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入駐蘇州高鐵新城之後的一大收穫是，兒子的思維方式充滿了「無人駕駛味兒」：他在不到兩歲半的時候就對無人駕駛汽車「一見鍾情」，繼而，愛上「無人駕駛」這個概念，滿心滿眼都是「無人駕駛」。現在，他喜歡在很多詞前面都加個定語「無人駕駛」，比如「無人駕駛小雞雞」。

本文的雛形成稿於2022年2月上旬，本來是打算作為「九章創業周年總結」系列的第三篇發出，但一方面擔心讀者有疲勞感，另一方面，我當時連續四天碼了5萬字，已經「指頭兒告了消乏」，手指確實需要休息一下，就擱置下來了。

到了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心裡「憋」了許多想法，覺得「不得不一吐為快」，儘管我確定，寫出來後，會有人認為我是「被收買了」，但還是按捺不住寫作衝動，那就寫吧。

從這個月起，九章團隊的辦公地點正式搬到了「中國的鳳凰城」——蘇州高鐵新城。

2021年2月底，九章還在籌備期，我從杭州到蘇州高鐵新城採訪，Ouster市場總監劉志剛知道我下一步的計劃後說：「你來蘇州吧，這邊也許可以給你提供免費的辦公室。」當時，傲嬌的我一口回絕：倒貼錢我也不來，路上太耗費時間了！

那時，我完全不會想到，4月2號，九章的創刊詞竟然是我在蘇州高鐵新城（北站）發布的；我更不會想到，自己會在11月底舉家搬遷到這裡。現在看來，一切都是「冥冥之中」。

去年3月份，在做業務規劃時，我突然想到，我們之後也許有一個方向是「幫助地方政府做自動駕駛方向的招商引資」。3月31日，我在北京還專門跟《招商引資內參》的主編聊了這一個想法，不過，在列舉出幾個潛在的「合作夥伴後」，蘇州高鐵新城被我「第一個排除掉」，原因是「他們自己就很強了，不需要外力支持」。

幾天後，我乾脆放棄了在這個方向上的探索，理由是：自動駕駛公司在主要城市的落戶已經差不多完成了，後面再有公司去新的城市落戶，可能是「薅政府的羊毛」。我自然是不願意服務那些三觀不正的公司的。

當然，事後再看，以上兩點都屬於「嚴重誤判」。

11月2號，我跟幾位同事來高鐵新城做業務交流，第一站是被高鐵新城智能網聯汽車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的朋友王晟帶到了一個展廳，當他提到這邊已經聚集了近90家智能網聯汽車相關公司時，向來頭腦簡單的我立馬被洗腦了。真是太牛叉了。

2018年底，我第一次來高鐵新城採訪Momenta的時候，還沒有現在的Momenta大樓，智加還在裝修。後來，我從新聞上看到了摯途、Innoviz、Ouster在高鐵新城落戶或設了辦公室，但真沒想到，不到三年時間，高鐵新城就能聚集起這麼多公司，他們的招商引資能力也太強了吧？

11月3日上午，我們去摯途做了個交流，中午又跟智加的朋友吃飯，下午，在輕舟智航樓下的一個咖啡館裡，許良忍不住感慨「臥槽，這裡的自動駕駛公司也太多了吧」，然後，他隨口說了一句「蘇老師可以在這辦公了」。

言者無意，但聽者有心，我立馬悄悄地下載了個鏈家APP，查附近的房租是多少，自己能否承受得起。房租不高，但還有個很大的障礙：兒子第二年9月份就得上幼兒園，但我在蘇州沒房產，孩子就上不了公立幼兒園；而我當時已經負債纍纍，無力支付孩子上私立幼兒園的學費。

但我隨後又想，從王晟「昨天」講的內容來看，這裡自動駕駛產業的聚集度僅次於北京中關村，甚至可能比中關村更高，這意味着，我如果能在這裡辦公，學習資源會非常多。我甚至還意淫：某些CEO來高鐵新城物色人才時會順便約我，有的技術大牛來高鐵新城拜訪供應商時也會約我。

有了「學習資源非常多」這個誘惑，孩子能不能上公立幼兒園似乎也不是個什麼大問題了。於是乎，在不到3分鐘的時間裡，我就做出了「舉家搬遷」的決定。

下午的後半段，回到在上海的辦公室後，我開始上網查詢高鐵新城的人才政策，看可否在政策範圍內申請解決一下孩子入學的問題，再看能不能申請點安家補貼，然後，我無比失望地發現：我這種本科生+文科生+年齡超過35歲，很難被現有政策認定為「產業人才」。

但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阻擋到我搬家的決心，畢竟，高鐵新城「學習資源多」這一項對我的誘惑力實在太強了。於是，我決定晚上回杭州後跟老婆「攤牌」。

我到家的時候，老婆還沒回來，然後，我就忐忑不安地等她回來，也做好了挨罵的心理準備。

果然，當我興高采烈地單方面宣布了「搬家」的決定後，我老婆極度惱火！

「為什麼要搬？」 「自動駕駛公司聚集多，人才密度高。」「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這一個回合，我輸了。

2016年下半年購房時，我本來打算選擇崑山和蘇州，但我老婆說她對這兩個城市都沒有歸屬感，我突然「靈光一閃」：「你那麼喜歡越劇，應該會對越劇大本營杭州有歸屬感的吧？」因此，我們很快達成共識，搬到了杭州。

在杭州的前兩年，她經常在周末里去越劇團——這是她的精神家園。她一直覺得生活在杭州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歸屬感極強，因此，對她反對搬家，我是完全理解的。

我開始尋找能說服她的理由。比如「蘇州房價低，杭州的兩室戶房子賣了後，在蘇州能換成三室的或四室戶，說不定孩子也能換個更好的學校。」 然而，我又被懟回來了，她說：「這是真實的理由嗎？你真在意這些嗎？」

是的，我自己也覺得「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學校」這個理由過於牽強，因為我一直不會格外看重這些東西（「更大的房子」對我這種長期在家辦公的人來說很重要，但我可以接受長期租房；而「更好的學校」，我則是完全「無感」——兩個月後，在杭州的房子賣完交割時，我才從買家口中得知被我迫不及待地賤賣的竟然是「學區房」，可見我對「更好的學校」的麻木程度有多高），更不會讓其他決定被這些東西綁架。我老婆當然是了解我的。

然後，我繼續絮絮叨叨：在杭州生活四年多了，這個城市很好，但就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長環境來說，杭州的價值遠不如蘇州高鐵新城——哪怕蘇州高鐵新城的學校不如杭州，孩子在那裡的成長條件也必然更好。

