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我經常在工作中聽到人們懷疑他們是否嫁錯了人。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痛苦的現實，也是我在雙胞胎兒子出生後的最初幾年裡，對自己現在婚姻的思考和體會。

當時的我和妻子，不知從何時起，開始不斷爭吵和中傷對方，這令人很沮喪，甚至我們去朋友家吃飯也會爭吵。對於那些為自己的關係憂心的人來說，我和我妻子的關係足以讓他們幸災樂禍，這就好比有張床可以讓疲憊的他們倒頭休息。

30年後的今天，我欽佩、需要和珍視我妻子長期以來的優點，但在那幾年裡我幾乎看不到。並不是說這些優點不存在——而是當時的我被欲望掩蓋了，我想把她更內向平穩的性格變得更加外向另類——變成一個我想象中自己想成為的人（刨去我的易怒和刻薄）。

心裡想什麼，就想要什麼。但可能想要的是一些相當混亂的東西。我們今天的部分困惑與一種信念有關，即應該用幸福和個人成長，來組建並決定我們所有的人際關係，這在西方社會是一種相對較新的傾向。

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社會學家觀察到，隨着我們的生活從宗教、傳統和婚姻這一經濟體系的舊框架中「脫嵌」（disembedded），我們的親密關係對我們的幸福感變得更加重要。針對1900年至1979年間提供婚姻建議的雜誌文章開展過研究，在該項研究中，弗朗西斯卡·坎西安（Francesca Cancian）和史蒂文·戈登（ Steven Gordon）追蹤到了一個相似的趨勢：他們發現，隨着時間的推移，婚姻建議從強調如何最好地扮演配偶角色，轉變為關於如何實現幸福和表達個人情感。

在從角色到自我的轉變過程中，作為身份、價值觀和自尊的決定因素，我們是否與合適的人在一起？這個問題變得更加重要。我們會被提問：在我們的關係中，什麼是可以容忍的（相對於不能容忍的）衝突？和別人在一起我能快樂多少？應該快樂嗎？如果結束關係，我還會快樂嗎？如果不結束，我作為一個人會怎麼樣？

正如社會學家安德魯·切林（Andrew Cherlin）在《婚姻周而復始：今日美國的婚姻和家庭狀況》（The Marriage-Go-Round: The State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America Today，2009）中所寫：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法繼續向前看是一種生存怯懦的表現，是無法應對生活挑戰的表現，也是用後悔來勸誘未來自我的表現。然而，後悔的情緒比我們大多數人意識到的要普遍得多。

舊金山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蘇珊·希曼諾夫（Susan Shimanoff ）發現，後悔是最常見的消極情緒，也是僅次於愛情的第二種最常見的情緒。不過，後悔過去會對未來做出更好的決定有所啟發，想象與別人在一起會更快樂，這會給本來合理的生活或浪漫關係帶來負擔。

精神分析學家亞當·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在《一夫一妻制》（Monogamy，1996）中寫道：「總有人會更愛我，更好地理解我，讓我感覺更性感有活力。」這是他在《錯過：讚美未曾好好活過》（Missing Out: In Praise of the Unlived Life，2012）一書中提出的一個主題：「的確，對於我們未曾好好活過的生活，我們經歷的生活可能是一種長期哀悼，或是無休止的憤怒。」

我發現，我的許多治療對象對他們的伴侶要求太多：他們期望的幸福、理解和滿足程度往往與另一個人能夠合理提供的不一致，尤其是在這個充滿焦慮的時代。在婚姻治療中，我有時會聽到他們說：「除了你，沒有其他人抱怨我這些」——這可能是真的。這往往是因為我們對待自己的伴侶很隨意，但卻不會那樣對待朋友或同事。

如今，尋找「更好」的人可能特別有誘惑力：隨着廣告滲透到我們意識的每個角落，會讓我們去憎恨我們所愛的，去尋求我們沒有的，去嫉妒那些不值得追求的。互聯網及其熟練的收割能力以及市場需求，激發了一種比較心態，即我們對自己所擁有東西的估值能力，始終取決於可以擁有的東西。這就要我們不斷地審視自己和伴侶，只要有可能，就要看看我們是否能過上可能擁有的生活。

