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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期著名的摩崖石刻《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或略稱《西狹頌》,乃靈帝建寧四年六月上石,用以紀念李氏修治武都郡西狹谷道事。摩崖銘文謂此道本「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笮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霣墬之害,過者創楚,惴惴其慄」。經過此番修治之後,這條險道乃變得「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無雍,行人懽悀」,功勞不可謂不大,刊石頌德,理宜然也。

《西狹頌》摩崖刻石拓本

(據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

需要說明的是,不管是《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還是《西狹頌》,都不是這篇銘文固有的篇名,而是出於後人所擬,是人們的「便宜」稱謂。宋人曾鞏、趙明誠、洪适等著錄此石,都沒有提到除了紀事的銘文之外尚另有題額(曾鞏《元豐類稿》卷五〇《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趙明誠《金石錄》卷一六《漢武都太守李翕碑》。洪适《隸釋》卷四《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逮翁方綱在乾隆年間著《兩漢金石記》,始提及此石「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一三《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其後王念孫《漢隷拾遺》、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卷一)、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以及羅爾綱《金石萃編校補》(卷一)等諸多著述也都提到了這一碑額,馮雲鵬、馮雲鵷兄弟合著的《金石索》,甚至還摹刻有它的拓本(《金石索》之《石索》卷二)。時至今日,《西狹頌》額作「惠安西表」,更成爲人們談論漢碑、利用漢碑時幾乎一致公認的客觀存在。

所謂《西狹頌》「碑額」拓本

(據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

談到這一問題,我們首先需要知悉所謂「碑額」是幹什麼用的?清人王芑孫總結漢代石刻銘文用語的規律說:「冠之碑首謂之額,冠之篇首謂之題。」(王芑孫《碑版廣例》卷六「碑題括例」條)即謂「碑額」的性質也就如同文章的標題一樣。

對此,王芑孫還更進一步具體論述說:

碑額乃一篇之主,文其條件也,額其綱領也。漢碑有別製額字者,如《中部碑》、《校官之碑》等,爲宋人別製四字例所出,其餘則額與文通爲章法。文與額題承接,相銜而下。額曰「楚相孫君之碑」,篇首即曰「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額曰「僊人唐君碑」,篇首即曰「君字公房,城固人」;額曰「析里橋郙閣頌」,篇首即曰「惟茲析里,處漢之右」;額曰「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之紀銘」,篇首即曰「桂陽太守周府君者,徐州下邳人也」;額曰「漢故藳長蔡君之頌」,篇首即曰「君諱湛,字子德,河內修武人也」。額已書姓,篇中即不書姓;額之書官詳,即篇中書官略,芣(華?)鄂相遞,互爲虧蔽。故當篇之首,亦更不標題;偶有標題,義亦如此。如題雲「巴郡太守都亭侯張府君功德敘」,篇首即雲「君諱納」是也。後世有額有題,而篇仍別起,非惟重出,轉似篆額爲贅餘矣。(王芑孫《碑版廣例》卷五「碑額碑文合爲章法例」條)

漢人碑刻之額與文既猶如華鄂相遞,相輔相成,且密合如此,那麼,「惠安西表」一語究竟語義爲何呢?

「惠安西表」的「惠安」,大致相當於「安吉」、「安好」之義;「西表」乃猶如「西陲」、「西鄙」。《尚書·堯典》雲「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惠安西表」之「西表」,即此東、南、西、北「四表」之一(附案這個「西表」的「表」字,其釋讀到底是不是準確,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衹要訓義沒有大的出入,則讀爲何字俱無妨礙)。是則「惠安西表」也就相當於「安濟西土」;若是換個表述方式,也就如同說「令此西土平安」差不多。

讀過王芑孫對漢代碑額的論述,或是對漢代碑刻狀況稍有瞭解的人,甚至多少唸過一些古文的人,衹要抱着審視而不是盲從的態度對此略加思索,就應不難發現,「惠安西表」、也就是「令此西土平安」這樣的話能夠用作《西狹頌》這類石刻銘文的標題(即所謂「碑額」)麼?當然不能,絕對不可能。因爲這四個字雖然概括表述了這次整治山路的結果,可卻太虛太飄了,既沒有點明本地太守這個着力歌頌的對象,也沒有指出李翕其人在這裏建樹的具體功業。所以,不管是在皇漢治下,還是在大清國中,歷朝歷代,哪朝哪代,都是不會出現這樣的碑額的。

看一篇具有特定時間標識的文字是不是符合那一歷史時期的基本特徵,這是我對待所有文獻的第一着眼點。石刻文獻,也是如此。在鑑別古代器物與銘文的真僞時,一項事物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基本特徵,也可以名之曰「通例」。按照這樣的「通例」,可以得出如下兩點認識。

