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大家好，我叫袁源，研究倫理學和政治哲學，尤其關注正義戰爭理論。

我有時候也會懷疑自己為什麼會走上研究戰爭倫理的學術道路。我不喜歡看戰爭題材的電視電影，也不喜歡聽別人滔滔不絕地談論古今中外的著名戰役。因為戰爭對我而言，只意味着無數人被連根拔起的人生：坍塌的日常生活、無盡的逃亡、永久的傷殘和非自然的死亡。

▲ 越南戰爭中的小女孩

但我也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人對戰爭這樣痴迷。如果你把戰爭看成是一場智力和體力的遊戲，它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引人入勝的，比如戰略和戰術的設計、兵器發明上的創新、對人類各種生理極限的挑戰。所以當一個國家要徵兵的時候，總是有無數熱血青年迫不及待地想要入伍。

然而真正的戰爭遠比年輕人能夠想象的殘酷很多。無數的年輕人不僅沒有在戰火中成長為一個勇敢而睿智的人，反而被戰爭掠奪了最基本的身心健康。並且，如果一個人用盡血汗和才智投入了一場不正義的戰爭，這一切的努力還會成為一種罪孽。

我一開始進入戰爭倫理這個話題，其實很大程度上出於一種對士兵的同情，不僅是因為他們面對着極其貧乏的物資、嚴苛的自然條件、無時無刻的傷殘、死亡的風險，更是因為他們肩負着一項可怕的任務，那就是殺人，以及由此而來的沉重的道德負擔。

我們都知道，在所有社會，「不可殺人」是一條最深的道德禁忌，然而士兵的職責卻是「殺人」。因為「不可殺人」在普通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許多軍人上了戰場仍然無法克服這道道德禁令。

美國著名的軍事歷史學家S. L. A. Marshall根據二戰後對士兵的採訪，在1947年出版的《反戰之人》中寫到：二戰中，戰鬥在前線的美國步兵有75％的人從未向敵人開過槍，即便他們面臨威脅。對很多士兵而言，對殺人的恐懼，甚至勝過自己被殺的恐懼。

雖然後來學界對Marshall的這個具體數據提出一些質疑，但現實情況確實是，一個士兵往往需要經過大量的訓練才敢殺人。一戰中，有個士兵曾在日記里寫下一個令人深思的細節：雖然我已經習慣隔着戰壕射擊敵人，但今天在休戰的間隙，我剛好看到敵人在撒尿，這種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點醒了我，讓我意識到敵人跟我一樣。面對一個在撒尿的人，我怎麼也無法開槍。

然而，即便當一個士兵突破了殺人這一重道德禁忌，殺人仍然有可能在他們記憶中留下深重的道德陰影，即便他們在參與一場正義的自衛戰爭，即便他們堅信自己殺人的行為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腳的。

抗日戰爭中，國軍的飛行員張大飛向自己的女朋友齊邦媛描述了他經歷的一次勝利：

張大飛腦海里揮之不去的日本飛行員滿是驚恐的臉，代表着軍人普遍背負着的一種良心債，即便他們堅信自己是正義的。

請大家看這樣一個真實的案例：

2010年阿富汗馬爾迦郊外的一場槍戰中，美軍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小分隊被困在了一個溝壑里，遭遇從一個土坯房裡發出的猛烈的射擊。在獲取了隊長的批准後，下士喬瑟夫·西安諾（Joseph Schiano）將火箭炮發射器舉到肩頭，瞄準土坯房開火，炸掉了大半個土坯房，解了小分隊的圍。

當塵埃落定後，美國士兵們聽見嚎啕和呼叫，他們的翻譯說對方想把傷亡者抬出來。當那些碎裂流血的屍體被拖出來以後，他們才意識到塔利班把婦女和兒童拉到了土坯房裡作為人體擋箭牌。

據喬瑟夫的戰友回憶，當時喬瑟夫只是一個人靠着牆，默默地無聲哭泣。喬瑟夫退伍以後無法回歸到正常的生活，夜裡也常常受到噩夢的折磨。退伍的幾個星期後，他開車撞上了電樁，死的時候才23歲。

心理學家們把士兵所經歷的這樣一種特殊的心理創傷，叫做道德傷害。

道德傷害（Moral injury）是心理學家Jonathan Shay在上世紀90年代創造出來的，通常指一個人因為根本的道德信念被觸犯、顛覆而感到內心的煎熬。一個人既可能作為道德受體（被冒犯、傷害的人），也可能作為道德主體（冒犯、傷害別人的人）而遭遇道德傷害。

