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工業的鄉緣

一個「適配」分析視角（上）

文 / 折曉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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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講座217】折曉葉：工業的鄉緣

2021年6月30日

鄉村工業化是一個經典研究議題，研究者眾多且對於工業，特別是與農業相距較遠的工業，是否應該進入鄉村，多有爭議。聚焦這一長時段中工業蘊釀、發育、成長乃至衰落的生命歷程，對於它在鄉村的生存形態和組織行為背後的制度邏輯進行考查，探討它何以在城市大工業和農業市場化的雙重擠壓下頑強生存，不但有助於認識工業聚集和擴散的規律和趨勢，而且還可以對事物有一個相對完整的認識，對當下它所產生的影響有一個深入的理解。在這種思路下討論問題，仍會有許多新的發現。

歷史地看，工業在中國鄉村的經歷並不簡單，工業化的進程十分漫長且複雜，大約經歷過家庭手工業、社隊工業、鄉鎮企業工業、民營工業等四個階段。其中鄉鎮企業承前啟後，既不同於原初形態的家庭手工業，也已脫離農產品加工和農機生產製造，而是向着城市大工業延伸出的加工業發展，之後又逐漸從勞動密集型向科技含量高的產業發展。

縱觀這一歷史過程，國運國策的變化影響深遠，成為鄉村工業興衰的必要條件，否則在某些階段就不會忽而發生工業突飛猛進，忽而又戛然而止的狀況。但是，如果沒有鄉村發展需要打開「農工相輔」微觀空間的內在需求，宏觀機會仍然會從手邊溜走或者得而復失，所以可把鄉村的內在需求看作是一個補充進來的充分條件。這在本文重點關注的鄉鎮企業發展階段，表現得尤為明顯。

鄉鎮企業所代表的這一輪工業化，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力量，落腳在鄉村，對應着與城市完全不同的鄉土社會環境，形成了不同於以往任何時候的微觀城鄉關係和制度條件，因而忽視其中任何一方，都會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一般認為，工業化與城市化一體兩面。若從城市角度看問題，便是城市工業擴散成就了鄉村工業化；但若從城鄉互動的角度看問題，工業下鄉就不僅是城市工業輻射或外擴的結果，而且也是鄉村利用政策「請」工業進入的結果，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出現了鄉村工業對城市工業的反向拉力，發生了資源由城市向鄉村的逆向流動，城鄉工業分割的局面因鄉鎮企業的突飛猛進而被打破，鄉鎮企業成為中國經濟結構中獨具特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反映出改革的基本邏輯，即用新的增量財富來擺脫舊的國家計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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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鄉鎮企業

從城鄉互動關係的角度看，雖然這一時期鄉村工業的發展的確離不開城市工業的支持，特別是19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為鄉村工業化開了兩個政策口子，一是將宜於農村加工的農副產品逐步由社隊企業加工，二是城市工廠要把一部分宜於在農村加工的產品或零部件，有計劃地擴散給社隊企業經營，支援設備，指導技術。

但是，由於沒有相應的實施政策，城市工業並沒有發揮好這種作用，因而如果認為是城市工業擴散成就了鄉村工業化，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是鄉村挖了城市工業的牆角，否則就不會出現198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與鄉鎮企業那一場大爭論，最後由於市場經濟的推進而化解。一位鄉鎮企業家曾這樣描述道：「老虎稱大王，猴子照樣跳」。這也間接說明，工業下鄉的主動權掌握在鄉村一方。

當然，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鄉鎮企業的出現似乎是一個意料之外的事情。它之所以為體制改革和國家意識形態所接受，並且在制度上被加以肯定和推廣，是因為這支建立於社隊企業基礎之上的隊伍，在嚴格的計劃經濟環境下開闢了一小塊早期市場經濟的新天地，最終迎合了改革意識形態下的政治過程和政策過程，使這些本質上反計劃經濟的改革行動獲得了成功。

如果仔細思考它的發展路徑，恰好為我們提出了另外一種視角，那就是說，鄉鎮企業發展最重要的優勢，不在於它最能利用市場機制，而在於它最能擺脫國家計劃控制，不在於它最能接受城市工業輻射，而在於它最能利用城市改革難以推動的契機。1980年代中期以後，由價格雙軌制所引發的體制內諸多層面的雙軌制，為體制外的增長提供了競爭性條件。它所提供的機會結構是，競爭性增長既穩定住了存量，讓舊有的結構保持相對穩定，又使得新的增長加大了增量部分，讓新的市場改革的試驗得以進行。這就讓我們不能單從城鄉靜態關係的角度，而需要從城鄉互動的角度看問題。

在這個視角下，經典工業化理論對於鄉村工業化尚存在幾個缺失。其一，將工業化和城市化視為一個過程的兩個面向，所以主要從城市的角度考量工業化，缺少從鄉村一方看問題的視角；其二，將工業化首先看作是經濟變遷過程，所以從經濟的角度考量其效益成為合理的思路，缺少從社會層面考慮其社會過程；其三，將工業化看作城市工業擴散及工業下鄉的過程，缺少對鄉村「請工業進村」動力的考量；其四，從農業「過密化」的被動視角考慮農業勞動力轉移，缺少對農民自主尋求「增長」的非農化思考。

填補這些缺失，需要從鄉一方或者說不能不從鄉的角度考慮問題。正如一些有識之士所表達的，以鄉村作為社會本位是中國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思考與實踐，在今天關於什麼是工業化的討論中，應該獲得新的理解。

從鄉的一方看問題，工業的適度發展、農業的持續、鄉村的利益、農民的意願和參與等，才會成為問題的核心，而其中農民問題更是核心中的核心，與農民問題直接關聯的農民生計和就業、農村社區發展、工農互補問題，更是鄉村工業化的關鍵議題。當然討論這一議題，離不開農民、社區和國家三者之間的關係，這似乎是一個極其一般的或者常規性的思路。但是，將分析的重心落在何處，卻事關重大，不同的落腳處往往引出完全不同的理論和視角。

本研究把鄉村社區作為微觀視角的窗口，提出一些不同於宏觀視角的基層視角和問題。就鄉鎮企業起落而言，雖然宏觀制度條件的變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毋庸質疑的，但是工業與鄉村結緣背後卻有其獨特的制度邏輯。

