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與批判性思維 - 嚴復之痛：啟蒙者遭遇了一個喚不醒的時代－鑽石舞台

May 24 Tue 2022 11:02
想象力與批判性思維 - 嚴復之痛：啟蒙者遭遇了一個喚不醒的時代

撰稿丨唐山

全文共9607字，閱讀大約需要20分鐘

第二年，嚴復去世，一代思想者承受了清醒的痛苦，也承受了無路可走、被時代拋棄的痛苦，他試圖啟蒙，結果卻遭遇劇變，而劇變之中，行動才是第一位，思想只是爭取圍觀的手段。滄海桑田之後，啟蒙既沒留下痕跡，也難說發揮了真正作用。

從英國回來後，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任教20年，李鴻章承認嚴復工作努力，卻不肯重用。嚴復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光被耽擱，未能釋放出應有的能量。圖為北洋水師學堂在進行操炮訓練。

嘗自數生平，得天不為不厚，而終至無補於時者，正緣少壯之時太主難進易退主義，不肯努力進取，雖浮名滿世，而資力淺薄，終無以為左右時世之資，袖手窮居，坐視沉陸，是可嘆也！

這是嚴復對自己一生的反省。嚴復是「引介西學第一人」，他的突出貢獻在於：

扭轉千年延續的循環史觀（即「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導向進步史觀；

引入自繇主義（嚴復認為，英文中的Liberty異於漢語中的自由，故譯作自繇，亦譯作群己權界，尤精準），從嚴復到梁啓超，再到胡適，凝聚成一條改良式的、溫和現代化之路；

將東西方文明對比研究的第一人（「五四」時期最風行的思想方式），並最早提出近代化門檻是「黜偽而崇真」（即賽先生）、「屈私以為公」（即德先生）；

最早主張現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

……

嚴復自視甚高，家中懸兩聯，一是「隨時縱論古今事，盡日放懷天地間」，另一是「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聖人起不易吾言」。

然而，除譯書外，嚴復一生處處碰壁，他的好友林紓（即林琴南）曾惋惜地說：「君著述滿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試其長，此至可哀也。」

作為啟蒙者，嚴復又是一個極其矛盾的人：早年積極主張學習西方，晚年卻宣傳「讀經」；早年崇尚科學，晚年卻沉迷於扶乩、通靈術；主張男女平等，卻有兩妻一妾，在持續不斷的家庭糾紛中，痛不欲生；一邊主張強身健體、嚴禁鴉片，一邊又染上鴉片癮，無法自拔；早年留學西方，回國後卻迷戀功名，4次科舉，均未成功；早年支持變革，晚年卻反對白話文；曾翻譯過亞當·斯密、孟德斯鳩、約翰·穆勒等人的代表作，提倡現代治理，卻成「籌安六君子」之一，支持袁世凱復辟……

嚴復是如何將這麼多的矛盾，捏合成一個整體的？難道，他是又一個「青年時的改革者，中年時的實幹家，晚年時的保守派」？

在《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中，著名學者黃克武先生試圖說明：嚴復是統一的，老年嚴復與青年嚴復主張雖異，卻有內在的一致性。這種進兩步退一步、欲去還留的踟躇，折射出夾縫時代的逼仄與艱難。

《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作者黃克武，大學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3月。

掃碼下單

在嚴複眼中，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高牆，那是無數代醒來者的噩夢，總有一種力量，讓你尊嚴掃地，讓你泣不成聲。那是魯迅筆下永遠無法突破的「鐵屋」，那是偶爾崩壞、卻又迅速重生的桎梏。

何曾貞下起元來，不獨憐君且自哀。

未得一邱供嘯傲，更無歧路可徘徊。

情知亂世身為患，誰向頹流首重回。

惟有少時騰擲處，夢中突兀見南台。

生於長夜的人如此不幸，他們能看到光，卻心知此生註定無法到達。《筆醒山河：中國近代啟蒙人嚴復》精描了嚴復的困頓與掙扎——醒來必然要付出代價，但醒來的人生才是有意義的。

▌「日本嚴復」為何能做成事？

光緒三年（1877年），23歲的嚴復被官派到英國學習時，日本的中村正直已於9年前（1868年）離開。

黃克武，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博士，長期從事研究工作，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代表性學術著作是《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密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這兩本著作在史學界和思想史界有廣泛的影響。

面對西潮，德川幕府與清政府的想法近似，均努力引進器物層面的知識，試圖「不改變制度，只學習技術」。和嚴復一樣，中村正直也從小接受儒學教育，靠從勝海舟手中借來的《英華字典》，逐字抄錄，學習了英語。

