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新京報：俄烏衝突持續受到關注。我在和很多身邊的朋友交流時，大家有一個共同感受，似乎很久以來第一次如此切身地感受到軍事衝突帶來的衝擊感。我們已經習慣於通過文字和影像來認識「戰爭」，但俄烏衝突帶來的感覺是，原來真實的戰爭可能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遙遠。你有相似的感覺嗎？

李鈞鵬：這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不管是我這個年紀，還是比我更年輕的一代或兩代的人，我們似乎都覺得戰爭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情。儘管我們從小就會看一些戰爭類型的影視劇，但普遍的感官認知是我們處在一個和平的時代，至少在傳統上來說戰爭離我們是非常遙遠的。

《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1966）劇照。

這一次的軍事衝突正好給了我們一點警醒，讓我們知道戰爭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遙遠。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常常忘記了兩件事：

首先，戰爭與和平，這二者的關係並不是那麼截然分明的。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一個社會要麼處於戰爭狀態，要麼處於和平狀態，沒有介於二者之間的第三種狀態，不存在灰色地帶。但是反過來說，戰爭與和平又是一種辯證的關係。盧梭曾說過：戰爭其實是源於和平的。這句話有很多種理解方式，至少我們可以說，戰爭是源於人們為了獲取永久和平的嘗試和努力。社會衝突論的假設認為，人類社會具有衝突的性質，只要有人類社會，就必然存在衝突。

因此，戰爭是處於衝突狀態下的人們為了獲取永久和平的方式，從這個角度來看，一些戰爭的直接動因似乎是推動和平的努力，可見戰爭與和平存在着一種辯證關係。這種觀點在幾百年前已經被說得很透徹了，但如今常常被人們忽視。

其次，現代民族國家的起源，或多或少都是和戰爭有關的。即使它不是戰爭的直接產物，也多少是由於戰爭而形成的國家形式。戰爭本身是具有一定生產性的，它可以重組國際舞台上的權力關係，甚至誘發和優化很多的創新機制。在這裡我絕對不是為戰爭唱讚歌，但我們應該從辯證角度來看待一個問題。這樣想來，戰爭其實離現代社會並沒有那麼遙遠。

新京報：既然我們談論「戰爭」，很想知道作為一個社會學者，你是如何來看待這個概念的？

李鈞鵬：我把戰爭看成是至少兩個集體行動者之間訴諸有組織的暴力行動的武裝衝突。這個定義顯然是受到馬克斯·韋伯的影響。如果我們把它拆解一下，會發現下面幾個維度。

首先，戰爭是一種廣義上的社會衝突，或者說是一種暴力行動。

其次，戰爭具有組織性。換句話說，如果只是幾個人或一群人自發地打架，它那就不是戰爭。戰爭首先需要有一定數量的行動者，而且必須是有意識的組織化的行動，那麼它才是一種集體行動。

戰爭是有意圖的，它不是盲目的、無意識的行為，而是通過暴力行動試圖摧毀敵人的軍事實力和敵人的抵抗意志，目的是讓敵人臣服於自己的意志。當然，說到意圖，既包括物質利益，也包括意識形態的考慮。尤其在當代，戰爭往往不是由於物質或領土糾紛。中東爆發的許多戰爭都和意識形態有關。

極端性也是戰爭的一個特點。在其他場合不具有合法性的行動恰恰是戰爭的核心要素，那就是對生命的奪取。在一般情況下，奪取別人的生命，不管是一個人還是幾十個甚至更多的人，都是要受到懲罰的，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但是在戰爭中，奪取對方的生命不僅受到許可，而且是戰爭行動本身的目標。

《敦刻爾克》（Dunkirk 2017）劇照。

新京報：你在前段時間面向學生做了一次「戰爭社會學初探」的學術分享講座，運用社會學的視角對我們理解戰爭有怎樣的幫助？

李鈞鵬：從社會學角度來理解戰爭，肯定是一個過去相對被忽略的、但能夠給我們提供啟發的角度。這不是說戰爭社會學能夠完整地告訴我們關於一場戰爭或軍事衝突的一切，但是它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視角，而且我認為這個視角是在過去長期被忽視的，無論是在社會學內部，還是在這個學科之外。

首先，早期社會理論可以作為我們思考當代戰爭問題的資源，這裡我舉一些例子。

很多人都聽說過克勞塞維茨的經典著作《戰爭論》這本書的大名，但如果你以為這是一本給軍事專業學生或者軍事院校閱讀的書籍，那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在我看來，《戰爭論》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社會理論著作。克勞塞維茨在這本書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認為戰爭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延續。戰爭服從於政治目的，或者說，戰爭本身只是政治的最後手段。想要理解戰爭，就不能只從軍事戰鬥的狹義角度來思考問題。