那麼，從「鄉」一方的視角來看，工業何以與鄉村結緣，其背後又有着怎樣的制度邏輯呢？

1980年代鄉鎮企業在中國鄉村最基層的掘起，不可否認是工業化制度史的演進為它打開了一扇窗口，但是其所以成功，從根本上說並不是因為政策開有口子，也不是因為農民天生會鑽空掙錢，更不是因為城市工業需要尋找更便宜的加工點，而是因為農村經濟中一直存在一個「農工相輔」的歷史傳統和結構空間。回顧一部完整的鄉村工業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於這個空間的拓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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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織圖》

南宋樓璹繪，清宮廷畫師重繪

不幸的是，在農業時代地少人多條件下，農工相輔的結構空間並不大，而且在以往戶籍制度限制下向農業和鄉村以外拓展的可能性就更小。但正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生存空間以及不斷拓展它的需要，才使得國家不得不調整經濟戰略和政策，從而在工農業之間以及城鄉之間重新分割利益。從這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即是打破這種結構空間束縛的一場變革。它至少拓展出兩個新的空間，用以破解「內卷」問題，其中一個即是非農化和鄉村工業化，另一個則是緊隨農村工業化，人口開始向發達地區和城市（鎮）流動，從而推動了城市化進程。

這個空間的打開，有着重要的變革意義，以此作為基礎結構框架，才有可能實現適度工業化，開拓鄉村的合理發展空間。

這一邏輯源自於上述「農工相輔」的歷史遺產，雖然鄉村工業在城市工業戰略主導下萎縮，但它也頑強延續至社隊企業乃至鄉鎮企業。

在工業得以成規模地進入農村後，工農業收益「剪刀差」所產生的比較利益，才促使農民放棄農業。農民不願意固守農田，分田到戶時期的種養大戶已失去賺錢示範作用，農民「羨慕其收入，不羨慕其工作」。而為農業服務的加工業的需求和賺錢效益並不比農業強多少。因此依靠非農化增加家庭收入，使得非農工作機會的吸引力超乎尋常，農民個人和家庭更實際地考慮向非農轉移。

「無工不富」自然成為非農化的合理邏輯。以往人口與土地相比「過密化」產生的農業擠出效應或城鄉推拉學說，是解釋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經典理論。現實情況是，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勞動力非農化加劇時，農地拋荒與勞力非農化同時發生，人口與土地相比過密化的推斷，其解釋力受到質疑。

有學者早在研究華北原初織布業時就對此提出質疑，指出對農民來說「……織布業卻是利益遠高於耕田的非農就業。江陰就一度由所謂荒田織布的情況發生。這些情況說明，在清末民初，一些土布的織布區的興起並非農民過密化行為的結果，而是農民追求最大利益的非農就業的結果。」這個從原初織布業實踐提出的看法，仍然部分適用於解釋鄉鎮企業時期工業化的動力所在。

從一些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如蘇南來看，人地矛盾無疑是將剩餘勞力擠出農業的某種力量，但是幾乎從工業進入鄉村開始，就同時出現了農地拋荒與非農化同時存在的情況，也就是說，即便剩餘勞動力被擠出了，人地矛盾減弱了，也沒人願意種地了。這說明追求「增長」，實現利益最大化，才是農村工業化最大的動力機制。在有條件接觸城市工業的地區，集體地或合夥合作地辦廠，「請工業進村」，也就成為那一時期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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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南農村

19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宏觀背景下，農民作為行動主體所具有的參與能力和意義，表現得日益豐富。這裡所謂「反制度控制」具有「去制度化」的意含，但更多地被視為農民正常的日常生活策略，只不過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制度控制的系統性風險使得「反控制」的表現更為弱勢。從這個角度來說，「反控制」也是在特定的機會結構下，弱勢一方採用的非對抗性的特殊互動機制和行動策略。鄉村工業化過程中，鄉鎮企業正是在早期城市企業改革難以推動的機會結構下，反計劃經濟控制而行才取得成功的。

控制與反控制，構成一對矛盾的辯證統一。而要達成統一，則必然契合到了共同的增長邏輯和共贏的利益空間，沒有這種共同性，所產生的結果就只能是「革命性」的而不可能是「改革性」的。在這個過程中，有幾個來自不同方面的條件，提供了機會結構，其一是改革留出了有彈性的制度空間，容許「試一試，看一看」，請工業進村正是「試一試」的結果。其二是行動者對機會結構具有了洞察和把握的能力，而機會總是競爭性的，往往由那些具有機會敏感性的精英和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地區、社區或個人首先得到，因而產生出激烈的競爭，製造出種種差距，而制度性缺口的打開以及改革的推進，正是在這些競爭和差距刺激下開展的。其三是村莊的鄉土規則留有對社會宏觀體制和制度以及意識形態適應、磨合和適配的餘地，工業才有了落地的可能。

從工業化村莊的實際情況來看，直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村莊內部的條件和因素，並且由於內源動力的不同，這種發展是分散的，發展的水平和發展的道路在不同地區甚至同一地區都存在着相當大的差異。關注這些差異，是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

從內源發展的觀點看，鄉村工業化，雖然是在城鄉分割與體制分割這樣一種雙重二元結構背景下開始的，但也是農民認識到現有體制既限制他們進入城市，又提供了將城市資源引入農村即「請工業進村」的機會，因而也是他們利用本土的優勢，在村莊集體地實現向非農轉化的主動選擇。

從國家宏觀視角看去，中國鄉村發展在以往很長時期內都沒有定位在國家發展的較高的優先次序上，更不要說鄉村工業。在村莊裡辦工業的村幹部和村民，從村莊農業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歷史軌跡中早已看到，外力干預的力量一旦撤離，輸入型的改造和建設便會逐漸失去其活力，借力而為的合法性也會動搖，村民依然要實實在在地維持他們自己的生計，仍然要回到他們自己的日常生活，村莊也仍然要恢復到其自身的發展軌道上去。這種歷史的經驗，村民們並不會因工業的進入而輕易忘記和放棄。

但是他們也更明白，抓住工業化的機遇才有可能實現經濟增長，自行的工業積累才是村莊公共品提供和農業發展的可靠基礎。從案例村所在地區的現實情況來看，在經過一定時期的工業增長之後，特別是村企之間達成合作的前提下，都有企業回饋或工業資本反投本村農業和村社區建設的舉動。