前幾代人的情況可能更糟。歷史學家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是《一次莫名的激動：女性的奧秘和20世紀60年代初的美國婦女》（A Strange Stirring: The Feminine Mystique and American Women at the Dawn of the 1960s）一書的作者，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解釋說：「我認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不會傾向於想象與另一個伴侶過上更幸福的生活，至少從某種意義上看，他們可以與其他人一起過上幸福的生活。他們認為其他人都感到生活幸福，而自己不幸福，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我採訪過的很多人告訴我，他們沒有那種在電視裡，或者在鄰居們（把自家的問題都關在了門後，在外以公眾面孔示人）身上看到的幸福婚姻和美滿家庭，所以覺得自己很失敗。」有時候，我們想通過簡單地改變伴侶來解決問題，在過去，人們認為他們沒有權利要求與伴侶一起改變。

因為那個時代的情景劇和雜誌文章將成功的家庭描繪成遵循一個公式的家庭，所以看上去很容易複製：只要你按照當時的性別、年齡和社會階級規則（這些規則非常明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麼人人都會在每一場演出結束時感到高興，不管他們在中途遇到了什么小問題或有趣的誤解。」

當時，為了孩子在一起被認為是光榮甚至高尚的決定，但我們今天的信條是：幸福是指引生活的指南針，這就讓我們相信——不管是對是錯——帶給我們幸福的東西也是對孩子最好的東西。我經常聽到那些考慮離婚的人說：「如果我不幸福，我的孩子就不會幸福」，或者「我想為我的孩子樹立健康浪漫愛情的榜樣，所以我應該離開。」

然而，追求幸福的想法，無論多麼令人信服，對父母來說都有其自身的代價，即使他們找到了更合適的伴侶。我通過威斯康星大學調查中心對1632名與成年子女疏遠的父母進行過調查，發現71%的受訪者是與孩子的親生父親或母親離異的。此外，在我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兩位心理學名譽教授菲利普·考恩（Philip Cowan）和卡羅琳·佩普·考恩（Carolyn Pape Cowan）進行的一項後續研究中，我們發現，與離婚的父母相比，沒有離婚的父母更可能最終與子女和解。

根據我的臨床經驗，離婚會以多種方式增加父母和成人子女關係的衝突或疏遠的風險。例如，如果父母一方指責另一方破壞了原本幸福的家庭，或者以其他方式詆毀另一方，那麼他們的孩子就更有可能疏遠。儘管父母雙方離婚後都努力合作，但當孩子與父母中的一方結盟而放棄另一方時，也會發生這種疏遠的情況。

離婚會帶來新的男女朋友、配偶、繼兄弟或姐妹，都會與孩子爭奪情感和物質資源，導致任何年齡的孩子退出或避開與父母中的一方的接觸。最後，離婚會使孩子更多地將父母視為具有自身優勢和責任的個體，而不是作為家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一些父母為了孩子的成長一直呆在一起，理由是他們讓孩子和自己避免分居或離婚帶來的重大挑戰。雖然這可以按計劃進行，但我有時也聽到父母表達出驚訝和悲傷，因為夫妻二人等到孩子長大才分開，並沒有讓孩子遠離離婚或分居造成的各種父母地位的降低。往往是這些父母，為了孩子的幸福投入很大，他們在離婚前關係密切，也就合理地認為自己的奉獻和付出會保護他們與孩子的關係，使其免受分居後經常發生的破壞和風波。

不過，孩子有自己的需求和追尋幸福的要求，有時這種追求與我們自己的並不一致。今天，成年子女的道德框架已經從「尊敬父母」轉變為「我必須保護我的幸福和心理健康」，這一點尤為如此。依照新的範式，子女與分居父母的持續關係更有可能取決於該父母是否能夠滿足孩子對符合其自身幸福和成長理想的生活願望——這些願望有時與父母的願望一致，但並不總是一致。

當然，有很多子女希望他們的父母離婚，或者早點離婚——不僅僅是為了父母——而是因為他們得面對父母持續的衝突和絕望。有些父母在分居或離婚後可能會發現自己與孩子更親近，而不是更疏遠。此外，就像我在其他作品中所寫的那樣，除了離婚之外，與子女疏離的原因還是很多的。