「自動駕駛產業，幾乎是人才密度最高的產業，這個你信的吧？蘇州高鐵新城可能是自動駕駛人才密度跟北京中關村旗鼓相當的一個區域，以後可能比中關村更高，而人才密度高意味着孩子同學的家長素質更高，家長的整體素質高了，孩子們的整體素質自然高，那我們的孩子從他的同學那裡受到的正面影響就更大。

"過去幾年，對未來的孩子教育，我最恐懼的事情就是『家長群』和『家委會』裡面可能出現的傻逼家長，動不動對老師溜須拍馬、動員其他人給老師送禮物。但如果我們住在蘇州高鐵新城，家長群里就是像崔老師(崔迪瀟，我老婆看到過崔老師在我們創刊詞文末的評論)這種高素質的人，心情會好很多。"

我最終能說服我老婆同意搬家，"高端鄰居"「孩子同學的家長素質高」這個觀點做出了90%以上的貢獻。她也相信，孩子跟哪些人的孩子做同學，要比「學區房」這些東西重要得多得多。

在我做了半個多小時思想工作後，我老婆開始覺得我們去蘇州比呆杭州好，然後自嘲：「我去，我竟然這麼輕易就被你給說服了，這也太沒尊嚴了吧？」

當然，我也坦誠地跟老婆講了一個實際困難：「現在杭州的房子不好賣，這意味着我們一時半會兒沒錢在蘇州購房，哪怕買了，是期房的話，有不大可能在明年6月份之前拿到房產證，因此，孩子大概率是無法在蘇州讀公立幼兒園的。如果讀私立，哪怕是比較一般的，三年的費用至少15萬。」

我們是沒什麼存款的。去年，九章的註冊資金，有10萬元還是我找同學借的，至今都沒還上。這意味着，如果孩子上不了公立幼兒園，只能上私立，我們就只能繼續借債了。（孩子入學的問題最終還是在高鐵新城緊缺人才政策的框架內解決了，當然，這已經是8個月之後的事情了。）

但我們仍然覺得，為了自己能近距離接觸優質自動駕駛產業的學習資源、為了孩子更好的成長環境，哪怕繼續「舉債」，也是划算的。因此，我們是在孩子上學的問題「懸而未決」時就對舉家搬遷一事達成了初步共識。

由於從蘇州到上海很方便，我老婆又開始在手機上查看上海各劇場越劇演出的排期，然後興奮地說：「上海的越劇演出比杭州多啊。」

第二天本來是工作日，但我老婆卻沒心思上班了，她決定請假去蘇州高鐵新城「考察」一下，確認搬家的「可行性」。

在未做案頭研究的情況下，所謂「考察」只能是停留在表象，如交通環境、居住環境、風景，並不能觸及高鐵新城的「精髓」。幸好，高鐵新城在表象方面也足夠有新引力。

第二天，我老婆在考察了一陣子後，微信上跟我表示「很滿意」。我得意地說：「你知道蘇州為啥把環境搞得這麼漂亮嗎？就是為了在招商引資的時候，騙人才的家屬的！」

「考察」回來後，我老婆對搬家的願望就比我自己還強烈了。然後，還有個變化令我哭笑不得——她本是越劇迷，但是，在決定搬家到蘇州之後，她開始聽蘇州評彈了，有幾天，她還對陸錦花版的《聲聲慢》開了單曲循環！

她很快就開始在boss直聘上找蘇州的工作機會。

後來，老婆問我：「做自動駕駛方向媒體的人挺多的，為什麼其他人都沒來蘇州，就你一個人來了？」 我說：「這是因為，其他人在北上深都有學區房，而我最窮，因此，搬家的機會成本最低。當然，搬家最難的是說服家人，而我的家人也最支持我。」

好幾個朋友在知道我搬家蘇州後，都對我有點「小崇拜」。當然，他們崇拜我，並不是因為我有「說走就走的魄力」，而是我「說服老婆的能力」。但實際上，我老婆不是被我說服的，而是被蘇州高鐵新城的價值說服的；我所擅長的，只是把高鐵新城的價值點以更簡明扼要、便於別人理解的語言表述出來而已。

當然，前幾年，我曾經有4次為了配合我老婆的工作而搬家的經歷，已經「攢足了人品」，所以，這次，讓她「配合」我，阻力也小一些。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11月8日上午，我和老婆一起到了蘇州。這天，我們幹了三件事：1.我跟先導產投董事長王佳利交流了一下自己接下來的規劃，確認雙方是否有合作的契合點；2.我老婆到下一任東家處面試（通過了）；3.租房。

租房的時候，房東說：「這套房子是新的，不僅沒有出租過，而且我們自己也沒住過，我們很愛惜，不想隨便租給什麼人。」這個時候，我老婆來了一句：「我老公是做自動駕駛的！」然後，房東說：「做自動駕駛的素質都挺高的。」

我當然知道自己並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做自動駕駛的」，我只是個自動駕駛行業的「信息搬運工」而已，只不過，我的複製黏貼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一些，一不小心融入了自動駕駛產業圈子；但打着「做自動駕駛的」這個旗號招搖撞騙，確實挺管用的。

話說，11月8日在高鐵新城交完房租和押金近2萬元之後，我跟我老婆的銀行賬戶加起來，只有2500元了，但我們都像啥困難都沒有一樣，「該幹嘛幹嘛」。

11月9號，我把杭州的房子掛給了幾家中介。為了「速戰速決」，我認為可以「低於市場價20萬」賣掉。然後，12月17日，我收到了買家的定金，整個過程不到40天。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我老婆一直忙於打包收拾行李中。搬家進入倒計時。

在我搬家之前，有同事和同學都說：「你應該先向高鐵新城爭取補貼，等政策落實後再搬家比較合適。」但並我不認同這個思維，我說：「我搬家，是因為這樣對我自己有利、對公司有利（便於我更高效地跟行業大牛交流，獲取數據、提升認知），那我為什麼要以搬家為籌碼來談補貼；補貼，能爭取到當然更好，但如果將補貼作為是否搬家的第一考量因素，那我跟騙子有什麼區別？」

然後，11月30號，在杭州的房租到期那天，我們正式坐上了開往蘇州高鐵新城的貨拉拉。

11月30號晚上，在步行過紅綠燈的時候，我聽見旁邊的一個人在電話上說「Momenta」。然後，就看到來來回回的自動駕駛測試車輛。此後的一天早上，我在家門前的相融路上散步，曾在不到8分鐘的時間裡連續看到4家無人駕駛公司的測試車輛。

那段時間，我的心情竟然猶如一個穆斯林到了「聖地」麥加一樣激動。

此後，有很多次，我都有這種過這種感覺:

從測試車輛的聚集度來看，蘇州高鐵新城就是L4自動駕駛試運營的「第一城」，我稱之為「中國的鳳凰城」；而從產業人才密度的角度來看，這就是我的「精神家園」。

搬家之前，我曾反覆告誡自己：到高鐵之後，一定要低調、低調、低調，不要發朋友圈說「我來了」——那段時間，我實在太忙了，要竭力避被太多的朋友約「一起吃個飯」，把時間切得太碎。但實際上，不到一周，我就徹底「破防了」。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里，我把公司的註冊地從杭州錢塘新區遷到了蘇州高鐵新城。

當時，一同學開玩笑說這是「遷都」。但所謂的「遷都」，就是我一個人遷過來了，我們的「公司總部」，就在我家的書房，其他同事還是分別在杭州、上海等城市辦公。

到今年10月份，我們終於在高鐵新城有了正式的辦公室，然後，也有同事從上海搬過來了。至此，這場「遷都」才算真正完成閉環。

話說，新辦公室就在我家門口，但我竟覺得自己是「最大受害者」——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在家辦公的效率最高，而且午睡也更有保障，但如果在高鐵新城也有了辦公室，我就被束縛了，不僅失去了在家辦公的自由，也失去了午睡自由；因此，之前我一個人在高鐵新城，其他同事在上海的組合對我來說就是最好的。

但我為什麼最終還是決定在高鐵新城設了辦公室呢？

正如同我在搬家之前預期的那樣，高鐵新城就是自動駕駛產業重要的信息集散基地，「家門口」的學習機會果然很多，除本地公司外，我在距家300米的小餐館跟許多來自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城市的業內朋友都交流過。

但這麼優質的學習資源，我們這邊，「竟然」只有我一個人獨享了，其他同事都沒怎麼分享到，這一直是我的一大遺憾；甚至可以說，我經常為其他同事錯過了無數次「白嫖」其他人知識的機會而「耿耿於懷」。

截止目前，我已在高鐵新城連續生活了10個多月，有一些關於跟自動駕駛相關的經歷、見聞和思考（思考部分涉及就業、招聘、創業、子女教育、招商引資），在此再絮絮叨叨幾段。

儘管蘇州也是一個文化底蘊相當深厚的的歷史名城，但跟那些「網紅城市」相比，蘇州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聲量要低得多，它更像是一個只知蒙頭做事、「不善言辭」的「理工男」。

儘管蘇州沒有一些「網紅城市」的喧囂與浮躁，夢想着一一夜暴富的人少、踏踏實實做事的人多，但在普通人的視角下，總覺得蘇州的「逼格還不夠高」。

很多人都無法理解，我為什麼要離開一個「省會城市」，去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都遜色一籌的「地級市」。

在得知我搬家後，有不少不明真相的同學問我：你們在蘇州有很多客戶嗎？我說：「以後也許有，但目前一個都沒有，而且，開拓更多的客戶，也不是我決定搬家的初心啊。」

盯着「客戶資源」走，那是「生意思維』，但我是有「數據思維」的，我主要盯着「學習資源」。

前面說過，我最終說服我老婆搬家，靠的主要是「崔老師這樣的高端鄰居」這個概念。到高鐵新城後第一次跟崔老師吃飯時，他在知道我曾打着他的旗號「招搖撞騙」後十分感動，給我開了個空頭支票：孩子的編程和吉他我包了。再然後，今年7月份，有一次我在家裡做沙龍上要用的桌牌，我老婆看見崔老師的名字後問我：這是我兒子的吉他老師嗎？

高鐵新城真正吸引我的地方，並不是潛在的「客戶資源」，而是崔老師這樣的「學習資源」——我遇到問題需要求助了，很容易在附近找一個專家來請教。

此外，我在搬家前就預測到，北上深的自動駕駛公司的大佬們來蘇州高鐵新城挖人或找客戶、拜訪供應商時，也會順便約我，這樣，我汲取的「數據量」就會越來越大，然後，我的算法就會「越來越牛逼」。事後看，我果然猜對了。

12月中旬，易控VP林巧來蘇州找Ouster劉志剛順便時約我午飯，我有些興奮地說：「在這裡見到你，我毫不意外。因為我一開始就想到了，『林巧來蘇州見Ouster劉志剛的時候肯定會約我一下』。」

我為什麼能「一開始就想到了」，是因為我「料事如神」嗎？當然不是，正解是：我對自己的「核心利益」保持高度敏感。我的核心利益就是了解產業信息、提升認知，那麼，對這些寶貴的「學習資源」，我當然能做到「念念不忘」了。

曾擔任高鐵新城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的陳國平對我反覆強調過的高鐵新城「學習資源多」這個優勢印象非常深刻。前兩次線下見面時，他都自豪地對在場的其他人說：「蘇老師說我們這裡『學習資源多』。」

我老婆在點評高鐵新城的交流學習環境時說：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非常貼切。高鐵新城的售樓小姐的微信朋友圈裡，也用到了這個詞。

2018年4月份之後的這四年半里，由於習慣了在家辦公，我覺得「去辦公室」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以至於搬家之前，在招聘的時候，我特別「害怕」候選人跟我在同一個城市——不在同一個城市，我還可以繼續心安理得地在家辦公，如果在同一個城市，我豈不是就得被「綁架」到辦公室去了？

當然，只有一種例外：如果能步行上下班的話，那去辦公室也可以。能步行上下班，已經成為了我的一個美好願望。

搬到高鐵新城後，我發現，寫字樓和住宅交錯分布着，我步行上下班的夢想，算是可以「永久性地實現了」。

去年在杭州的時候，由於杭州的學習資源太少，我不得不隔三差五地往上海跑。有一段時間，我還在跟我老婆商量「以後條件好了，要把家搬到杭州東站附近」，沒想到後來竟搬到了蘇州北站邊上。現在，離高鐵站近了，但我去上海的次數卻少了——高鐵新城的學習資源已經夠我忙乎的了，我哪裡還有時間再頻繁往上海跑啊？

時不時地，有外地的朋友向我打聽蘇州的這個那個，對此，我的答案都是：「我不知道，蘇州的其他地方我都不了解啊。我是生活在蘇州，但僅限於高鐵新城靠近北站這幾平方公里而已。」

說到這裡，我竟覺得自己的生活狀態跟「終生未離開過葛底斯堡小鎮卻擁有廣博的知識」的哲學家康德有點像——儘管我現在還沒有廣博的知識，但我相信遲早會有的，畢竟高鐵新城的學習資源多嘛。

在過去十幾年中，我一直對人才密度低的地方缺乏歸屬感，之前在所謂「最具幸福感城市」成都生活時就是這種感覺。

在2018年之後，我開始對「自動駕駛人才密度低」的城市缺乏歸屬感，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時不時會覺得當初選擇在杭州定居是個「極大的錯誤」。我曾多次希望搬家到深圳、上海，可惜實在太窮了。