從鄉村自我發展的角度看問題，並不意味着主張自由發展，而是強調鄉村社會終究要走到自恰發展的軌道上去。從可觀察的經驗如本文案例那樣，鄉村一方的反向視角，反而有可能解除「增長即發展」的發展主義。鄉村一方的視角，強調鄉村社區的綜合發展是現代化中不可或缺的社會戰略，凸顯的將是加強鄉土意識，推動鄉緣建設，增進農民再合作，主張「農工相輔」、「城鄉互容性」等發展議題。

辦在村莊裡的工業特別是集體制工業企業，有一整套的依靠社區傳統的經濟機制。以節約企業流動資金為例，工業企業制度引進村莊後，儘管生產方式、周期和核算都與農業大相徑庭，但也並不一定促成「月工資制」的實行。企業最可利用的，是家庭農耕文化里時間表按以年為單位的農業收穫季節計算的方式，也就是說，工人接受按農曆年一次結算工資而不是工業企業貫常的月工資制，實際的收益分配是與農作物生產和收穫周期相適應的，因而多以支取生活費和年底集中結算的方式進行。這樣一來，企業平時只按少量的用錢需要發放一點生活費給工人，其餘充入企業流動資金，年底結清時並不支付利息。

「月工資，年結清」的做法就說明，在社區內部，企業經濟成本的降低是以社區成員及其家庭普遍分擔和讓利為代價的。另外，企業不景氣或停產歇業時，可以不向職工甚至村民工支付任何待業工資。這說明在農村社區內部，企業家的經營風險能順利地向農民和土地轉嫁。這種運作方式的經濟效益是明顯的，這是企業不出村的隱密經濟方式之一，也是適合於辦在村莊的工業類型所可以接納的方式。

這種方式是以職工習慣由農業時代沿襲下來的分配辦法為基礎的，同時，這類村莊中絕大多數人的家庭仍兼營農業，工業分配的這種方式恰好與農業收益的周期相配合，更適於家庭安排各種計劃。但是在珠江三角洲引進「三來一補」企業的村莊中，卻很少見到這種情形，村裡的企業接單生產，大多參照發單外企的制度，實行徹底的月工資制度。這是外向型經濟的特點，在這些村莊中早已見不到農地和農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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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東莞太平手袋廠

從上述制度邏輯中，可以看到村莊內應性條件的重要作用，也就引出了本文研究的問題和分析思路。從1980－1990年代可觀察的鄉村工業化實踐來看，雖然宏觀戰略和政策都是農村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充分條件。經典工業化的思路，主要是從宏觀視角上來看待鄉村工業化在大工業體系中是否有位置，發展大工業次生結構的條件是什麼等議題。當然，工業進入或撤離鄉村，受到宏觀政策和客觀條件的影響甚大，但是對工業接納與否，讓不讓它或它能不能夠紮根鄉村，卻取決於村莊內在的動力。

本文關注的問題是，為什麼在國家宏觀制度變遷背景下，在某些地區相同的制度條件或環境下，工業化僅只在某些鄉鎮和村莊啟動並持續了呢？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力量，它與鄉村傳統力量之間如何互動融合，又如何產生出種種新的動力、規則、方式和關係，從而推動了工業的落地和發展呢？

這些問題引發的微觀動力，是本文理解鄉村日常工業生活邏輯的議題和主旨。當然，這並不只是一個外因由內因起作用的簡單辯證問題，而是一個宏觀和微觀、內外要素相互適配、再建與融合的問題。本文在解釋上述問題時，採用了「鄉緣」和「適配」這兩個個核心概念。這裡先對適配加以說明，對鄉緣則另闢一節進行討論。

匹配（match）在經濟學視野下，匹配是資源配置達到均衡（雙方不可能再找到更好的匹配對象）以取得最佳效益，降低交易成本的手段或一系列機制，注重對既定要素資源「搜尋」「選擇」和「對位」的過程。這基本上是一種靜態分析，強調結果的有效性，對於要素之間如何達成匹配以及相互適應性的改變過程則沒有過多關注。

經濟社會學者藉助於這個概念並試圖擴展到一些更普遍的社會科學的範疇加以討論，例如，格氏從社會學的角度比較深入和明確地討論了匹配範疇，加入了對人職匹配等過程中的社會關係網絡機制的研究，指出社會關係網絡是信息傳遞的關鍵橋樑，是勞動力市場中促使供給和需求兩條曲線得以相交的「匹配機制」。在藉助於這個分析框架時，需要進一步注意到，在請工業進村的過程中，社會關係網絡對於工業信息和資源，不止有靜態的搜尋和配對的功能，還有動態的動員、開發甚至創造能動性的功能。

更有啟發性的一項研究，是對社區善治中治理手段的選擇與社區自然秉賦匹配的研究。指出就社區治理研究的新思路而言，「匹配」實際上是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學範疇，具有深層的機製作用。社區治理主體如何將現存的社區自然稟賦和不同的治理手段，與所欲達成的治理目標價值匹配起來，恰為整個研究的關鍵所在，因此必須加以深入探討。

這項研究的理論啟發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可以了解到的是，研究藉助於匹配這個概念的基本內函，它處理的要素資源還是即定的，匹配是一個對既定要素資源「搜尋」、「選擇」和「對位」的過程，而對於要素本身的對應性動態改變也難以過多關注。進一步的研究，注意到了匹配的動態過程，注意到社會互動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這是與本研究最為貼近的觀點。

為了特別突出其動態過程，本研究採用「適配」概念加以分析。

適配（adapt）概念轉型於「匹配」這個經濟學概念，指兩種要素或力量在互動中各自產生的適應性的變化，關照工業經營的理性與鄉緣的「非理性」之間的互融。這裡更多強調的是行動及其動態過程，而不是既定的社會經濟要素在結構位置中的搭配，強調「促使」的能動過程，即促使兩種要素或力量在互動中各自產生適配性的變化，以此來解釋匹配是怎樣發生的。

也就是說，適配具有雙重互動性。一方面它是一個選擇和對位、變革和相互適應的動態變化過程，二者之間不是哪一方受制於或適應於另一方，也不止是所搜尋的工業既定類型是否與村莊既有的資源條件（包括自然的和社會性的）和日常生活邏輯匹配的問題，而且是後者能否通過互動行為而有所變化，以便與前者達成適配的問題。

