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年間的《歙（shè）志》有一個值得玩味的記載：「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而為兩京，江、浙、閩、廣諸省；次之而蘇、松、淮、揚諸府；臨清、濟寧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州（洲）、景德諸鎮。」
這是當時安徽人（歙縣今屬安徽省黃山市）眼中的地區發展排行榜，它們大多有一個共同點——分布在京杭大運河沿線。
漕運鼎盛時期，每年行駛在運河上的漕船，就有上萬隻之多，而漕船往往還夾帶私貨，兼做起貿易的營生。至於商船，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揚州鈔關的過關商船，每天多達百隻。船隻停泊休養，自然也為沿岸城鎮的興起與興旺，提供了便利條件。
但是，興也運河，衰也運河。1855年，大運河南北斷航，沿岸的城鎮猝不及防，疊加河患肆虐、時局動盪，以及工業時代洶洶而來的鐵路，它們當走向何種結局？
民國文人郁達夫說：「鐵路開後，揚州就一落千丈，蕭條到了極點……目下的揚州只剩下一個歷史上的剝製的虛殼。」而江南的蘇松杭等地，卻始終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千里大運河，城與城的命運，並非只有一種。
▲圖為台兒莊古城的航拍圖。自明代在微山湖東開鑿韓莊運河後，沿線的台兒莊因處於山東、江蘇交界地，得享地利，發展成重要的轉運碼頭。漕運廢止後，台兒莊運河仍保持了區域性通航運輸功能。攝影／李瓊
張家灣：終點的宿命
說到大運河的北端終點，相信沒有人會有疑問——京城嘛。但要知道，在通往京城的通惠河開鑿之前，大運河就已然在行船了。當時的終點又在哪？距京城60里的通州區張家灣。
張家灣鎮，因元朝初年萬戶張瑄在此治河督運而得名。那時，經河運、海運而來的漕糧，經水路先抵達這裡，而後再轉陸路運往大都城。
也就是說，張家灣才是大運河最早的終點。即便是後來開鑿通惠河，水路可直抵城中積水潭，南方的漕糧物資也依舊是在張家灣中轉。因此，張家灣成為重要的轉運站。
明代，因通惠河堵塞，修建紫禁城的物資，也在這裡轉運，著名的皇木廠、花板石廠、料磚廠，均雲集在此，至今仍有跡可循。有明一代，通惠河始終沒有完全暢通過，張家灣也因此幸運地保有地位。
嘉靖、隆慶兩朝的大學士徐階曾作《張家灣城記》一文，描述了張家灣的繁華盛景：「凡四方之貢賦與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於此則市馬僦車，陸行以達都下，故其地水陸之會，而百物之所聚也。」
除了水陸之會，百物之所聚，張家灣還有另一重身份：客運站。明清時通惠河只駁運漕糧，不通商旅，所以無論是來京還是離京，官員、百姓都需要在張家灣停駐。
▲圖為張家灣城南門外橫跨蕭太后運糧河的通運橋，攝影／張妙茵
明代的《帝京景物略》說：「出都門，半取水道，送行人，閒者別張家灣，忙者置酒此祠亭（大通橋東）。」
明嘉靖六年（1527年），御史吳仲重修通惠河，將入河口從張家灣改到了通州舊城西北，但張家灣卻並未因此被廢棄，因為一百多年後的康熙《通州志》里，仍留下了張家灣與通州兩地「牙稅」的具體數據。
張家灣有牙行31種，超過通州三分之一，其中「抗（扛）腳行」「下水小車行」「行李小車行」，明顯就是為裝卸船上貨物而衍生的產業。
遺憾的是，清嘉慶六年（1801年），一場大水襲來，毀掉了這個繁華的集鎮。即便朝廷大力整修張家灣河道，但由於淤淺嚴重，也無法恢復如初。
嘉慶十三年（1808年），北上漕船改走張家灣以南的新河道，原本張家灣碼頭鱗次櫛比的客店，再無富商巨賈光臨。只有張家灣城門外的通運橋，跨立在蕭太后運糧河上，望斷運河，閱盡繁華。
▲通運橋上的石獅
臨清：不可問的鈔關
「（ ）是一個大城市，很少有別的城市在商業上超過它。不僅本省的貨物，而且還有大量來自全國的貨物，都在這裡買賣，因而經常有大量旅客經過這裡。」
這是明朝傳教士利瑪竇在《利瑪竇中國札記》所記，他描述了運河邊一座十分繁華的大都市——山東臨清。舊時從張家灣南下大約10日的路程，便可抵達此地。
▲圖是清代運河古地圖中所描繪的臨清形勢（攝影／遺岕），城跨河口，傲然自立。
臨清因為地處會通河（京杭大運河山東段）與衛河（通往河南洛陽等地）兩河交匯之帶，坐享地利，在明代驟然崛起為重要的商業貿易中心，堪稱北方最耀眼的河道都市。
明代文學家李東陽曾路經臨清，見城中盛景，提筆寫道：「十里人家兩岸分，層樓高棟入青雲。」所言並不誇張。
據學者許檀的《明清時期的臨清商業》統計，明代隆慶、萬曆年間，臨清有布匹店73家、典當行100餘家、瓷器店20餘家、旅館數百家、書肆約24家。還有經營遼東來的山參、鹿茸的專門店，僅規模較大的就有13家。
彼時這裡居住着來自山東、中原各地的眾多商旅。尤為神奇的是，臨清作為一個北方城市，來這裡經營的徽商，卻占了總數的十之八九，這與其他江北城市迥然不同。來自徽州的布商，將臨清打造成了北方運河沿線最大的紡織貿易中心。
正所謂「關察五方之客，閘通七省之糧」，有如此眾多的商業貿易，自然就少不了朝廷來設卡徵稅。