2020年底，有一次我去深圳出差，老婆問：「啥時回來？」 我答道：「有句話描述成都說『來了就不想走』，對我而言，深圳則是一座讓我『去了就不想回』的城市。」我老婆說：「那你就別回來啊。」此後，她經常說：「幸虧你沒錢，否則你肯定會搬家去深圳。」

以至於在我舉家搬遷到蘇州之後，我老婆還動輒擔心我有朝一日會搬家到深圳。我說：「放心吧。蘇州高鐵新城的自動駕駛人才密度遠高於深圳，所以，我對這裡更有歸屬感。」

我為什麼會格外看重「自動駕駛人才密度」？因為，唯有如此才可以實現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統一。

這個觀點，不僅對個人很重要，而且對企業一方也很重要。

長期以來，在非一線城市很難招到一流人才是諸多企業的一大心病，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對人才來說，在非一線城市很難實現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統一，這絕對不是單單靠「高薪」或「宜居」就能實現的。

但在蘇州高鐵新城這種強二線城市的某個小版塊，由於科技人才的密度可以超過一線城市的大部分區域，人才的歸屬感不成問題，那麼，在這裡招到一流人才的難度就低於在其他的非一線城市。

科技人才密度高的背後，是產業聚集度高。

在產業聚集度高、人才密度高的地方，人才有歸屬感，不僅是因為人才更喜歡跟與他們在同一個層次的人交流，還因為，在這裡，他們能找到更多的「潛在東家」。

去年年底，我旁聽了一個自動駕駛人才論壇，某人力資源公司負責人在演講中提到，自動駕駛人才在找工作時會把"城市聚集效應"作為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具體原因，那位演講者沒明說，我是這麼理解的：如果這個城市的產業聚集度足夠高，人才在找工作時就不必擔心"公司會死"——這家死了，跳槽到隔壁就行了嘛。

相反，如果城市的產業聚集度不夠，那哪怕自己所供職的公司很強大，人才的安全感也是不足的——有朝一日公司死了或自己被裁員、覺得老闆是個傻X了，他可能得更換居住城市，對上了年紀的人而言，更換居住地往往會面臨家屬就業、孩子讀書、購房首付比例及貸款利率上升等一系列困難。

最近我發現，越來越多原本總部在武漢、天津等地的自動駕駛公司紛紛在蘇州高鐵新城落戶了，我想，蘇州高鐵新城吸引這些CEO的，絕不止是政策和高質量的服務，這裡自動駕駛產業的聚集度高，給了人才足夠的安全感、便於招人和留人，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人才的安全感，跟我們前面說的「歸屬感"是相輔相成的。

十幾年前，情感雞湯博主樂嘉老師在微博上提到的一個觀點:"歸屬感，就是你覺得自己強烈地離不開ta；安全感，就是你覺得ta強烈地離不開你。" 參照這個觀點，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蘇老師在各種情感雞湯文中一直認為歸屬感和安全感是一對矛盾，對女性來說尤其如此，"你越覺得自己離不開他，便越會擔心他離開你"。

後來，我又在升級版的雞湯文里說:"真正的安全感，不是你覺得他離不開你，而是你既愛他又有足夠的勇氣去接受他的離開；甚至，你有足夠的把握『下一任會更好』。"在這個邏輯上進一步推演，我們發現，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潛在的下一任」足夠多的情況下，歸屬感和安全感是可以同時實現的。

現在回到自動駕駛人才與公司、城市的關係中:如果這個城市的產業聚集度不夠高，人才往往是既沒有歸屬感(志同道合的人太少)也沒有安全感(下一任東家不好找)；但如果城市或區域的產業聚集度足夠高(如北京中關村、蘇州高鐵新城)，那人才在這裡就是既有歸屬感又有安全感。完美！

安全感與歸屬感這段，寫於2022年1月1日早上。當時，我從金科酒店的游泳館出來，在摯途樓下的餛飩店吃早餐時突然忍不住想寫這麼一段，然後，就在手機上寫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我媽和我老婆等不及我回去，還以為我不小心溺水了，先後打電話確認我是否平安。

前面討論「歸屬感」的問題時，漏掉了看起來很「俗氣」實則非常關鍵的一點：多數年輕的工程師，在上海都很難買得起大面積的住房。

為什麼強調大面積？這個重要嗎？非常重要。

我是一個對物質生活水平沒有任何追求的人——其他方面，只有「低保」水平我也可以接受，但我對住房面積有比較高的要求，因為，我逐漸發現，在很多情況下，足夠的住房面積是精神生活的必要保障。如果你業餘有提升自己的需求，有個面積比較大的書房/獨自一個人用的房間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過去幾年，在招聘中遇到有候選人說自己想在家辦公時，我通常會問一句「你獨自使用的房間面積有多大」，如果房間面積不夠大，我就認為他不具備在家辦公的條件——小房間裡容易打瞌睡，效率無法保證。

兩年前，我去杭州雲棲小鎮的一位同學家里做客時，同學說自己在家辦公的效率很低，他覺得自己「自律能力不行」，我說：「不對！真相是，你的書房面積太小了，裡面的空氣質量無法保證，你呆在裡面不舒服，進而無法保持持久的專注。」

連續幾個月的疫情封控那段時間，我就有一個很看起來很「武斷」的觀點：疫情期間，家裡住房面積小的夫妻關係的惡化程度，要超過住房面積大的夫妻，因為「我看着你就煩，但還是必須跟你擠在同一張床上」；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家裡住房面積小的孩子，學習成績將跟住房面積大的孩子拉開差距。

跟地段一樣，住房面積，本質上也是個精神生活層面的問題。考慮到高鐵新城的產業聚集度比較高，在上海買不了大房子的年輕工程師應該優先考慮高鐵新城。

很多人執着於一家人在上海擠在一個小房間裡，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耗費很多時間，主要是為了子女能在上海參加高考，似乎只要有了上海戶口，孩子就能輕輕鬆鬆地上復旦和交大了一樣...... 這其實是一個嚴重的誤解。

且不說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隨着落戶標準的大幅度降低，上海戶口的含金量已大幅度降低，更殘酷的真相是：在高中錄取率只有50%的情況下，考高中比考大學難，別看很多人拼命在上海買了學區房，孩子依然可能是上不了高中的...... 所以升學最需要考慮的第一點，是如何考個好高中，而不是考個好大學。

我對這個事情就想得很通透：孩子考高中的能力，歸根結底是父母文化素質和經濟實力的競爭，如果在上海，我屬於綜合競爭力排名40%-50%的父母，孩子考個好高中很難；但在蘇州，我就屬於排名前10%-20%的父母，孩子考個好高中就容易得多。那在哪裡生活對孩子考個好大學更有利呢？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蘇州之前曾經提到「逐步提高高中的錄取率』，這個政策就比上海和深圳這些地方有吸引力。

