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中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這標誌着中國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與此同時，中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的變化。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從供給視角來理解國內大循環，產業鏈升級優化、產業鏈安全是兩個重點。總體上，產業鏈升級主要對應於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更高要求，而數字技術和綠色經濟的發展為產業鏈升級提升了新的技術路線；產業鏈安全主要對應於中美博弈和疫情衝擊。當然，兩方面的邏輯也有一定的交集。例如，中美貿易衝突不但使得中國更加重視產業鏈安全，也使得推進產業鏈升級優化更為緊迫。出於這種外部壓力的驅動，我們也強調產業鏈升級，但是其根本的出發點仍然是產業鏈安全。
如果沒有中美貿易衝突的背景，疫情衝擊、數字化、低碳化這三個因素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將更具有中性意義。例如，在沒有中美貿易衝突的背景下，數字化、低碳化這兩個技術範式變化帶來的影響，將更多體現為傳統行業與新興產業之間的更新迭代。但是有了中美貿易衝突的背景，數字化以及伴隨的信息全球化，對中美缺乏互信的狀態提出了挑戰，甚至進一步激化了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的矛盾。同時，有了中美貿易衝突的背景之後，低碳化作為中美之間少有的共識領域、合作領域的作用更加突出。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在分析全球產業鏈重塑的過程中，將中美貿易衝突作為一條主線，疫情衝擊、數字化、低碳化作為三條輔線。基於此，我們得到了以下七個方面的主要結論。
數字化時代全球化背景下
中美貿易衝突具有特殊的複雜性
現有研究普遍注意到中美貿易衝突面臨意識形態方面的挑戰，也可能面臨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挑戰。同時，在數字技術發展的背景下，由於軍民兩用技術界限前所未有的模糊狀態，中美貿易衝突也比歷史上的相似案例更具有特殊的複雜性。
當前，全球化已經從傳統貿易一體化、生產一體化，演進到了數字化時代。相應地，全球化的跨境流動載體也從跨境商品銷售、跨境資本流動，演進到了跨境信息流動。在數字化時代，海量信息的跨境流動關係到國家安全，因此軍民兩用技術界限、國家安全邊界日益模糊。中美在數字化領域的遭遇和衝突，在美蘇、美日等衝突中是未曾有過的。
數字技術帶來的融合與兩國信任度下降之間的矛盾，和意識形態衝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題糾纏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和脆弱。這甚至決定了傳統的貿易規則、投資環境等領域的衝突都退居次要矛盾的地位，而信息領域這種直接事關國家間頂層科技力量角逐、國家安全的衝突變得越來越突出和難以駕馭，甚至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傳統的貿易、投資領域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我們也要嘗試以更大的智慧和耐心來面對這一領域的衝突。
全球產業鏈重塑將呈現出
多元化、數字化、綠色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各國產業鏈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全球產業鏈面臨巨大不確定性。在此過程中，跨國公司開始反思過去單純以效率為主導的供應鏈管理思路，更多考慮效率和安全的平衡。甚至美國、日本等國家政府也開始反思產業鏈政策，強調產業鏈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以社會成本作為產業配置的最終標準，對醫療、高科技等關鍵產業的供應鏈布局進行調整，比如對國內應急供應鏈備份，引導關鍵產業的回流以及回歸區域化，縮短價值鏈等。
「疫情終將過去，但世界從此不同」。疫情通過對政治邏輯、經濟邏輯的衝擊，影響到了全球產業鏈的重構趨勢。我們的研究認為，未來全球產業鏈的發展將呈現出三個特徵：