第一,摩崖刻石本來就沒有必要一定要刻上所謂「碑額」,人們往往會把一塊石壁剷平了,然後一上來就徑刻正文。例如《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還有新近發現的《燕然山銘》等,都是如此。這樣看來,「惠安西表」這個「碑額」本來就不是這類摩崖刻石必有的構成要件。

第二,漢代的摩崖石刻,容或與石碑一樣,鐫有與「碑額」相當的文字。如所謂《石門頌》,有「隸額」曰「故司隸校尉楗(犍)爲楊君頌」(宋洪适《隸釋》卷四「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條);又如同樣是贊頌李翕整治西狹谷道功績的摩崖石刻「李翕析里橋郙閣頌」(鐫刻於《西狹頌》上石一年之後),有「隸額」曰《析里橋郙閣頌》(宋洪适《隸釋》卷四「李翕析里橋郙閣頌」條)。請大家注意,這種「隸額」,也就是用隸書體字寫就的碑額,就像天下所有文章的標題一樣,是直接、具體地點明了題下石刻銘文的內容,即昭示題下銘文是用以頌揚「故司隸校尉楗(犍)爲楊君」的功德(——銘文中具體講述的是這位楊君孟文整治石門險道的政績),或李翕在析里建造郙閣的功德。因爲碑額、也就是文章的標題就是幹這個用的。相形之下,如上文所說,「惠安西表」這四個字卻根本起不到這樣的作用。

雖然如前所說,翁方綱以來的文人學士幾乎一致公認「惠安西表」爲《西狹頌》碑額,可還是有個別學者意識到二者的關係並不這樣簡單。清末民初人繆荃孫,在少年時代嘗偶然親歷其地,就發現了其間的疑竇。至晚年,繆氏在讀書筆記中講述當時所見所思說:「幼時道經《西狹頌》下,宋金人題字亦滿壁,前人均未著錄。『惠安西表』四字去《西狹頌》約十餘丈,其下彷彿有字,是另一碑之額。今人以爲《西狹頌》碑頭,亦殊武斷。爾時身親戎馬,不知記段數及年號、人名,思之令人惘惘(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卷三《金石》)。

儘管「惠安西表」這四個字並非如繆荃孫所說距離《西狹頌》刻石那麼懸遠,實際貼得較近,這很可能是由於他對少時經歷記憶不確所致,但按照民國時期著名學者鄧之誠先生的看法,這繆荃孫可是一位學養足以與李越縵、王湘綺、俞曲園諸人相頡頏的大師級人物(見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卷首鄧氏序文),而且特別專長於版本目錄之學,熟知各種文獻的體例,對金石文獻也是一代高手,當然熟知王芑孫《碑版廣例》等「金石例」類文獻,因而他對「惠安西表」性質的判斷,即「今人以爲《西狹頌》碑頭,亦殊武斷」云云的說法,很是值得重視。

原因,即如上所述,「惠安西表」這四個字不符合漢人摩崖刻石以至石碑題額的「通例」。繆荃孫雖然沒有直接講明「惠安西表」這四個字同《西狹頌》銘文實乃不相關聯,但他推斷這幾個字「是另一碑之額,今人以爲《西狹頌》碑頭,亦殊武斷」,自然是以這樣的認識爲基本前提。要是沒有這樣的認識,他怎麼會恣意指認「惠安西表」四字「是另一碑之額」?

首先,我們大家若是看一看南宋學者王象之撰著的《輿地紀勝》,就會發現,其中有一項很特別的記載,這就是在每個府州之下都列有「碑記」一個項目,用以載述當地的碑刻和地記,充分顯示出碑刻在地方文化構成中的重要地位。

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我們看到,各個名勝之地的摩崖石刻,纔變得非常普遍,也非常引人注目。這種情況,大家衹要到各個風景名勝場所看一看,就會一目瞭然,而祝穆《方輿勝覽》對各地「題詠」的重視,實質上體現的也是同樣的文化追求。

基於這樣的石刻文化背景,再來看「惠安西表」這一刻石,我認爲它頗有可能是宋金時期人因將《西狹頌》視作當地的歷史勝跡而針對它刻下的讚譽之文,即謂當年李翕鑿山修路之舉實乃「惠安西表」,給西土之人造就就了很大福利——這是由《西狹頌》衍生出來的讚美之詞,而不是用以概括體現《西狹頌》的內容。蓋不惟南宋情況如上所述,即使是女真人之金,在文化上也受到趙家王朝很大影響,重視石刻,仿行其事,是理所當然的。