去年9月份，兒子跟奶奶回老家玩了一段時間，我們搬離杭州的時候，他們還沒回來。等12月份「回家」的時候，他們就沒再回杭州，而是直接到了蘇州。

兒子的觀察能力和好奇心都特別強，他很快就發現了高鐵新城的「精髓」。

我的書房就是臨街的，兒子動不動就進來我的書房玩。「無人車！」有一天上午，他在我的窗邊看外面的風景時，突然這麼喊了一句，老父親我轉過頭一看，果然是無人車。

我驚訝地問我媽說：「娃是怎麼看出來那是『無人車』的？」 我媽說：「應該是看見車頂上的『那個東西』了。」

然後，他又興奮地叫囂了七八次次：「天哪，無人駕駛車來了！」我轉身幾次，都看見了頭頂「那個東西」的車。「那個東西」，當然就是激光雷達了。小傢伙只要一看見「車+激光雷達」就能將其定性為「無人車」，我還是挺震驚的。

這個時候，兒子還不滿兩歲半。

第二天上午，他又來到我房間，指着窗外說:"爸爸，你抱我起來。"我問:"起來幹嘛？"他答道:"我要看無人駕駛車!"等被我抱起來後，他興奮地喊着:"好多好多無人駕駛車!我們坐無人駕駛車去媽媽上班那裡吧!"

那段時間，他正處於「分離焦慮期」，每天早上媽媽出門前，他都要哭鬧一會兒，並且，直他媽媽走了，他的哭鬧還要持續二三十分鐘......有一天早上，在他媽媽出們前，為了轉移他的注意力，我說：「來爸爸房間，在窗邊看無人駕駛車。」 然後他就興奮地過來了。

儘管知道媽媽出門後，他還是哭了，但這次只哭了兩三分鐘——哭鬧時間縮短了「一個數量級」......我開始是把他抱起來的，後來發現他流鼻涕了，就打算放下來給擦鼻涕，但放下來，他就哭了——看不到「無人車」了。直到我重新把他抱起來，他才重新高興起來。

有一段時間，他只要一進入我的書房，就嚷嚷着「我要看無人駕駛車」。有一次，等了好久還沒等到，他問我：「無人駕車去哪裡了？」隔了一會兒，他又很興奮低喊叫着：「天吶，無人駕駛車來了！」

春節前，某Robotaxi公司送了我一套冰箱貼，我把兒子叫過來問：「你看這是啥？」他無比興奮地說：「無人駕駛汽車！」儘管上面的激光雷達其實很小，沒那麼明顯。

春晚，有一個小品中提到了「無人駕駛」，我兒子立馬被撩撥起來了，然後是，在下一個節目裡看到大象後，他竟然在嘴裡嘀咕「無人駕駛大象」。為確認自己是不是聽錯了，我還在手機上百度出一張大象的圖片問他「這是啥」，他說：「無人駕駛大象」。

從他第一次接觸無人駕駛到現在已經有10個月了，但他竟無半點兒「審美疲勞」的跡象，而是一直充滿激情。

有一次，奶奶去幼兒園接他回家，他說：「我們還是打個T3無人駕駛吧。」回來後，我問他為何這麼執着於無人駕駛，他答道：「我就知道個無人駕駛車，無人駕駛車很帥！」

由於激情過於旺盛，他開始將「無人駕駛」這個概念「泛化」。比如，看到風車會自動旋轉，他就叫「無人駕駛風車」；有一次他跟奶媽出去院子玩的時候，妹妹在午睡，等他們回來的時候，發現妹妹已經醒來自己穿衣服了，他興奮地喊道：「她是個無人駕駛全自動的妹妹！」（這麼說是有道理的，平時，妹妹的衣服都是奶奶給穿的，而不會自己穿。）

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前幾天，他去上廁所的時候，我擔心褲子不太好脫，就問了一句「需要我幫忙嗎」，結果，他竟然答道：「不用，我這是『無人駕駛小雞雞』。」

果然不出我所料，從"省會城市"杭州搬家到"地級市"蘇州後，孩子的受教育條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降級了"，而是"極大地升級了"——難道，長期在充滿科技感的環境中被薰陶，還不如上一個好的幼兒園、小學嗎？(後者只是灌輸知識，而前者則是激發興趣，哪個價值更大，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我敢於如此果斷地從杭州「遷都」至蘇州，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原因：這裡有一支專業能力和使命感強都很強的幹部隊伍。

這不只是個我一個人的感受，而是智行眾維CEO安宏偉、清智科技CEO張磊、中智行戰略總監狄迪、Ouster市場總監劉志剛等常駐高新城的業內朋友的共同反饋。

狄迪在談起入駐蘇州高鐵新城以來的感受時說：「這邊，不僅是招商幹部對自動駕駛產業有情懷，而且，前相城區委書記顧海東、前高鐵新城黨工委書記蘇學慶、高鐵新城現任黨工委書記梁智垚這些人，都對產業都很熟悉。」

我是如何在搬家之前就已經有「蘇州有一批專業能力很強的招商幹部」這種判斷了呢？

去年4月2日，在九章的創刊詞發出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蘇州、嘉興都有招商幹部加了我的個人微信，但蘇州的最多——僅高鐵新城的就有至少4位，其中，周肖虹加向我發送微信好友申請的時間是23：36分！

很多人會覺得，我這個分析問題的思路過於奇葩，也過分「自戀」，實際上，有這種質疑的人，完全不懂傳播規律，邏輯思維能力也比較弱。

高鐵新城這麼多人在看完九章創刊詞就加了我的個人微信，足以反映出這個小城自動駕駛方向的招商幹部對產業信息的高度敏感性；但人不可能憑空「敏感」，敏感度的背後，是他們長期聚焦這個產業，對這個產業有感情、有使命感。

不認同上述推理邏輯的，基本上都是自動駕駛的門外漢。

下面是我在3月12日發在朋友圈的一段話：

有個朋友給我留言稱：「去年10月份，在把九章智駕推薦給我朋友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有一百多位朋友關注了九章，朋友們也說我是『真行業內人員』。」我反問：「所以，言外之意就是，沒關注九章智駕的，或者好友中關注九章的人比較少的，那就是「還沒入行」了？」他說：「是的。」

去年7月底，一個頭部投資機構的合伙人說：「在自動駕駛領域做投資的人，如果還沒關注過九章智駕，那就說明他還沒有入行。」

今年年初，我跟朋友開玩笑說：「我隱隱約約覺得，從我微信通訊錄中備註的個人信息（在哪家公司任職），大致上就可以看出各公司自動駕駛團隊規模的排名了。」因為，對九章的熟悉程度，大致上可以反映出該公司成員對自動駕駛相關信息的敏感度、熱情度。