心理學家提醒我們，道德傷害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心理創傷，表現為長期的憤怒、愧疚、悲傷和麻木。它腐蝕了人的性情，蠶食着人的信任感，導致人的絕望、自殺甚至暴力傾向。

雖然每個人都有可能經歷道德傷害，但是道德傷害是一個前線士兵幾乎無法逃避的宿命。今天我想通過士兵的道德傷害這一現象，跟大家一起重新去探索戰場上的殺戮與普通人的關係。

回到喬瑟夫的故事，我想請大家進行一次換位思考。如果你是2010年跟戰友一起被困在溝壑里的喬瑟夫，你會不會發射那一枚火箭炮？

很多人都會。

那你再想一想，當你看到那些碎裂的、流着鮮血的無辜平民的屍體時，你會不會跟喬瑟夫一樣，感到一種錐心刺骨的內疚和痛苦？

很多人也會。

那我們再換個角度想一想，如果你不是喬瑟夫，而是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遠離戰場，坐在自己舒適的沙發上，打開了當天的《哈芬登郵報》，讀到喬瑟夫發射的火箭炮造成了婦女、兒童的傷亡。你會跟喬瑟夫一樣感到一種長久的、強烈的內疚嗎？

很多人都不會。即便他們有耐心讀完這篇文章，也很快就可以放下這個故事，投入到生活常軌中去。只有喬瑟夫會走不出這次「錯誤的」殺戮，因此走向自我的毀滅。

也就是說，大家都相信「是喬瑟夫殺死了這些婦女和兒童「，最終碾碎了喬瑟夫的道德傷害和普通美國人民對這些殺戮的無感，都是建立在這一看似再明白不過的「事實」上。但我想說這件事並不那麼簡單。

在一個至關重要的意義上，喬瑟夫個人根本沒有殺人，相反，是無數普通的美國公民通過喬瑟夫完成了這一次殺戮。當然喬瑟夫也是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他也參與了這場殺戮。但是我想說，在殺人的道德責任上，扣動扳機的喬瑟夫，不應該承擔的比那些坐在舒適的沙發上看報紙的美國人更多。

或許在你們聽來，這是一個讓人有點難以置信的說法。我想通過一個離日常生活更近的例子，來說明個人身份(personal capacity)和代理人身份(officialcapacity)的區別。

我們假設一個叫劉佳的人，是一個公司的CEO，代表公司向銀行貸款了500萬。就算最後經濟形勢出乎意料的糟糕，這筆錢造成了巨大的負擔，劉佳也可以問心無愧。大家會接受，有還款責任的是公司，而不是劉佳個人。

雖然是她最終在貸款協議上簽字，但她不是以個人的身份在行動，而是作為公司的代表，只具有有限的責任，是公司和公司的股東通過她向銀行貸了款。

類似的，代表美國出現在阿富汗戰場的喬瑟夫也只具有有限的責任。他的責任就是謹遵軍法和命令，盡力在當時的條件下採取合理的武裝行動。如果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射火箭炮是一個合理的決定，喬瑟夫對這一次的殺戮就不具有個人責任，而是美國和美國公民通過他完成了殺戮。

很多人可以接受劉佳代表公司向銀行借款的時候，她個人沒有借，但是卻不能夠接受當喬瑟夫代表美國殺人的時候，喬瑟夫個人沒有殺人。

為什麼我們的道德直覺在這兩件事上不一樣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一種道德認知的習慣，那就是「冤有頭，債有主」。當一個行為對他人造成了明顯而直接的傷害時，我們總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清晰明確的、有血有肉的人來作為施害者承擔責任，從而帶給我們一種道德平衡感。

然而帶給我們平衡感的認知方式不一定就是正確的認知方式。這樣的認知方式會帶來兩個惡果，一是讓士兵個人承擔了本不該他承擔的道德負擔。

另一個更重要的後果是，它使得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能夠在心理上與本國發動的戰爭，和這些戰爭所帶來的鮮活的傷害，做出一個情感上的切割，讓他們可以對這些戰爭保持一種視而不見的冷漠。

