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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的神經處於高度敏感時,沒有一條小道消息是無辜的。
9月2日上午,一組帶有照片和視頻的聊天記錄在微信群內流傳。
「位於杭州的南京銀行浙江省分行門口發生人群聚集事件」「銀行已關門」「儲戶取不出錢」等關鍵詞句抓人眼球。
迷情在下午有所清晰。據第一財經報道:
①上午確有三四十人聚集,經警察勸說後離開現場。
②南京銀行目前業務正常,且並無「浙江省分行」一說,照片中的銀行是南京銀行杭州濱江科技支行。
綜合消息後記者推測,本次聚集原因可能與「418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案有關聯。
9月3日,南京銀行官網發布聲明,釐清了更多猜測。
自2022年4月18日,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案發後,與之相關的任何故事,都容易引發關注。但截至目前,案情的進展按許昌市公安局的說法,正處於「依法縱深推進」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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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主犯新財富集團的作案時間、作案手段被陸續公布,同時今年以來,河南當地監管系統已有8人被查,儲戶的資金墊付也提高到50萬以上,一些媒體稱:事情已經進入了尾聲。
但這5個月中,仍有兩個「為什麼」亟待進一步反思:
①為什麼村鎮銀行會成為「事故現場」?
②為什麼犯罪集團可以如此一手遮天?
這兩個「為什麼」,需要涉案細節的進一步披露才能解惑;但與此同時,「偶然」背後總會「必然」的成分。
其中一個尋找「必然」的切入點,是自2006年村鎮銀行誕生以來,在政府和院校的資助下,學界對村鎮銀行這個「新物種」從制度設計、經營能力、股權問題到執行情況等,都做過深入調查和研究。而本次驚天大案中暴露的諸多問題,都能在這些研究中得到一些解答。
這篇文章希望能為人們理解村鎮銀行、理解農村金融改革帶來一些啟發。
一個「孤膽英雄」
河南村鎮銀行事發後,小巴最大的感受是,身邊在銀行工作多年朋友,都不太清楚村鎮銀行的來歷。
自媒體「起朱樓宴賓客」,在公號中自曝為其中一家村鎮銀行的儲戶。作為一名金融從業者,他隨後通過播客解釋,之所以會中招,是因為相信銀行的牌照不是輕易能拿到的。
最具「迷惑性」的發言,來自一位知乎網友(現已刪除):
實際上,村鎮銀行的出身確實極正。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放在2006年,它會被視作一名對抗「農村金融排斥」的孤膽英雄來對待。
所謂「金融排斥」,是由英國經濟地理學教授安德魯·萊森提出的一個概念。他研究發現,一些地區的人或者企業,無論如何都無法吸引金融機構的注意力,他將這類現象稱為「金融排斥」。
金融排斥被代入到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就是一句「誰會在這種鳥不拉X的地方開銀行」。
但金融能力就像一雙「隱形的翅膀」,能帶落後地區的人們飛過絕望。
2006年,張韶涵《隱形的翅膀》成為國民歌曲,也就是這一年,對抗「金融排斥」的「普惠金融概念」引入中國,還是這一年,銀監會發布的《關於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標誌着村鎮銀行的誕生。
這一政策的立足點,就在於既然靠市場的力量,無法為農村地區帶來金融能力,那就「用物理對抗魔法」,通過政策激勵「強行增加供給」。
政策紅利洶湧,催人奮進。
表現之一,是村鎮銀行較低的准入門檻。在縣(市)設立的村鎮銀行,註冊資本不低於300萬元;在鄉(鎮)設立的村鎮銀行,註冊資本不低於100萬元。同期設立城市商業銀行註冊資本,若僅針對農村商業銀行的最低限就高達5000萬元人民幣。
表現之二,就是「立KPI、做指標掛鈎」。
2009年,銀監會提出「到2011年,村鎮銀行數量累計達到1027家」的目標,同年並發布《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規定》,加大力度促使小貸公司轉為村鎮銀行。到了2011年,一份《關於銀行業金融機構發起設立村鎮銀行有關事項的通知》被送到各大行的台前,其中規定:
如在東部省份設立村鎮銀行,則西部省份個數應不少於東部;在地點布局上,至少應按照全國百強縣與國定貧困縣1:2比例掛鈎,或與西部地區一般縣(市)1:4比例掛鈎執行;東部地區一般縣(市)與國定貧困縣1:1比例掛鈎,或與西部地區一般縣(市)比例掛鈎執行。
動員取得了顯著效果。
2006年到2011年,全國金融空白鄉鎮數逐年減少、每萬名農民擁有銀行金融業服務人員數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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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端分裂
但2011年到了,1027家的KPI只完成了70%。
原因很簡單:村鎮銀行賺錢太少。
央行數據顯示,2011年商業銀行的平均資本回報率為20.4%,小額貸款公司的平均資本回報率為7.76%,而村鎮銀行的平均資本回報率只有4.49%。
一方面,這與村鎮銀行的特殊定位有關——村鎮銀行是國家為扶持農村地區金融發展而設立的,以服務「三農」為宗旨,立足村鎮,服務小微。
因此,考核一家村鎮銀行的經營情況,與其他銀行很不一樣。
比如,戶均貸款數低,觸達更多農戶和農業企業,且又保證較好收益的,才是優秀的村鎮銀行;相反,戶均貸款數額大,貸款發給能力強的客戶,資產優質的,反而可能是不合格的、背離初心的村鎮銀行。
換言之,商業模式上,村鎮銀行既要做到極度下沉,把錢給風險較高的農戶,走一條「窮途」,以幫助「末路」上的人群,同時還要能有所盈利。
這導致,村鎮銀行自己就在整個銀行系統里排名「末尾」,並直接影響了一家銀行的基礎能力——吸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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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9年6月,全國村鎮銀行的存款餘額130億元,僅占同期全國金融機構存款餘額總量的0.022%。
學者的調查數據顯示,對銀行發展至關重要的個人、企業存款在村鎮銀行的占比極少,大部分都沒能超過10%,幾乎所有村鎮銀行的存款都依賴於地方政府給予支持的對公存款,占其存款總額的90%左右。
2012年,證券時報報道了一位來自北大的四川省某村鎮銀行行長,其負責的村鎮銀行目前涉農業務達到總業務量的80%,其中,小貸餘額占比30%,戶數比重更是高達70%,戶均貸款為47萬元,是一個初心很穩、在當時業務開展較好的村鎮銀行。
但為了做到這些,他和他同事經常花費五六小時車程趕赴偏遠鄉鎮。
支農性和盈利性令村鎮銀行集體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至於那些吃不得苦中苦的村鎮銀行,直接離開農村,轉戰舒適區。
大批下設村鎮的村鎮銀行將機構上移至更為發達的縣、市級行政區。數字金融普及後,「轉戰」的道路變得更加多元,手腳不規矩的村鎮銀行,紛紛把手伸向不該去掏的口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隻不規矩的手
不守規矩的,也不只是村鎮銀行自身。
村鎮銀行的註冊門檻雖然很低,但有個條件非常嚴苛。
按照規定,村鎮銀行發起人的最大股東或者說唯一股東必須是銀行業金融機構(常稱為「主發起行」),其持股比例不得低於15%,與此同時還規定單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單一其他非銀行企業法人持股比例不得超過10%。
這就導致,實際運作中,主發起行的話語權極高,從設立到運營等一系列活動,到委派高管、董事至村鎮銀行任職,都由它說了算。
一些城商行負責人曾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
好處是,其他企業中可能會出現的大股東與管理層的矛盾,在村鎮銀行會較少出現,但壞處也正在這裡。
就這樣,一些村鎮銀行淪為了控股銀行的「分支機構」或營業網點,主發起行為了自己的業務需要,直接干預、插手村鎮銀行業務經營和內部管理現象,令村鎮銀行的獨立性嚴重受損。
也有「擺爛」的主發起行。原本,大股東和管理層的矛盾沒了,但大股東和中小股東的矛盾就容易升級。
可由於村鎮銀行效益不佳,有些主發起行反而選擇消極管理,這給了一些目的不純的中小股東以可乘之機。
他們入股村鎮銀行主要是藉助參股獲得關聯交易的機會,便利自己的融資。
一位地方農信社人士曾向財新記者坦言,在基層農信社,股東「空殼公司+關聯交易」這種現象較為普遍。
