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譯者註：本文為美國社會主義雜誌《異議》（Dissent）於2017年1月14日刊發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為美國社會學家，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約翰那·布倫納（Johanna Brenner）。本文是她針對另一位女權主義者，政治哲學教授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於同一雜誌上1月2日發表的文章《「進步新自由主義」的末路》（The end of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所作出的回應。文章對於一些常規性爭論的主題做出了細緻的回應和論述，特此譯出，以饗讀者。

原文：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nancy-fraser-progressive-neoliberalism-social-movements-response

南希·弗雷澤在《進步新自由主義的末路》中針對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所作的分析，及其對克林頓派民主黨人細緻入微的批判，有很多值得同意的地方。但是，她也指責社會運動是新自由主義崛起的重要幫手——這種微妙卻又清晰的批評，我是不同意的。

一方面，弗雷澤為我們講述的基本上是我們已經知道的關於新自由主義的事情——克林頓的「民主黨領導委員會」（DLC）所起的作用，民主黨和金融資本間的緊密關係，科技巨頭對文化領域與日俱增的支配，和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與自由派多元文化主義同新自由主義政策與意識形態的結合。在她的論述中，我們同樣極為熟悉的是她為了向前看而開出的藥方——在民主黨之外建設左派力量，從而將針對社會壓迫和資本力量的鬥爭引入政治聯盟中。我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支持這種觀點好幾年了。

另一方面，弗雷澤的觀點之下包含着一股潛流，一股怪罪女權主義和其他參與她稱之為「進步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的潛流。她認為，是針對進步新自由主義的反叛造成了特朗普擊敗希拉里當選。弗雷澤把分析的攻勢從造成新自由主義秩序且因此該為美國右轉負首要責任的資本家轉移開去，結果開始攻擊起「身份政治」，同時鼓吹「階級政治」。儘管她的結論是左派必須擁抱針對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鬥爭，她的分析暗示的卻恰好相反——她顯然對多元文化主義和多元化疑慮重重。

南希·弗雷澤

弗雷澤認為新自由主義「和專注於『向前一步』（leaning in）和『打破玻璃天花板』的精英企業女權達成了完美的合作」。這是對的。但弗雷澤把這種女權主義錯當成了所有的女權主義。她無視了其他女權主義者堅持不懈的鬥爭——工會、移民權益、環境法、原住民女性權益組織、草根民權項目、工人階級跨性別人士小組、大學校園和其他等等地方。在這些地方，她所呼籲的那種政治已然發展起來了。黑人生命運動（the Movement for Black Lives）我認為可算是在美國所見過的最先進、政治遠見最包容的平台。它就是在過去三十年中的思考、行動和教訓中嶄露頭角的。

弗雷澤自己認識到了「進步新自由主義」聽上去自相矛盾。但她順着這個邏輯下去，說「不是新自由主義，而是進步新自由主義」成了民主黨的主流政治觀念。被民主黨拋棄的「中產階級」（白人男性）選民最終選擇起而反抗。她災難性地認為，企業新自由主義借用了社會運動的魅力洗白了自己，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好社會」的前景。基於機會平等，人人皆可在這高度競爭而等級分明的經濟和政治系統里獲得回報。在這種社會運動發展軌跡的描述中，弗雷澤完全抹去了三十年來的鬥爭和她所批評的那些理論和政治變動。她把企業自由主義當成是一切運動的代表，儘管那不過是千頭萬緒中的一根線頭罷了。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反對壓迫、支持解放的社會運動展露出了廣闊的政治天地。然而，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女權主義主流政治既不由激進或社會主義女權所定義，也不由傳統的自由派女權所定義。這一時期的女權主義政治，恰恰是由我稱之為社會福利女權主張所主導的。

社會福利女權主義同自由派女權主義一樣，有着對個人權益和機會均等的承諾，但比之後者要走得遠多了。他們尋求建立一個積極擴展干預的國家來應對工人階級女性的問題，從而減輕「雙重負擔」；提高女性，尤其是母親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提供公共服務，將養育子女的勞動社會化，同時擴張了養育子女的社會責任（比如帶薪產假和對照顧家庭成員女性的補助）。

要實現這些訴求，就要和資產階級的權力直接對抗。但正是在社會福利女權實力最為強盛的七十年代，資產階級結構調整的海嘯襲來，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年代，使得工人階級被進一步剝奪自衛能力。當人們掙扎着在這種新的世界秩序中生存，集體行動和團結遙不可及，競爭和不安碾過所有人，而個人生存成了頭等大事的時候，自由派女權主義就開始成為焦點，它就這樣融入了這日漸稱霸的新自由主義秩序。

換句話說，第二波社會福利女權主義成果不那麼顯著，因為它在政治上已然邊緣化了。

我不否認許多中產階級的女性權益和少數族裔權益活動人士已經改換言辭，被迫迎合頑固的反對分子。例如，1996年比爾·克林頓取消福利改革時，這些活動人士完全接受了讓單身母親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說法，希望以此支持向教育、育兒和那些勉強糊口的低收入職業群體撥款。當然，結果是單身母親被迫選了不安全、低工資的工作，而這些工作中大部分並不提供公款資助的育兒設施。但這種妥協論調總是受到其他女權主義者質疑的，儘管那些質疑者一直被邊緣化。