卡爾·施密特當年的一些思考對我們也有啟迪。卡爾·施密特認為，戰爭意味着對敵我關係的界定。打仗的前提是你界定了你的敵人。這裡的「敵人」不是個人意義上的，而是政治意義上的。戰爭其實是一個共同體與被共同體視為敵人的另一個共同體之間的敵對軍事行動，一旦發生了戰爭，原先的敵我關係就發生了轉變。我們剛才提到，戰爭是一種社會行動，施密特則反覆提醒我們，我們需要理解作為社會行動的戰爭的特殊性和殘酷性，不能用一般維度上的社會行動來理解。

我最近在重讀肯尼迪·華爾茲的《人、國家與戰爭》，這本書通常被認為是國際關係領域的著作，但其中也討論不少社會學的社會行動的話題。說到社會學，我認為在宏觀和微觀之間的轉換是這門學科的一個優勢。當我們試圖理解一個宏觀現象，比如戰爭，我們可以嘗試着從一些微觀的起點開始，比方說個人的理性行動，情感、意識形態、人對人的支配權的尋求，等等。這些看起來很小的出發點，有助於我們理解影響深遠的社會後果。

《意願的衝撞》，[美] 羅傑·古爾德 著，吳心越 譯，李鈞鵬 校，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2月。

我參與翻譯了羅傑·古爾德的《意願的衝撞》，這本書談論的是小範圍的暴力衝突。作者認為，衝突往往源於雙方對於相互關係對等與否的不同認識。我們可以想象，一個大學老師是很難和某個政治人物發生衝突的，因為兩者的社會關係相差太遠。但是，你和超市中一起排隊的人，和自己的家人、鄰居就比較容易產生衝突。我們都不認為自己低人一等，而一旦雙方對於相互關係產生了偏差，就是最有可能產生衝突的時候。這也可以用來解釋宏觀現象，比如這場衝突中，俄羅斯不認為作為政治行動者的烏克蘭，跟自己處於同等地位，而烏克蘭顯然不認同這點。

更重要的是，用社會學的視角看待戰爭，有助於我們思考「理性化和非理性化的關係」。在傳統意義上，我們認為戰爭是非理性化的體現。這也是為什麼社會學在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總是或明或暗地避開討論戰爭。社會學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學科的假設是人類社會終將走向理性，社會中的理性程度逐漸增加，非理性要素不斷遞減，而理性必然會導致戰爭的消亡，這是傳統社會學的觀點。

到了今天，我們需要對這種傳統觀點做一番反思。理性和非理性真的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嗎？一方面，馬克斯·韋伯的看法是正確的，我們看到社會在各個領域的確越來越理性化了。但在另一方面，社會的理性化未必意味着非理性要素在相應地遞減，戰爭並未消亡的事實告訴我們，理性和非理性要素原來是可以共存的。甚至在一些情況下，社會某些方面的理性化要素的增加，反而會導致非理性化要素的遞增。

意識形態和情感是非理性要素的兩個重要維度。反過來說，有時候，我們對於和平的渴望，並不比對於戰爭的渴望更加理性。二戰前期英國和法國非常渴望和平，極力地避免戰爭的爆發，但從事後來看，這種選擇未必就更加理性。

新京報：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對於和平，不應該抱有過於烏托邦式的理想？追求和平、反對戰爭，並非是在所有情境下都自然成立的？

李鈞鵬：我們需要承認，戰爭本身是很殘酷的，任何生命的流失都是值得我們痛惜的。但從現實角度來考慮，如果人對人的支配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戰爭就是支配形式的一種體現。我當然希望交戰雙方立即停戰，但是背後的矛盾關係並不會因為簡單的停戰協定就萬事大吉了。歷史上無數的個案告訴我們，某些長期積累的衝突遲早是要通過戰爭來解決的。

《文明的進程》，[德] 諾貝特·埃利亞斯 著，王佩莉、袁志英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3月。

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有不少的研究，比如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的代表作《文明的進程》，近年來史蒂芬·平克也寫過一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他們都認為，從人類歷史的長河來看，暴力和衝突是越來越少的，戰爭的致命性越來越低了。人類社會變得越來越文明，無論是出於主動還是被動，人類越來越克制自己的暴力衝動。從數據上來看，暴力在總體上的遞減是事實，但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戰爭的陰影。只要時機成熟，包括剛才提到的意識形態和情感的非理性要素占據了上風，戰爭就可以被發動。