因為，我以公司名稱為關鍵詞簡單地搜索了一下，我的通訊錄中，供應商中，來自華為、地平線、百度、博世、大疆、商湯、Momenta幾家的人數是最多的；Robotaxi公司中，來自小馬的是最多的；主機廠中，來自小鵬、長城+毫末、蔚來、理想幾家的人數是最多的，來自比亞迪的人則幾乎沒有（比亞迪自動駕駛團隊人數不少，但大都是過去一年才招的）。

外資/合資車企中，大眾系和通用系的人都挺多的，但福特的人很少，奔馳的人極少。所以，奔馳在中國是沒有自動駕駛研發團隊嗎？

若以上推斷成立，那今後在分析一些問題時，我們是否可以推出一個「九章指數」了？

然後，3月18日，奔馳宣布將在上海建立自動駕駛研發中心。這不就證明我3月12號的追問的「奔馳在中國是沒有自動駕駛研發團隊嗎」是蒙對了嗎？

那條朋友圈發出去後，一個高瓴資本的朋友問我：哪家投資機構的人加你最多？我搜索了一下，人數最多的就是高瓴，而高瓴確實也是在自動駕駛領域優質投資標的最多的機構之一。

我羅里吧嗦地寫上面這一段話，「裝逼」只是次要目的，主要目的是想強調，我「僅憑」高鐵新城有4位招商幹部在第一時間就加了我的個人微信而得出他們「專業能力強」，這個結論是極為靠譜的；就如同十幾年前還單身的時候，我就「武斷」地認為「能看上我這種又窮又丑又內向的傢伙的女生都是有一定內涵的」一樣（當然，這裡面出現了邏輯跳躍，因而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能力）。

另一個佐證是，陳國平、王佳利等人平時的微信朋友圈分享了很多自動駕駛技術相關的文章，他們是真的在認真鑽研。

由於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都很高，蘇州經常被跟杭州歸為一類，但實際上，這是兩個大不相同的類型:

杭州是小政府，在產業萌芽階段，政府不介入，等產業一步步發展起來了，政府再跟進，提供高質量服務；

蘇州則是大政府，產業尚未萌芽、甚至連種子都沒有、土壤也未必完全成熟的階段，政府就會培育土壤、引進種子，可以說是"人為造出一個產業"，蘇州政府在新興產業發展中的角色，有點類似於韓國政府當年在半導體產業發展中的角色。

當然，由於蘇州政府的服務姿態很低，因而也很容易被認為是"小政府"。

提到政府的服務姿態，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上世紀90年代末，崑山市打算引進台塑集團，有一次，時任崑山市長撥通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三房老婆的電話說：「阿姨，我是崑山的小X......」

2009年下半年，有一次，我聽崑山市委或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幹部說，他們每年會讓台商給領導幹部打分.....

2014年6月初，有一個下午，我啥事沒幹，就在網上看崑山前招商局局長孫建中的演講稿《崑山之路》，足足看了四五個小時——對我那說，那個演講比武俠小說還有吸引力。過去幾年，我向很多在其他城市做招商引資的朋友讀推薦過那篇演講稿。

崑山的很多官員，給人的印象是「不像官員」。主要特點是：不僅「說人話」的能力很強，而且，具有企業家一樣的使命感。

我對蘇州的印象，跟崑山差不多，感情也類似。

2016年下半年，希捷半導體關閉在蘇州園區的工廠時，我竟然有種「蘇州會不會走下坡路」的擔憂；接下來的一兩年裡，媒體上關於「外資撤離」的討論越來越多時，我更加為蘇州「捏了一一把汗」；2018年，蘇州引進Momenta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蘇州很焦慮，正在試圖擺脫對外資的依賴，抓住這一波新的機會.....

說實話，在2018年，對蘇州這一波轉型能否成功，我並沒有把握。當然，從事後的實際成績來看，我還是過於悲觀了。而下面幾位朋友的反饋，則讓我對蘇州的轉型充滿了信心——

某毫米波雷達公司市場部的朋友在高鐵新城跟我吃飯時說：「蘇州的招商引資是最卷的，竟然每個街道都有招商部門。」

虎嗅網的一位朋友在蘇州出差時跟我說：「在北方，我發現很多城市都躺平了，但我來蘇州後發現，這裡上上下下都很拼。」

我同事蘭斯琪說：「各地都說在搶人，但我發現蘇州是真正落到實處了。」

2016年初，我的前老闆秦朔老師在一篇文章中說，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發展很快，除企業家精神被釋放出來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有一批事業心很強的幹部。當時，我的第一反應是：崑山、蘇州。當然，上海、廣東、浙江的幹部隊伍也很強，但由於自己對大蘇州更熟悉，所以才有了這樣的本能反應。

前段時間，我跟一位在崑山創業十多年的同學聊起自己平時的一些觀察時，他說：「中西部跟東南沿海的差距會越來越大，後者在政府的契約意識、幹部的視野這些方面的壁壘會越來越深。」 我想，概括地說，就是，這裡有一大批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幹部。

去年12月份以來，由於我經常在朋友圈發一些稱讚高鐵新城的內容，然後，有好幾個朋友在評論中調侃「你是在相城區委宣傳部上班嗎」「你應該去相城區招商部」。我倒不介意別人這麼說，因為，我是發自內容地認同。

有一次，我突然意識到，我經常是不小心將對崑山的「信任和好感」遷移到相城。當然，「他們都屬於大蘇州」只是表面原因，其內在邏輯是：我慢慢發現，黨政系統裡面也有一種類似於「企業文化」的東西，通過過去十幾年的觀察，我對大蘇州黨政領導班子的「企業文化」有比較高的信任感。

還有一個我在過去十幾年對別人講了幾十遍的例子：2007年7月份，我去崑山人才市場提交落戶所需資料，「竟然」沒有遇到任何刁難，整個過程不到3分鐘就搞定；8月份，我去崑山長江派出所辦身份證，到了拍照環節，發現那個照相館（派出所的照相館）的門上寫着四個字：不用敲門。

對我這個從西部18線鄉村出來的小村青年，這兩件事都挺「刷新三觀」的。相比之下，六年之後，在西部某省會城市的一個國企小領導辦公室的門上，我看到了三個字：請敲門。

2014年6月，我從成都回到崑山採訪，寫了篇《「弱勢」的政府如何為強勢的企業服務》。稿子寫好後，我們副總編也被驚呆了，他說：「這篇應該給省委當內參！」

這副總編之前對我是「各種看不上」，內部競聘時給我投了反對票，我差點失業，後來也給我過幾次穿小鞋，直到我寫崑山那篇文章出來後，他才開始對我「另眼相看」，我也才免除了「對失業的恐懼」。