這種心理切割進一步導致普通公民漠不關心國家發動的戰爭，把髒活扔給別人做了，自己看不見，便可以假裝歲月靜好。而往往正是由於普通公民的冷漠，政客們才可以不停地做出不負責任的戰爭決定，而不必付出政治代價。

因此，在這裡我想要呼籲人們對戰爭中的殺戮發生一種認知上的格式塔轉換。

什麼叫格式塔轉換呢？請大家看這個著名的兔鴨圖。

有的人看到說這明顯是兔頭，有的人說明顯是鴨頭，看到兔頭的時候我們看不到鴨頭，而看到鴨頭的時候我們就看不到兔頭。從看到鴨頭過渡到看到兔頭，或者相反，就是一種微小的格式塔轉換。

在戰爭殺戮的問題上，我們也可以經歷一次格式塔的轉換。目前幾乎所有人看見的都是士兵殺了人，而遠離戰場的普通公民沒有殺人。

而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當士兵謹遵具有合法性的軍法和命令做出合理決定，而依然導致殺戮的時候，士兵個人根本沒有殺人，而是士兵所代表的國家和人民，共同完成了這些殺戮。

我想舉另一個跟戰爭或許更貼近的例子來說明，這樣的格式塔的轉換不僅是道德上必須的，也是可能的。

我們知道，英美法系下的很多國家在司法審判上採取的是陪審團制度。比如美國的刑法審判，往往由12個來自不同背景的普通公民組成陪審團，他們代表人民來判斷被告是否有罪。如果根據所有的相關證據，這12個人全部同意對被告有罪這一點已經沒有任何合理的疑慮（即「beyond reasonable doubt」），那被告就將被定罪。這就是沒有合理疑慮原則。

目前法學界普遍認為，沒有合理疑慮原則是一種證據原則——只要有一個陪審員對被告有罪這一點還有任何一點點合理的懷疑的話，就禁止對被告定罪。這是一種對被告的保護。

然而根據法學史家詹姆斯·維特曼的研究，這個原則在中世紀產生的時候，完全跟保護被告無關，它是為了保護陪審員的良心，所以它不是一種證據原則，而是一種道德安撫原則。

在中世紀的時候，如果一個人被定罪，他往往面臨極其殘酷的刑罰，比如說鞭打、斷肢或者砍頭。那時的人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他們相信，如果一個陪審員把無辜的人判刑了，他死後也將遭到相應的報復，上帝會把類似的刑罰施加在他們身上，而且萬劫不復。

所以當一個普通人被拉去做陪審員的時候，內心是無比恐懼的，即便他們根據目前的證據已經非常確信被告就是真正的罪犯，也會想到自己也有可能是錯誤的，為了避免這一點點危險，寧肯放掉一個真正的罪犯，這樣就導致很多真正的兇手逍遙法外。

所以沒有合理疑慮的原則在當時應運而生，它告訴陪審員，如果你捫心自問，你對被告有罪這一點已經不再有合理的懷疑，那你就可以坦蕩地給他定罪。

維特曼指出，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人們不斷地內化了沒有合理疑慮作為道德安撫原則的效力之後，陪審員才慢慢習慣了根據沒有合理懷疑的原則將被告定罪，也就是說在司法審判上面，人們已經經歷了這樣的一種格式塔的轉換。

當陪審員根據沒有合理疑慮原則代表人民判斷一個人的罪行的時候，只要他盡力了，即便錯判，道德責任也完全不在陪審員身上，無論是道歉、賠償還是良心上的包袱，所有公民共同來承擔。

在戰場殺戮上，我們應該經歷同樣的認知上的格式塔轉換，士兵也應該享有相應的道德安撫原則。如果士兵謹遵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軍法和命令，做出了合理的選擇而依然造成殺戮，那他們對這些殺戮沒有個人責任。

在這裡我想強調，只有在士兵謹遵具有道德合法性的軍法和命令的條件下，才不必對自己造成的殺戮負個人責任。如果一個士兵是遵從了明顯不正義的命令，比方像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命令，那他們只是一個大型的犯罪團伙的共謀，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回到我為什麼要提倡這樣一種關於戰爭殺戮的認知格式塔的轉變，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士兵承受了碾壓性的道德傷害，這對士兵是不公平的。只有經歷了認知上的格式塔的轉換，才能夠真正消解士兵的道德傷害的認知依據，從根本上排除和預防前線士兵的道德傷害。