社會學提供的另一個思路是，我們不要把戰爭想象成「鐵板一塊」。就像一個國家內部有各自的部門，有不同的利益衝突，戰爭行動也受到不同利益方的相互影響。我在美國的時候讀了很多研究美國軍事部門的文獻，他們的研究都指出了這一點，比如，為什麼五角大樓存在着鷹派，為什麼美國軍事部門會膨脹等。這背後涉及財政撥款，以及不同部門之間的利益計算。這些研究告訴我們，一場站爭的發動可能不是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那麼簡單，很多時候不能絕對地說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政治人物想打仗。戰爭的內部有着不同的利益集團，他們之間存在着利益衝突，如果我們做更細緻的研究，就需要注意到這點。

新京報：你之前提到，早期社會理論很重視對戰爭的思考，其中一部分在後來轉化為了戰爭社會學的理論資源。可以介紹一下戰爭社會學的發展脈絡嗎？

李鈞鵬：古典社會理論有着非常豐富的戰爭社會學思想。霍布斯的《利維坦》可以視作起點。霍布斯提出了一個自然狀態的理論假設：由於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因而自然狀態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戰爭狀態。這種戰爭的、無政府的狀態非常可怕，每個人晚上睡覺都睡不好，擔心別人把他殺死。那麼，在這樣一種非常可怕的自然狀態中，他推演出國家為什麼會存在。這種強大的權威存在，就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害怕戰爭，所以要達成一種契約關係，把自己的一部分權利讓渡給國家。

在霍布斯之後，理論家對於霍布斯的人類行為動機假設有很多修正。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一章就反駁霍布斯，他說所謂的自然狀態沒有道理，因為霍布斯沒有意識到，只有在社會組成之後才有可能發生戰爭性的武力衝突。也就是說，戰爭是社會的一個後果，先於獨立的個人，是先有了共同體，然後才有了戰爭，而不是戰爭源於人，或等於自然狀態本身。在這之後，蘇格蘭啟蒙運動（代表人物包括：大衛·休謨、亞當·斯密、亞當·弗格森）也提出了一些非常模糊的社會發展理念。他們認為隨着社會一步步演化，到了一定的階段，戰爭會慢慢變少。

《角鬥士》（Gladiator 2000）劇照。

18世紀後葉，盧梭在一篇《論戰爭狀態》的文章中提到了戰爭的可怕後果，並提出了一個很有名的論斷，而這個論斷與霍布斯恰好相反。簡單地說，霍布斯認為和平源於戰爭，但是，盧梭認為戰爭源於和平。盧梭認為人類的本性是一張白板，和平才是真正的自然狀態，戰爭是人類為打造和平而做的各種準備，人類之所以有戰爭是因為人類害怕戰爭。

隨着19世紀的來臨，西方社會也進入了一個自由主義的長世紀。19世紀相對和平，當代頻繁提及的自由主義理念正是從這個時候成熟起來的。以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為代表的觀點認為隨着文明的演進，野蠻人越來越少，而隨着文明人對野蠻人的征服，歷史的演化會導致戰爭越來越少。托克維爾的看法就比較複雜，他從軍人地位的視角出發，指出軍人本身有打仗的動機，進入現代社會後人人平等，軍人就更希望凸顯自己的地位，也會因此更有戰爭的衝動。我認為托克維爾提出了一些非常值得後人探討的命題。在這一時期，孔德、斯賓塞等人也提出過各自對戰爭的看法。此外，馬克思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後來的衝突主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社會學中，埃米爾·涂爾幹的和平主義色彩可能是最濃厚的。正因如此，他對於戰爭的理解，或者說對於國家之間的戰爭的理解，可能是相對最幼稚的一個。相較於涂爾幹，馬克斯·韋伯對於戰爭社會學的影響更大，其影響一直持續到當代。韋伯戰爭思想的關鍵在於，他把暴力視為最重要的政治手段；另一方面，韋伯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強調民族之間的競爭乃至戰爭，並且視民族間競爭為歷史的主要推動力，這些觀點不難闡發出和戰爭相關的思想。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有很多關於戰爭的理論，但二戰之後，美國相對具有和平色彩的理論取代了德國相對豐富的戰爭理論。雷蒙·阿隆可能是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唯一能和美國社會學家相抗衡的歐洲社會學家。但在當代，只有很少的人閱讀雷蒙·阿隆，包括他的代表作《民族國家間的和平與戰爭》。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戰爭首先是一種社會行動。更準確地說，戰爭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為複雜的、具有協調性的集體行動。無論是社會理論還是政治理論，都沒有理由不去談論和思考戰爭這個議題。但遺憾的是，二戰之後，戰爭逐漸退出了社會學的核心研究範疇。