首先，跨國公司將通過多元化產業集聚增強產業鏈抗風險能力。多元化的過程，可能導致中國面臨一定程度的產業外移，但這與純粹的產業外移不同。在此背景下，我們如何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如何確保中國供應鏈體系的穩定性、可預期性，給全球的下游生產商提供信心和保證，將關係到中國未來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這對於評估中國對外國(尤其是美國之外的國家)的經貿關係的穩定性、權衡經貿制裁措施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
其次，隨着全球要素稟賦格局的變化，全球產業鏈將在中長期呈現知識化、數字化和資本化趨勢。在此過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較優勢格局將被重新定義。一些國家雖然擁有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但是數字經濟發展滯後以及相關基礎設施面臨瓶頸。一般的發達國家在個人隱私保護和商業效率之間的權衡也面臨更多障礙。相比較而言，在推進產業鏈的數字化、資本化的過程中，中國在研發尤其是應用環節具有顯著優勢，但是也面臨一定隱憂。尤其是美國機構將中國扣上所謂「數字威權主義」的帽子，並試圖在網絡世界和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標準中孤立中國，從而限制中國在數字化時代的競爭優勢，這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最後，生產方式的綠色化、低碳化，將主要影響依賴能源出口或正處於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氣候變化因素使得後發國家的趕超過程又增加了一個額外的約束條件。在低碳化、綠色化的背景下，碳關稅可能使出口導向模式的複製難度進一步上升。2021年3月，歐盟議會通過了「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的決議。作為一個參照，美國在2008年也對碳關稅的立法進行了嘗試，也就是《沃納利伯曼法案》。雖然該法案最終沒有通過，但其第1306條款也列出了免於徵稅的三類國家清單。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國家一般體量不大，對於全球生產網絡的影響也較小。但是另一些在最不發達國家之上且仍處於工業化擴張階段的國家(例如越南、印度)以及依賴於高碳資源的國家(例如石油出口國)，其發展空間將可能面臨額外約束。相對於這些國家而言，中國受到的影響較小。一方面，中國工業化進程已經從粗放型擴張進入創新驅動階段，出口貿易內涵碳也已開始下降；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傳統工業會受到衝擊，但是中國的綠色技術、綠色產業、綠色金融市場發展較快，這使得中國能夠緩釋低碳化帶來的衝擊。
總體上，全球產業鏈的多元化布局，可能使得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發展暫時從中受益。但是在資金成本長期保持低位的背景下，數字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可能改變傳統的比較優勢邏輯，綠色低碳也將成為後發國家趕超的額外約束條件。種種跡象表明，印度、越南等後發經濟體，甚至是全局意義上勞動密集型、高碳資源密集型的後發經濟體，其趕超的歷史窗口期有可能將逐漸關閉。這個關閉的過程取決於數字化、綠色化生產方式的發展速度。對於全球經濟格局而言，數字鴻溝、綠色鴻溝可能使得國與國之間的階層更趨於固化，後進發展中國家的趕超之路可能將更加艱難。對於中國而言，這方面的影響有利有弊，需要綜合評估。
中國產業鏈的
全球影響力和脆弱性並存
我們的研究顯示，在全球高出口中心度的產品中，中國在其中八成產品的出口上具有優勢，供應鏈呈現出較強韌性。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分類標準，中國是唯一擁有全部大、中、小工業門類的國家。2017—2018年，《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製度國際公約》(HS)六位碼下全球貿易共包括3556種中間產品，中國在其中2247種的出口規模位列全球前三，而且中國出口858種高中心度產品(該數量僅次於美國，位居第二)，其中693種中間品的出口規模位列全球前三(其中444種在2017年和2018年均排名第一)。這意味着中國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間品貿易中，具有重要的出口優勢。這也印證了在2020年2月前後，中國在疫情防控期間對全球供應鏈的重要衝擊，並引發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2020年3月聯合國發布報告指出，全球約20%的製造業中間品貿易來自中國，如果中國的中間品出口下降2%，將導致45個主要經濟體出口下降約460億美元，其中歐洲、美國、日本、韓國受影響最大。