另一方面它還是一個社會互動過程，不僅僅是一種工業經濟生活「嵌入」社會關係結構中的問題，而且是參與主體通過社會互動而影響甚至決定適配形態的問題，即使具有穩定形態的傳統要素，如後文討論的鄉緣也須在這種互動發生改變，才能適配於新的工業產業。從這個角度看，鄉村工業化，正是將動態變化的鄉緣規範納入到工業生產和組織情境中的社會過程。也正是從這個視角，我們才容易理解新的工業化力量與鄉村傳統力量如何才得以相互融合，而適配正是互融得以達成的機制。

關於適配問題，其實在中國鄉村變遷研究中一直都有所體現。林耀華在破解金翼之家變遷時就曾指出，所謂社會變遷即是指從一種平衡狀態到另一種非平衡狀態直至一個新的平衡狀態體系的確立，人類生活就是搖擺於平衡與紛擾之間，搖擺於均衡與非均衡之間。而導致鄉村社會體系變遷力量中不僅有人際關係和物質環境，還有因技術變遷而引起的它們二者的適應性變化。研究者對於國家力量進入或退出村莊也給予了相當關注，社區生活傳統在回應中是消失還是回歸，成為其中討論的重要問題，注意到在政治文化和行政政策變遷所引發的適應性變化中，外力與鄉土文化之間更加需要相互協調的配合過程。

費孝通早期在對江村鄉村工業研究中，曾採用「三欄分析法」將村莊工業變遷中「促使變革的外界力量、變化的情況，承受變化的傳統力量」分別列出，仔細對比分析了承受者對諸多外力做出的適應性改變，指出村莊的親屬關係和其他社會關係以新的形式進行着重新組合，並將隨着工業的變遷得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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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考察蘇南鄉鎮企業

我與合作者在研究1980－1990年代村莊工業化時，發現工業化和市場化力量可能比行政化力量更為有力地促進了自然村落生活的衰落，但鄉村社會在外部力量與內部動力之間始終存在一種張力：一方面村社區與外部大社會諸多體系之間的聯繫日益加強，比任何時候都越來越成為宏觀社會體系的次級結構，而另一方面卻沒有發生人們通常所說的那種社區解體的情形，社區內聚力和自主性也並沒有下降，相反社區不斷尋找新的有適應力的方式與大社會結合在一起。

可見，外來力量和新技術怎樣整合進社區生活從而引起鄉村傳統變化，是鄉村變遷的題中應有之意，但是互動的主動性在哪一方，作用和意義是很不相同的。如上研究發現，在社會變遷中，鄉一方的適應性變化並不鮮見，特別是在外來力量強加或強勢推進下，被動地適應就更為普遍。那麼，面對異質性工業力量的進入，鄉村傳統力量怎樣才能發生更加主動的適配性對應呢？

本文所論的鄉緣之所以產生積極的適配性變化，與「請工業進村」的主動行為密切相關。首先，「請工業進村」是小村莊與大社會之間的一種以鄉為主動方的新的互動方式，所以適配才具有了不同於被動適應的更加積極的意義，才更加具有了分析的性質。其次，村莊主動的適配過程同樣也會促使外來力量發生適配性的變化。正是由於適配過程的這些特點，才使得工業落地與否產生了差別，也才得以產生出種種新的動力、規則、方式和關係。

如是，我將在適配分析中採用以下幾個維度：

其一，適配的動態過程。這個維度分布在客體和主體兩個軸線上，包括引發適配的動力事件或事項、範圍、目標和適配結構變化。在本研究中指鄉村工業化、市場化等事項，事項的複雜程度越高，適配的方位和範圍越難以確定，適配的目標也就越難以達成。本研究中適配的目標隱含在「工業進村」這個特定條件下的諸個制度邏輯中，從中可抽象出村社區經濟發展和社區治理雙贏的總體目標。

其二，適配的社會互動結構。互動性是適配最為重要的特質，特別是主體之間的社會互動對於適配過程產生重要影響。這個維度主要分布在主體軸線上，分布着參與適配的不同社會特質的行動者，包括組織和個人，反映出適配的社會性條件。不同特質的行動主體在適配過程中會有不同的表現並且發生不同的互動關係，這反過來影響乃至型塑着適配行動的模式以及社會關係結構，並且他們社會行為的特點和互動程度，反映適配結構與實際運行之間的差別，差異性越大，適配的不確定性越大，促使變革的能動性也就越強，適配機制也就更加多樣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適配就不只是既定要素對位的過程，而且是不同特質的行動者互動的結果。需要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適配不僅是一個搜尋工業供給和村莊需求對位和搭配問題，而且是經由社會互動而動員供給甚至開發供給的問題。

其三，適配的穩定性和延續性。這個維度分布在時空軸線上，指適配結構的持續時間和變動頻率，反映適配結構演變的不同階段和動態過程。由於事項複雜，村社區日常生活邏輯又在變與不變之間存在張力，所謂適配的穩定，實際是一個動態平衡過程，如何達到動態平衡，是這個分析維度的核心。

適配的動態平衡過程越適合於時空要求，其結構關係越完善越合理，否則就會出現失衡和失敗。在本研究中，我將這種動態變化描述為「紮根、留根、傷根、移根」。同時，我還將分析適配過程的複雜性和反覆性，以說明鄉緣在不斷適配過程中才得以保持其可持續性。

還需要一提的，是本文為什麼以村辦工業（企業）作為研究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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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鎮企業博物館

2010年

鄉村工業化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鼎勝時期的鄉鎮企業和農民向非農產業流動這兩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情，兩件在理論預期和假設上都與「城」或「鎮」有關聯的事，卻主要都沒有發生在城鎮。統計資料告訴我們，鄉鎮企業鼎勝時期，從數量上說70%—80％的鄉鎮企業辦在村莊。小城鎮人口在人口中所占比重不高，人口聚集規模較小，農民就地「轉移」和異地「流動」也在相當程度上落腳在經濟發達地區的鄉村。也就是說，農民僅只離開了自「鄉」而去到了他「鄉」。

這種現象的存在，使幾個與現代化和發展問題有關的基本假設並未能按照預期實現：工業化的推進並沒有大幅度減少農村人口（不只是戶籍人口而且是實際留在農村的人口）的數量；工業化與城市化特別是政策支持的城市化並未能同步進行，相反，卻強有力地刺激了鄉村社區特別是村社區的超前發展，造就了「工業村」的新形態。

