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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並文 /彭樂怡

編輯 /林子堯

自2009年開始,我國國家公務員考試報考人數已經連續13年超過百萬,2022年度國考過審人數首次超過200萬。這是一場門檻低但需要運氣的考試,有的人一戰上岸,有的人考到35歲仍「報國無門」。懵懂迷茫的年輕人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踐行這場考試。
擇業賽道

2021年11月28日,尋常冬日裡的一天,對於國考考生來說又不太尋常。王洋洋離考場有點遠,清晨6點便起床趕赴考場,上午考完整個人困得不行,連忙找到一個無人的樓道,就着陽光準備小憩。

迷迷糊糊之間,她聽到有腳步聲臨近,並且清晰地感覺到那人走到她身邊的階梯時,刻意放輕了腳步,直至走完她所在的一整個階梯,才恢復正常的走路狀態。她本想睜開眼睛看看是誰,但無奈太困了。也許同是天涯考公人,對辛苦共鳴。今年國考過審人數首次突破200萬,不知道誰要當分母,誰要當分子。

王洋洋是應屆畢業生,報考了東莞市某稅務局執法員,競爭比大約是60:1,相比平均競爭比68:1小一些。但王洋洋的應屆生身份在212.3萬過審考生里占了優勢,今年國考擴招吸引了更多人報考,而當中超過五成的職位僅招應屆生,畢業生中考公的人數有限,相當於相對少的人報考更多的崗位。非應屆生則要爭破頭,幾百進一「都是常事」。

疫情以來,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不斷上升,去年過審人數漲幅為8.8%,今年則為25.7%。今年最火的崗位是西藏自治區郵政管理局主任科員,競爭比為20813:1。27年前國家公務員首屆招考,最熱崗位被媒體形容為「萬里挑一」,而如今已是「兩萬里挑一」。

即使沒有疫情影響,近10年國考報考人數也一直在百萬以上,公務員是普遍認知里「很香」的工作。工作穩定加上待遇不差自帶吸引力,不管在家長眼中還是在畢業生心中,都是一份不錯的工作。但拋開普遍認知,王洋洋還是對「就業」很懵懂,「我甚至不了解進了公務員體制內到底需要做什麼。」未來是不確定的,創業、996、當老師、考上公務員都可以,「既然如此,應屆生在國考中的優勢這麼大,為什麼不抓住這個機會呢?」加上一年中有國考、省考、事業編等多場考試,「你總有很多次機會可以去嘗試。」

理想職業

如果王洋洋成功上岸,她可能會像胡月一樣按部就班地工作,平穩地度過幾十年人生。胡月比王洋洋大兩屆,已在梅州市平原縣某稅務局工作滿一年。

在廣州實習時,胡月通勤時間超過3小時,打扮得再精緻也在地鐵上被擠得不成人形,打破了她對都市麗人的幻想,然後反過來與父母站在統一戰線——回家考公。現在她從家裡到稅務局上班只需要5分鐘,慢悠悠地吃過早餐,騎個小電驢轉眼就到了,比大城市節省了18倍時間。

「實在不行,回家考個公務員吧」幾乎成為這代父母的口頭禪,可在他們剛參加工作的年代,公務員並不是最吃香的職業。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和工廠才是鐵飯碗,如果是普通家庭,一般也都延續祖輩影響,於是父輩也渴望到國企工作。但改革開放帶來不少機遇,除了國企,外企和個體戶也是較受歡迎的選擇。90年代掀起一股下海潮,甚至有不少體制內的公務員辭職創業。

到「九五」期間,因國企改革,鼓勵兼併、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全國範圍內爆發一次下崗潮。《北京日報》報道稱,1995年北京參考公務員人數為5087人,到1998年2月,北京已有9萬多人參加了培訓和公務員考試。可見,嚴峻的就業形勢衝擊着原有的就業觀,中年下崗的打擊讓我們的父輩重新思考了「工作穩定」的重要性。