同時，也要客觀理性地認識到中國供應鏈所面臨的脆弱性。中國在兩成高出口中心度的產品中並不具有優勢，而且中國外貿呈現「大進大出」特點，中國出口的一些高中心度產品本身的生產過程，也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中間產品。根據我們設計的產品層面複合脆弱性指標，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HS-2：85)，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HS-2：84)，光學、照相、醫療等設備及零附件(HS-2：90)是中國供應鏈脆弱性最高的三個行業。特別地，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HS-2：85)行業的複合脆弱性指數是後兩個行業的3倍以上，是中國供應鏈安全性值得高度關注的行業。我們還構建了指標體系，根據產業鏈的脆弱性將2017年中國進口的所有3285種中間品分為以下四類：
第一類：62種中間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國的進口集中度雙高，這類中間品面臨中美貿易衝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衝擊時脆弱性最高，進行供應鏈備份的難度也最大。對於這類中間品應重點關注和評估，特別是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戰略的，應考慮制定國家和產業層面的產業鏈安全規劃，保障供應鏈安全性。
第二類：812種中間品。這類中間品，中國的進口集中度較低，從實際情況來看，這類產品的供應鏈脆弱性小。但是，這些產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較高，因此未來存在惡化的潛在可能。尤其是如果涉及的是關鍵性產品和技術，雖然目前可能因為進口規模較小而容易分散，從而降低進口集中度，但在中長期如果這類產品進口規模明顯上升，則其進口集中度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上升。在這種情況下，這類產品可能會轉變為第一類脆弱性最高的中間品。對於這類產品，需要着眼於長期視角，加強產業鏈安全規劃。
第三類：759種中間品。中國在這類產品上的進口集中度較高，但是其對應的全球出口中心度較低。對這類產品，可以考慮進一步分散進口來源。具體地，中國約39.8%的高脆弱性產品進口市場集中度指數較高，但出口中心度指數較低，其中不乏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HS-2：85)，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HS-2：84)，光學、照相、醫療等設備及零附件(HS-2：90)產品。中國在這些產品上存在一定的產業鏈多元化空間，因此產業鏈安全性可提升的空間較大。
第四類：1652種中間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國進口的集中度均較低。這類產品的供應鏈脆弱性較小，而且地位較為穩定。這類產品超過全部中間品進口種類的50%以及進口金額的48.2%，是中國進口供應鏈的穩定因素。
當然，這部分的研究也存在缺陷：其一，HS六位碼的分類還不夠細緻。其二，美國嚴格進行出口管制的產品，並不會體現在中國現實的進口貿易中。其三，從表面看「卡脖子」卡在了具體的產品層面，但實際上還卡在具體產品背後的專利技術、基礎理論甚至國際標準層面。關於專利和技術的維度，我們團隊也正展開研究。
國家產業鏈的二元悖論及其權衡
我們的研究從行業層面、國別案例等角度揭示了產業鏈的二元悖論：一國在某個產業鏈領域的全球競爭力、影響力，與該國對這個產業鏈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賴進口，這兩個方面難以兼得。
