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劉鋒表示，當前貨幣政策面臨的主要堵點不是流動性的問題，更多的還是傳導機制和傳導方向的問題，建議進一步梳理中小微企業的貸款條件和渠道、拉長周期；加大產業基金的投資規模；優化資本市場的退出機制，提升資本配置效率等。

「對於政策措施落實的方式需要進一步明確，細化政策的責任主體、落實實施方案、政策工具，讓投資者能夠形成清晰穩定的市場預期。」劉鋒稱。

對於證券行業的發展機遇，劉鋒表示，為更好迎接新的發展機遇，我國證券公司的服務範圍、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需要進一步提升，真正形成專業化、法制化、市場化、國際化的運營機制，在全方位服務實體經濟的過程中體現價值，打造國際競爭力。

券商中國記者：您對目前宏觀經濟運行有何政策建議？

劉鋒：從2月份統計局公布的經濟數來看，我國當前主要宏觀指標表現仍然較弱。三年平均增速來看，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社消總額、出口增速分別為8%、5%、4%、16%，其中僅出口和工業增加值增速高於疫前水平，消費及投資尚未完全恢復至疫情前水平，經濟復甦仍以出口拉動下的工業領域快速增長為主要動能。

但伴隨海外產能的陸續恢復，我國出口高增長已有所回落，1-2月份出口（美元）累計同比增長16.3%，當月環比-33.6%，未來仍面臨着較大不確定性。因此，要實現5.5%的增長目標，投資和消費領域將是今年政策發力的重點。

圖1：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對比

其次，從社會融資規模來看，企業部門新增信貸中短期債務比例較高，體現出企業長期融資意願較低，經濟預期不穩。居民部門的中長期貸款也出現了有統計以來的負增長，體現出居民的購房需求依然低迷。表面上看是受到去年對房地產的一系列調控政策影響導致居民對房地產預期不穩，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是中國居民端的債務壓力較大，且對未來收入穩定或增長的預期偏弱，使居民槓桿的上升空間越來越小。

過去10年裡，我國居民槓桿率從2010年27.3%增長至2021年底的62.2%，居民部門負債率已經超過歐元區的60.9%，接近日本的66.9%。考慮到中國的城鎮化率仍然低於發達國家，實際城鎮人口的負債水平還要更高一些。

因此當前貨幣政策面臨的主要堵點不是流動性的問題，更多的還是傳導機制和傳導方向的問題，這也是近期一系列貨幣寬鬆措施如降息降准效果偏弱的主要原因。

券商中國記者：關於穩定市場預期有何政策建議？

劉鋒：國務院金融委會議的召開對於穩定社會預期，提振市場信心發揮了及時有效的作用。從會議取得的良好效果來看，當前市場更需要透明公開、清晰明確的政策信號。

因此各國家部門在政策制定層面需要進一步加強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一致性和可操作性，使信息傳導機制及時、準確、完整。同時，對於政策措施落實的方式需要進一步明確，細化政策的責任主體、落實方案、政策工具，讓市場投資者能夠形成清晰穩定的市場預期。

在產業基金的投資和募資過程中，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原則，對資金和資產的產權歸屬、來源、收益分配和去向應界定明晰，其中包括國有資金和資產的產權歸屬主體。

通過法律的手段將資產的歸屬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以及對財產權益的稅收機制長期固定下來，通過立法和執法機制對財產權益進行保護，使得投資主體對資本和市場能夠形成長期穩定的預期。

券商中國記者：您對中概股問題有何建議？

劉鋒：關於中概股的問題，從市場運營的角度來看，美國市場監管當局對中概股的要求有其體現市場公平性、加強信息對稱的客觀需要，並不是完全針對中國，且相關要求當前已經通過立法形式推進。

因此，儘管當前面臨的選擇並不多，但也要釐清問題的實質，爭取主動，博取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券商中國記者：您認為當前證券行業發展的有何歷史機遇？

劉鋒：中國的融資結構目前仍然以銀行信貸為主，債券市場及股票市場規模遠低於發達經濟體。伴隨國內改革進入深水區、核心技術研發進入瓶頸期、新舊能源轉型進入關鍵期，傳統銀行信貸體系的風險偏好和承擔能力難以滿足高新技術發展和「專精特新」領域的融資需求，伴隨註冊制及資管新規的落地，未來資本市場規模將快速擴張，證券行業也將迎來重要發展機遇。

當前中國經濟存量資產的資本化率和證券化率仍然較低，資本和其它要素資源的運行效率亟待提高，未來資產證券化、產業基金、ABS、REITs基金等市場化運行方式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為更好迎接新的發展機遇，我國證券公司的專業化服務邊界、服務能力、服務水平都需要進一步提升，真正形成專業化、法制化、市場化、國際化的運營機制，在全方位服務實體經濟的過程中體現價值，打造國際競爭力。

圖2：中美兩國融資結構對比（2021年）

責編：桂衍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