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在9月6日舉行的ISES China峰會上，清華大學魏少軍教授與中芯國際聯合首席執行官趙海軍博士、英諾賽科科技董事長駱薇薇博士、中微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尹志堯博士和兆易創新首席執行官程泰毅，以「加強中國半導體生態系統的合作戰略」為主題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展開了討論。

魏少軍：寬禁帶半導體作為比較新的一個產業，與硅基半導體的發展有很大不同，中國現行的半導體產業生態存在哪些問題會影響寬禁帶半導體下一步的發展？應該如何去改進？

駱薇薇：中國的半導體產業生態，起步相對較晚，一直處於追趕的狀態。雖然近些年來一直在加快發展速度，但是整個的產業生態相對於全球仍處於由弱變強的發展階段，在一些關鍵領域一定程度上還是受制於人的。

在半導體60年的發展歷史中，全球半導體的生態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合作分工的格局，在大的分工的情況下，我們中國的產業生態主要還是偏重於相對低端和後端一點的。包括封裝在內的製造，近些年才有一些大的發展。所以對比全球其他地方，我們的半導體產業生態完整性和發展程度要稍微差一點。

氮化鎵作為未來半導體材料的一個新的方向，在我看來，它其實是整個半導體產業發展一次新的機會。雖然我們在傳統的產業發展過程當中，在很多點，在很多技術上，確實落後的比較多，但是在這些新的東西上，我們是有機會取得突破的。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生態體系，我們必須在一些關鍵點上有足夠的積累和話語權，才能快速地在全球的這種大的格局下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

展望寬禁帶半導體的未來，如果全球半導體生態的發展不再以市場和效率為主導，而是變成以政治為主導，在整個大的生態環境下發生最極端情況的話，寬禁帶半導體也會在個別的材料上和方向上會受到一些影響。這和其他的半導體領域是相同的，但這種影響會相對傳統半導體要小一點。因為寬禁帶半導體目前不需要最先進工藝，對先進設備等各方面的依賴都會小一點。

寬禁帶半導體的很多設備在今天看起來基本上可以在國內獲得，核心設備很快可以實現自主可控，後期產業的發展受到的制約性相對會弱一點。另外，氮化鎵是一個新的賽道，在這個賽道上，我們對整個產業生態有一定的自主控制權，所以在早期生態建設過程當中要更加積極、主動地發展而取得優勢地位，爭取成為半導體全新生態的一個主導者，這對於化合物半導體來說是一種機遇。

魏少軍：全球化非常重要的標誌是會充分利用全球的資源。這種全球化的模式，讓全球半導體產業迅速從1000億美元的規模發展成為超過5000億美元的規模。近日美國總統簽署了《芯片和科學法案》（以下簡稱芯片法案），中微公司如何看待芯片法案的實施對全球半導體生態的影響？

尹志堯：我個人認為芯片法案主要不是針對中國的，其更主要的目的是美國希望彌補過去40年的半導體製造產業從美國向亞洲等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的趨勢，希望把芯片的技術和製造能力拉回美國。但是發展自己國家的半導體產業，要使自己走的更快，而不應該通過阻礙其他國家的集成電路的發展，來保持自己的領先優勢。集成電路的發展就像奧林匹克運動會，每個運動員都有自己的賽道，將一個障礙放到別人的賽道，阻止別人跑得快，這樣的比賽就沒有意義了。集成電路的發展是全球的努力，中國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例如Intel早期的技術，很多是華人在領銜開發的。FinFET就是華人教授發明的。LAM和應用材料早期和中期有50%以上的設備開發，是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留學生主導的。

芯片法案的出現也有美國自己的邏輯，作為競賽者，美國不想把自己最尖端的科技分享給別人；而中國也應該意識到，競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意味着中國要自立自強，要把一些最基礎的東西要開發出來，來減少對其他人的依賴性。

芯片法案對於中國來說具有兩面性，不好的方面在於先進的設備的獲取，14nm及更先進制程的發展會走得慢一些。但是反過來，芯片法案會促進國內在基礎環節更好的發展。就中微公司的感受來說，中微的產品有700個國際的供應廠商，其中450個處於活躍狀態，他們中相當一部分在美國、日本和歐洲，到現在為止，他們都給了中微最好的支持，政策變化後對中微的支持並沒有減弱，在疫情肆虐期間反而加強了。