2019年,時任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的祝樹民就曾指出,村鎮銀行在快速培育發展的同時,也存在少數機構偏離定位離農脫小、主發起行履職缺位、外部人控制等問題。
集中以上幾點,村鎮銀行的股權結構最後會異化成兩個情況:
①作為主發起行的「支行」存在;
②作為民營股東的「私人銀行」存在。
「4·18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案,就屬於第二種。
第四道牆
還有第四道防火牆。
村鎮銀行其實被管得挺嚴的。
2007年,時任銀監會主席的劉明康就曾說:
初期,村鎮銀行的監管風格定位為「低門檻,寬准入,嚴監管」。
2011年,銀監會發布《關於調整村鎮銀行組建核准有關事項的通知》,收歸了對於村鎮銀行較為粗放的審批權限,對其設立與准人本着「集約化發展、地域適當集中」的思路實行指標管理。
這意味着其中的「寬准入」被取消,直接導致2011年後,每年新組建的村鎮銀行數量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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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評論村鎮銀行的監管機制:
較之宏觀政策的發展定位,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措施體現出極強的風險規避與去民間性。高昂的監管成本與監管經驗的缺乏使監管者更多將傳統金融風險控制的監管手段應用於新型農村金融機構。
表現為,上管不了下,上下信息不通暢:
①銀監會明確了「銀監分局作為屬地監管機構,是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監管的第一責任人,這意味着對銀監會和金融辦而言,面臨較大的監管難度與監管成本;②現有的監管制度沒有致力於規制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緩解。
綜合媒體報道,去年以來,全國各地涉農監管系統,均有官員被查,根據已披露信息,小巴總結了他們的犯罪事實,可以窺見「監管缺失」是怎麼發生的:
①打着給一些農金機構介紹貸款項目的旗號,實際上利用自己的監管職權和影響力干預銀行放貸,並最終出現了大額不良貸款風險;
②在部分農金機構改制過程中,違規入股持股,並讓其他人代持股份;
③頻頻插手農金機構人事安排,各種打招呼,並藉此謀利、進行利益輸送等;
④違規審批設立村鎮銀行,為他人在入股村鎮銀行等方面謀取利益並索要和收受巨額財物。
兩個「因為」
當然,以上問題不能覆蓋村鎮銀行的全貌,只是足以給開頭的兩個「為什麼」一些解題思路。
為什麼村鎮銀行會成為「事故現場」?
因為它是銀行又不完全像銀行,生存的艱難使得它的定位始終搖擺不定,選擇正確的窄路,還是走錯誤的寬路,是所有村鎮銀行面臨的靈魂之問。
為什麼犯罪團伙能一手遮天?
作為責任主體的主發起行對村鎮銀行或夾帶私心,或躺平擺爛;監管機制因厭惡風險而選擇嚴防死守,卻沒能防住內部的貪腐。可貪腐往往又只是外在表象,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
2006年,村鎮銀行和相關的舉措被學者視作「農村金融改革步入第四階段」,是「新一輪改革」。
希望這件驚天大案貢獻給這場改革的,是繼續前進的養分。村鎮銀行不該因此被妖魔化,它只是改革道路上,一道需要被破解的難題之一。
參考資料:
1.《播客vol.10.作為一名河南村鎮銀行的「受害者」,是時候說兩句了》,起朱樓宴賓客。
2.《我國村鎮銀行脆弱性的測度及成因分析》,何穎媛
3.《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制度障礙與法律完善》,王煜宇、劉乃梁
4.《河南村鎮銀行儲戶質疑不斷,當地監管系統多人被查》,財新WeNews
5.《村鎮銀行遇「七年之癢」?》,中國經濟周刊
6.《村鎮銀行吸儲困局難破 變相「非農」身不由己》,證券時報
7.《當前我國村鎮銀行發展中遇到的困難與幾點建議》,蔣勇,中國金融新聞網
8.《銀監會推區域比例掛鈎 村鎮銀行擴張在即》,21世紀經濟報道
9.《中國農村金融體制三十年改革的回顧與展望》,錢水土
10.《村鎮銀行生存悖論——歷史、困境和出路》,劉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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