚了。我爸經常打趣我的音樂天賦是繼承於他，但是我也反覆強調，正是因為他，我只要看到玩樂隊和彈吉他的男生就覺得有一股「爹味」，大大束縛了我的擇偶範圍。

通過選拔，我考入市藝術小學，全校只有100多號人，每個年級就1個班，全班20人左右。大多數人都會覺得學藝術的家庭都條件不錯——比如像我小學同學的家長們，不少都是大學教授或者軍區文工團的——但其實也有一部分像我這樣來自工薪家庭的孩子。我當時並沒有太大感覺，但是長大後聽我爸媽說起來，才知道藝術老師遇見他們，連招呼都懶得打一下，就忙着和文工團的家長拉家常了。

我家當時稱不上貧困，但爸媽也就拿1000元左右的死工資。我媽對我殷切期待，在學琴上捨得砸錢，其他方面統統退而求其次，吃穿用度都能省則省。直到我上大二，我們一家三口都蝸居在一間不足60平的小房子裡。房子是廠里分的宿舍，造型奇特，兩間屋子二樓一間，三樓一間，中間要和一戶鄰居共享上樓的走道，所以有兩把鑰匙。我6歲時，爸媽攢夠7000多元，將房子劃歸在自己名下。

我上小學的前幾年，爸媽也看過幾套房子，想搬出這個小家。但我學小提琴每周1次課，100元/小時，而且為了文化成績不落下，還得上奧數、英語的補習班，這着實讓我爸媽捉襟見肘，換房的夢也就徹底擱淺。

2005年左右，我爸媽的廠子效益下滑，開始大面積裁人，還要遷去更遠的新區。我爸考慮到生活壓力，又疲於每天乘大巴車上下班，決定買斷工齡，自己開店。在我上五年級時，我爸的棋牌室在家門口的小吃街上開起來了，我媽則努力維持着日常工作，把更多精力花在監督我練琴上。

雖然爸媽對我練琴付出頗多，但對於年幼的我來說，練琴是每天無法逃避的噩夢。

我媽永遠在我旁邊監督着，在沒有系統學過音樂的情況下，她靠着旁聽和老師對我講課時積攢的筆記，對於小提琴技巧也了如指掌。

練小提琴是一個需要容錯的過程，很多時候想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會引入新的問題，因此需要耐心一遍遍修改。例如，老師上課時點出一個32分音符（相對較難）的段落我處理得不好，那就需要多方面的系統練習：先是將段落放慢練熟，記住每個音符的節奏關係，過程中手指形狀不可以走樣，不然看起來不專業，音符聽起來也有可能不夠穩，在此過程中，要注意每個音的音準，不可以有任何偏差。

在慢速將音準、指法都練熟過關之後，我媽會把節奏一遍遍加快，最終到比曲目中更快一些的節拍，這樣在演奏相對「慢一些」的原曲來說，才能駕輕就熟。每修改一次指法、矯正一個音準，都有可能造成我兩手配合不協調，卡不准拍子。我媽對於音準聽不出來，但是對於節奏和手的姿勢非常清楚，一旦有任何偏差，衣架就落在我手上了。

有時為了修正音準和指法，我需要先做到讓手指「跑熟」記住，才能修正手型。但和我媽爭辯這些是沒有用的，在她看來，「只有做錯一次就打一次」，我才可能形成肌肉記憶，每時每刻都充滿警惕——可以說，我那時候練琴，沒有一分鐘不挨打。

有一次她手裡的東西打斷了，就拿起了我的備用琴弓打——沒想到昂貴的木製琴弓「不抗造」，打在我身上，「啪」的一聲就斷了，我差點沒忍住笑。我媽氣得更厲害了，劈頭蓋臉地就將椅子砸在我身上，操起其他東西開打，打到我都已經躺在地上動不了，她還繼續踢。也有時候，我會試圖躲進臥室抵住門來逃避我媽的毒打，她在門外往往會尖叫着：「你還敢躲！看你出來我不殺了你！」

我從小其實挺獨立的，但對我媽總有着孺慕之情，毒打到最後，都是我哭着求她不要打。等她徹底發泄完，我還會小心翼翼地去拉她的手，希望她能原諒我。有時，我若「膽敢」為自己爭辯兩句，我媽便會罵我：「還敢頂嘴！你還有臉了！」隨之而來的是更瘋狂的打罵，偶爾也會補充：「等你長大就會感謝我了，我都是為了你好！你看看我為你付出了多少！」

我爸在家時，看我哭鬧得太厲害，會攔着我媽不讓她打，或者乾脆吵起來，讓我媽先打死他，再對我動手。如果我爸不在，就沒人幫得了我，被打能忍則忍，反正要是頂嘴會打得更厲害。

那時我一次次地想要從三樓的窗戶跳下去，讓我媽失去她唯一的孩子，讓她後悔。但是我又一次次告訴自己，我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地方可以看，「只要忍過去，未來總有一天不用挨打」。我沒有跳下去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那個三樓太矮，我怕掉下去沒死成，到時連腿都斷了，更跑不了了。

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很難不對我媽的教育方法產生怨恨，也很難對小提琴產生好感。有一次作文寫《我的夢想》，我寫，以後要當科學家。我媽發現後勃然大怒，讓我改成要當小提琴家，說我故意與她對着幹。

縱然不喜歡，但我可能真有些拉小提琴的天賦，在我媽的棍棒教育下，磕磕絆絆，我的琴技有了顯著提升，「音樂性」也提高了很多，經常受到老師表揚。我媽更覺得我「有戲」，對於我練琴的事情愈加上心，經常逃班回家來督促我練琴。