當然,「惠安西表」這幾個字的寫法很古雅,歷代文人學士都視之爲漢人手筆。如康有爲論書法藝術,就把它列爲所謂「漢人秦分書」、亦即秦之小篆僅存於世的二十餘種作品之一(康有爲《廣藝舟雙楫》卷二)。我對書法藝術一無所知,但諸多文人學士衆口一詞,都以爲其字體風格屬於東漢時期,那麼,在分析「惠安西表」四字上石時間時,就仍不能不立足於漢代來做思考。

那麼,在東漢時期,在《西狹頌》銘文的近旁,有沒有可能在碑額之外還刻出這樣的文字呢?我認爲是完全有這種可能的。在我看來,即使「惠安西表」四字確屬東漢時期所刻,從其內容上來看,它也不大可能是《西狹頌》「原配」的碑額,它依然屬於因其銘文而生發的讚譽之詞。

第一,《西狹頌》的完整內容,還包括有所謂《五瑞圖》石刻。《西狹頌》銘文述雲,主持整修西狹谷道的武都太守李翕,乃「三莂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緊繼《西狹頌》之後刊刻的《析里橋郙閣頌》銘文,也提到李翕其人「三納符銀,所歷垂勳,香風有鄰,仍致瑞應」的情況。這些詞語的出現,同東漢時期盛行的讖緯之學密切相關,而在當時人眼中,這些天之祥瑞,同李翕其人其行,其勳其業,也是一體相連的,即謂李翕的功德固已感動上天,其在武都西狹開山修路,乃良有由也。

爲清楚而又生動地體現李翕這一優良經歷,刊石者特地在《西狹頌》的右側、也就是在它的前面,一併刊有一幀《五瑞圖》,其搨本如下:

所謂《五瑞圖》

摩崖刻石拓本

(據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

在所謂「五瑞」圖像後附有題詞,謂「君昔在黽池,脩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這裏講的,雖然是此番黽池修路所「致黃龍、白鹿之瑞」,可實際上圖畫的尚有《西狹頌》所說「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合之恰爲「五瑞」。

清人翁方綱謂此《五瑞圖》「實則即《西狹頌》磨崖畫像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黽池之事,故別爲標題也」(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一三「漢李翕黽池五瑞碑」條)。翁氏以爲這幀《五瑞圖》乃與《西狹頌》相輔而行,前者不過爲後者「磨崖畫像耳」,所說誠有見識。昔宋人洪适給這幅巖畫擬定的題目爲「李翕黽池五瑞碑」或「李翕五瑞碑」(洪氏《隸釋》卷四、《隸續》卷五),實際上已經清楚意識到了二者的並聯關係,洪氏且清楚講述說:「李君昔治黽池,臻此瑞物。及西狹磨崖,因刻於前,非碑陰也。」(洪适《隸釋》卷四「李翕黽池五瑞碑」條)

實際上若是將《五瑞圖》與《西狹頌》相關的內容進一步具體對比,可以更爲清楚地看到二者相互依存的關係。

黽池爲東漢一縣,隸屬於弘農郡。《西狹頌》說李翕「三莂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是講他前後三次連續出任郡守,武都太守乃三遷之職,而在此之前擔任弘農郡太守的時候,已因其政績感天,降瑞應於人世,於是顯現了黃龍、白鹿這些吉祥兆象。

至於黃龍、白鹿以外的「嘉禾、木連、甘露之瑞」,據北宋時人曾鞏記載,本來在《五瑞圖》上還另有題記,記雲乃是在李翕出任武都太守之後,「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曾鞏《元豐類稿》卷五〇《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所謂《五瑞圖》上先繪黃龍、白露而後繪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瑞,道理也就在這裏。

爲什麼《西狹頌》銘文中沒提因脩治黽池「崤嶔之道」而與黃龍一道招致的白鹿之瑞呢?這是因爲「黃龍、嘉禾」與「木連、甘露」可以四字一頓,行文音節鏗鏘,律動分明,故《西狹頌》銘文舉「黃龍」以該「白鹿」,而在《五瑞圖》中雖一一圖示黃龍、白鹿、嘉禾、木連、甘露五瑞,卻特地註明黃龍、白鹿之瑞實乃一體相連,故是圖不惟全面、形象地體現了李翕勳業所致「五瑞」,並且還補充了銘文中未便寫出的「白鹿」之瑞。

還有「五瑞」圖像後題詞一上來就是「君昔在黽池像」云云的說法,若是沒有後面的《西狹頌》銘文相參照,那此「君」爲何人又有誰能夠知道?圖像鐫刻者又想讓人們如何知曉呢?