首先，主要經濟體的國別案例分析驗證了該產業鏈悖論。即使包括美、日、歐在內的發達經濟體、老牌工業強國和全球科技領域頂端的國家，實際上也同樣強烈依賴於全球生產網絡。在國別研究中我們發現，各國越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對進口中間品貿易越依賴，其脆弱性越強。例如，日本、韓國、美國的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都很強，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名的產業正是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HS-2：85)產業；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的機械製造業的競爭力比較強，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業正是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HS-2：84)；再如，法國是空客飛機的生產國，但其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HS-2：88)產品的脆弱度排在第三位。
其次，對中國製造業的分行業數據進行分析，我們驗證了在中國的技術密集型行業中存在產業鏈悖論，但是在勞動密集型行業中並不存在這種悖論。在這個經驗研究中，我們一方面建立了中國製造業分行業的對外依賴度指標；另一方面使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全球價值鏈指標體系(UIBEGVC)來刻畫該行業在全球所處的地位(競爭力)。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影響之後，我們發現，在技術密集型行業中，隨着中國某個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上升，該行業對外依賴度也將呈現上升趨勢。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悖論只存在於技術密集型行業，勞動密集型行業並不存在這種悖論。這可能是由於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產業鏈較短，比較容易實現在一國範圍內循環。
最後，在所有國家中，美國對產業鏈悖論的處理值得中國學習。美國在產業鏈悖論問題上如何實現了較高效率的平衡呢？我們的研究發現，美國通過政治關係、國家間的同盟實現了產業鏈安全的保障。如果僅考慮經濟因素，中國的全球供應鏈風險低於美國。但是在考慮政治關係、斷供能力後，中國的全球供應鏈風險顯著提升，但美國面臨的風險則變化不大。相較於美國，中國的全球供應鏈風險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響。從美國的案例來看，在一定條件下產業鏈安全與競爭力可以兼得，從而也可以對前述的產業鏈悖論約束實現突破。
我們特別注意到，2021年6月8日美國白宮發布了關鍵領域供應鏈百日評估報告。該報告再次提及美國需要強化政治關係，從而維護供應鏈安全。這表明美國也意識到政治關係對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關於政治關係惡化對美國供應鏈可能造成潛在破壞作用的擔憂。可見，中國在提升產業鏈安全水平的過程中，為了兼顧產業鏈的國際競爭力，也需要營造與主要國家良好的政治關係，同時加強與斷供能力弱的國家的供應鏈聯繫。
關稅領域：
提高中美雙邊加征關稅排除率
推動雙邊降關稅
當前條件下美國拜登政府短期內難以取消對華關稅。(1)拜登政府國際經濟政策的首要考慮是保持技術代差，保證供應鏈安全。拜登政府執政以來，先後以總統行政令的方式，強化聯邦政府的「買美國貨」規定，審查四類關鍵產品供應鏈以減少美國對外國物資的依賴，這表明其國際經濟政策的首要考慮是保持技術代差和保證供應鏈安全。美國新任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Tai)在參議院提名確認聽證會上的發言，也明確表示美國還沒有準備好取消對華關稅。(2)美國國內存在強大的保護主義政治需求。在美國兩黨已經形成一致觀點將中國視作戰略競爭對手的政治環境下，任何對華政策的軟弱都被視為絕對有害。(3)在戰術層面，拜登政府要為中美經貿談判保留籌碼。即便是美國內部的自由貿易倡導者，如美國前財長保爾森(HankPaulson)、美國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Round-table)等，在呼籲拜登政府削減對華關稅的同時，也認為削減關稅應該作為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的一部分，以換取中國在其他方面的讓步。美國新任貿易代表戴琪也暗示支持上述對華經貿策略。
在此背景下，中美雙方共同提高加征關稅排除率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首先，拜登政府奉行「小院高牆」精準打擊政策，全面關稅措施並非首選。拜登政府執政以來，首要目標是保持技術代差和保證供應鏈安全，對華政策奉行「小院高牆」精準打擊。而關稅措施打擊面廣、福利損失大，雖然短期內不會也無法取消，但顯然並非首選。拜登在競選總統時曾明確反對以關稅手段解決中美貿易衝突，但迫於政治壓力收回了這一說法。拜登執政以來的各種政策取向均顯示，拜登政府的政策着力點並非關稅措施。