但那位領導直到退休也沒有搞明白，那篇文章「寫得好」，實際上是因為崑山做得好，是他們給我提供的「數據」質量高，而不是我的「算法」牛逼。

上面提到我在2014年到崑山採訪時的用詞是「回到崑山」，實際上，我在去成都之前的上一站並不是崑山，而是鎮江，但在「去崑山」的時候，我的用詞卻是「回到崑山」。這跟我的戶口和房產在崑山沒有絲毫關係，而是因為我在情感上對崑山有非常強烈的認同感。

在成都工作將近三年，有幾個同事問我為啥不把戶口遷到成都，為何不把崑山的房子賣掉在成都買房，這就是壓根兒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崑山。在多數人的眼中，成都這樣的強二線城市肯定優於崑山這樣的縣級市，但在我的心目中，崑山是無可取代的。

實際上，我不僅在提起崑山時的用詞是「回」，在提到蘇州時同樣是「回」,以至於有人誤以為我是蘇州人。這就是「歸屬感」。當時，有個在蘇州的兄弟，為了讓我「回到蘇州」，還給我介紹了一個蘇州女孩子。

提到被服務對象對一個城市的「歸屬感」，我想起自己在2014年採訪崑山一位招商局副局長時聽到的故事：有一次，這位副局長發短信給一位常駐崑山的台商「你在哪裡」，對方的回答是「我去台灣出差了」。

他本來就是台灣人啊，難度不應該說是「回台灣」嗎？把回台灣說成是「出差」，可見他在內心裡已經把崑山當成自己的家了。

蘇州能讓人才和企業家都有歸屬感，除了政府的使命感強、服務姿態低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領導幹部有能力跟企業家對話。

這句話聽上去像是在「高級黑」，難道別其他地方的領導幹部就沒有能力跟企業家對話嗎？真沒有，大多數幹部都沒有這個能力。許多幹部連「零官腔」跟農民對話的能力都沒有，而跟企業家對話，是需要一定專業素養的，普通的幹部怎麼可以？

1月中旬，在先導產投組織的一場智能網聯產業的晚宴上，有一個從四川過來的老總很震驚地問高鐵新城管委會的一位幹部：「今天下午的活動現場，怎麼是書記（指時任相城區委書記季晶）親自在講解無人駕駛產業布局，還講得這麼清楚？」

（2019年底在長沙聽到湘江新區一位管委會副主任關於V2X的脫稿演講時、2020年底在廣州聽到廣州經信局局長關於智能網聯的演講時，我也是同樣的反應。）

言外之意，在很多地方，一把手只會對「上級領導」仔細地介紹，而不會對企業代表講那麼細；況且，這種專業的東西，很多地方的一把手是「講不清楚的」。

但在大蘇州，這實在「再正常不過了」。

我想起，2009年，時任崑山市委書記張國華（現任河北省委常委、雄安新區黨工委書記）在央視《對話》 欄目上接受陳偉鴻採訪時在談一些OLED的技術，讓我們這些在北方長大、對「官員」這個群體存在嚴重偏見的人讚嘆不已。當時，跟我一起看電視的同學點評道：「看來，張國華這傢伙平時確實是在認真工作啊。」

前段時間，我跟那位在崑山的同學聊起這些事，他說：「這幾年不是有很多『芯騙』嗎，但這些騙子在蘇州一帶是無法得逞的，招商幹部們只要隨便問幾個問題，就能讓他們『現了原形』。」

去年11月，在爭取說服我老婆同意搬家時，我給她說了這麼一段話：「九章成立後，我曾希望利用自己在行業內的影響力，對杭州在自動駕駛方向的招商引資做出點貢獻，畢竟，在這裡生活四年多了，我還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在一次線下活動上，我也遇到了這邊的招商幹部，對方的態度很熱情，但對自動駕駛完全沒感覺，聊不到不到一塊去。如果是蘇州高鐵新城，就完全不一樣了，高鐵新城在這麼短的時間聚集了這麼多自動駕駛公司，很能說明問題。」

在本文的初稿完成後，正好劉志剛找我聊點事情，我按捺不住興奮說：「假期寫了篇文章，正文剛開頭就提到了你，中間提到了，結尾也提到了。提前給你過目一下。」志剛看完之後說：「感同身受，說出了我的心聲！」

志剛還告訴我，Ouster在中國的辦公室最初也是定在上海，「老外一般都比較喜歡上海，我給他們扭轉了觀念，改到了高鐵新城。」

2019年，劉志剛請Ouster的亞太區VP 來蘇州參加了智能駕駛大會並且拜訪了客戶，實際感受到了蘇州這邊智能駕駛的氛圍（集中度高）。「確定來蘇州後，在園區和高鐵新城中間還有選擇，最終他們選擇了高鐵新城，因為這邊的服務不僅更貼心，而且更專業。」

在此前後，還有另外兩家自動駕駛供應鏈上的公司在劉志剛的強烈推薦下落戶高鐵新城。「其實從方便性講，去園區會對公司負責人個人更好，但產業都在高鐵新城，只有到這邊來，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出公司的價值。」

後來，北京某無人駕駛公司COO在我朋友圈的一段內容下的評論中說：「我跟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員都打過交道，相城區的領導幹部水平是最高的。」這個「水平最高」未必準確，但如果說他們「對無人駕駛的理解最深」，應該不算誇張。

既然沿海的很多城市都有一批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幹部，那為什麼蘇州相城區的領導幹部對自動駕駛產業的理解比其他地方的幹部們深？

我分析，最關鍵的理由有二：1.他們是「生態打法」「產業鏈招商」，因而，會長期關注這個產業（我通過公眾號後台發現，高鐵新城黨工委書記甚至關注了九章智駕）；2.有一部分人聚焦於這個賽道，甚至是在一個階段內，除這個賽道之外的方向都不關注。

這兩點都使得他們對自動駕駛產業的感情要比那些僅把自動駕駛當成一個「政績」的幹部要深得多。感情越深，則越會出於本能去關注——這個時候，他們對自動駕駛的關注與理解，實際上就已經「跟工作無關」了。

到了這一步，有能力「跟企業家對話」，自然就不在話下了。

站在企業的角度看，領導幹部如果對產業不理解，招商座談會上的情形必然是「你很愛我，但你不懂我」，但來相城區跟領導幹部談時，企業家們發現「你不僅愛我，而且懂我」，因此，自然就更願意來這邊落戶了。我想，這是高鐵新城能在短短四五年裡就聚集起這麼多自動駕駛相關公司的最核心原因。

「無論創業還是求職，聚焦特定領域深耕，最大的福利是，哪怕你比較佛系，沒那麼拼，也很容易享受到『時間的複利』；相反，如果不斷開闢新的業務線、嘗試新的方向，則無論你多努力，增長或進步都是線性的。」這是我去年年底在朋友圈發的一句話，對領導幹部來說，這個規律也是適用的。

