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日晚間，美國政治媒體《政客》突然發布了一條獨家報道，美國最高法院的一份泄露文件——一份由大法官薩繆爾·阿利托起草的多數派法庭意見的初稿顯示，最高法院已經就推翻1973年的「羅伊訴韋德」一案進行了投票。這份草案已經在最高法院內部傳閱，並被《政客》得到。
如果最終的結果如這份泄露的文件所寫，最為直接的結果就是，美國將結束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基於《美國憲法》對於墮胎權的保護。意味着各州就有權針對該事項拿回決定權。
美國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
消息一出，人們還沒有時間閱讀這份長近百頁、有長達31頁附件、118處注釋的冗長文件，舉國就進入了一種十分震驚的狀態。
羅伊訴韋德案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美國最高法院關於該案的《法庭意見》認為「《美國憲法》保障懷孕女性不受政府過度干預，而選擇進行終止妊娠的權利」。這個判決結果直接導致美國聯邦和州一級的許多限制墮胎的法案無效。
該案的主角羅伊（簡·羅伊，Jane Roe，1947 - 2017）實為化名。她原名諾瑪·麥克康威（Norma Leah Nelson McCorvey），出生於路易斯安那州一個十分普通的家庭，隨後她隨父母搬至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地區生活。麥克康威的母親酗酒並有暴力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她出生的家庭是典型的基督教家庭，後來歸屬過不同的教派，一開始是「五旬節運動」成員，後來在父親的影響下成為「耶和華見證人」。她的父親在她十三歲時離開了他們，並與她的母親離婚。
1968年，28歲的麥克康威第三次懷孕。據她自己說，此時有朋友建議她對外宣稱自己被黑人男性強姦，這樣按照德克薩斯州法律，就可以施行流產手術，終止妊娠。事實上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根據當時德克薩斯州的法律，婦女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脅時才能尋求終止妊娠。但她的這個嘗試並沒有成功。她又試圖去找非法墮胎的診所，但她聯繫的診所恰好被當局關閉了。走投無路的麥克康威在醫生的建議下，接觸到了律師，想看看事情是否能有轉機。
麥克康威不想要腹中的這個孩子，但又想繼續居住在德克薩斯州。她的兩位代理律師，薩拉·維丁頓（Sarah Weddington）和琳達·考菲（Linda Coffee），隨後起訴了當地的地區檢察官亨利·韋德（Henry Wade），理由是德克薩斯州的法律違反《美國憲法》。德克薩斯州地區聯邦法院在審理該案之後，做出了有利於羅伊的判決。而州檢察官不服，直接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至此，該案就成為了著名的羅伊訴韋德案。這時，距離最初的起訴已經過去了三年時間。麥克康威的第三個孩子已經在官司進行期間出生，並且也被收養了。但由於這個話題非常具有爭議性，且影響非常廣泛，最高法院決定在原有訴訟的意願已經不具有實際意義的情況下，依然進行所有的正常法律程序，並將出具《法庭意見》。
1973年，最高法院做出了由7:2投票得出的結果，麥克康威一方勝訴。其判決的依據是《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中「隱私權」的概念，婦女具有選擇墮胎的權利。隱私權是個法律概念，指限制政府或私人對於個人隱私的干預。世界上有超過150個國家的憲法中明確寫明公民具有隱私權。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墮胎的權利，是屬於私人領域的事務。然而事實上，《美國憲法》及《美國權利法案》（憲法前十條修正案的統稱）都沒有明確寫明這個概念。但這個概念美國法學界在19世紀就提出，並在此案前就已經被援引，作為判決的依據。例如在比此案更早、在同樣具有歷史意義的格蕾斯伍德訴康涅迪格州一案中（1965），最高法院認為該州的《考姆斯托克法》「禁止個人採取一切避孕和有助流產的用品」的規定，違反了隱私權中「防止政府入侵」的權利。
美國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同時《意見》還指出，這個權利並不是絕對的，需要衡量州政府的利益，以保障女性的健康和孕期生活。判決指出，墮胎的權利是一種「基本權利（fundamental right）」。法庭在審查挑戰墮胎權的法律時，需要用美國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的最嚴格的標準。
最高法院同時提出了著名的「三階段標準」：在婦女懷孕期間，分為三個階段考慮墮胎情況。懷孕的前三個月（至12周），由於胎兒不具備母體外存活的可能性，孕婦可與醫生討論之後決定是否終止妊娠；三個月之後，政府限制墮胎，但僅以保護孕婦健康為必要；在胎兒具有母體外存活性之後（24-28周），政府保護潛在的生命的利益，除非母體的生命或者健康遭受危險，否則政府禁止墮胎。
1973年結束的羅伊訴韋德案，讓原本就在民眾中存在的關於墮胎問題的爭議，一下子變得白熱化。極為複雜的、圍繞着道德、宗教、生物學以及法律等領域展開的社會運動、爭論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引發過暴力活動。同時，它也影響和塑造着美國的人口結構、勞動力市場等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
這種觀點上的分歧在根源上來自宗教和文化傳統以及倫理學上的不同觀點的差異。其核心在於對胚胎及胎兒的道德狀態，以及人的道德權利的不同看法。簡單來說，就是胚胎和胎兒在每個特定的階段是否是、以及在什麼時候成為一個人；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對它們採取干預是否在倫理上是可以接受的。
《原則與妥協》王希/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版本：2014年12月北京大學出版社