在藝術生的世界裡，「第一梯隊」的頂尖選手，是那些贏得國際大賽前3名的人，他們未來可以簽約公司，參加頂尖的獨奏比賽，成為獨奏演奏家，這是走這條路最榮耀的歸宿；「第二梯隊」的選手，是那些國際大賽前3名之外但排名靠前的人，他們可以組建重奏樂團，或是參加一些不頂尖的獨奏比賽；如果水平再次一點，就考取音樂院校，繼續考研、讀博或者考樂團，國際樂團大都和大學教授職務一樣，是終身制，無重大錯誤不可以開除，還可以自己帶學生，名利雙收；再往下，便是做音樂老師培養學生，或是進入非高校單位工作了。

我小學四年級過了小提琴十級，也獲得了省一等獎第一名，還拿過全國比賽的一等獎。此時，我媽不由得覺得我或許可以試着夠上「第一梯隊」，成為「郎朗第二」。

要實現這個夢想，就意味着我需要在初中或高中進入上海音樂學院（下稱「上音」）或者中央音樂學院（下稱「央音」）——這是國內一騎絕塵的兩所音樂院校，比起大學，它們的附中更難進，畢竟，國際上聲名鵲起的年輕演奏天才大都在高中就嶄露頭角，大學時已經被選去國外的頂尖音樂院校了。

我所在的藝術小學裡，大一屆的學長學姐們都去「央音」「上音」找老師上課了。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在藝術界，「拜山頭」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坊間傳言，每個「上音」老師手裡的名額都不多，「跟」得晚了，老師就算收，你也沒法進去附中。我小提琴啟蒙老師的兒子，就是在「上音」附中被選去維也納國立音樂學院，後來成為維也納交響樂團第一位華人小提琴手。

經過啟蒙老師推薦，我得以拜訪他兒子曾經的老師，已是「上音」小提琴泰斗的Z教授。但老教授說近年來沒有接手過這么小的學生，便將我介紹給了他曾經的弟子，彼時也是「上音」的青年教授之一的S老師。就這樣，從我小學五年級起，我媽便每兩周一次，帶我去上海找S老師上一節課，開始了長達1年多的周折。

S老師授課，有時在學校，有時在家，只會當天通知，但我們的城市和上海相距半個多小時路程，為此我爸訂票時，總是要留出一兩個小時富餘，以應對突發狀況。在空隙時間，我媽會帶着我逛逛上海的小巷、書店，偶爾她心情好了，也會帶我去咖啡廳坐坐，點一杯飲料。我們在上海的「小資體驗」，僅此而已。

若將我和我媽坐過的高鐵票留下來，起碼能擺滿一個抽屜。但是真正昂貴的不是那些高鐵票，而是老師的課時費。我當時的課，400元一節，一節課就45分鐘。每次上課，我都需要先演奏一遍練習的成果，S老師不知是不是在偷懶，只是點撥兩句，便會讓我再從頭到尾演奏一遍。一來二去，短短的45分鐘就過去了。

起初半年，每個月2次課，之後S老師提出需要每周上1次課，我們只能聽命，更頻繁地穿梭於A市和上海之間。我爸開棋牌室掙的錢，大都拿來給我交了學費，還經常需要我爺爺奶奶接濟。

我家樓下狹小的客廳除了我的課桌外，又擺上了一張摺疊床——棋牌室收攤經常很晚，我爸不想上樓吵到我和我媽睡覺。後來有個更好的街角店面空了出來，我爸就把棋牌室搬了過去，在那裡布置了張床，徹底不需要回家睡了。

我們小學藝術團沒有和我同屆的小提琴手，但上一屆有兩位學姐都在2008年考去了「上音」附中。

其中一位是子涵，爸媽都在銀行工作。她考上「上音」附中後，她媽辭去了工作，還把家裡的一套房子賣了，夫妻兩地分居，支持她學琴。很多琴童的家長都信奉「棍棒底下出成績」，子涵她媽是為數不多打孩子比我媽還狠的主兒。雖然她稱是因為子涵喜歡頂嘴，但我相信子涵是身不由己。

另一位夢遠師姐，只考上了「上音」附中的「委培生」，要多交3萬塊錢，沒有正式學籍，不能落上海戶口。夢遠爸媽早年離異，她爸帶着她，家境普通。但她練琴很少需要人盯着，自己很爭氣。3萬塊「贊助費」是她爸媽一起湊的，為了女兒，他們都來了上海打工，重新住在一個屋檐下。為此，夢遠說自己也是開心的，「一家人好像又在一起了」。

兩位學姐的成功給足了我媽信心。2009年初，在我考學半年前，我媽徹底買斷工齡，決心帶我搬到上海，專心學琴。我們以每月2200塊的價格租了一個一室一廳的平房，有單獨廚衛，位於S老師家和「上音」之間的弄堂里——這在琴童中就算不錯的條件了，有些我認識的琴童，就住在十幾戶合用的老樓裡面，廚衛都是公用，隔音也不好——即使我來上海學琴讓家裡更拮据，我爸也堅決不同意為了省幾百塊錢影響休息。

可那時的我對這樣的安排有些抗拒：原本每天練5小時琴已經很辛苦，到上海後，每天得練10小時。平房的窗外背對着一個院子，可以看到一些花花草草，但我每天對着它們練琴，心情又壓抑又緊張——一旦練錯，不知道迎來的會是我媽什麼樣的棍棒伺候。