魏少軍：在過去幾十年中國一直在競爭當中發展，競爭的過程當中也不要因為自己受到別人的阻礙而喪失信心。中國在未來發展當中應該堅持開放合作，堅持廣泛的國際合作，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路徑。當然也要正確認識國際上發生的變化，事實上這樣的變化其實是躲不開的。那麼，在美國的芯片科學法案和chip 4聯盟的大背景下，從中芯國際的角度來看這將帶給中國半導體企業什麼樣的挑戰？從中芯國際來說如何應對？

趙海軍：這個問題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看：從宏觀上看，過去40年全球產業形成了分工，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為一個製造大國和經濟大國。但是在國際分工中也有不想讓你碰的東西，這類分工不屬於你，屬於別人，比如一些利潤更大的領域，或者牽涉到國家戰略和國家安全的東西。別人不想讓你做，不一定是合理的，你還是要做，所以就覺得脫鈎了。這可能是大家現在對全球化消失和脫鈎一個理解。其實，全球化並沒有真斷，但原來一些沒說不給中國做的東西現在得不到了，所以大家就覺得更重要更急迫了。

從更宏觀一點來看，教育優勢、科研的積累以及對全世界的人才聚集，使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創新是過剩的，不把這些創新成果賣到其他國家去，其實他們是虧了的；通過賣創新，全世界都在攢美元，買國外進口的東西，也使得國際化這個風更強，美元更堅挺；創新的人也更有錢去創新，所以大家看到長遠上分工的確是存在的，如果創新的人說創新不給你了，這個技術不讓你用，他是吃虧的。

另外，國際合作和競爭是一直存在的，有時好有時壞，現在可能大家感到節氣有點變化，其實未嘗是壞事。做半導體投資，一次製造砸下去的錢就有上百億美元，70%買設備，30%圈地蓋廠房做輔助，這個工廠至少要運行20年，大年小年都會有，所以產業不要只從短期來看這件事，未來的20年不一定越來越差！面對壞的時候，競爭對手可能挺不過去，挺下來就賺了；好的時候當然大家都賺，我們要準備好壞的時候該怎麼樣做。

從微觀上看，全球集成電路產品的銷售額里有47% 是美國公司做的，但美國的產品製造只有12%，這對美國來說公平嗎？不公平，他們的產品有35%是在國外做的製造，國際上稍稍有點波動，就會影響美國很大一塊創新的輸出經濟的利益，所以美國要多建一點產能，影響不大。中國用了全世界35%的半導體產品，國內的製造加上合資公司和外國公司也不超過15%，這對中國也是不保險的，所以中國擴大國內集成電路生產規模也是對的。

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在建立規模的時候都有很大的風險，因為投資回收的時間都非常的長，大家希望有一些政策的保護、補貼、免稅，這是一個國際公認的情況，實際上大家也都在做，中國也是這樣。但企業最後的成功是國際競爭力的建立，是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成本只是一個因素，政府可能有補貼，但這不是成功的全部，還需要半導體企業不斷地創新，準時交付技術，以及跟國際客戶和中國客戶的長期戰略合作，當然還有經營和其他方面的事情。這樣來看，無論是芯片法案還是CHIP 4聯盟都不是那麼可怕。

魏少軍：從兆易創新角度來看今天的生態環境以及未來全球發展當中可能會遇到哪些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兆易創新會怎麼去解決它？

程泰毅：今天的生態環境有非常好的一面，也有非常挑戰的一面。對於這兩年，大家談得比較多的是逆全球化或者國產替代，我認為國產替代不是一個目的。半導體還是全球化的一個產業。國產替代本質上是說中國的半導體產業發展起來之後，我們在一些產品領域裡看到的一種現象。但在目前的環境下，我們可能碰到的更多可能不是國產替代，而是"替代國產"，也就是說我們內卷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這個現象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整個產業基礎比較弱，產業內能夠做的產品比較少；另一方面是資本尚未完全市場化。

對於中國半導體來說，要做的事情還是非常多的。就設計公司來講，中國的前十大設計公司加起來的營業額收入可能跟全球第一名、第二名差不多。在過去，國內的產業是以價格敏感型、同質化較高的產品之間的競爭為主，這造成資本的投入效率不高，人才的浪費也非常高，很多的工程師是在做同樣產品的開發。