新京報：戰爭被社會學邊緣化的原因是什麼呢？

李鈞鵬：我們知道現代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如果我們從19世紀以來的自由主義出發，把戰爭看成現代性的殘餘，隨着歷史演化和社會進步，未來的大同社會肯定是一個和平社會的話，那研究過去的東西做什麼呢？約阿斯和克內布爾就在《戰爭與社會思想》中指出，自由主義本身對戰爭有一種內在的抑制衝動。邁克爾·曼也持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啟蒙運動故意遺忘了戰爭。如果一個學科的研究對象被視為已經滅亡或者即將滅亡，那相關研究的衰落就很難避免了。

戰爭從社會學中消失還有一個歷史原因，也就是德國的二戰戰敗。卡爾·施密特因此成為戰犯，也包括影響墨索里尼的帕雷托，歷史學家奧托·欣策以及路德維克·龔普洛維奇。由於德國的戰敗，美國的社會學在二戰之後成為全世界的霸主，這些人的影響力也隨之消散。在這一點上的確存在着歷史的偶然性。

同時，我們有必要在此做一下概念上的辨析。二戰之後，美國學界出現了一個戰爭社會學的細分領域，叫做軍事社會學。軍事社會學主要研究的是，在一個軍事組織內部如何進行效率優化，如何提升士氣，軍隊如何才能打出勝仗。關於軍事組織、軍隊方面的研究是當代軍事社會學的主流，但它非常狹隘，把戰爭本身拋在一邊，變成了具有組織社會學色彩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軍事社會學的出現反而是抑制了社會學對於戰爭的思考。

新京報：我們剛才談到了戰爭社會學的歷史脈絡和理論資源，以及在二戰之後逐漸邊緣化的原因。那麼，當代戰爭社會學的研究現狀是怎樣的呢？

李鈞鵬：我對當代戰爭社會學的研究進路，做三個方向的粗淺劃分。

第一種進路我稱之為福柯主義。福柯把克勞塞維茨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倒轉過來，認為更準確的說法是「政治是戰爭的延續」。這跟福柯對於權力的探討、與他的整個毛細血管的權力理論有很多關聯。由於福柯對當代社會學的影響持續不斷，我相信這一路徑肯定會激起更多的研究，而且這種研究將和他的權力理論交織在一起。

第二種進路可以稱為新韋伯主義，與歷史社會學關係緊密。我想強調的含義與韋伯對於國家和暴力的定義密切相關——國家壟斷了暴力。新韋伯主義進路的研究影響了當代很多人和很多研究領域，比如查爾斯·蒂利在《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中說：「國家發動戰爭，戰爭形塑國家」，他在這本書中就看到了戰爭和歷史上歐洲國家的政權打造之間的相互促進的作用，因為國家必定要徵稅，為了打仗必須要徵稅，徵稅本身正好是國家形成的內部政權成熟的一個過程。斯考切波、邁克爾·曼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新韋伯主義者。

《重水戰爭》（The Heavy Water War 2015）劇照。

第三種進路可以稱作文化主義，指的是從當代文化社會學角度出發的探討。耶魯大學社會學家傑弗里·亞歷山大認為，文化社會學不是社會學的分支，而是從文化的視角看待社會學議題。文化主義進路的代表作之一是亞歷山大以前的學生，現在的同事菲利普·史密斯於2005年出版的《為何而戰？》一書。史密斯比較了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1991年的海灣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他想說明，在每一個國家和每一個社會的內部，都有不同的戰爭敘事，我們要關注的不只是戰爭的物質層面，因為戰爭不只是打仗奪取生命的過程，它還是一個意義解讀的過程。這就涉及對集體記憶的研究。

在當代，戰爭的陰影無處不在，如果確實如此，那我們在當代對戰爭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敘事、什麼樣的故事呢？針對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我們可以做一些比較分析。

新京報：國內學界對於戰爭社會學的介紹和研究是比較少的，不僅在學術圈內遭到冷遇，很多人恐怕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李鈞鵬：我們當然可以找出很多原因，但是我想提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我的觀察，不僅是社會學，也包括其他社科領域的國內學者，對中國之外發生的事情不太關注。我參加過一些翻譯工作，也向一些國內出版社的編輯朋友推薦過一些在我看來非常優秀的社會學著作。但我推薦的書經常會遭到否定，理由是這本書可能在學術上有價值，但寫的是西班牙或者是拉丁美洲，國內讀者不會感興趣，如果要討論國外，最多談談美國、法國、英國等歐美大國。發生在西班牙、意大利、拉丁美洲的事情，大家都沒有興趣。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遺憾的、短視的視角。

當然，國內社會學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開始重建，社會學承擔的社會職責是為國家發展提供參考價值，我們更多地思考國家建設問題，這樣就更少有人關注戰爭了。但是，從學科本身的發展而言，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補上這門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