胡月用心準備了一年,在160:1的競爭比中突出重圍,順利地一次上岸,讓父母放心的同時,也找到了理想職業。在九型人格里,她屬於「助人型」,所以並不會覺得幫助納稅人跑上跑下地解決問題是件麻煩事,反而很有成就感。剛到崗時,胡月碰上一個新手納稅人,事無巨細地詢問,她保持耐心回答了很久。隔着口罩和窗口玻璃,納稅人只能看見胡月一雙眼睛,業務辦妥後,還特地到工作人員介紹欄把照片都仔細地對照了一遍,再跑回來問:「你是小胡嗎?」

年輕、勤奮、用功,一年裡胡月把稅務大廳的4個崗位都輪了一遍,轉正之時已經開始帶徒弟,在同期中出類拔萃。

大廳里每天有五六十個號,胡月窗口就負責了三分之一,其他同事叫號不積極,「要麼是玩手機,要麼就跑到別的窗口聊天。」胡月說,因為不管叫不叫號,拿的薪水都是一樣的,這是體制內繞不過的一個問題,她不認同這種工作態度,「我覺得那麼年輕有朝氣的時候,確實有點浪費。」在體制內躺平,存在現實情況,也屬於外界的一種刻板印象,胡月想,應該在體制內做一個拼命的人,或許可以緩和這種氛圍。

重慶公務員考試
公考圍城

「我覺得自己像一隻被困在籠子裡的鳥。」周俊畢業後選擇參加為期一年的「西部計劃」,分配到新疆庫爾勒市普惠鄉工作。原本服務期滿考核合格的大學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志願者可在公務員考試中加分(以招錄單位政策為準),但周俊最後也沒利用這個加分,現在已經從公務員行列轉回自己的專業對口企業。

今年秋招結束後,智聯校園數據報告組出爐了一份《2021年秋招大學生就業趨勢報告》,指出一種「公考圍城」現象,不少年輕人從拼命擠進去,到主動退出來。報告總結了「扎」不進基層的原因:地理偏遠、語言溝通不暢、工作程序繁瑣、人際關係複雜等。像胡月一樣能找到家長滿意、自己願意的工作的年輕人是少數,如果最終工作不適合自己,再「好」也會被打破幻想。

新疆地廣人稀,風沙很大,「但氣候倒沒什麼問題,我們蘭州跟新疆差不多。」回憶起辭職,周俊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於語言、文化障礙,周俊的工作主要是在辦公室里整理材料,與當地群眾沒有深入交流。這類工作一般比較機械,他覺得自己施展不開,沒有獲得長足進步。二是工作繁忙卻無法排遣。年輕人在基層跟「安逸」不沾邊,都是身兼數職,假期少且分散,周俊所在的鄉鎮地方偏遠,經濟不發達,整個小鎮上只有兩間商店和兩間賓館。「在城市生活慣了,那邊網吧沒有,KTV沒有,酒吧也沒有。」工作和生活不平衡,壓力一浪接一浪疊加在他身上。

坐在工位上,周俊負責對評級檔案查缺補漏,一一落實上級工作指示並形成紙質版材料,這都需要循規蹈矩,不能異想天開,按照自己的想法寫。他沒有批評工作任務本身,也覺得與同事關係不錯,只是自己性格與工作不合,於是辭職事在必行。

錢鍾書對圍城的描述也十分適用於大學生與體制內工作的關係:城外的人想象城內「祥雲冉冉,仙樂飄飄」;而城內的人卻認為熟悉的地方是沒有風景的,梅花香在城外的小道旁。

錯過互聯網

2014年,國家開始大規模部署 4G 移動通信網絡,中國移動互聯網快速發展。2015年,國家齊頭推進「互聯網+」和「雙創」計劃,不少人乘着移動互聯網發展的東風,挖掘新型互聯網經濟模式,共享經濟在中國形成一股新的浪潮。順着這股浪潮,趙琳菲下定決心從工商管理轉專業到信息管理,畢業後去當一個程序員。

新事物是機遇,也是穩定的反義詞。趙琳菲家庭對考公有過分的執念,認為「女孩子要當醫生、公務員、老師,否則就是家族之恥」,排在趙琳菲前面的兩位姐姐沒有反抗,高考復讀兩年考上醫護專業,在沉重的家庭教育下,趙琳菲本能地就要往相反的方向去。