其次，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使用加征關稅排除的阻力相對較小。拜登政府已多次強調無意對華搞全面「脫鈎」或者「新冷戰」，而是在對華競爭中保持特定領域的合作，促使中國按照西方的國際規則行事。但迫於國內政治壓力，拜登政府也束手束腳，找不到突破口。而加征關稅排除措施是USTR已經實施的措施，進一步提升排除措施力度的難度相對較小。
再次，美國提高對華加征關稅排除率政策空間很大。截至2022年1月，美國仍然保留着對37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其中對清單1(340億美元)、清單2(160億美元)和清單3(2000億美元)保持加征25%關稅，對清單4A(1200億美元)保持加征7.5%關稅。與清單1和清單2相比，清單3和清單4A的排除率大幅降低。根據我們團隊2020年在《國際經濟評論》發表的論文測算：清單1、2、3、4A的排除申請中，被批准的申請占比分別為33.8%，37.4%，4.9%和6.5%。其原因在於，清單1、2中的商品，如汽車及零件、儀器等，生產技術相對複雜，供應鏈條更長，短時間尋找替代品較為不易，在USTR的排除標準中予以優先考慮；而清單3、4A中的商品，如皮革製品、服裝、鞋等，生產技術相對簡單，供應鏈條較短，雖然進口金額上的對華依賴度更高，對美消費者的福利損害更大，但短時間尋找替代品相對容易，因此排除率較低。
從美國對華加征關稅清單來看，最早出台的清單1、2最符合USTR的301調查初衷，與「中國製造2025」密切相關，且對華依賴度較低，對美國經濟福利損害較小。因此，從中長期來看，美國擴大清單3、4A的排除範圍難度相對較低。
最後，美國通貨膨脹壓力顯著上升，美聯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兩難。2021年美國通貨膨脹形勢持續超預期，到年末通貨膨脹率觸及7%，達到40年新高。而新冠肺炎疫情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美國經濟反彈基礎尚不牢固，同時在個人救助政策的強力支持下美國勞動參與率顯著偏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失業率的表現可能被嚴重高估。此外，過高的政府債務負擔也使得寬鬆政策退出的難度上升。這些因素使得美聯儲在應對通貨膨脹壓力方面陷入一定程度的兩難。如果顯著提高加征關稅排除比率能夠對壓制國內通貨膨脹率產生積極影響，這應當是美國可以考慮的措施。事實上，美國與歐盟國家已經在2021年6月15日雙邊峰會召開時共同決定結束貿易戰，並且美歐雙方已經在2021年10月30日最終達成並宣布了這項決議。但是其所涉及雙邊貿易金額僅為180億美元，遠遠低於中美貿易衝突的涉案金額，這對於緩解美國通貨膨脹壓力的作用也極為有限。
科技競爭：
準確認識中美科技競爭新趨勢及中國挑戰
我們的研究從專利技術層面，對中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所處的地位進行了全面客觀評估。基於過去20年全球專利技術數據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國際專利呈現以下四方面特徵：(1)數量巨大；(2)核心專利占比低；(3)近五年進步神速；(4)「偏科」嚴重，專利技術大量集中在數字通信領域。對中國與美國核心專利的行業分布進行比較，還可以看到，儘管中國在2020年已經成為全球《專利合作條約》(PCT)專利數量最多的國家，但是就PCT核心專利的總體層面、分行業層面而言，中國與美國、日本仍有很大差距。我們應客觀認識這種差距，處理好自主創新與國際科技合作的關係，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與合作。
當前中美科技競爭的新趨勢、新驅動力來源於兩個方面：數字化時代新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美國拜登政府與前任政府的不同理念。不論美國的執政者是誰，在數字空間領域，毫無疑問美國已經將中國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這場戰略性競爭將會在未來數十年中持續。在這一點上，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有共同之處。但與此同時，拜登政府在科技領域遏制中國的思路與前任又有顯著不同。