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自身城鎮化的過程與工業化卻是同步進行的。「村辦」之所以引人關注，還因為它與「鎮辦」有着很大的不同，村辦不僅更加貼近於農耕文化傳統變遷的親和力，而且產權存在實質性的差別，村辦帶有社區母體社會關係的典型特徵。工業主要落地在村莊，這與工業化經典方式如此地不同而又真實地發生了，這就值得問一問為什麼，也就值得以村莊工業為觀察和探究的重點了。

這裡所強調的諸多問題和議題，其實都指向了工業落地鄉村的另一個微觀決定因素或條件，需要對它進行深入的剖析和理解，那就是本文關注的另一個議題即鄉緣。

工業與鄉村結緣，不只是工業落地在鄉村，更是與鄉土社會資源的緊密結合。如果我們將前述工業化的基本條件加以控制，就會發現在外部條件類似情況下，以鄉緣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資源的差異，為工業化提供了不同的微觀制度環境，也就是說不同的鄉緣與工業具有不同的結合方式。

那些得以請工業進村的，倡導變革和承受變革的，都是村裡的幹部和村民，這表明村莊內生的經過改造的傳統關係結構對增長性的工業化具有相當的包容性。工業在鄉村的發展，說到底是由鄉緣作為包容機制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鄉緣作為一種制度條件亦被再建，不斷地與工業制度相互適配，相互融合。

在這裡，鄉緣並不是「緣分」的簡單涵義，而是一種可資開發和利用的社會性資源。從靜態結構來看它是以鄉土社會關係為其內涵，從動態所謂結緣來看，則是指工業與鄉村結成關係的原因、由來和條件，一方面是工業體制對鄉土資源進行利用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鄉緣關係應對工業體制的過程。所以，鄉緣包含着三層相互關聯的內容，即是社會關係結構、制度機制和互動策略的結合體。

從社會關係的角度看，傳統鄉緣關係的靜態構成略微複雜，主要由親緣、地緣和業緣關係組成。傳統緣關係具有先賦性，在有些社會關係體系如家族村落中甚至是三而合一的。親緣關係是由某種血緣關係而結成的，有如個人終生的胎記，不可改變。地緣關係是指以地理位置為聯結紐帶，在一定的地理範圍內共同生活、活動而交往產生的人際關係。

其中除去祖居地作為藉貫具有先賦性外，較比親緣關係，它通常隨着人口在地理位置上的遷移而發生變化。業緣關係是人們由職業或行業的活動需要而結成的人際關係。在傳統村落中，因全部從事農業且由戶籍制度加以約束，業緣也就被淡化了。除去這幾個傳統緣關係外，還有一種黨政組織造就的「政緣」關係，是指由行政的因緣在一定地域上結成的穩定關係。由於獨特且長時段持續，可以說是一種因行政沿革而賦予的關係。

上述這幾緣關係並不是鄉村社會所獨有的，普遍存在於社會關係之中，問題僅在於，這些緣關係在多大程度上與社會關係體系分離開了，或者在多大程度是結合在一起，並且起着主導作用。在鄉村社區，這幾緣關係的結合程度很高，因之可以將鄉緣概括成為一個綜合性概念。

當一個正在工業化的村莊，「親、地、業、政」這幾緣分離的程度不高，人們無論在做什麼，都要比城裡人更多出一層這樣的鄉緣關係，並且把它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性資源，在新興的工業經濟活動中加以開發和利用時，鄉緣關係對於理解這個村莊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實質部分，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1.「組織」的邊緣

所謂政緣，是傳統村落的自然結構中所沒有的，是由外力植入的組織化的人際關係，出於國家和地方管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組織制度。

將村落之間以及村落與上層組織之間以政緣相連，大規模地在村莊中組建行政組織結構，主要是20世紀中期以後伴隨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而發生的事情。行政性村莊最早出現在1950年代，初時以自然村為基礎，規模較小，主要是新政權在地方改革中向下延伸的一個行政環節。農業合作化推行和深入後，大規模地並社並村，才從組織上改變了自然村落之間的關係。可以追尋到，村莊行政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配合合作化實現進而擴大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程度和範圍；之二是通過規模效益提高農業產量，以便配合國家工業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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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合作化

我們現今在村莊中可觀察到的政緣關係，已不完全是如上所說由外力加入並具有超穩定性的結構了。有兩種力量弱化了村莊原有的政緣關係。一種是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行及土地使用權的分散化，另一種是非農化和市場化的力量，都使政緣不再是必備的關係。與此同時，卻又有三種力量強化了村莊新的政緣關係。

第一種是工業化使村莊外部的政緣互動關係不僅成為必要而且極大地擴展了。工業化要求村莊發展對外的新的不局限於原有行政地域的政緣關係。如我們所觀察的這一類工業化村莊那樣，依靠兼併其他村莊來實現政緣關係的擴展。工業化還使社區外部的政緣關係不僅成為必要而且極大地擴展了，以村為中心，打破地方既定的行政格局，依靠人際關係的牽扯來建立新的非正式政緣關係。

這些關係往往利用原有的行政體系但又不囿於行政層級的制約，多有越級跨地區跨部門的特點，有些村莊甚至於直接與省部級機構建立了聯繫。從實用的角度看，依靠行政因緣來擴展關係，將政緣變成一種能動的力量，其目的仍然是將村莊與大社會聯繫起來，使村莊從大社會中獲取更多的有助於工業化的資源和利益。

第二種是國家改變對鄉村的控制方式，對行政村放權，使其成為自治社區。這一方面減弱了國家對村莊的行政控制，另一方面卻增強了村莊內部的政緣關係。自治，成為行政村感召內聚力，控制社區資源，動員社區力量的權力資源，從而有可能使行政村作為一個基本社會單位的功能增強，產生適配性的工業集體制。

第三種是地方行政人事政策的力量造就了應對工業化的制度企業家。制度企業家是指兼有社區政權領導職務和企業經營者雙重身份的企業家，他們較之普通企業家一方面可以更便利地獲取體制內資源，另一方面也需要為社區直接而負責地承擔公共義務和責任。

在蘇南等地的村辦企業中，制度企業家一般有兩種固定搭配：一種是由「老村干」直接創辦企業並擔任現職的，有「黨支部書記－董事長」、「村長－總經理」的搭配方式；另一種是村政組織吸收有經驗的本村企業經營者入主村政，擔任村書記職務，或者外聘成功人士經營企業，並委以村書記副職等。一般來說，不再委派其它村幹部進入企業，目的是要通過這種制度安排既給企業經營者一定的經營自主權，又將社區利益與企業緊密聯繫，依靠企業的成功使社區和村政也從中獲益。