這些情況都清楚顯示出,《西狹頌》同《五瑞圖》確屬同一摩崖刻石的兩個不同部分,二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這告訴我們《西狹頌》的外在形式,本來就與常規不同,處在常規碑額位置上的「惠安西表」四字,也就未必一定就是碑額。特別是《五瑞圖》上的「黃龍」二字榜題,依據常規來看,它就是刻在碑額的位置上,而這兩個字又絕對不是碑額,大家都很容易看出。顯而易見,具有關鍵意義的還是文字的內容,而不是它的位置。

這一點,非常生動、具體地啓示我們,「惠安西表」這四個字,完全有可能是遊離於《西狹頌》銘文之外而又與之具有密切關聯的一個輔助構件,就像《五瑞圖》一樣。在《西狹頌》篇末狹義的贊語性「銘文」部分,有句雲「鐉山浚瀆,路以安直。繼禹之跡,亦世賴福」。相互比較一下,很容易看出,「惠安西表」這個語句的性質,與之十分相似,也可以說是對這些贊語的高度概括。前面我推測說這四個字有可能是宋金時人針對《西狹頌》記述的內容而寫下的讚譽之語,其內在實質,與此乃高度一致。

第二,銘文自題的時間顯示,《西狹頌》上石於漢靈帝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而根據北宋時人曾鞏的記載,建寧四年乃於同一石壁上先後鐫刻有兩篇頌文。這兩篇頌文,曾鞏俱以「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名之,今所見《西狹頌》僅爲其中之一;另一通摩崖石刻,則鐫刻於是年六月三十日。曾鞏記雲,因西狹險道「數有顛覆霣隧(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旻定策筴,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鐉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阸。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廼相與作頌刻石」(曾鞏《元豐類稿》卷五〇《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這段話的文字,與今《西狹頌》所見者明顯不同,特別是「與功曹吏李旻定策筴,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這些實質性的內容,絕不見於今《西狹頌》記載,也不見於稍候刊刻的《析里橋郙閣頌》,或《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洪适《隸續》卷一一),曾鞏無疑是本自建寧四年六月三十日上石的那後一篇摩崖銘文(附案清人武億對上述兩頌上石時間的判別正好相反,似屬筆誤。武說見所著《金石一跋》卷一「漢西狹頌」條)。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

蔣氏密韻樓藏

元刊黑口本

《元豐類藁》

六月三十日上石的這篇銘文雖早已崩毀不存,但這一事實提示我們如下兩點:(1)既然曾鞏俱以「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稱之,這說明或許在曾氏看來,這兩篇銘文都沒有碑額,所以他纔未能以額題相區別。(2)六月十三日頌文上鐫刻的「惠安西表」一語也有可能是六月三十日刊刻後一篇頌文時所加鑿,用意同樣是表彰李翕修路的功德。

總而言之,審視「惠安西表」一語的涵義並覈諸相關情況,我認爲這幾個字絕不可能是《西狹頌》的碑額,或者說它的性質與碑額無關。希望這樣的探討和認識能夠有助於學術界深入認識兩漢石刻文獻的性狀,因爲對於讀書治學的人來說,學術研究並不是僅僅簡單地描摹「明眼人」眼前的景象。

2021年11月7日記

2021年12月14日晨改定

【附案】本文於12月4日初次發佈。發佈後感謝網友指出誤信繆荃孫之說的問題。現根據實際情況,修改前稿,重新發佈。

【附】我向《文史哲》編輯部暨山東大學黨委表達的三項卑微要求:

(1)《文史哲》刊載那篇文章,把一個同我毫無關係的觀點強加到我頭上並加以批判,由此引發一系列問題,對我的身心和名譽都造成了嚴重、持久的傷害。爲此,請《文史哲》編輯部或主編王學典先生對我做出正式的道歉。

(2)王學典主編指使人把我同他溝通協商的原始記錄發佈到公共網絡空間,並做出歪曲的解釋和惡意的評論;同時,《文史哲》編輯部某工作人員(即前此所說責編丑)還在網上發佈我同王學典主編溝通的情況,並對此做出歪曲的解釋和惡意的評說,這對我的身心和名譽都造成了嚴重、持久的傷害。爲此,我強烈要求山東大學黨委,必須按照校紀國法對相關肇事者做出嚴肅處理。

(3)爲彌補上述兩項事件對我造成的嚴重傷害和惡劣影響,強烈要求山東大學給予我與之相應的經濟補償。

各位看官欲瞭解《文史哲》編輯部的故事之具體情節,請看敝人過去在這裏發佈的「《文史哲》編輯部的故事」第一季十六集劇本——搜索「《文史哲》編輯部的故事」(附註:該劇第二季是否上演,需看《文史哲》和山東大學黨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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