另外，只有所有人經歷了這樣的認知上的格式塔的轉換，普通的公民才能真正直視他們的國家所發動的戰爭，直視戰爭真正的成本，正視戰爭帶走的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和無盡的傷痛，從而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審慎地思考，我應不應該支持我的國家所發動的一場戰爭。

菲利普·川米勒（Felipe Tremillo）是美國的一個陸軍中士，曾經參與了阿富汗戰爭。在阿富汗戰場上，他和戰友曾一起沖入普通平民的家中搜查他們是否藏有武器。

在一次搜索行為中，菲利普看到一個阿富汗小男孩一直站在一旁，驚慌地發抖，用悲傷憤怒的眼睛注視着他們的一舉一動。雖然退役多年，菲利普還是不能忘記阿富汗小男孩的那一雙眼睛。

在一次心理治療中，諮詢師建議菲利普假想給這個阿富汗小男孩寫一封道歉信以緩解他內心的煎熬。但是這種措施最多只是治標而不治本的。

在我希望看到的世界中，不是菲利普一個人孤獨地去進行心理治療，而是他能夠大聲地、公開地向他的同胞們講述，阿富汗戰爭對這樣一個平民小孩而言究竟意味着什麼。

在我所期盼的世界裡，不是菲利普個人在寫下一封永遠不會投出的道歉信，而是美國公民能夠真正地意識到阿富汗戰爭對這些無辜的平民帶來的傷害，並且能夠通過政府給予公開的道歉和合理的賠償。

在我所期盼的世界裡，不是菲利普一次又一次地在自己的記憶中不斷地面對這個阿富汗小男孩的道德責問。而是他的同胞們跟他一起，站在阿富汗小男孩悲傷而憤怒的目光之下，坦誠地回答——我應不應該支持這一場戰爭。

▲2003年，一名巴勒斯坦兒童躲在人縫裡觀看一名被殺巴勒斯坦男子的葬禮。

既然戰爭和我們每一個人相關，那我們都應該去思考，怎樣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呢？

在日常的談話中，我經常會遇到一種對戰爭的「去道德化」的論調。他們會說戰爭不過是帝王將相、國家之間爭奪資源和權力的鬥爭，成王敗寇而已，有什么正義可言。也有一句英語俗諺說，All is fair in love and war.（在戰爭和愛情中一切都是正義的）。

話雖然這樣說，但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真正的戰爭道德虛無主義者。當一個不請自來的侵略者踹開一個人的家門，掠奪他的財產，威脅他的家人的生命的時候，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用道德的話語譴責侵略者的暴行。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一把道德的天平，我們不僅用它來衡量日常生活中行為的善惡，也用它來衡量戰爭的正邪。

但是二者的不同可能在於，對一個普通人而言，衡量戰爭的正邪往往是一件更加困難的事情，因為交戰的各方往往都會開動其巨大的國家機器，通過外交、媒體和選擇性的信息投放，為自己的戰爭做道德辯護。但是面對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個人也並不是只能作為被動的應聲蟲而已。

在思考戰爭的正義性上面，我們不妨從哲學家們已有相對共識的一些基本原則出發。

原則一：正義的目的

第一個原則就是，正義的戰爭一定要有一個正義的目的（just cause）。托爾金說，「面臨一個吞噬一切的破壞者，我們必須戰鬥，我不愛劍的銳利，我不愛弓的速度，我不愛戰士的榮光，我只愛他們為之而戰的東西」。那種我們已經深知戰爭可以帶來的巨大災害，依然決定應該為之而戰的東西，就是戰爭的正義目的。

具體而言，什麼樣的目的能夠成為戰爭的正義目的呢？人類的理解也發生過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在二戰前後。我們不妨把二戰之前的秩序稱為舊秩序，把二戰之後的秩序稱為新秩序。

在二戰前，舊秩序的基本邏輯是，一個國家可以以任何正義之名發動戰爭。兩個國際法學者哈斯威和莎皮爾，在著作《反戰之戰》中收羅了從15世紀到二戰前的400份宣戰書，其中主權國家宣戰的理由真的是五花八門，包括捍衛主權，捍衛真正的信仰，對方侵犯了我的繼承權，對方破壞了國際勢力的平衡，對方欠錢不還等等。

可能最讓人傻眼的宣戰書，是1492年的一則宣戰書，當時即將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馬克斯威廉一世向法國國王喬奧斯八世宣戰，他給出的理由是，喬奧斯八世拐走了他的妻子。

