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派經濟學 - 何謂作為個人行為最後標準的正義？－鑽石舞台

★關注備份號防失聯 → 右上角 → 設為星標★

文丨米塞斯

按：他們必定要以一個中央生產管制局的權威來取代人民的決定，在他們「好的」社會計劃中，沒有個人創造發明的餘地。只有一個權威發布命令，每個人不得不服從。

據一個普遍的見解，即令政府不干涉買賣，市場經濟的運作也可能從那完全由利潤動機控制的發展方向轉變到別的方向。那些主張遵照基督敎義或遵照「真正的」道德要求而實行社會改革的人們以為：善良的人在市場交易時，良心也會發生指導作用。如果所有的人不僅是關心自己的私利，同樣也關心宗敎的和道德的義務，則無須政府的強制力以維持秩序。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政府和法律的改革，而是人的道德淨化，皈依於上帝的訓誡，皈依於道德律，從貪婪自私的罪惡轉過頭來。於是生產手段的私有和公平正義才易於調和。資本主義的一些惡果將可消滅，而又無害於個人的自由和創造。這樣就是廢除了作惡的資本主義而又不建立作惡的政府。

在這些見解底層的那些任意的價値判斷，我們不必在這裡討論。這些批評者對於資本主義的指責都是不相干的；他們的謬誤，是不中肯。要緊的是把社會制度建立在雙重基礎上這個想頭，一方面以財產私有權為基礎，一方面又以一些限制私有財產使用權的道德原理為基礎。主張這種制度的人們說，這種制度旣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也非干涉主義。之所以非社會主義，因為它仍維持生產手段的私有權；之所以非資本主義，因為良心主宰一切而非發動於謀利的動機；之所以非干涉主義，因為無須政府干涉市場。

在市場經濟裡面，個人在私有財產和市場這個軌道上是行動自由的。他的選擇是最後的。他的行為是他的同胞在他們自己的行為中所必考慮的資料。每個人自主自發的那些行為的協調，是由市場的運作來完成的。用不着什麼特別的法令或禁令強求協調。非協調的行為會懲罰它本身。適應社會的努力生產之要求而調整，與追求個人自己的利益，彼此並不衝突。因而不需要任何機構來解決什麼衝突。這個制度自會運行，自會完成它的任務，用不着一個發號施令和實行懲罰的機構來干涉。

在私有財產和巿場這方面以外，就是要用強制力的地方；這裡有些堤防，是有組織的社會建築起來，用以保護私有財產和市場，使其免於暴力和欺詐的侵害，這裡是個不同於自由領域的限制領域。這裡有些規律，區分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非法的，什麼是許可的，什麼是不許可的。這裡有軍警、有監獄、有殺人的刑具和執刑的劊子手，用以壓服那些敢於不服從的人們。

其計劃為我們所關心的那些改革家，主張倫理的規範連同那些用以保持私有財產的規範都要由政府制定，他們想在生產和消費方面實現的一些事情，不同於那些實現於自由的社會秩序下的事情，在自由的社會秩序裡面，個人所受的限制只限於不侵害私人的人身和其私有財產。他們想扼殺在市場經濟中指揮個人行為的那些動機（他們把這些動機叫做自私、貪婪、追逐利瀾）而代之以其他的推動力（他們把這些推動力叫做良心、正義、利他心、敬畏上帝、仁慈）。他們相信，這樣的道德改革其本身就是以保障一個從他們的觀點看來比不受束縛的資本主義更叫人滿意的經濟制度的運作，而又不用干涉主義和社會主義所要用的那些特別的行政措施。

這些學說的支持者，沒有認淸他們所指責為邪惡的那些行為動機在市場經濟的運作中所發生的作用。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運作而無須政府命令每個人應該作什麼以及如何作它，其唯一的理由是，市場經濟並不要求任何人違背他自己的利益而行事。把個人的行為統合於社會生產制度全體的，是他自己的目標的追求。每個行為人耽於他的「貪得」，他乃貢獻他的部份於生產活動。因此，在私有財產和保護私有財產的那些法律範圍以內，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沒有任何牴觸。