北上深廣四大一線城市都聚集起了一大批優秀的自動駕駛公司，但這些城市的存量人才資源、資金資源、政策權限都非蘇州可比，蘇州只是一個沒有多少身份優勢的地級市。蘇州高鐵新城的自動駕駛產業聚集區，是當地政府「憑空」造出來的，這才是真的牛逼。

本文在開頭提到，九章最初有一項業務方向是「幫助地方政府做自動駕駛方向的招商引資」，為此，我還專門跟《招商引資內參》的主編聊了這一個想法，不過，在列舉出幾個潛在的「合作夥伴後」，蘇州高鐵新城被我「第一個排除掉」，原因是「他們自己就很強了，不需要外力支持」。事後看來，這是一個嚴重的誤判。

我來之前跟先導產投董事長王佳利聊過一次，但其他人可能並不清楚。12月5號晚上接近23：00的時候，當時還在擔任高鐵新城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的陳國平在知道我搬到高鐵新城後，微信上留言邀請我次日去他辦公室聊一聊；次日早上，周肖虹在知道我搬過來之後，也邀請我下午去辦公室交流一下。之後，我們的交流很頻繁。

跟他們接觸後，我才發現，我之前想的「蘇州已經很強了，不再需要我們了」這個思路不對。對招商幹部們來說，吸引企業落戶只是第一步，讓企業在這裡能更好地發展好，更重要。招後服務，比招更重要。

後來，跟一些朋友聊起此事，我感慨說：學霸們，總覺自己「還不夠優秀」。

大膽預測一下：憑着良好的基礎設施及強大的招商引資能力、高質量的服務水平，蘇州高鐵新城將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來自全國各地的無人駕駛公司在此測試、落戶，這裡將可能成為中國的「鳳凰城」「L4自動駕駛第一城」。

1. 這次「遷都」，並沒有經過特別嚴格的論證，我更多地是靠直覺來做決策。如我對林巧說的「我早就知道你來蘇州找劉志剛時肯定會約我」，這明顯是直覺。

九章的深度文章做成目前這種與眾不同的風格，也是我憑直覺定的標準。事後看，這一直覺是很準的。

最早讓我意識到自己「直覺很準」的是兩件事：

（1）.N多年前，我曾憑直覺信口開河了一句「越是有價值的媳婦，娶起來越便宜，持有成本越低」，後來，為確認這個觀點是否成立，我從正反面展開了一套嚴密的論證，結果發現，觀點是靠譜的，以這句話為標題的文章也成為我在雞湯界的「成名作」。

（2）.以前追我老婆時被拒絕過幾次，但我憑直覺得出「其實你早就愛上我了，只是你自己尚未意識到而已」，然後，隔三差五對她重複一下這句話。之前，我並不知道她最終接受我跟這句話有因果關係，但到了五六年後，有一次她突然「無厘頭」地警告我：「以後不許對任何女人講『其實你早就愛上我了，只是你自己尚未意識到而已』」，我方才明白，這句憑直覺說出的話其實非常有殺傷力，也才明白，我當時的直接挺准。

直覺，其實就是人的「深度學習算法」。

之前經常看到一些做企業管理研究的人說，創業者們在重大事項決策的關鍵時刻，依賴的往往不是調研，而是直覺。很少有人能解釋清楚這個直覺究竟是什麼，但我覺得，這個「直覺」，其實就是數據驅動的「深度學習算法」。

所謂的「直覺准」，並不是什麼天分，其背後都是日積月累的信息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認知。類似於大數據分析，結論和信息之間有相關性，但沒有因果關係，或者是因果關係不夠直接、不夠明顯，人很難用邏輯解釋清楚，便說這是「直覺」。

當然，並非所有人在經歷過大量的數據之後都能形成這樣一套「深度學習算法」，這背後考驗的是個人的「數據閉環能力」。

2.去年12月初，我跟許良和劉嘉俊兩位同事一起去周肖虹辦公室交流，周肖虹對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搬過來有些驚訝，我開玩笑說：「我對高鐵新城絕對是真愛。」

後來，由於我在朋友圈替高鐵新城「打廣告」太頻繁，當然，質量也太高，有不少朋友說我是「高鐵新城最佳代言人」。

一方面是真的認同，另一方，說「屁股腦袋」也未嘗不可——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在此，我的孩子也將在這裡長大，高鐵新城自動駕駛產業的繁榮程度，也會影響到我的個人，我當然得「賣力地吹」啊。當然，我搬家的因果關係是「腦袋決定屁股」，因此，串在一起，我這一系列行為在本質還是「腦袋決定腦袋」。

3.寫這篇的過程中，我多次想起Ouster劉志剛在去年說過的一句話：蘇老師每次寫自己的經歷，都會把自己對自動駕駛的愛寫得淋漓精緻。

這句話讓我想到，去年9月份，一位同事在面試的時候問我：「你們的競爭對手是誰？」當時，我的回覆是：「也許在別人看來，XXX、XXX、XXX都是競爭對手，但在我自己看來，我們其實沒有競爭對手。」

當時覺得這話有點狂，但我後來明白了原因：其他人做事，很少如我這般把「你是不是我的真愛」放在第一位的。多數人都被生意思維綁架，他們沒有情懷、沒有使命感。沒有使命感的人，怎麼有資格成為我的競爭對手呢？偶爾遇到一個有使命感的人/團隊，我對他的態度是尊敬的，哪怕做的是同樣的事情，我也不會僅僅把他當做「競爭對手」。

4.現九章智駕誠招行業研究員/諮詢顧問，歡迎把「你是不是我的真愛」放在第一位、利弊權衡放到第二位的有使命感的朋友投簡歷到我的郵箱suqingtao@jiuzhang-ai.com。

5.儘管高鐵新城聚集了很多自動駕駛人才，但技術人才們之間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大家彼此之間都有交流的訴求，但缺乏一個平台。後面，九章會不定期地舉辦高質量的技術沙龍，為控制交流質量，人數會控制在10人以內。

我說的是所有參會者都能進行高質量討論的沙龍，而不是一個人在上面講自家產品的廣告、其他人在下面玩手機的那種活動——跟九章的文章一樣，九章的沙龍也延續了「廢話率極低」這一標準，沒有無效社交。

9月中旬，有幾個朋友在參加完沙龍之後跟我說：「你們的沙龍，3小時交流的信息量，也許超過別人的3天大會上的有效信息量。」我好不謙虛地說：「確實如此。」事實上，我們的沙龍經常「拖堂」半小時以上，卻沒有人提前離開。

沙龍活動基本是在我和幾位同事的微信朋友圈發通知，很少通過微信公眾號，有興趣的，歡迎掃描文末的二維碼添加我的微信，平時多留意我的朋友圈。

托馬斯·卡萊爾說過：沒有來過蘇州高鐵新城交流過的人，不足以談自動駕駛。希望能跟各位在沙龍上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