2021年2月4日，拜登總統在其首次外交政策講話中將中國定位為「最嚴峻的競爭對手」，稱其挑戰了美國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觀」，但只要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就準備與中國進行合作。具體而言，拜登政府更加關注科技遏制政策的負面影響。拜登在美國總統競選中獲得了科技公司的廣泛支持，其候選委員會的前10位捐款人中，谷歌、微軟、亞馬遜、蘋果和臉書占了5席(而特朗普的前25位捐款者中根本沒有大型科技公司)，副總統哈里斯與硅谷的關係更是密切。拜登政府必然會對特朗普時期兩敗俱傷的對華科技政策做出調整，充分考慮科技遏壓措施對美國的負面影響。
回顧特朗普時期的對華科技遏制政策，其在以下三方面已經顯現出負面影響：其一，美國對華過寬的出口管制損害了美國高科技公司的商業利益，從而影響其研發投入。其二，美國對華人員交流過於嚴格限制也損害了美國特定高科技領域的研發人力資本。其三，美國的國際科技合作中心位置相對弱化。中美貿易戰以來中美科技合作降溫，但與此同時中歐、中日科技合作增強，部分彌補了中美科技合作下滑的空缺。「十二五」期間，中國與德、英、法、日的聯合專利申請占比之和是23.7%，僅為中美合作占比的一半，而在2018年這一占比已達38.3%，與中美合作專利占比相當。
基於上述背景，拜登政府更加關注對華科技競爭政策的負面影響，因此其政策框架的以下三方面特徵預計將更為明顯：第一，加大美國自身的科研投入。第二，以「小院高牆」為特徵的精準扼制政策。第三，藉助盟友圈和多邊平台的槓桿，在關鍵技術領域形成針對中國的「盟友圈」，縮小中國的外交迴旋空間。
在拜登政府時代，我們對中美科技競爭的新趨勢也做出了三方面展望：
第一，中美在網絡空間的技術競爭和對抗加劇，平行體系出現的可能性上升。作為大國競爭的一個核心場域，地緣政治對抗使國家安全概念極度泛化，供應鏈安全與數據安全成為當今大國競爭的焦點。由於競爭性上升，國家間合作意願大大降低，多邊治理機制的有效性下降。在美國的大力鼓動下，兩個平行體系出現的可能性上升。
但是由於中美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互相嵌入程度極深，兩個平行體系出現的過程可能很大程度上被推遲或面臨阻滯。我們的研究顯示：美國的出口管制政策在制裁華為的同時，也對華為的美國供應商產生了顯著的反向衝擊。而且，制裁華為的金融市場反應不僅會影響供應商，還會形成行業擴散效應。在華為供應商所在的九個行業中，至少有三個行業存在顯著的行業擴散效應，並且覆蓋了24家供應商中的16家。行業擴散效應可能促使行業協會對政策進行干預，加強供應商受到的反向衝擊對出口管制政策的反作用。其間，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也干預了出口管制政策的實施。最後，受到反向衝擊的供應商對出口管制政策採取了應對措施，包括在政策實際生效前加快對華為的出口、將相關生產線轉移至海外、向政府施壓等。
第二，未來的中美科技競爭將進入全政府全社會模式的融合國力競爭時代。一方面，信息革命正滲透到經濟、社會、政治、安全的方方面面，各個領域都需要在時代大潮中重新調試；另一方面，互聯網企業的崛起正在分享原本屬於政府的部分權力，無論是產業發展還是網絡安全都需要各方協作來完成。哪個國家能夠更有效地融合各領域的國力並將其投射在網絡空間，哪個國家就能夠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競爭中獲勝。
第三，中美博弈圍繞新技術的國際規則、國際話語權爭奪將更為激烈。過去兩年來，歐美國家以及聯合國的多個不同機制就網絡空間的國際規則、法律框架進行磋商。在該領域，新的規範不斷湧現，大浪淘沙的過程到了一個重要節點。隨着網絡空間國際規範的生命周期由規範興起向規範普及過渡，大國圍繞規範制定話語權的博弈將更加激烈。
中國產業鏈：
外移、內遷，還是區域重組
在前有堵截(美國)、後有追兵(越南等)、中間搖擺(歐洲和日本)，以及內有產業升級之困的背景下，中國產業鏈鞏固、優化升級都面臨一定壓力。從空間來看，中國產業鏈面臨三個調整方向：外移、內遷、區域重組。上述三個調整方向本身是中性的描述，對於其結果不能一概而論，或者說，三者均可能出現有利於中國的結果，當然也可能出現不利的結果。
從不利的情形來看：(1)產業過度外移可能導致中國的產業空心化。(2)政策過度干預導致的產業向內地遷移，可能導致資源的低效配置。(3)美國主導的產業鏈區域重組，可能使其生產網絡向北美地區收縮，同時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為了控制價值鏈風險，也可能進一步減少對中國依賴(我們的研究表明不排除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