私有財產是改革家們汚蔑為自私自利的東西，但是，如果私有財產權廢除了，市場經濟就變得一團糟。敦促人們靜聽良心之音而以公共福利的考慮代替私人利潤的考慮，這是不會創立一個可行的滿意的社會秩序的。吿訴一個人「不要」到價格最低的市場去買，「不要」到價格最高的市場去賣，這是不夠的。吿訴他「不要」追求利潤，「不要」避免虧損，也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建立一些不含糊的規律，作為實際情況下行為的指導。

改革家說：企業家每每利用他自己的優勢，把價格叫低到效率低的競爭者所叫的價格以下，因而把這個競爭者排斥於這個行業以外。這個時候企業家是蠻橫而自私的。但是，「利他的」企業家應該怎樣呢？是不是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可以把價格叫低到任何競爭者所叫的價格之下呢？或者是有在某些情況下他可以這樣呢？

另一方面改革家又說：企業家每每利用市場結構把價格叫高到使窮人們買不起。這個時候企業家是蠻橫而自私的。但是，「善良的」企業家應該怎樣呢？他應該白白地把貨物送給別人嗎？如果他可以索取代價，這代價不管低到什麼程度，總歸是有人買不起的，那麼企業家應該讓那些人買得起，那些人買不起呢？

在這裡，我們不必討論由於遠離了自由巿場所決定的價格高度而引起的那些後果。如果賣者避免把價格叫低到效率較低的競爭者所叫的價格之下，則他的供給至少有一部份是賣不掉的。如果賈者把價格叫低到自由市場所決定的高度以下，則他的供給就不足以使那些在此較低的價格下願意購買的人們都買得他們所要買的數量。價格如果違離市場所決定的高度，還有一些其他的後果，我們將在後面一併分析[2]。在這裡，我們所要認識的是：我們不能僅以吿訴企業家不要受市場情況的指導為已足。要緊的是要吿訴他叫價和付價應做到什麼程度。如果沒有利潤的動機來指導企業家的行為，來決定他們生產些什麼，來促使他們為消費者提供最佳的服務，那就必須給他們一些明確的指令，要他們做些什麼、禁止他們做些什麼，這些指令正是政府干涉的標誌。凡是想用良心之聲、仁慈、博愛來代替這些干涉的企圖，都是白費的。

基督敎社會改革的鼓吹者，總以為人們貪婪求利心因為良知的約束而被制服了，道德律的遵守，在過去做得相當好。當今的一切罪惡都是由於不履行敎會的戒律而引起的。如果人們不違反這些戒律，不貪求不義的利益，人類還可享受中古時期的幸福，那時，至少有些優秀分子遵從福音的原則而行為。現在所要的，是回復到那良好的古代，然後再防止新的叛敎使人們失去他們的善果。

這些改革家把十三世紀的社會經濟情況稱讚為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時期，在這裡，我們對於那種情況無須加以分析。我們所關心的只是「公平的」物價與工資率這個觀念，這個觀念是基督敎的長老們的社會敎義的精髓，也是改革家們想奉之為經濟行為最後標準的。

很明顯地，就理論家看來，公平的物價和工資率這個觀念總是指稱他們所認為可能最好的那個社會秩序，他們建議採行他們的理想計劃，並保持到永久。任何改變皆不容許。因為社會事務任何可能最好的改變，只會是變壞。這些理論家的世界觀，沒有考慮到人之為着改善物資環境而不斷的努力。歷史的變動和一般生活水準的上升，對於他們都是陌生的觀念。他們把那符合他們所想像的行為方式叫做「公平的」，其他的都是不公平的。