我多次提出不想考了，但我媽說我這種擺爛就是「擾亂軍心」，話落，又是一頓毒打。隨後，她給我看郎朗參加《藝術人生》的採訪，電視上，是朗朗他爸容光煥發地講述自己當年辭職帶着兒子去北京學琴時的艱苦生活。

朗朗他爸說，有天「中音」的老師說不要朗朗這個學生了，他便帶着兒子上陽台，逼着兒子吞藥片或是跳下去。郎朗奮力掙扎哭喊，向他道歉、解釋，哭喊着說不想死，最終才從他的掌下掙扎出來，鋼琴道路也得以延續，才有了今天功成名就。末了，朗朗說：「我感謝我父親。」

看到這裡，我媽說：「你看看人家郎朗！如果你不學了，或是老師不要你了，我也不知道怎麼活了。都已經破釜沉舟了，大家都沒有退路。」

我當時後脊一陣發涼——我深知她說到做到。這之後，我再也不敢打退堂鼓了。

音樂學院的老師也很明白，孤注一擲的琴童家庭有多麼渴望考進附中，而他們對於這些家長又有着多大的權力。

S老師留過學，沉迷炒股，對於在音樂學院的工作似乎不太在意。聽說我文化成績不錯以後，多次勸退我：「別學琴了，太辛苦，你應該去當律師或者學金融。」對此，我媽則說：「別聽你老師瞎說，你看他現在過得多好？賺這麼多，這麼多學生，一個月起碼5萬。」

不管誰對誰錯，我都沒有後退的權利。在上下課的間隙，我也會遇見S老師別的學生，有些已經進入「上音」附中，有些還在考學。家長們每次見面，都會互相打聽對方孩子是哪一屆的，如果是同屆，便是競爭關係，暗暗比較。這樣打聽一番後，我們還真遇到了S老師手上的另一個學生小穎。這個雲南女孩比我大一屆，但之前沒考上，準備「二戰」，爸爸是一位銀行分行長，媽媽辭職來上海，已經1年了。

有段時間，我們有好幾個月沒碰到小穎，詢問才知，她練習「十度（把手指伸張到按到十度和弦）」太刻苦，差點把手筋拉斷了，只得停止左手練習，去醫院做了幾個月的復健。即便如此，她還每天拿弓做右手的穩定性練習，立志不荒廢時間。於是我媽又有了激勵我的新素材：「你有把自己手筋扯斷都要練琴的精神嗎？你要比她強才能從S老師手上勝出！」

或許就是因為每年個位數的招生名額，讓琴童們競爭激烈，單純的授課學費已經很難滿足老師們了。有些家長有錢有勢，可以在社會多方面幫上老師的忙，像我家一樣對老師沒有什麼幫助的，就只能對老師言聽計從。很多琴童一進了某個老師的門下，家長便會提出，「我家孩子用的琴不好，要換把好琴應對考試」，這樣就可以讓老師順水推舟地找來一把好琴，賣給自己的孩子，抽取幾萬塊的費用，則是雙方都默認的。

我媽對此也有所耳聞，但一直覺得這樣的事不會落在自己身上。誰想到有天課程結束後，S老師開始大罵我那把幾千塊的琴實在太差，不能入耳，讓我試試他家的一把琴。我試了試那把琴，確實比我的好一些。老師便說：「那這把琴就賣給你了，5萬塊，這是我的賬戶，下周前把款打過來就行。」

這道晴天霹靂把我媽震懵了，連連推辭說「要回家商量一下」。在幾番交鋒後，S老師一會兒紅臉，一會兒白臉，硬是逼着我和我媽拿着琴走出了他家。一出門，我媽便飛快地打電話問我爸商量對策。

我爸一聽，暴跳如雷：「我們家幾個錢你沒有數嗎？這什麼鬼老師還帶強買強賣嗎？你現在給我還回去！」

我媽也嗆嗆起來：「你是沒有看到他那個樣子！人家就是要這個錢，你不買，他把我們家雨林開了怎麼辦？花這麼多錢考附中，還考不考了？」

那天恰逢我們每月一次回A市的日子，到家後，我爸媽又是一番激烈的爭吵。我爸拿不出錢，我媽又堅持要穩住S老師，只得和二伯借了錢。

這件事後，就連一向對我頗為偏愛的爺爺奶奶也對我學琴充滿了怨言，對我媽態度愈發不好，都覺得我媽瘋了，她這是要把家底散盡也要讓我去學琴。

日日夜夜準備小提琴考試、樂理考試，並投入大量的金錢之後，在2009年的春季，我竟然落榜了。

那天晚上，我媽徹底崩潰，對我的責打更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但記憶或許也有保護機制，擦去傷痛，我腦海里只留下隱隱約約的印象了。我勉強記得我媽哭得披頭散髮，揪着我歇斯底里地質問：「你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要和我對着幹？！」她一邊問，一邊抓着什麼東西就往我身上砸，砸完繼續罵：「你是不是要我去死？！你這個不爭氣的東西！你去死吧！你怎麼有臉活着？！」

媽媽打完我，坐在飯桌旁的凳子上哭得不能自已。我看着她，想到漂亮愛美的她，和我一次次在上海的商場櫥窗前走過，但都沒進去試過一次衣服、買過一個自己喜歡的包。以前在家，我爸每天都會做好可口的三餐，但來上海以後，她從只會煮麵到每天可以做兩菜一湯……