今天的美國民眾，對待墮胎的合法化是什麼態度呢？皮尤研究所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對墮胎合法化，或部分合法化的支持態度上，宗教和政治立場，如黨派可以作為雙方分野的重要標誌。同時，雖然近半數（48%）的民眾認為墮胎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但多數——高達59%的民眾認為，應該將墮胎合法化，或者部分合法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泄露事件引發的關於本案的許多討論中，人們似乎都簡單地將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和禁止墮胎合法化畫上等號。不少左翼人士紛紛疾呼，這是歷史的重大倒退。在本來就已經極化的美國政治版圖上，人們再一次聞到了一種立場先行的味道：阿利托與其餘四位由共和黨提名的大法官在去年12月份的口頭辯論之後投了贊成票。而三位民主黨提名的大法官則以異議者的面目出現。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近年來美國本土的政治極化、黨派分野變得日趨嚴重。在對待墮胎的問題上，情況也是如此。根據皮尤研究所公布的民調，民主黨人或傾向於民主黨的獨立人士與共和黨一邊相比，更支持墮胎合法化（80%對35%）。這個高達45%的差異，在2016年僅為33%。這次最高法院的《法庭意見》，似乎見證了最高法院的「右轉」。然而事實，真的這麼簡單嗎？
事實上，在法律技術層面上，羅伊訴韋德一案也並不是完美無瑕。在該案判決之後，法學界就本案出現了許多討論。羅伊一案的方向毫無疑問得到多數學者的支持，但在細節上，爭議頗多。
最高法院門口，反對廢除羅伊案判決的美國民眾
有一種觀點認為，最高法院試圖推翻羅伊一案的努力，其實是在對20世紀70年代那次走得太遠的「錯誤」進行挽回。至少在技術層面上，這種做法是經得起推敲的。在美國法學界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瓊安·露絲·貝爾德·金斯伯格（Joan Roth Bader Ginsburg）對本案的觀點在專業人士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她出身貧困但憑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在被男性所統治的法律圈贏得了廣泛的尊重，在1993年經克林頓總統提名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被認為是持自由派立場和較為溫和的大法官之一。但對墮胎權一貫支持的金斯伯格，對於羅伊一案的判決，一直持保留態度。在進入高等法院之前，她認為該法庭意見走的太遠，如果能將墮胎權限定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之下，而不是一步到位，會讓關於墮胎權的討論沿着以女性為中心的方向繼續前行。成為大法官之後，她又表示，該案的結果，給了醫生們按照自己的意願隨意進行墮胎的權利，而女性不再是中心。
在法學界，關於本案引用率最高的一篇文獻來自憲法學者、曾經在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等法學重鎮任教的教授約翰·哈特·埃雷發表在《耶魯法學期刊》的一篇學術文章，被引用高達兩千餘次。埃雷在這篇長達三十頁的文章認為，「羅伊一案可怕的地方在於，此案判決極力保護的權利，並不是來自《憲法》的語言本身……」不少重量級的法學家，如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授艾倫·德肖維茨，凱斯·羅伯特·桑斯坦，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科米特·羅斯福三世等，都對該案的結果表示失望。
長期以來對羅伊案持批評態度的法學家德肖維茨
另外，即便在多數派的七位大法官之間，也有意見分歧之處。其中的三位大法官撰寫了各自的《協同意見書》。在英美法系中，當法官贊同法院最終由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的法律結果，但在判決的法律基礎細節處有不同意見，或認為需要表達自己補充意見時，會各自，或共同起草所謂《協同意見書》。這種意見書有的被公開，有的則為了不為法院的判決產生噪音而不公開。其法律效力並不高。
羅伊一案中，上述三位大法官中的兩位的意見是關於該判決的《憲法》基礎。大法官道格拉斯認為該判決如果以《美國憲法第九修正案》，而不是《第十四修正案》以依據更為妥當。而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則認為對該判決結果持不同意見的人「無視多數醫師都會按照他們職業的標準，對關乎生命和健康的問題在認真的醫學判斷的基礎上行事……」。他的意見被解讀為，伯格大法官認為在具體操作層面，醫師們的職業操守或規範會起到防止墮胎權利被濫用的情況。
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他是美國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大法官，以文本主義和支持民權著稱。
雖然通常法律專業人士在執業操作中，認為《協同意見書》的法律效力較小，通常很少使用。但是，上述的細節，似乎表明該案的判決在最高院內部並非鐵板一塊。不僅多數派的七位法官內部在判決的依據上存在一些不同意見，而且在該判決的具體實施中有可能引發的問題，也有不全面的認識。事實證明，這些擔憂是有道理的。關於判決的依據問題，在日後成為法學界批評的重點。
另外，還有分析認為，《協同意見書》的行文中，似乎表明大法官們設想病人都具有自己的私人家庭醫生。在此之前的美國社會，這曾經是很普遍的現象，但是在此案發生之前，這種生態已經開始發生了變化。
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在1973年投票支持羅伊一方的七位大法官中，有五人為共和黨提名的大法官；民主黨提名者僅為兩人。這完全不符合人們簡單地將共和黨提名的大法官與反墮胎勢力等同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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