我們可以看出，在二戰前的舊秩序當中，任何國家都可以以任何的正義之名宣戰，這其實是一個鼓勵和包容弱肉強食的世界。兩次世界大戰，其實正是這種邏輯的自然結果。

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烈教訓，主權國家最終放棄了這個舊秩序，而走向了一種新的秩序。新的秩序只允許兩種正義的戰爭，一種是自衛，另外一種是有聯合國授權的人道主義救援戰。

新的戰爭秩序的最根本的邏輯就是和平，因為新秩序中只有自衛戰爭是允許的。如果沒有侵略戰爭的話，那其實我們也不需要自衛戰爭，就應該是一個和平的世界。

新秩序相對於鼓勵和包容弱肉強食的舊秩序而言，當然是一個道德上的進步，但是各種各樣的道德疑團仍然存在。

比如有關自衛的問題。所有的自衛戰爭都是正義的嗎？何時訴諸武力才算得上自衛呢？一定是要敵人的鐵蹄已經踏入了我們的領土，還是說在敵人有入侵意圖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先發制人？

進一步說，如果敵人連入侵意圖都沒有，但是它的武裝力量、政治實力在發展壯大，這個時候我們可不可以以自衛為名而訴諸於自衛戰爭呢？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進一步訴諸另外兩條關於正義戰爭的基本原則來思考。

原則二：相稱性（Proportionality）

其中一條原則叫做相稱性，戰爭所實現的正面價值，應該要超過它將導致的負面結果。

如果我們從相稱性的角度去思考，是不是所有的自衛戰都是正義的？我們不妨想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假設加拿大入侵美國，要求美國放棄抵抗，加入加拿大聯邦。加拿大承諾美國併入加拿大後，所有的美國公民都將獲得加拿大公民身份，享有包括投票權在內的一切公民權益，而且加拿大政府將給他們提供比目前美國政府所提供的、更好的社會福利，包括全民醫保。在這樣的條件下，美國應該武力反抗加拿大的入侵嗎，尤其是如果加入加拿大完全無損美國人民的福祉，而自衛反擊卻會帶來成千上萬人的犧牲和巨大的經濟代價？

這一假想案例當然並不實際，但是它的作用是讓我們開始去打破關於「任何自衛戰爭都是神聖的」這樣一個迷思。只要我們打破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在每一個具體的情境下去衡量，在一次自衛戰里，我們要付出的是什麼，我們真正捍衛的又是什麼，國家主權在人民的自由與幸福之外有什麼價值。

原則三：必要性（necessity）

而另一條原則是必要性，只有在沒有比戰爭危害更小的方式來實現正義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訴諸於戰爭。

如果從必要性的角度去思考，一場連對方入侵意圖都還沒有的預防戰，我們不禁會去問，這樣的戰爭真的是必要的嗎？

當然，即便是這三條基本原則也不能夠完全回答我們關於正義戰爭的所有的問題。

今天我在這裡也並不是想要解答關於正義戰爭的所有問題，只是想給大家一把很簡樸的尺子，讓大家可以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我真正想要說服大家的是，關於戰爭正義的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家、法學家、哲學家、士兵們的問題，也是你我的問題。

無論舊秩序和新秩序有多大的不同，有一點上是一樣的，那就是發動戰爭的權力最終還是落在了主權國家手中。當一個國家發動戰爭的時候，它是在代表人民做出決定。國家訴諸武力，依賴的是無數人民的血肉之軀，依賴的是納稅人提供的物質資源，依賴的是每一個普通公民以選票或者不以選票的方式所表達的民意。作為一個公民，當國家訴諸武力的時候，每個人都參與了暴力，戰場上的殺戮是你我共同的殺戮。

有時候我們也許必須戰鬥，當那樣的時候到來，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全力以赴，共同承擔戰爭的血淚。但是有的時候，我們不應該訴諸武力，希望在那樣的時候到來時，我們每一個人也能夠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發出反戰的呼聲。

在歷史的洪流中，我們每個人的力量都只是一粒沙，但是聚沙成塔改變歷史洪流的故事，在人類歷史上從來也都不缺乏。

即便在某一個特定的時刻，我們作為沙塵的力量不足以改變歷史前進的方向，但作為一粒會思考的、有行動能力的沙子，表達自己通過理性思考獲得的判斷，本身就是我們作為一粒沙的尊嚴。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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