大四臨近畢業時,父母直接把考公複習資料寄到學校去,趙琳菲一個字都沒看,乾乾淨淨地丟進垃圾桶。只不過,僅僅兩年過去,共享單車已經倒了一片,支撐趙琳菲的夢想也倒了。《BOSS直聘:2017互聯網人才趨勢白皮書》顯示,2017年共享經濟行業人才招聘需求行情上演過山車,6月時人才招聘需求已達到年初的3倍,但從7月開始,受行業內大批企業陷入倒閉潮影響,招聘氛圍降至冰點。

再加上樂視停牌,曾是「A股網絡視頻第一股」的互聯網企業說倒就倒,讓趙琳菲感覺互聯網經濟只是個泡沫,最後又回到了父母給予的原點,選擇了深圳的一家國企,雖不夠公務員穩定,但總歸在體制內。

深圳是個多元發展的城市,趙琳菲不少同學也選擇到此工作,但他們顯然要比趙琳菲忙碌很多,基本上沒有假期。好不容易湊齊了要小聚,飯桌上都在交流各自的業績,「反觀自己,雖然我很輕鬆,但有一種20多歲就垂垂老矣的感覺。」從小到大,趙琳菲都是特別認真讀書的乖孩子,又考上了好的大學,工作之後卻發現這些全部都沒有用。一兩年之後,我是不是會落後於同齡人?她在飯桌上出神。

一年半後,趙琳菲跳槽到一家互聯網創業公司,規模太小,她還是沒有真正體會到互聯網的滋味,也不確定自己當時判斷「互聯網是個泡沫」是否正確。結果工作沒幾個月,又辭職了。2019年底,新冠疫情襲來,畢業兩年後,趙琳菲迎來了一年空白。

不得不在家裡的晚上,她躺在床上想:我沒有工作。大學以來的不順遂,已經讓她越來越不相信自己。沒有人是她的盟友,「過年親戚都說我:『好好的年輕人,怎麼會變成這樣?』爸媽不催我結婚,反倒催我考公。」家樓下就是一條河,她曾經打了好幾次全國自殺熱線。

瀕臨絕望,趙琳菲已經完全不知道如何做自己,「那我就按照他們的想法來吧,起碼考公是當時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也算是救了我一命。」她第二次回到原點,接着就馬上參加了一場事業編考試,筆試成績不錯,讓她又開始變得明朗起來。只可惜,2020年一整年考的事業編、省考都沒有理想結果。趙琳菲又重新反問自己,我到底想做什麼?

公務員年節福利變化

哪裡都躺不平

我不知道我喜歡做什麼,這是常蕾畢業時對自己的認知。讀了四年大學,到就業的時候她發現自己竟然沒有一技之長。因為害怕踏入社會,所以一直在逃避就業。常蕾做了兩年家裡蹲,考了兩次研,中間穿插着事業編制考試和省考,心不在焉地學習,結果都沒上岸。2018年底二戰結束,常蕾走出家門,在小型教培機構嘗試了專業對口的工作。

整個暑假,常蕾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連唯一休息的一天也在備課,幾乎100個課時,扣掉保險勉強夠到7000塊,同行90幾個課時能拿到上萬塊。常蕾覺得自己命都快給了,遑論不是暑假的時候每個月只有1900塊,還要出去派傳單做銷售。

這下常蕾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工作了,她不喜歡老闆用所謂的「犧牲論」來要求她,不喜歡企業「狼性文化」,或許這就是其他人說圖安逸的想法,「但我覺得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混在一起挺沒意思的。」

互聯網企業首先提出「996」工作體制,如今卻是到處傳染,加班成為工作的常態,將剝削深藏在熱血的企業文化底下。年輕人尚未踏入社會,社會已然非常可怕。哪裡有躺平的位置?常蕾身邊在體制內工作的朋友也很辛苦,但既然都是加班,為什麼不選一個待遇與付出成相對正比的工作呢?