於是，在村莊工業化的過程中，傳統組織與現代產業組織有很高的整合性，制度企業家成為了聯結和協調各系統如社區與市場、非行政組織與政府行政機構等等之間的平衡點。他們是村莊裡的精英人物，既是村莊「黨政企」權力的執撐者，也是協調各系統的中間人。村政組織者的角色使他們不致於使企業的經濟行為只遵循經濟的原則而偏離社區利益太遠，而企業家的角色又使他們不致於為了政治的或社區的利益而使企業在經濟上損失太大。

同時，因為他們既是黨政組織在村莊的代表，掌握着村莊與外界的各種關係，又是村民降任於斯的村莊帶頭人，這種雙重的角色和性格，使他們實際地維繫着村莊各類組織之間，以及村與村民、村民與外來人、村莊與外部市場體系和地方行政體系之間的關係。

制度企業家在制度安排中之所以具有強權，這與集體制產權內含的行政等級制度相關聯。集體制的權力結構是以「行政職位權力」作為基礎的，依此形成等級結構，特別是最高權力是由「行政職位」加「公司職位」共同構成，失去前者就必須放棄後者。這種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制度環境，對制度企業家具有較強的約束力，即便徹底轉私的企業家（如本文案例塘村一樣），也不能不將村莊家園建設放在自己中長期規劃中加以實施。

目前這一批具有此特徵的老書記尚在位，但他們任期之後，村莊在組織和制度上會不會因他們退位而發生新的變化，仍與其下一代繼任者的制度特徵有關。此外，鄉鎮企業發展中，是否有能力利用本地區甚至國家的社會資源，是一個關鍵因素，制度企業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企業家能力和精神」內涵中實在應有「利用社會資源的能力」這一特徵。

總而言之，政緣背景下村莊的組織資源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工業進村決不只是個產業轉換和技術引進問題，更是一個組織化過程，需要村莊組織通過變革來對接和支撐。可觀察的經驗告訴我們，工業與政緣組織的適配程度如何，直接影響到工業進村的命運。

2.「擬出」的親緣

「擬親緣」的概念，用來表明在村落中取得唯一生活經驗和習慣的人們，在組建家族和社區以外的團體或組織活動時，自然而然地將其中的結構型態、親緣關係模式和處事方式推廣、概化、帶入那些非家族非社區性的團體或組織的現象，即「自己人」模式。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對傳統信任結構的突破。村莊在先賦的所謂「有根底」關係的基礎上，很快就實現了關係和信任結構的轉換，將原來鄉土基礎上的傳統關係轉換成了「不知根底」的鄉土以外的規模更大的新關係。這種新關係往往攀延業緣的渠道，用「哥兒們」、「自己人」這一類關係模式，擬制出類似鄉土的信任結構。新建構的人緣往往不如鄉土的穩定、牢靠，但卻是廣泛的、超越本土的、可以與市場聯結的。鄉鎮企業在微觀經濟活動中通過人緣在市場上構建業緣，恰恰成為其成功擴展市場的一個基本特點。

從微觀的社區層面上看去，「擬親緣」聯帶方式的產生受到兩種力量的驅使。一方面村莊的內部合作集團強烈地排斥他人進入，而另一方面工業經濟所創造的大公司組織模式又要求突破這種封閉性，要求合作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說，這兩種力量之間的搏弈造就了「擬親緣」這一折衷的模式。擬制的親緣關係模式，既維護了家族處事方式，保證了內合作群體的利益不受其侵犯，又滿足了新的工業組織體制對擴展合作的要求，因而在鄉村基層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被有效地加以運用。

從宏觀社會組織的層面上看去，「擬親緣」又是大社會的組織體制具有「雙重」結構帶來的互動產物。村莊所面臨的組織體制是二元的，即行政控制的正式組織與非行政控制的非正式組織渠道同時並存。擬制出的親密的「緣」關係，是一種重要的組織資源，村莊如果運用得當，就會非常有效。

那些工業化村莊正是藉助於此，不斷地將那些可以利用的正式而等級森嚴的行政關係，乃至經濟契約的關係，轉化成了擬似親緣的親密的、情感性的和合作的關係，並利用這種關係和方式處理着與外界的各種往來，影響着村莊以外的其他合作對象，從而不斷地把這些社會關係資源轉化成了巨大的經濟資本。特別是當企業在產業擴展和管理向現代企業轉型後，這種擬制的關係幫助企業在人事制度上比較容易脫離傳統關係模式造成的束縛，而不至於對企業人事改革造成太猛烈的衝擊。

這種處事方式，正是在經濟理性與社會理性之間尋找一種適配平衡，既保證了內合作群體的利益不受侵犯，又滿足了新的工業組織體制對擴展合作的要求。無疑，「擬親緣」關係，是鄉村工業化過程中重要的適配性的組織資源。

3.「拉出」的業緣

農業勞作條件下，那種在同一個生活範圍內，職業相同，因業而緣起的關係，幾乎無關緊要，可以隱藏在血緣、地緣和政緣的關係背後。在集體制時代，村民被組織成勞動集體，「生產隊」作為業緣組織的功能被加強，但是集體組織一方面在組建時並未打亂原有血緣和地緣關係格局，另一方面它更像一個以行政手段組織生產的行政組織，主要職能是根據國家對農產品的需要，保證糧食和經濟作物生產任務的完成，在大隊範圍內保證國家的徵購、派購和收購任務。

因此可以說，籍此而發展出的關係似乎帶有更強的政緣色彩，村里人的主導關係並不完全是因為業緣才發生的。農工相輔，原本是村莊傳統的業緣結構空間，只不過在國家城市工業化戰略主導下壓縮了這個空間，之後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又重新有限度地打開了這個空間，從而成為了工業得以進村的鄉緣基礎。

村里人因工作和事業而結成的主要新型關係，發生在工業特別是大工業進村過程中，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村莊與外界通過市場和人緣而建立的業緣關係，另一部分是村莊內部通過工業而結成的村民之間以及村民與外來人之間的新型業緣關係。村莊與外界的業緣關係，雖因工業而緣起，但並不完全是通過市場自由競爭而建立的，準確地說，是通過老的和新建立的人緣互動關係在市場上「拉」出來的。