這一切都是為了我，而我讓她失望到崩潰，我的確該死。只是，那時候我練琴快10年了，本來感覺自己考試時發揮得還可以，沒出任何錯——要論「10年一個的天才選手」，我確實不是，但我也拿過全國小提琴比賽的一等獎，又能差到哪裡去呢？

跪在地上的我，對於不能去「上音」附中，內心倒真沒多少遺憾，甚至可以說是鬆了一口氣。我認識的那些琴童學長學姐們，就算進入了附中，也要繼續在上海蝸居，再富裕的家庭也能被小提琴榨個一乾二淨。我還沒進「上音」附中，生活就已經如此悲慘，如果我媽帶我長住在上海，我都不敢想象自己能不能活着挺到成年。

但聽着我媽哭着和我爸打電話說我沒有考上的消息時，我還是心如刀割，無法原諒自己，也無法原諒小提琴。

後來我媽多方打聽，才知道是S老師和負責招生的老師鬧了矛盾，這年他手上的3個學生，全部都沒考上——往年他都有一兩個學生被錄取的，水平我們也聽過，沒有比我和小穎高到哪裡去。

我媽說，小穎休學1年在上海全天練習，還是沒被考取，S老師自己也覺得丟人，便說要幫小穎家炒股，他只拿利息當作學費，本金還會退還給他們一家，若是相信他的為人，就將錢委託給他，下次一定可以錄取。聽到這個匪夷所思的提議後，小穎一家立刻決定換老師，之後的事，我便不清楚了。

但是有趣的是，S老師近些年也出了一些在國際上獲獎的學生，名聲倒是越來越大了。後來我知道了「沉沒成本」「PUA」，知道了「煤氣燈效應」，不由得感慨：這些老師都是個中一把好手。

經此折戟，我們收拾行囊，回到了A市。雖然「上音」附中沒考上，但是小升初還是照常到來，我憑藉音樂特長，上了本市一所有附屬樂團的重點初中。

在初高中的樂團，只需每周末排練一上午，除了演出前要加練，我們這些音樂特長生和普通學生也沒有什麼不同。樂團的同學們有的文化成績不錯，可以靠特長上「985」，也有成績一塌糊塗打定主意以後進入藝術院校的。但是大家的藝術成績都還不錯，省市一等獎的比比皆是。

我沒回到啟蒙老師那裡繼續學琴——我之前已經是他手上最好的學生了，他也不在任何音樂學院任教，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經人介紹，我去了本市藝術學院弦樂系主任那裡繼續學琴，之後我參加省內比賽總是一等獎、第一名。看在我小提琴出色的份上，老教授一節課只收我300元——他也需要學生出成績來吸引更多的新學生。

老教授已經70多歲了，教學氛圍很輕鬆，但是點撥得也在理。最令我開心的是，我媽經過「上音」的鎩羽而歸，覺得我家沒有資源供我再戰「上音」高中部了，平日就多讓我自己練琴，自然，打我的次數也變少了。

我媽還和曾經一起奮鬥在上海的琴童家長們保持着聯繫，有時候她也感嘆，他們的生活太苦了，無論怎樣的家庭條件，到了「上音」附中都任由老師拿捏，一分錢掰成兩半花。我們認識的琴童里，沒人獲得傳統國際大賽名次，倒是有人獲得一些新興賽事的名次——雖然認可度不如傳統賽事高，但是不參加比賽和音樂節，就無法接觸到國際上同齡的高手，無法自我提升，所以家長還是得一次次砸鍋賣鐵送孩子出國參賽，那又是一筆無可估量的巨資了。

練琴這麼多年，我終於感覺到一點小提琴的樂趣了，有時候甚至被音樂感動得會不由得落淚。練琴和學習之餘，我也有時間讀讀小說、看看漫畫，個性也陽光開朗了不少。

因為不錯的成績，我順利考取了本部重點高中。我們高中「一本過線率」超70%，「二本線」100%，但是本省高考競爭太激烈，我的成績只能算中不溜，於是，考「特長生」成了我最好的選擇。

藝術生如果想考藝術院校，過了每個高校的自主選拔，只需要通過提檔線就成，但專業選擇受限。而特長生和藝術生不同，如果考取加分，有3個檔類，類似於競賽加分，專業也可以根據總分自由選擇。和許多決定走藝術道路的樂團同學比起來，我的成績放棄文化課又顯得可惜，但若考取有小提琴特長生的那些學校，我的考試錄音還是會被送去「上音」「央音」進行評審。

老教授雖好，但個性溫吞，很難讓我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經過各種家庭討論，對比學長學姐的特長生道路，我和我媽不得不又開始坐高鐵去上海學琴。

這次有琴童家長介紹我們去H老師門下。那幾年，H老師所帶的學生在國際上頻頻獲得大獎，但她也是出了名的喜歡打學生——江湖傳言，她氣急之下會抓起學生的頭就往牆上撞，還被家長告過，又聽說，因為有學生無法達到她的標準，她就硬拽學生的手指導致關節錯位，無法再做高難度動作，小提琴道路徹底被毀。我媽問了牽線的琴童家長，這些是不是屬實？對方說，她家孩子沒經歷過，H老師氣急之下才會用筆或者琴弓輕打學生。我媽心頭一松，約好時間，讓我去拜訪H老師。

H老師個子不高，微胖，皮膚也很白，顯得整個人珠圓玉潤，令人難以想象那樣可怕的傳言會發生在這樣一個人身上。和小學拜師時一樣，我演奏了基本功、練習曲和協奏曲。隨後，H老師對我的基礎練習一個個梳理過去，把我學過的練習曲也詢問了一遍，最後說：「那你從下周開始，兩周一次課，可以吧？」