從有利的情形來看：(1)合意的產業外移，是中國產業升級自然發生的過程，而且有助於形成以中國為關鍵節點的國際分工網絡擴大中國產業鏈的國際影響力。(2)發揮中國的市場、技術優勢推動的國際區域產業鏈整合，將有助於更好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經濟更深度融入國際區域分工網絡當中。(3)因勢利導地發揮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實現產業鏈向內地的遷移。
以越南為例，我們對中國產業鏈外移進行了觀察，並對其性質進行了研究。2020年，越南超過韓國成為中國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國。以此現象作為切入點，我們就中國對越南快速增長的出口進行了拆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國向越南產業轉移的成分和性質。我們的研究表明，中國對越南的出口有兩大特點：第一，中國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產品是中間品，而不是為了滿足越南的最終需求。第二，中國企業對越南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是帶來對越南中間品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向越南的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使得中越在國際分工上的關係更為緊密，部分中國對歐美國家的順差轉變成了中國對越南以及越南對歐美的順差，中國國際收支失衡過於集中的壓力得以減輕。可見，現在的中越經貿關係較類似於此前日中經貿關係：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節點，越南則有成為次級節點的潛力。但如前所述，從長遠來看，全球產業鏈的數字化、綠色化趨勢將對越南的發展空間形成一定的挑戰。
對於鞏固國內產業鏈、做好中西部地區產業鏈承接，我們提出了四點建議：(1)中國可以執行梯度稅收優惠。中西部地區可以試點對標東南亞國家，加大減稅降費力度，以稅收政策工具引導和支持產業有序轉移，加強省際協調，減少橫向稅收競爭。(2)在此過程中，要特別改善中西部地區政府的激勵約束機制，提升市場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改善政企關係。(3)在市場主體方面，推動內資中小企業發展壯大，使其逐步擺脫服務外資的「代工」地位，塑造穩就業、增利潤、育品牌三贏局面。(4)在中西部邊境省份可以積極與越南、緬甸開展勞務合作。越南、緬甸勞動力成本低，年輕勞動力資源充裕，可在中國廣西、雲南等邊境省份布局中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嘗試中國產業鏈+越南勞動力的經濟一體化模式，通過提供語言培訓、學歷教育等方式吸引越南年輕勞動力入境學習、工作，這樣既可以緩解中國年輕勞動力短缺，又可以通過引入境外勞動力要素把產業鏈留在國內。
在區域產業鏈重組方面，疫情衝擊下歐洲汽車產業鏈的暫停對東亞國家造成的衝擊，給我們帶來了啟示：汽車產業可能適合作為東亞區域產業鏈合作的抓手。高度集成的汽車產業鏈是全球化生產的典型代表。受疫情衝擊，2020年3—4月歐洲汽車行業生產停頓，一方面導致中國汽車零部件面臨進口中間品的斷供衝擊；另一方面則減少了歐洲從日韓進口汽車零部件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日韓供給與中國進口需求具備對接的可能性。尤其是從二級、三級等次級供應商來看，日本、韓國的汽車供應鏈可能與中國的汽車供應鏈形成有效匹配。
汽車產業作為高度集成的產業，適合作為東亞產業鏈合作的抓手。尤其是在新技術、新能源革命的背景下，傳統汽車產業與人工智能、綠色能源緊密相聯，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在新興汽車產業中各自都具有一定優勢。而且，中國在人工智能、無人駕駛領域較為領先，產業配套網絡齊全，市場規模巨大，中國有望成為東亞區域汽車產業鏈合作的樞紐。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合作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制於地區內的政治關係，東亞地區的產業鏈合作在該領域也面臨一定挑戰。
書 訊
《全球產業鏈重塑——中國的選擇》
徐奇淵 東艷 等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名家推薦
目 錄
版面編輯:李俊虎｜責任編輯：李俊虎
視覺：李盼 浩然
監製：卜海森 李俊虎
封圖來源：視覺重慶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