然而，這些對未來的精打細算或冒險賭博突顯出，儘管我們可能確確實匯報了目前讓我們不快樂的原因，但有時自己作為實現未來幸福的導航者也並不那麼可靠。研究表明，我們通常表現出三種形式的誤解：對控制的誇張感知；過度積極的自我評價；以及對未來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在適應性方面，這種傾向允許我們將焦慮和不確定性區分開來。此外，它還允許我們自由追求冒可能有回報目標的險——如果我們更加謹慎或「現實」，我們可能無法實現這些目標。

對控制的幻覺也可能使我們對不一定適用的決定充滿信心。這是因為我們未來的幸福需要那些對自己的生活有想法和設計的人參與合作——這一願望有時與我們的完全不相容。這不僅適用於我們的孩子，也適用於我們以前或未來的伴侶。

有時候，我們是現任伴侶的受害者或帶給他們間接傷害，他們幻想有一個更好的伴侶，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們希望我們可以成為另一個人：當初遇見時我們的樣子，或者假裝成某個樣子。有時候，我們的伴侶比以往都想要與他們的生活完全不同：一些不那麼明確、結構化或可預測的東西。

正如黛博拉·利維（Deborah Levy）在她的回憶錄《生活成本》（The Cost of Living，2018）中所寫：「混亂本來是我們最害怕的，但我逐漸相信，這也可能是我們最想要的。」

我並不特別想要更多的混亂。但我理解它如何創造變革的潛力，帶來新的可能性；這種混亂不受生活方式的束縛，或是廣為人知，或是照本宣科，以至於它排除了其他所有的選擇。然而，這種自由也有其自身的問題：它把沒有限制理想化，把約束或義務可能帶來的積極感覺和結果最小化。

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後來各自再婚都選擇了更適合我們性格的人，但我們有一個孩子，如果我們解決了分歧，從不離婚，孩子的生活會更輕鬆。我還有一些朋友和客戶，他們多年來一直處於疏遠或不滿意的伴侶關係中，但自從成為祖父母后，他們發現了一種作為伴侶所無法獲得的意義和團結。雖然他們在浪漫方面可能總是不匹配，但他們發現共同的祖父母生活非常令人滿意和值得。他們和其他人在一起會更快樂嗎？如果他們離婚了，他們的孩子會更幸福嗎？他們的孫子呢？

可悲的是，奢侈地開始或結束一段長期的浪漫關係，越來越局限於那些有經濟能力的人。對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細節研究說明，經濟上無保障和窘迫會影響婚姻質量和家庭生活。社會學家艾利森·普格（Allison Pugh）在其著作《風滾草社會》（The Tumbleweed Society，2015）中指出，工作不安全感會挑戰和破壞親密關係。她發現，受過「中等教育」的女性（部分程度上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的初婚在頭五年內破裂的可能性是擁有大學學歷女性的兩倍。

大學學位已不再像過去那樣是穩定生活的保障，但它仍然是抵禦長期經濟不安全和不可預測性帶來的無力、焦慮和壓力的屏障。社會學家瑪麗安·庫珀（Marianne Cooper）在《獨立謀生：不安全時代的家庭》（Cut Adrift: Families in Insecure Times，2014）中寫道：「當我們在艱難時期對配偶感到惱火時，我們會感到不是被體制辜負，而是被愛人辜負。」

雖然那些在經濟上掙扎的人，在獲得情感幸福方面有更大的提升，但我們都不斷被鼓勵去尋找自我提升的新途徑。總有新的飲食需要遵循，舊的惡習需要戒掉，治療需要去嘗試，缺陷需要去修復。我們被要求擴大自我認識，展現更大的真實性，並蓬勃發展。我們作為這項正在進行的自我項目的一部分，會被詢問是否充滿自信、容易溝通和足夠敏感。如果我們從伴侶那裡得到的足夠多，就更不用說我們自己了。

我年輕的時候，作為一名治療師，要確保我的治療對象朝着我讓他們走的方向去做，無論是結束他們的關係還是繼續堅持。今天，我更加慎重。治療建議基於概率模型：如果你離開，你可能會更快樂，你的孩子可能會很好，你與他們的關係可能不會受到影響。但概率模型基於不確定性原則。