我和我媽都鬆了一口氣——我「拜師」成功了。從上海離開4年，這次的學費漲到一節課600元，還是45分鐘。我媽想跟H老師「通融」一下，H老師沒忍住笑了：「我還是看熟人牽線的份兒上才收你600。我對校外學生都800，還有外地家長打破頭要給我1000一節，可惜孩子拉得太差，我不收。」我媽識趣地趕緊帶着我「謝謝老師」，千恩萬謝地走了。

從高一開始，每月2次，風雨無阻，我和我媽又開始積攢A市到上海的高鐵票。我媽這次打定主意，拉長戰線，主要注重個人提升，而不是進入「上音」，我身上壓力也比小學時小得多。

在這樣的氛圍下，我的琴藝精進了不少，更意外的是，高二時一所美國大學來我們高中招生，音樂學院的院長給每個學生面試，我在演奏後，拿到了包括幾乎所有學費的獎學金，也是這個學校中國之行開出的最高獎學金。

當時我只上過普通高中的英語課，對一個人出國讀書感到本能的恐懼。我爸媽商議之後，覺得一直去上海學琴的費用並不一定比去美國的生活費低，況且還有高考的壓力。去美國至少幫助我學好英語，「美本」申請研究生也會容易許多。就算不想念這個學校，在美國轉學錄取率也比國際生申請要高得多。我想了想也有道理，便約了最近的簽證，決定去美國。

既然要走，自然無需去上海學琴了。最後一次見H老師，我對她講了決定出國學習小提琴的計劃。聽罷，H老師不屑地笑了：「不是柯蒂斯和茱莉亞（音樂學院），都不可能出（獨奏）小提琴家的。」

我趕緊補充道：「也可以轉學，也可以學別的專業的。」

H老師毫不猶豫地說：「你去那個學校就不可能轉進（頂尖音樂學院）去了——你換專業吧，不要學小提琴了。我去了茱莉亞的學生參加比賽前，都要回我這裡來集訓，美國老師不夠負責，學生訓不出來，更別說你了。」

我被懟得啞口無言。

她又輕輕拿起掛在牆上的一張照片，遞給我說：「你知道這是誰嗎？」

我看着照片裡她和一個白人大漢的合影，她身高堪堪到對方胸口。

我搖搖頭，她說：「這是我在俄羅斯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的老師。你要是拉得有一點不好，他打起人來是很厲害的。我多少次給他打得躺在地上起不來。」

「啊？！」我大驚，難以想象這看起來近2米身高的壯漢，竟會對我不到1米6的老師動手。

H老師又說：「去國外也不容易，那些俄羅斯警察看到你是中國人就會來查你護照，就算有護照都能給你撕了，就是敲詐你。你一個外國人有誰管呢？抓進去就完了。你既然一定要走，就不要學小提琴了，學琴太苦了。」

和H老師道別時，我的眼淚不由得流了下來。捫心自問，在跟H老師學琴的這段時間，她雖然十分嚴厲，但是充滿激情，我的技巧和音樂性確實提升很大，對小提琴獨奏也重新燃起興趣，如果繼續學藝下去，我或許會參加「上音」的高考藝考，繼續做她的學生也未可知。

出了「上音」的琴房樓，我不由得放開我媽的手回頭望去。這個從我小學就常來的地方，應該是我最後一次來了。

孤身出國之後，我起初感到很不適應。語言的隔閡很大，即使臨時抱佛腳學了托福，我頭兩周的課還是聽得迷迷糊糊。和人交流時，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在聽不懂的快速對話中強顏歡笑。

好在音樂可以幫我說話。我加入了學校的交響樂團，第一次排練，指揮的教授讓我們所有新生介紹自己並試演一小段。輪到我時，我自信地演奏了最熟練的小提琴獨奏曲中的名篇《流浪者之歌》。華彩段落結束，排練廳全場爆發出口哨和掌聲。在那一刻，我又激動又尷尬，臉都忍不住紅了。

相處一段時間後我才發現，樂團里有一半學生不是音樂專業的。在美國，音樂專業的學生就業不明朗，因此不少多年學樂器的同學都選擇了更有前途的醫學預科、法學預科等專業。樂團里有一些曾被茱莉亞、伯克利之類的頂尖音樂學院錄取，但是迫於高昂的學費只能選擇了我們學校全獎Offer的音樂專業學生，也有一些幾乎沒有獎學金、完全憑個人喜好，但通過面試進來的學生。但我當時還是選擇了小提琴表演專業，畢竟多年功底在這裡，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除此之外還對什麼專業有興趣。

作為「專業學生」，自然就有了一位指導老師。老師人很溫柔，和H老師的教學方式相差甚遠，將學琴和練習看成學生自己的事情。我為了獎學金，要參與4個樂團，包括室內樂，弦樂合奏等等。樂團的同學們幾乎每天都會見面，我也漸漸交到了朋友。在朋友們的提示下，我發現自己有絕對音感，哪怕是開門的聲音，我也知道是什麼音符。我的英語也一天天變好，修了很多門課，能聽懂教授上課的內容了。