在不完全市場條件下，鄉鎮企業活躍在兩種體制之間，靠拉關係建立產業，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話題。不過，依靠人緣的拉動，構造出村莊宏大的產業，通過人緣建構業緣，轉而又以業緣再建構規模更大的人緣，並以此為線索來經營市場，其中的社會學意義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工業進村以後，村里人之間的業緣關係也突現起來。村里人因人而異，在工廠分工化的不同崗位上結成新型的業緣關係，還有一部分進入鎮辦工廠，在新的生活範圍內結成全新的職業關係。

同時，村莊以各種方式保留農業，以集體或農戶為單位形成新的「農工相輔」的業緣結構空間。業緣關係終於從其他關係中獨立出來，受到從未有過的重視，幾乎成為村里最為活躍的關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業緣關係從其他關係中獨立出來，是鄉緣適應地方工業化與不完全市場經濟的一種適配行為。

4. 「經營」的地緣

這裡所謂地緣，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經濟概念。首先，土地及其經濟是鄉村地緣關係的根基。鄉緣產生自土地及其聯帶關係，失去了它，沒有了農工相輔的物質空間，鄉緣也就沒有了着落，這正是過度工業化的悲劇所在。工業化和非農化，並不能等同於「非農地化」，否則，從大處着眼，工業化和城市化缺少了農業的支持何以為繼。從微處着眼，鄉村居民沒有了農地的相輔，市場經濟並不能夠確保工業在鄉村的成功，工業一旦失敗或撤離，鄉村承受的代價將是慘烈的，不僅會發生經濟的衰敗，還會發生社區的解體。這已經是鄉村工業化實踐中可見的事實。

地緣的社會性特徵及其可經營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在幾個工業化的案例村中都注意過這個問題：「怎樣才能成為村子裡的人？」結果發現，至今仍然存在費孝通先生在1930—1940年代即指出的幾個條件，第一是要生根在地里，在村子裡有土地。第二是要從婚姻中進入到當地的親屬圈子。這幾個條件，在現今這些工業化的村子裡仍然是不容易獲得的，可見地緣的自然結構一直被人為地從經濟上、心理上、文化上建構着，並且是最不易於接受外來力量的衝擊。

戶籍「在地」，曾硬化了原本自然屬性的地緣關係。農業戶籍不但突出了地緣中「鄉」的屬性，而且給它加上了制度化標誌，從而限制了鄉村人口的流動，將他們長期固定在鄉。但是在工業化的衝擊下，這種地緣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分田人頭、村藉制度、集體制合作體系、地緣行政和政治等等，都使傳統地緣概念發生了外延變化，對於鄉緣的重塑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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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籍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關係密切

總之，從自然的居地「生活地緣」到建立「制度關係」，也是鄉緣適應地方工業化與不完全市場經濟的一種適配行為。所謂「制度關係」，是社區內部互動的結果，帶有非正式制度的特點，具有「村規民約」的性質。這種約定不同於政策和法規，只要大多數村民同意又不違法就可執行。為了規範村民行為，制定時幹部和村民的參與程度很高，村自為政，各不相同。

試舉其中幾項：

第一，分田人頭與在地保障。費孝通先生所說的上述二個條件在現今的村莊裡是用土地權和戶籍來控制的。土地權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制實行中，由「分田人頭」再次加以確定，在土地不可能擴大的條件下，新加入者包括新婚者就要從他人手中調整出土地，因而難度很大，被村里人嚴格加以控制。從某種程度上說，土地權成為地緣關係的核心，以至於進入婚姻圈成了唯一變為「村里人」的途徑，因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村中獲得土地權。

在這裡，戶籍與土地權相互配合，其控制是有效的。同族同村的心理認同也不再成為確定地緣關係的必要條件，沒有土地權和村籍，即使生長於斯，也就等於失去了地緣的身份。對於工業進村後社區福利分配來說，「親、地」雙緣關係顯得更為重要。合作並不是社區成員的天賦權利，合作組織也是以土地產權為核心的利益共同體。這就使地緣關係據有了新的制度邊界。

第二，村藉制度與利益排他性。因居地而產生的緣分，或者說聯繫的可能性，我們稱作「緣」。從本原上說，它是一種區位關係，也帶有心理的認同。籍，則不同，籍所表明的雖是地緣，但隸屬關係是制度化的，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在村子裡我們常常聽到與籍相關的說法有三種，籍貫、戶籍和村籍。其中，籍貫與地緣的原本意義最為接近，表明的是祖居地或出生地在村子（或更大地域範圍）里，並不計較現在是否居住在此，隸屬關係是淡薄的。

戶籍和村籍則是制度化的地緣關係，隸屬關係是強制性的，但強調的不是居住地理接近，而是由制度確定的居住身份相同。特別是村籍，承認地緣的基礎和戶籍的資格，但二者又都不能自然對等於村籍。村籍制度是經濟發達地區村莊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獨特現象，是村莊之間因工業收益形成巨大差別後，進行自我保護和加強利益控制的一種制度，也是鞏固地緣關係的制度化形式，這是傳統地緣關系所不具備的特性。

經過村民代表大會協商確定的村籍制度的核心，是控制外來人口流入和防止村莊利益外流。這已經演變成一種與工資、福利、就業、教育等相關聯的制度綜合體系，擁有村籍，就具有了優先選擇職業，享受村民福利、補貼或集體分配，以及在村內批地建房辦廠，入股投資分紅等權利。另一方面，村民也必須與村莊共擔經濟風險，遵守村規民約，承擔村民應盡的各種義務，如合作互助，輔助病殘，尊老愛幼等。失去村籍，村民就失去了在村中的一切利益，而新加入者則有權分享其中的一部分。

因此，村籍制度控制下的村莊利益分配帶有強烈的排他性。當然，村籍制度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現象，它也是村莊產權的社區所有制以及由此產生的分配製度的伴生物。由於村籍涉及村莊利益的分配，因此村籍形成的社會界限，也成為村社區的基本分層結構的基礎。

第三，集體制合作體系與在地成員權。集體制的存在使地緣關係複雜起來，地緣與土地權緊密結合下，集體製成為辦工業可資利用的一種制度資源。雖然村莊在工業化過程中都發生了土地集中經營，傳統集體制已難以承擔新的合作體系之重，需要改造成為新的合作體系。這類合作體系不只發生在集體制傳統深厚的蘇南模式，在其他模式中也存在。