去年開始，經濟受到一些挑戰，整個產業開始慢慢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各家公司被迫要做一些更創新的產品，更有質量的產品，更差異化的產品，這個可能是所有人共同的出路。從整個生態來講，可以看到硅谷的生態是以初創公司開發創新的產品為主，而大公司是以規模化，兼併收購初創公司完成產業化為主。而從中國產業來看，無論公司規模大小，過去大多都在做同質化產品，但是現在我們正逐步轉向為以小公司更多地去創新，大公司去做規模化、產業化的形式，我們正剛剛開始有這個轉型的趨勢，這對整個生態來說，也可能將會是一種更健康、更能持續和有序發展的形式。

剛才魏教授提到IDM和Fabless，無論是IDM， Fabless，還是Virtual IDM, Lite IDM, 有些產品適合IDM來做，有些產品適合Fabless 來做，這些取決於產品的屬性。對於公司而言，產品應該往創新、高品質、差異化方向發展，同時全球化的市場還是存在的，國外的客戶並沒有因為芯片法案產生特別大的變化，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只要產品的品質、創新水平夠，海外的客戶還是非常青睞中國的產品，這個也會是行業同仁可以共同去努力的方向。

魏少軍：在過去我參加的一些研討會當中，一些國家的專家對政府通過政府補貼的方式來發展半導體的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其中有非常尖銳的一些看法。我們現在看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政府參與到推進半導體的發展當中，那麼各位認為政府在集成電路發展中是怎樣的角色？有什麼是政府應該做的，什麼是政府不應該做的呢？

尹志堯：20世紀80年代到2000年，美國的集成電路都是民間搞起來的。但是中國集成電路起步很晚，在國外已經是每一個領域都是兩三家完全壟斷市場的情況下，光靠小企業的單打獨鬥是不可能的，對於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來說政府和業界合力可以改變落後狀態。不僅是在中國是這樣，即使先進的國家，如果沒有政府的推動，光是靠企業端，結果就是會慢慢落後，所以政府企業一定要合作。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體制和政策的產業環境，比如開發區這種產業環境。但是對於企業的產品規劃應該交給企業自己去做。半導體產業包含細分行業，如果沒有足夠了解很容易發生判斷失誤。

在資金運作上，政府的引導資金可以推動民間投資，但不要包辦代替把企業搞成國企。企業可以期待政府的政策支持，但不要把寶押在政府支持，要自強自立，要把寶押在自己的努力上，這樣的話會發展很快。

駱薇薇：在半導體的發展已經和政治掛鈎，上升成國家戰略的背景下，政府制定符合產業發展的政策、統一規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今天看到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各個地方政府對發展半導體產業的積極性非常地高，有一點用力過猛，這會導致整個產業的資源不聚焦。

當前中國半導體產業資源其實還是有限的，如果過度分散的話，很多事情是很難做好的。地方政府還是要根據自身的條件和情況量力而行，制定出符合國家大戰略的政府的發展的策略，而不要就是盲目地去發展半導體。不要是為了發展而發展，否則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程泰毅：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遵循市場規律，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和優勝劣汰都起到重要作用。政府的支持肯定是重要的， 但不要影響市場機制。政府在基礎研究，人才培養，還有一些比較長期的重大資本投入上都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趙海軍：半導體產業對於國家未來的發展很重要，所以現在大家實際上是把國家安全、戰略性需求和市場未來的東西都攪在一起了。政府需要分清楚哪些屬於戰略層面，哪些是國家安全，哪些是市場機制，然後各司其職。亞洲半導體產業的成功經驗證明政府給激勵和稅務支持對行業發展有很大的作用。政府幫助分散了風險，能讓更多的企業更安全地去做事，這本身是對的，但是在這裡面也要定一條底線，就是市場的公平機制。不要讓各地政府太內卷，內卷會造成市場的混亂，會影響整個市場機制；還有一點，就是沒有什麼做法和政策是普適的，因此政府要一邊支持一邊總結和改進。

魏少軍：半導體已經進入了高投入，且非常需要資源投入以支持創新的階段。政府投入還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投入不能代替所有的事情，所以企業自身的能力更重要。企業完全靠在政府上肯定是不對的，政府想把很多東西強加某企業也是不對的。政府的資金應該更多地放在戰略性創新性企業上，也需要保持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