第一學期結束，我的績點，滿分。

大一暑假回國，我家也有了新氣象：爺爺家的老宅拆遷，我爸背上了一些房貸，但是分到了一戶在郊區三室一廳的房子，我家終於搬出了廠里的宿舍房。

一天下午，我和我媽挽着手逛街，遇到了她的朋友。朋友的孩子在上初中，忙不迭地和我媽討教起了育兒經。我媽不停地誇讚着我在國內的獲獎，去美國的獎學金，那位阿姨也督促孩子學習鋼琴，只是孩子朝三暮四，經常擺爛不想練了，連忙詢問我媽怎麼辦。

我媽聊得紅光滿面，大聲叫起來：「我告訴你，就一個字：打！他小孩懂什麼？他不懂你還不懂嗎？往死里打他就記住了，就不敢犯了！」

我在旁邊不禁放開了挽着她的手——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以為她對曾經的行為有一絲悔恨，反省後才漸漸不再對我動手。萬萬沒想到，當着我的面，她還是把我所有的痛苦、悲傷以及兒時無數次生起的自殺念頭，都看成了自己的軍功章。

我對我媽說：「你別說了，你是錯的。阿姨，你別聽我媽的，你兒子長大會恨你的。」

我媽臉上頓時紅一陣白一陣，阿姨尷尬地看着我說：「唉，你還小不懂事，等你以後有孩子了，就知道你媽對你付出多少，教育多成功！」

我媽像是一口氣接上來了，趕緊下了這個台階：「是啊，雨林到底還是小孩，不懂呢。以後你就知道了。」

回到家，我和我媽相對無言，明明在一個屋檐下，卻誰都不說話。我想躲在房間裡，便關上門，誰知我媽衝過來把門推開，沖我叫道：「在家關什麼門啊！」

我終於憋不住了，衝到客廳，哭着喊着開始對我媽剖析自己曾經對她和小提琴的怨恨，自己多少次在因為一些小錯被打到躺在地上起不來時，多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你知道我多少次想死嗎？你叫我去死！萬一我真的有一次去死了呢！」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一切都好像和兒時學琴的每一天那樣。只是這一次，我媽看着已經成年的女兒在面前嚎啕大哭，卻沒有辦法下手把我打到不哭，反而有些手足無措。

她好像驚訝於我對自己曾經被打的經歷記得如此清晰，又好像是驚訝於我說出的那些話：「我什麼時候說過讓你去死？我怎麼可能說這種話？」

「你說了，你每天都說！」我難以置信——她到底是真不記得了，還是偽裝不記得？

我們母女倆站在客廳互相尖叫着，直到我終於哭到說不出話來坐在地上。最後，我想要我媽給我一個道歉，就算不是對我，也要承認自己這樣發泄情緒的「打法」是錯誤的，以後不要教給那些家長害人了。

我媽尷尬地笑了，又故作理直氣壯地說：「什麼時候有發泄情緒地打過你？亂說！都是小孩不聽話，你以後就感謝我了。」

多年過去，即使我已經長大，面對我媽，我還像童年時一模一樣，沒有反駁的力氣。我沒有力氣恨她，只能恨我自己永遠沒法對我媽動手，讓她感受一下每天被人在地上踢打，究竟疼不疼，會不會記上一輩子。我知道她為我真付出了很多，為我死也願意，但是我不想一輩子被這樣沉重的付出裹挾住。哪怕我發現自己有絕對音感、又真心愛上了音樂，我也看不到我繼續學習獨奏小提琴的可能性了——如果我未來任何的成功都要歸結於我媽曾經「打得好」，我還要繼續帶學生，讓那些琴童重複我的痛苦……這一切又有什麼意義呢？

一個成年人被一個體型大過自己許多的人天天責罵毆打、發泄情緒，那麼這種情形一定會被認為是不正常的。但為什麼我這樣痛苦的童年卻不能得到正視呢？我不禁想到H老師，想到她在那次分別時給我看的那張她和俄國老師的照片——她是用怎樣的心情繼續培育一代又一代孤注一擲的琴童、又忍不住將自己遭受的暴力宣洩在下一代身上？她又為什麼最後勸我出國後不要再繼續學琴了呢？

一回美國，我便換到了生物專業。我從小成績不錯，在大一學習基礎生物時（美國本科會要求通識教育，文理科課程有很多選擇），我感受到這個學科點亮了我——哪怕做基礎生物，幫助一個人，我也覺得自己的生命沒有被辜負。最重要的是，我18歲以前的人生都給了小提琴，我希望之後有一個嶄新的開始。

我是幸運的，這一切還不算晚。

和之前來中國招生的音樂學院院長長談之後，他允許我換專業，獎學金也保留，條件是所有排練演出得照舊。我在上課之餘，兼顧着各個樂團的排練，因為小提琴技術出眾，還當上了校樂團第一個不是音樂專業的「首席」。

換專業徹底搞定後，我才和爸媽說了這件事。令我意外的是，我爸十分反對，覺得我是有音樂天賦的，不應該如此浪費，反而是我媽攔着我爸，說我專業既然已經改完，人又遠在國外，大不了學不下去再改回來。

我事後回想，小時學琴，每一次和媽媽的奔波、拉鋸、爭吵，她都真正親身體驗了作為琴童家長的付出。或許是暑假那次爭吵後，她終於看到我從小到大的痛苦，雖然她說不出道歉，但她可能還是希望我去追逐自己喜歡的事情，就好像她曾經逼迫我追逐藝術夢想一樣。

我得以繼續在美國學習，但是每天三到四場的排練、每周末至少一次的演出和一有時間就去實驗室學習的生活，讓我本科的睡眠時間甚至不如國內重點高中多。但我不敢鬆懈，我內心憋着一口氣，要證明我換專業的選擇是正確的。

