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無論什麼主義，全擾亂不了中國；從古到今的擾亂，也不聽說因為什麼主義。」翻魯迅全集翻到這句，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同時覺得自己實在做了太多次憂天的杞人。
手裡拿着什麼型號的錘子，眼裡就會盯着什麼型號的釘子。文字工作者關心思想觀念上的爭論，就像農民關心天氣、股民關心股市一樣。以賽亞·伯林曾經引用過德國詩人海涅的一句話：「一位教授在他寧靜的書房裡孕育出來的哲學觀念，可能毀滅一個文明」。第一次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曾感到狂喜，既為這句話蘊含的哲理，更為自己正在參與觀念領域的工作。
可是平靜下來，不能不承認，思想這玩意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占據的分量着實很低。中國人喜歡談思想，談的總是外圍，要麼用思想做標籤劃分陣營，要麼用思想做裝飾，點綴人生這篇大文章。不論是自古相傳的儒釋道，還是近代以來從東洋西洋輸入的種種思潮，在大多數時候的大多數人那裡，都是一鍋大同小異的八寶粥。
中國人不容易上思想的當，思想反而容易上中國人的當。我們不太把思想當回事，或者說太不把思想當回事。所以輕易不要跟朋友討論思想問題，哪怕你們相信的東西南轅北轍，但大家在骨子裡並沒有那麼大的差異。
中國人也會為虛頭巴腦的問題吵起來，但分歧的核心通常不在問題本身，而是在爭論的過程中雙方不能就彼此的權力、位置、姿態、臉面達成一致。你相信什麼都沒關係，但你要懂社交禮儀。
在有的場合下，哪怕你是恐龍專家，而對方只看過《侏羅紀公園》，但也應該由對方給你上恐龍課，你懂也得裝不懂。知道什麼時候由誰來說話，是比所有學問更大的學問。有時候對方也會徵詢一下你這個恐龍專家的意見，這不等於說你就可以開始講課了，你所能做的只能是利用你的專業知識去佐證對方的觀點很深刻、很高明。
魯迅是很不以「什麼主義都與中國無干」為然的，他說「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魯迅說這話的時候，正值五四運動的高潮期，其意在於憤慨中國這片土地難於輸入新主義。所以他又說：「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麼，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着火；是彈琴人麼，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麼，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干。」
意思是，中國人對於所有思想與主義都是絕緣體，怎麼都點不燃。魯迅知道這話說得太絕對了，所以加了防槓聲明，說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個別捨生取義的人，但「歷史結賬，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只能四捨五入，記一筆整數。「中國歷史的整數裡面，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
中國人不相信「思想主義」，相信什麼呢？魯迅說是「刀與火」：「火從北來便逃向南，刀從前來便退向後，一大堆流水賬簿，只有這一個模型。」
按我的理解，魯迅的意思是，中國人不相信抽象的思想主義，只懂得趨利避害。中國人的理想全被劉邦和項羽說盡了。他倆看到秦始皇很闊氣，於是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此也」，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也」。沒人關心一種秩序是否正當，大家關心的都是誰能當那個威風凜凜的「大丈夫」。魯迅說，這只是「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威服，子女，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卻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者。」
魯迅說的「現在的人」，是指1919年的中國人。魯迅的話說得很絕望，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他說「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照我的推測，當時魯迅對於「抬起頭」還是頗有幾分信心的。
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對於「思想主義」的絕緣，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但是我們能做事後諸葛亮，已經知道一個群體、一個社會如果對「思想主義」太敏感、太認真、太上心，也未必是好事。我們不容易被「好思想」拯救，也不容易被「壞思想」荼毒，兩相抵消，不知結果是正是負。很多時候，一種思想是好是壞，短時間、小範圍內是看不清楚的。
但魯迅一百年前的警告依然是有效的，我們不應該因為總能把各種思想攪成粥而感到自豪。稀里糊塗過日子，也是有代價的。群體狀況如何改變，我不知道。對有思想或想要有思想的個體來講，生活在對思想不敏感的群體裡，有利有弊。
弊在於，你很難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志不同道不合的對手，你所遇到的大多數無志無道無可無不可的好人。缺少交流、切磋、論辯的機會，個人思想很難向精深之處發展。利在於，如果你有幸沒有被煮成粥，而是發展出自己的思想，那麼你很快就會進入無人之境，突破臨界點之後，真正的障礙就微乎其微了。別人根本就不在乎你相信什麼。
你說你的，我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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