收拾心情,常蕾閉關複習了大半年,比之前幾次都要認真,2020年的省考和2021年上半年的事業編制考試,「很不幸」都沒有進面試,但只有幾分差距。這算是一個門檻較低的考試,學習一段時間就能取得一定進步,實力要有,運氣仿佛更重要。120分鐘的行測考試中,共有130道選擇題,那就意味着總有一部分題是靠猜的,就看誰猜對的多。「實際上考的是取捨能力,以及你的運氣是否與國運昌盛相符,」常蕾笑着說,但語氣認真,「所以我現在天天在做好事。」

省考落榜後,常蕾一邊工作一邊繼續考公。在社區居委會工作的時候,她碰上颱風「煙花」登陸和南京7月份暴發的疫情,一個月連軸轉工作。小區封控,常蕾早上七點到下午一點站崗,接着回辦公室處理社區內防疫事務,幫老人設置行程卡,打電話摸排網格內所有住戶的出入情況……基層很不容易,常蕾進入了這個角色,悄然發現自己整個人的狀態已經改變了。

「20歲的時候,你就能清楚知道你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了嗎?」常蕾反問,「我一直不知道我要做什麼,那不如就往前走吧,考公也是一種嘗試。」這是目前她所想到最好的路,也十分喜歡現在的自己,擺脫懶散,把生活分成很多小目標,下次考試可以比這次考試前進一名,總有一天就是第一名。

宇宙的盡頭?

一直考,總有一天就會考上嗎?但是公務員考試有年齡限制,一般要求35周歲以下。屢戰屢敗的時候,就會得出哲學性的感悟——也許有的人就是一輩子都考不上公務員,我們只是平庸之輩中的芸芸,而失敗是人生常態。

王果備考一年,憑藉優秀的筆試能力進面6次,但都被刷下來了。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2021年4月的事業單位統考,王果在筆試中考了第一名,「吸取以前的教訓,我在準備筆試的同時也準備了面試,非常有信心,考完之後心裡暗暗覺得這次穩了。」結果面試又是最低分,王果不相信,申請複查分數。0.34分,她落榜了。

7月,王果感覺左邊耳朵不舒服,掛了耳鼻喉科,檢查了耳朵、頸動脈都沒問題,但放射科護士突然問她:「你知道自己甲狀腺有個結節嗎?」王果懵了,一查就是5級惡性甲狀腺腫瘤。

從醫院走到地鐵站,一路上王果淚流滿面,覺得自己要完了,「我這麼年輕,憑什麼這個病要輪到我?」

甲狀腺出問題,跟長期負面情緒積壓,加上一年高強度考試帶來的心理壓力不無關係。這個經歷讓她醒悟,生命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是錢嗎?是光鮮亮麗的生活嗎?如果失去了健康,這一切又有什麼意義?

2022年度山東「省考」和選調生筆試開考

一直以來,同學和老師對王果評價都很高,她是本科學校記者團團長,在校期間和同學合夥創業,研究生期間給老師做助理,明明覺得自己還不錯,為什麼找不到工作呢?屢戰屢敗,以前積累起來的信心都被一點點磨去,「考公的時候會想,大家都考上了,我也要考上,我筆試都那麼好了,為什麼要放棄?」近乎偏執的心態,讓自己的路好像越走越窄,越發暗淡無光。

一場考試而已,卻因此失去了自我,這不是這場考試的本意,也不是這份工作想傳達的意義。王果的價值可以在其他很多地方綻放,如今她在一家化妝品公司做創新原料開發,泡在實驗室里做實驗、看論文、參加學術會議,薪資雖不能與她在杭州的其他同學相比,但早上能解決溫飽問題,晚上有時間打開自己的精神世界——王果重拾了大二時給自己定的人生目標。

生活在繼續,王洋洋和常蕾在繼續準備省考;胡月在基層兢兢業業;周俊到處出差,但享受這種狀態;趙琳菲省考失敗後選擇了考研,去學習自己感興趣的事情。王果在採訪中說:「在波動的年代裡,與其去尋找某種庇護,還不如自己積攢能力。考進去就永遠輕鬆了嗎?不是的。」宇宙的盡頭是編制,這是一句流行語,卻不能把調侃當成教條。

* 王洋洋、胡月、周俊、常蕾、趙琳菲、王果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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