因為我學琴，我家一直存不下錢，我出國時，錢都不知道從哪來。爺爺奶奶心疼我在國外過得緊，連騙錢的保健品都買得少了，把余錢都給我做了生活費。

我出國後，我媽經常去我爸的棋牌室幫忙。我常聽到他們對於經營棋牌室上的爭吵——我爸花錢大手大腳，愛交朋友，棋牌室每天煙酒的銷售是不少，但都被「朋友」們蹭吃蹭喝把錢吃回去了。我媽自恃是大學生，非常矜持，本就做不來端茶倒水的活，天天看着這樣的情景，更是對某些客人沒有好臉色。

幾經商量，我爸決定關掉了棋牌室。年近半百的他找工作處處碰壁，便在附近的小區做起了保安。曾經做過小老闆當起保安來，無比憋屈，他經常發語音給我，訴說自己淪落到社會底層，小領導們都仗着自己手上的一點權力就能隨意侮辱他。他還經常發朋友圈，訴說自己生活的不幸和壓力。

我知道我爸是個非常情緒化的人，但是如此多的埋怨，還是給了我極大的心理壓力。有時，我都恨不得告訴他說：你不要工作了，我也不讀書了。我更想和我爸說的是：「你別每天和我說想死了，我去死還不行嗎？」但我知道，這個家在我身上投入的太多了，我成了這個家唯一一個不能退縮和倒下的人，我吃盡了這個家所有的資源，無論如何，我是爸媽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希望了。

我爸一直忽視的糖尿病併發症愈發明顯，原本富態的身形變得精瘦，胰島素抵抗到了很嚴重的程度。在我又哭又鬧逼着他去體檢之後，果然在腎上發現了一個腫瘤。但當時我已經大三開學，家人報喜不報憂，對我瞞下了這些消息。

即使得到消息，我可能也做不了什麼——學習成績和樂團表演是我獎學金的來源，我又加入了一個實驗室，跟着博士生做了一兩年實驗，也有了自己的課題，每天極其忙碌。我實在沒有空餘時間打工來增加家庭收入了。

幸運的是，我爸腎臟上的腫瘤經過檢查顯示良性，在手術切除之後便只需要定期體檢了。出院後，他覺得自己的身體更重要，便辭去了工作，賦閒在家。當初廠里改制，單位雖然還在那裡，但是無法給他一個工作，退休更是遙遙無期。他時常和朋友去唱KTV，想找回年輕時做樂隊主唱的風采。

到了這年暑假，在爸媽雙雙無業的情況下，我的大四生活費和學雜費，和二伯借了10萬才交上。

二伯問：「你們怎麼不賣廠里分的房子？」

我爸好面子，找自己兄弟借錢讓他自覺丟人，但是要把單位分配的老房子賣掉，我媽又不可能同意。她大學畢業進入單位，當時工作穩定，工資又高，她嫁給會做飯、做家務的同在國企的老公，本是樁令人艷羨的婚姻。可人到中年，看到曾經的同學嫁的老公工資更優渥，地位更高，一切都告訴着她：不能放開自己已經有的一切。家中的老房子，是他們在國企得到的重要財產，又有拆遷的可能，她不允許我爸動那套房子分毫。

幸好，大學「充實」生活給我研究生申請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我GRE考了高分，沒有找任何中介，自製了申請資料，聯繫導師面試，拿到了很多不錯的offer。美國的本科生可以同時申請碩士和博士，博士一般由自己當助教、導師或者國家獎學金贊助，碩士也有可能獲得科研助理職務。

我錄取的研究生里有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常春藤名校，全獎博士也有一些排名不錯的大學。在和招生部幾番交流過後，我最想去的約翰霍普金斯開出了過半的獎學金，但無法承諾另一半學費。

從小學琴，家中一旦有任何現金收入，都會被投入我的「小提琴事業」中，或是償還之前借親戚的債務。我好像長在我們一家三口上的一個瘡，因為無比寵愛，所有的資源都通過我流走了。這些投入雖然都是父母的決定，但是如果沒有產出，那一定是我沒有珍惜自己被給予的機會，就好像我這個「理財產品」不夠努力，辜負了一家人的期待。

在這樣的精神壓力下，我也不確定自己還能「雞」自己多久。面試過後，我平靜地告訴父母，我選擇了一所公立大學的全獎PhD（博士），附加前3年的美國國家獎學金。這意味着我從學費到學雜費學校都會承擔，每個月還有工資，起碼持續3年。

我爸私聊我說：「如果你想上常青藤，我就算拉下這張臉不要，也要借錢給你上學。更何況還有你大伯，他一定會借錢給我這個弟弟的。」

「不用了。」我告訴他，「從現在開始，我不用再花家裡的錢上學了，永遠都不要了。常春藤又如何呢？我再也不想為別人的眼光所左右了。」

我爸先是表示遺憾——畢竟，工薪家庭的孩子能進入藤校，是多麼難得。接着，他就和我媽在朋友圈裡秀出了我的各種錄取通知書，宣告階段性的「雞娃」勝利。親朋好友爭相點讚、取經，詢問着如何培養孩子的藝術才能，如何將孩子送出國留學。