就蘇南村級合作體系來說，在分田人頭和村藉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合作體系成員的確定不再是天賦的，而是由地方制度和村社區村民代表大會和村議規則所賦與的。村莊普遍採用土地股、人口股和農齡股來作為成員權確定的邊界。

第四，地緣行政和意識形態與工業體制選擇。我與合作者曾對不同地區工業化程度高的村莊進行過比較研究，使用表示村社區內部組織水平和合作方式的指標，將合作體系主要分為「集體制」合作、「股份制」合作和「村政」與「民企」合作三種類型。這個指標不僅反映集體化水平的高低，而且主要反映合作水平和合作方式的差異。

這個指標與反映地區發展模式的分類指標略有重合，比如「集體制」合作方式多發生在蘇南初期模式中，後改為以集體制為其核心的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合作方式多發生在珠江模式中，而「村政」與「民企」的合作則主要發生在晉江模式中。鄉鎮企業發展過程中，曾流行過的這幾種模式，恰恰都是不同地緣關係的某些新的表現，它直接影響到鄉村工業體制的選擇，比如長三角的工業集體制、珠三角的工業股份合作制、福建晉江的工業私營或民營體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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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全國大中型鄉鎮企業會議代表參觀紅豆集團

陳永年 攝

在蘇南地區鄉村工業化過程中，地方政府的工業發展政策和地方意識形態，就是工業集體制產生的直接推動力，而這些在其他地方則或強或弱，甚至與其相反。可見，工業集體制的出現和解體，都帶有典型的地緣行政和意識形態特徵，也就是說與地方行政推行的政策和意識形態具有很高相關性。

從以上鄉緣靜態結構的延展中，已經可以看到鄉緣與工業化之間所發生的相互適配過程，如果再從動態利用的角度看問題，對鄉緣只做「社會關係」的理解，就顯得狹隘的了，即便加入了制度機制的理解，也還是不足的。鄉緣還是一種行動策略，一組動態的互動關係。

緣關係將關係人括進圈子，但是有關係並不意味着可以利用，而且圈子是可以突破靜態的結構而擬制和擴展的，於是它也就不再是先賦的、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可以再造的，因而才得以與工業活動的發生和發展相互適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鄉緣是一種與鄉村結成關係的原由和條件。

動態的鄉緣（作為制度機制）具有這樣一些特點：

首先把親族看作一個自然的經濟共同體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有親緣不等於有人脈，工業化要求突破先賦性的親緣關係，把擬似親緣的「自己人」擴展成為人脈；業緣關係較之農業社會更加凸現，早已突破農業而向工商業擴展，特別是出現了可以在鄉村安生立命的工業製造業態，工業業緣與地緣和人脈也就具有了更緊密的關聯。

其次，鄉緣不是一種靜態的先賦性的關係。有「在地」的先賦性關係，不等於能夠利用地方資源，後者才是工業落地所需要的條件。這其中的道理很明顯，因為「生於斯，長於斯」，不見得就擁有地緣資本。如果沒有人的不斷眷戀、關懷乃至長期經營，沒有地緣關係人之間的互動行為，地緣不可能變成可資利用的關係資本。

對於鄉村工業來說，經營上的「地利」也並不是唾手可得的，它必須深入當地社會的日常生活實踐，掌握和組織農民生活中一切與務工有關的活動。所以，地方工業在經營上所依賴的地緣，並不是因地理上的坐落和社區上的生活自然生成的，這個條件固然是基礎性的，但若沒有人為的建構，地緣不可能變成對於營運有用的關係資本。這一點對於發展中的村莊具有重要意義。

鄉緣也不是封閉性的，在地的非先賦性關係也可能再造出新的適配於工業發展的鄉緣。地緣的邊界亦會隨着工業活動的擴展，從村社區到縣域或省域去延伸，例如帶有區域特徵商會的出現。因社會資源的獲取方式變化，鄉緣也更加具有開放性，從名義上到事實上，都具有了實質性的互動關係。這在我們的案例中都有事實根據。

再次，鄉緣還具有了被再造的特質，特別是地緣關係，由於人口和產業的流動以及戶籍的鬆動，地方社會資源被深度開發利用，在地關係擴展了，取代了先賦性的戶籍地緣關係。伴隨着工業資源的流動，大量創業者和勞動人口的進入，原屬地的緣關係被打破，在地重建的緣關係實際支持着工業落地和發展。特別是一些地區因產業發展需要，適度放開了農業戶籍進入，以支持人才帶動的工業流動，正如我們案例所描述的，這對於辦在村鎮的工業企業家提供了再建鄉緣的機會。

由此可見工業進村並發展，並不是直接依靠了村落傳統文化和關係，而是促使這些傳統在保持其根基穩定下發生了適配性的變化，或者更加準確地說是「變通」，也就是說變化是適應性的，並沒有或難以超越傳統的框架，比如「自家人」並沒有超越「親」的傳統，經營出的地緣並沒有超越「在地」的傳統，等等。當鄉緣的內核由軟性的社會關係演變成為硬性的制度和規範機制時，或者說原本特定社會關係獨享的資源鬆動，成為適應市場需要的可轉移使用的社會資源時，才得以與工業體制二者相輔相成，互為條件，共同促進鄉村工業化的進程。

鄉緣的這些結構性變化，產生了一個驚人結果，那就是工業化過程中的村里人，對資源的利用空間大大地擴展了，突破了原本獨享或專用於村莊的社會性資源和物質資源的傳統，以便能夠在更廣範圍去利用公共性更強的社會資源和社會性資源，不只是地方的甚至是全國的。與之相應地，也就為村莊內部資源與外部市場需求的結合打開了通道。這正是工業化所需要的微觀社會基礎。

與此相適應的是，工業體制也發生着適配性的變化。決定工業在鄉村成敗的因素和條件很多，如果把一般適用性的條件，如市場、政策、能力、管理等加以控制（即條件同等），鄉緣的作用就會凸顯，因此落地工業不能不對此作出適配性的變化。比如：製造業的組織方式更加貼近於農耕組織傳統如集體制的、股份合作制的等；生產制度出現多種形態，如工廠制的、家庭作坊式的、工廠制與家庭發包相結合的等；人力資源利用和就業方式，出現多種不同於大工業的形式；工業組織中包容農業機構（有的建立有農業車間或農業公司），適配於「農工相輔」的鄉緣傳統，等等。這些適配性的變化，決定着鄉村工業能否持續發展。

未完待續，接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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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