但是，公平的物價和工資率這個觀念，在一般人的心中與在哲學家的心中是很不同的。非哲學家把一物價叫做公平的時候，他的意思是說，這個物價的保持就可改善或者至少不損害他自己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凡是損害他的財富和地位的任何價格，他都叫做不公平的。他所出資的那些財貨和勞務的價格，如果愈來愈漲，而他所買進的如果愈來愈跌，那就是公平的。小麥的價無論漲到多高，在農民的心中沒有什麼不公平。工資無論漲到多高，在工人的心中也沒有什麼不公平。但是，當小麥的價格每一下跌的時候，農民就立刻說是違犯了神的和人的法律；當工資下降的時候，工人們就起來反對。可是，市場社會卻沒有方法調整生產以適應市場運作以外的一些變動情況。市場只能靠價格的變動來強迫人們減少那些不大受人歡迎的物品之生產，而去擴張那些為人所更需要的物品之生產。一切安定物價的企圖，其荒謬正在於安定會防止任何改善，因而形成僵固停滯。物價與工資率的彈性，是調整、改善、和進歩所依賴的工具。把物價工資的變動叫做不公平的那些人，和要求保持他們所謂的公平價格的那些人，事實上是在對那些使經濟情況更滿意的努力作戰。

農產品的價格決定，很久以來就有這樣一個趨勢，即：人口的大部份不得不放棄農業而轉到工業方面去。如果沒有這個趨勢，則人口的90%或者更多，仍然會停留在農業方面，而工業的成長會受到阻礙。這樣，各階層的人，包括農民在內，生活過得更壞。假若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公平價格的主張見諸實行，則現在的經濟情況會和十三世紀的一樣。人口會比現在的少得多，生活水準也會低得多。

兩個不同的公平價格學說——哲學的和通俗的，都非難自由市場所決定的物價和工資率。但是，這種否定論對於「公平的物價和工資率應該達到什麼高度」這個問題，其本身並未提供任何答案。如果要把「正義」抬舉為經濟行為的最後標準，那就要在每個場合毫不含糊地吿訴每個行為者他應該做什麼，他應該要什麼價格，以及他應該付什麼價格，而且必須強迫——用威脅和壓制的機構——所有想違反的人都不得不服從命令。這就要建立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來頒布規律以管制各方面的行為，如有必要，則由它修改這些規律，它是這些規律的唯一解釋者，也是這些規律的執行者。這樣一來，用社會正義來代替自私的謀利心這個理想的實現所必要的手段，正是這些主張人類道德淨化的人們所想使其成為不必要的政府干涉。我們無法想像不用極權的管制而可越出自由市場經濟的正軌。至於這個極權是世俗的政府或神權的敎職，那毫無區別。

這些改革家們，在勸吿人們擺脫自私心的時候，總是以資本家、企業家、有時也以工人為勸吿的對象。但是，市場經濟是個消費者至上的制度。這些講仁義說道德的人們，應該以消費者作對象不以生產者作對象。他們應該說服消費者不買價廉物美的東西而買價貴物劣的，以免傷害那些效率較低的生產者。他們應該說服消費者限制他們自己的購買以便較窮的人們有機會多買。如果想消費者這樣作的話，那就必須明明白白地吿訴他們買什麼，買多少，向誰買，以及在什麼價格下買；而且為着執行這些命令，還要用強制力的機構。但是，這又正是道德改革所要使其成為不必要的極權控制制度。

在社會合作的架構裡面，個人們所可享受的任何自由，都是以私利與公利之協調為條件的。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福利時也促進——至少是不妨害——別人的福利，在這種生活軌道上，我行我素的人們，旣不妨害社會的安寧，也不妨害別人的利益。於是，自由而個人創發的境界為之出現，這是個人們被容許選擇而照己意行事的境界。經濟自由這個領域是所有適於分工合作的其他自由的基礎。這就是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的政治上的必然結果（馬主義者說是它的上層結構），是代議政治。

有些人認為各個人的貪求利得，其間是有衝突的，或者認為個人們的貪求利得與別人的公益之間是有衝突的。這些人就不免要主張封個人的選擇和行動權加以壓制。他們必定要以一個中央生產管制局的權威來取代人民的決定，在他們「好的」社會計劃中，沒有個人創造發明的餘地。只有一個權威發布命令，每個人不得不服從。

上一篇：與夫人一席談，不要等到手被割了才喊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