我看着父母在朋友圈揚眉吐氣的樣子，終究沒忍心說出任何掃興的話。

又一次見到夢遠師姐，是在2019年。考「上音」附中失敗後，我和曾經一起奮鬥過的琴童漸漸沒了聯繫，只有家長們還互相打聽着近況。

見面前，我爸媽在家就提過，說夢遠她爸如何「賣掉了唯一一套養老的房子」來支持她的出國夢。無論是綜合類大學還是音樂學院，都是本科更難考。夢遠本科拿到獎學金，在美國一所不錯的音樂學院讀完本科，終於考上了一所著名音樂學院的研究生，只是這一次，她沒有獎學金。夢遠自然也有做小提琴老師補貼家用，但是在紐約這樣的大城市，那些錢只夠勉強付房租，參加比賽、交流的高昂費用還得靠爸媽。

據我媽描述，她「哭着叫着逼她親爹賣房，說一定要讀，不然以後就斷絕關係，如果出了這個錢，以後一定是她給她爸在美國養老送終」。我當時心裡想，大家都是獨生子女，還有別人給自己父母養老送終嗎？

到了飯店，幾句正常的客套話過後，家長便興奮地討論起來曾經認識的琴童，他們現今在哪個國家，又在做什麼。因為沒有去「上音」附中，我家還算沒有徹底掀掉家底，我爸媽自然也愛聽那些傾家蕩產的家庭究竟如何了。

和夢遠一屆的子涵，在附中結束學習後進入了「上音」，畢業後沒有出國，進了一所高中做音樂老師。她媽媽對外稱，只要孩子喜歡，一家人團聚就好，與之前態度截然不同。

夢遠爸爸透露：「可能是子涵她媽打得實在太厲害了，小孩逆反了，我早說這麼壓着，遲早要出事。」

聚餐期間，夢遠師姐不怎麼說話，只是一直低頭吃飯，任她爸夸着她多麼爭氣，那麼多琴童在「上音」附中，最後也沒幾人堅持走獨奏小提琴的道路，大都考樂團或者當老師了，「我們夢遠只要結束在美國的學習，以她的資歷，回國當老師帶學生或是繼續攻讀博士繼而進入高校都綽綽有餘……」

我爸媽也連連誇讚夢遠堅忍不拔，在學藝的道路上沒有放棄，她爸可就等着享福吧。雙方家長都互相吹捧着對方的孩子，不露出一絲對於彼此孩子以及家長選擇道路的不認可。

而後來我和夢遠師姐除了朋友圈偶爾點讚，也許久沒再聯繫。

讀博士後，我也有加入業餘樂團，和同學合作一些曲目，參加一些小演出。有一次，一位給我鋼琴伴奏的中國同學是鋼琴博士，對我驚訝地說：「你的小提琴好專業，竟然不是音樂學院的？」

我哈哈一笑，說多虧了多年的小提琴練習，我做實驗殺小鼠的時候手又快又穩，一天能取20個小鼠的樣。

她哭笑不得，說：「這太浪費了，我可太知道學琴從小有多苦了。」

在這之後，我們關係更加親密，有空也會一起聚聚。一次和鋼琴博士一起吃飯，我飯後準備喝一杯奶茶，沒想到她決定不一起買，並且明確地說：「我要省錢，我太窮了。」

我那時才得知她也來自工薪家庭，家裡還有個哥哥，兩人都學琴，導致父母一直負債纍纍。她爸從他們兄妹還小時就全國到處跑做包工頭，到現在都沒有在老家蓋起一棟新房，更不要說在大城市有落腳之處了。

她說：「我哥考取了南方X音樂學院的編制，我現在要省錢，等讀完了可以回去幫他，到時候我們家在廣州就能買套房子了。」

我好奇地問了一句：「你哥現在一個月能掙多少？」

她說：「看季節，1節課1000多，考學期間1個月10幾萬吧。」

我驚呼現在行情上漲，她甩甩手說：「聽說現在上海的老師有的一小時3500，還有家長爭着搶着求老師收徒呢！」

看來這麼多年過去，追逐藝術夢的代價愈發沉重。對於工薪家庭的孩子來說，藝術夢想也更加縹緲了。

在我博三時，大伯在南方的工廠拆遷，他奮鬥了20多年的廠房，最終竟是靠賣地給他帶來上億的收入。這一次回鄉探親，他幫我爸償還了欠二伯的錢——我的本科學費，又幫爺爺奶奶買了養老的江景豪宅。

這是從我學琴以來，家裡第一次沒了債務。

同一年，在「快樂一家人」的群里，我媽突然發來幾條很長的語音。我放下在看的文獻，打開聽，才得知夢遠師姐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也有很嚴重的自殺傾向。但是因為疫情，她沒法買機票回國休養，她爸也沒法去美國照顧她，現在心急如焚。

臨了，我媽說：「還是你換專業換得對，要是你堅持學藝術，還指不定會怎麼樣呢。她要是死在國外，她爸可就什麼都沒了。」

我一時間竟然不知道如何回復，心裡卻因為她的語氣一陣冒火——她好像在慶幸別家的理財產品暴雷了，而自己抽身得早。

我們有過選擇嗎？曾經的琴童家長，個個拼盡全力，從小學就去北京上海找老師，把孩子帶上破釜沉舟的學藝之路，好像晚了一步，就成不了第二個郎朗。但是走到最後，郎朗還是只有一個，好像中了的樂透大獎，剩下的我們，只是曾經賭上一切的陪跑者。

我們這些工薪家庭的琴童吸乾了家中所有的紅利，這樣的沉沒成本令人無法回頭。但其實，遠離最頂尖的一撮琴童，生活似乎也都不錯，只是很多家長在當時不這麼認為。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文章由 網易文創丨人間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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