統計學家內特·西爾弗（Nate Silver）預測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可能會在2016年大選中獲勝，儘管他也表示她有33.1%的可能會輸，但人們對他的預測感到惱火。因此，從概率的角度來看，如果你離開，你的孩子也會很不開心。你們的關係會被削弱。面對人生的重大決定，我們都必須做出最好的猜測，並希望最終一切都會圓滿。

你怎麼知道是你的問題還是伴侶的問題？線索如下：與伴侶的問題反映了你與朋友、同事、前配偶或其他家庭的問題。也許你從別人那裡得到的反饋是，你的行為比你認為的更有問題。或者在你正處於沮喪中時，從治療師或其他你信任的人那裡得到反饋，認為你的情緒扭曲了你對關係的看法。或者，你試圖更有效地與你的伴侶溝通，這些嘗試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應，他們已經能夠按照你想要的方向改變他們的行為。

我們都有盲點，它掩蓋了我們是如何讓伴侶的行為與我們的願望背道而馳。對另一個人的依戀，無論多麼令人欣慰，都會讓它自己過去的鬼魂在家裡出沒。我們童年未被滿足的需求到了現在咆哮而出，自立門戶，要求馬上就得到滿足。每天的愛、關注和感恩會讓關係變得優雅和平衡，但是承諾的安全港灣會讓我們變得懶惰，不再繼續這些行為。我們先前的創傷可能會讓我們看不到自己究竟是怎麼變得不可愛了，似乎是為了證明拒絕照顧我們的做法是正確的。

這些指導方針並不保證都與你有關，就像你想象的那樣，這是一個可能的線索。雖然並非所有的關係都能得到改善，但我們的主觀絕望狀態並不總是指向我們的關係是無望的。有時候，小的修正可以帶來大的回報，就像我在治療對象身上經常看到的那樣。

另一方面，有些人對伴侶的要求不夠。他們走進這段關係時太害怕被拒絕，太困惑自己有權得到什麼，太過顧及。像研究人員約翰·戈特曼（John Gottman）發現的那樣，大多數長期關係的結束不是因為突然的背叛，而是因為「凌遲而死」（death by a thousand cuts）。隨着時間的推移，日常生活中那些未能表達或未曾解決的被傷害或被誤解的感覺，會削弱對伴侶未來的承諾和樂觀情緒。

戈特曼發現，那些擁有長期良好關係的人會避免他所謂的「天啟四騎士」：批評、蔑視、阻撓和防禦。當欲望和承諾中的任何一個或全部呈持續狀態時，它們都會枯萎。有些關係必須被帶到分手的邊緣，才能引起沒有看到對方不快樂的人的注意。在你還很關心對方回應的時候，說你正考慮離開，這是個好主意。E·梅維斯·赫瑟林頓（E Mavis Hetherington）關於「離婚是好是壞」的長期研究（2002）發現，整整25%的男性在收到妻子給的離婚文件時感到完全驚訝。

我和我結婚30年的妻子很幸運，在時機還不太晚的時候，負擔得起婚姻治療費。我不知道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會不會繼續生活下去，否則那將對我們彼此、我們的孩子和大家庭來說都是一場悲劇。雖然有時分手是必要的，但這不僅會使伴侶彼此分離，而且還會破壞大家庭和友誼，因為結盟是出於對彼此的忠誠而形成的。

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在《天堂與地獄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1790-1794）中寫道：「除非你知道什麼是過度，否則你決不會知道什麼是足夠。」雖然這是真的，但當你不斷被告知不存在這樣的事情時，你很難知道什麼是過度。

這是埃米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法國猶太裔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與卡爾·馬克思及馬克斯·韋伯並列為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編者注）在19世紀晚期的核心見解之一：在消除了幾個世紀以來引導欲望的儀式、傳統、角色和期望的同時，我們也失去了知曉自己已經達成並可以停止嘗試的能力。他寫道：

不管社會角色多麼約束和過時，它們至少清楚地表明了我們是應該停下來聞聞玫瑰的香味，還是應該在追求山那邊更甜美的玫瑰時耗儘自己的精力。

也許值得攀登，也許你追求的根本不是玫瑰。但是，對幸福的無休止的追求可能會產生相反的結果：我們最終只會得到一件我們並不真正需要的東西，而不是引導我們走向更深層次、更有意義的生活。

往期文章：

西文學術書1元起拍，點擊閱讀原文入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