鬥爭還是有一些重要成功的——例如組織有色人種女性促使了主流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組織，尤其是美國墮胎全國行動聯盟（NARAL）和計劃生育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它們放棄了資產階級自由派的「隱私」論點，而是使用更不容易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結合的「生育權利」敘事來支持墮胎。有色人種女性則挑戰了支持「法律與秩序」的女權主義，後者打算支配性別暴力提議的話語權。她們於是發展出了其它策略（如開設庇護所和修復性司法），分析了人際暴力同國家對社區暴力的聯繫（可以參考INCITE這種組織的網站！）。

在國際上，的確有像「女權主義多數基金會」（Feminist Majority）這樣的組織支持美國干涉阿富汗局勢。然而，國際社會還是存在組織完備的女權反戰組織（如粉紅代碼（Code Pink）和MADRE）和其他反對並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政策的女權組織（如婦女環境與發展組織）。「關鍵抵抗」（The Critical Resistance）組織起了許多年輕人從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角度抗議監獄國家。許多活動人士領導了近年來最激進的社會運動，如黑命亦命（Black Lives Matter）和夢想者（the Dreamers）。這些從這些形形色色的反對派運動和跨學科女性研究項目中加深了對政治的理解。互聯網的興起使挑戰自由派女權主義的空間更大了，也使提倡更激進、更反商業、更女權的視角更容易了。這對於其他社會運動而言也適用。

弗雷澤認為「我們」應該拒絕「金融解放」和「社會保護」之間的非此即彼的選擇。我不確定這個「我們」到底是誰。如果弗雷澤是在談商業女權主義者、黑人政治家或是民主黨一夥（Democratic Party hack），那麼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事實上，許多組織已然在抵制這種所謂的選擇。例如，主流女權和民權組織通過保衛社會保障制度，使共和黨人無法將其私有化，從而挑戰了緊縮議程（austerity agenda）。主流女權主義支持者繼續推動加大向高質量的育兒項目進行公共撥款。是的，他們在總體上失敗了。是的，他們還在不幸地依賴於商業化的民主黨。是的，如果和復興了的工人運動聯合的話，他們會成功得多。但他們不是深愛着競爭性個人主義的「進步新自由主義者」，他們依舊在政治上支持女權主義的社會福利項目。

弗雷澤認為今天的美國左派太虛弱是因為「勞工和新型社會運動間的聯繫持續疲軟」。勞工和社會運動活動家之間失敗的聯姻當然造成了右派的崛起。但弗雷澤真的認為這是社會運動中活動人士的刻意決定造成的嗎？這單純是因為他們更喜歡和民主黨那些商業政客聯盟而不是和勞動者聯合？還是說，二戰後時期的工會官僚化，使得勞工階層對對抗僱主自七十年代起在工資和工作條件上的進攻毫無準備，或是缺乏意願，結果加深了資產階級全球化？這種聯盟的失敗不正是這種官僚化的結果嗎？只有一個激進、政治化、包容且準備挑戰商業權力的勞工運動才會有興趣且有能力克服工人階級內部的許多分歧，從而通過社會運動打造一個聯盟。

在全球化資本權力不斷增長和工人階級不斷衰弱的背景下，美國政治向右轉了。然而，工會的官僚領導們在內部（例如，主張「社會正義工會主義」的激進派掌握了舊金山的國際服務雇員工會（SEIU）1021本地分會和芝加哥的教師工會）和外部（如「華人進步會」（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這樣的工人中心和布魯克林的「造路」這種紮根基層的組織項目）都受到了挑戰。當然還有像「為十五美元鬥爭」（Fight for $15）運動和過去五年在各州各市提高最低工資的成功行動。

伯尼·桑德斯也組織起了許多新加入街頭運動的人群，他引起的共鳴來自以往的鬥爭案例，包括「占領（華爾街）」和「黑命亦命」。正是這些被弗雷澤打發成「爆發」的挑戰削弱了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大廈，為桑德斯的競選活動躥紅鋪了路。

最後，儘管我當然同意白人工人階級中的特朗普選民是在表達對民主黨自由主義精英的憤怒（同時也是對初選就淘汰掉的建制派共和黨人的憤怒），我還是認為弗雷澤低估了白人和男性特權影響他們理解和表達痛苦的程度。就像其他作者已經指出的那樣，黑人和拉丁裔工人階級有很多理由去怪罪克林頓兩口子和他們的民主黨同僚（福利改革、監獄工業聯合體、強制遣返等等）。但正是搖擺州白人工人階級民主黨支持者的倒戈讓特朗普上了台。顯然，大多數黑人和拉丁裔工人是沒法對特朗普醜惡的厭女和種族主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但這對於白人工人階級的男男（女女）而言就很容易了。所以，我們還是要反對用「階級政治」的幌子來對抗「身份政治」。與其如此，我們不如批評批評自由派多元文化主義和自由派女權主義，同時提倡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反資本主義的願景。試着踢開宗派主義分歧這塊絆腳石，抓住機會，建設一個新的左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