自明宣德四年（1429年）始，臨清周邊前後設置了大小分關及口岸22處。商船過此，都要「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給朝廷納稅。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臨清鈔關徵稅超過10萬兩，位居全國鈔關之首。
▲臨清運河鈔關遺址
繁榮的商業社會環境，給明代小說的市井生活提供了背景，一代奇書《金瓶梅》即將臨清作為故事發生地清河縣的原型之一，書中屢屢提及臨清的閘口：
「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願……韓道國從江南辦貨回來，一日，到臨清閘上，正在船頭上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清接官去。」
或許，那位神秘的作者蘭陵笑笑生，真的與臨清有什麼不為今人所知的關聯。
1774年，白蓮教成員王倫起義，趁着臨清守軍鬆懈，僅花了一天就攻占臨清城。
雖然起義最終被鎮壓，但臨清城受到了不小的破壞。乾隆帝為此作《御製臨清嘆》，稱「富庶甲齊郡」的臨清，「一旦遭賊燹，遂致不可問」。
清末，臨清再次成為戰爭的犧牲品。1853年太平軍攻城，臨清死難兵民8731名，婦女7641口。
民國《臨清縣誌》載，這場臨清建城以來的最大浩劫，留下了無法驅散的陰影。太平軍撤退後，臨清城內的廟宇、民居、衙署焚燒殆盡，荒草叢生，「百年間元氣不復」。
兩年後，黃河在河南蘭考決口改道，運河受阻，漕運幾乎停廢。內憂外患的清廷，無力再維護大運河的暢通，百姓紛紛在失去管理的舊河道里開墾田地。
不過幾年，臨清段運河的水深，就只能淹沒小腿。它不僅失去了連接京師與江南的能力，就連前往附近州縣，都變得困難重重。
如今若要去臨清找尋舊夢，難免會大失所望。現在的臨清，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魯北縣級市，運河依舊在，卻再也不是利瑪竇見到的大都市了。
數百公里之外的一場水災，卻足以影響下游數百萬人的生活、數十座城鎮的興衰。這就是運河，這就是運河的城。或許，只有江南可以倖免於難。
▲臨清貢磚磚窯
江南市鎮：花開彼岸天
歷史上的江南，曾泛指長江以南，但在大運河視野中的江南，則是明清蘇州府、松江府（今上海市）、常州府、鎮江府、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和太倉州，合計七府一州。
宋元全國經濟重心南移後，江南成為全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也是為京城輸送漕糧的主要產糧區。江南運河如同一根絲線，將這些城市如珍珠般串連在一起。
江南地區本就天然河道縱橫交錯。早在春秋時期，吳越爭霸，越國開修百尺瀆（今蘇州到海寧，進入錢塘江），便是江南運河的先聲。
此外，又有江南運河向東西延伸的其他運河，如西起浙江湖州、東至蘇州平望的頔塘運河，開通於東晉永和年間（345—356年）。
隋煬帝開挖大運河時，將這些河道統一、整合，聯結成緊密的有機體。七府一州下的江南市鎮，得水道交通網之利，遂蓬勃發展。
蘇州府吳江縣（今蘇州市吳江區）在明弘治年間僅有2市4鎮，到了嘉靖年間驟增至10市4鎮，前後不過半個世紀而已。杭州的市鎮，也從明代43個發展到清代86個。
絲綢、棉布、毛筆、茶壺，乃至珠寶、玉器，大量商品通過運河銷往北方。同時，北方的棉花等原材料也輸入到江南。
但是，與前述城鎮不同的是，在運河衰落之後，這些江南市鎮所受到的衝擊，遠不如北方那樣劇烈。
這是因為，北方運河城市經濟基礎薄弱，嚴重依賴於漕運，城市資源也靠運河舶來。而江南市鎮自成一體，漕運並非其經濟的全部，並且當近代上海成為中國經濟中心後，被其輻射的周邊，依然有經濟增長的動力。
▲常州城舊地圖
比如無錫。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滬寧（上海至南京）鐵路動工，四年後全線通車。無錫地處中點，得到了更好的發展，它本是常州府的下轄縣，但卻一躍成為「蘇錫常」的第二位，甚至超越常州。
說到常州，則令人唏噓。快速發展的經濟，雖然令其日新月異，但運河卻因此更加落寞。
運河在常州穿城而過，白家橋、西倉橋（廣濟橋）、文亨橋和惠濟橋，是老常州人念念不忘的運河四大古橋，寬闊的橋洞，曾經有無數漕船、商船駛過。但這些卻已落後於鐵路時代的需求。
▲1982年的廣濟橋，攝影/劉世昭
於是，它們紛紛為經濟讓步：自20世紀80年代始，建於1481年的白家橋拆除重建，單拱先擴為90多米長，再建則長達214餘米。改建於同年的廣濟橋，被遷到了東坡公園。建於1548年的文亨橋，拆除後縮小比例移建。道光年間的惠濟橋，已變為一堆石料，原址被鋼筋混凝土的新橋取代。
因運河而生的城鎮，就這樣花開花落。
▲常州廣濟橋現狀，攝影/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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