豈是功名輕別離，欲研舊學擴新知。

賴有家人知此意，使余萬里快心期。

在留洋路上，中村正直寫下這首詩，因為他比嚴復幸運——如果不是12歲時父親去世，嚴復不會放棄科舉正途，轉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不得不踏上留洋的危途。直到魯迅時，留洋仍不被大眾接受，魯迅所在的路礦學堂有5個留日名額，有學生中選，卻在家庭的阻攔下，主動放棄了資格。

中村正直，日本啟蒙思想家。生於東京，號敬宇，1866年留學英國，1868年回國後任教授。他翻譯的《西國立志編》《自由之理》兩書對日本產生巨大影響，掀起全面學習西方的風氣。

日本無科舉制度，讀書人無正途，留洋也不會受歧視。中村正直回國後，於1870年翻譯出版了《西國立志編》暢銷數十萬冊，到嚴復畢業時（1879年，按原計劃，嚴復應在英學習三年，但清政府經費不足，兩年便畢業了），中村正直又翻譯出版了《自由之理》，被贊為：「向來的忠孝至上思想一朝被顛覆，瞬間化為木葉微塵。」這標誌着日本從引進現代器物，轉向引進現代文明。

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曾對比中日近代化之路：在引入鐵路、電報、鐵甲艦、現代工廠、現代火炮等方面，中日的時間差不明顯；在引入報紙、現代法院、現代銀行、憲法等方面，則有明顯的時間差。

嚴復也有自己的幸運——他得到了清朝駐英公使郭嵩燾的激賞。

1878年2月2日春節宴會上，郭嵩燾召見了6名留學生，其中就有嚴復。在日記中，郭嵩燾寫道：「格林里治（即英國皇家海軍學院，位於倫敦的格林威治）肄業生六人來見，嚴又陵（即嚴復）談最暢。」「其言多可聽者。」

1個月後，郭嵩燾再召嚴復討論時事，在日記中，郭嵩燾稱：「（嚴復）于洋務所知者多，由其精力過人、見聞廣博，予每嘆以為不可及。」嚴復曾說：「中國切要之義有三，一曰除忌諱，二曰便人情，三曰專趨向。」郭嵩燾反思自己，以為好做到了這三點，遂引嚴復為「生平第一知己」。

郭嵩燾比嚴復大37歲，但他有非凡的氣度與知識勇氣。郭嵩燾到西方後，腳踏實地、謙遜謹慎地去研究西方強盛之道。他發現，當時英國不只是器物先進，普通國民對國家、對皇室也有異常高度的忠誠。郭嵩燾百思不得其解，在旁聽了英國議會的辯論後，他頗有感慨，認為「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他多次建議嚴復，應該常去旁聽。

中日的先行者幾乎同時看到，應從引進現代器物，轉向引進現代文明，但結局卻大不相同。

嚴復1905年的簽名照，這一年也是改良主義走向失敗、革命主義走向成功的分水嶺。

郭嵩燾被彈劾後，曾紀澤接手。曾紀澤是曾國藩的兒子，曾國藩又與郭嵩燾交厚。曾紀澤不事科舉、閉門自學英語，在當時算是難得的、有世界視野的人才。可嚴復將自己的文章交給曾紀澤後，卻遭曾的貶斥。

曾紀澤說：「宗光（指嚴復）才質甚美，穎悟好學，論事有識。然以郭筠丈（郭嵩燾）褒獎太過，頗長其狂傲矜張之氣。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於中華文字，未甚通順，而自負頗甚。余故據其疵弊而戒勵之，愛其稟賦之美，欲玉之於成也。」

嚴復早年放棄舉業，文言文水準確實不高（後來經過補習，大大提高了文言文水準），但曾紀澤的「玉之於成」實為藉口。郭嵩燾認為「出使諸邦，唯嚴君能勝其任，如某者（指郭嵩燾自己），不識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當此」；可在曾紀澤籠罩下，嚴復不得不匆匆結束留學生涯，回校任教。對於曾紀澤，嚴復的評價是「門第意氣太重，天分亦不高」「喜為輕藐鄙夷之事」「天分極低，又復偷懦憚事，於使事模稜而已，無裨益」。

嚴復的性格上有缺點，即鋒芒過露。他晚年在給朋友的信中，曾檢討說：

仆當少年，極喜議論時事，酒酣耳熱，一座盡傾，快意當前，不能自制。尤好譏評當路有氣力人，以標風概。聞者吐舌，名亦隨之。顧今年老回思，則真無益，豈徒無益，且多乖違。

郭嵩燾深知嚴復的性格缺點，但總是善意地、從側面加以規勸，在人品、見識與擔當上，郭嵩燾絕非曾紀澤可比。

▌一次次毀前程，都是因為嘴

嚴復為何鋒芒畢露？除了郭嵩燾所說的「由來固已久矣」之外，也有接受現代文明影響的原因。

嚴復早孤，少年起便常年在外，到英國前，曾在軍艦上見習5年。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嚴復因成績好一直受讚賞，難免有些自傲。可在當時的大環境中，科舉才是正途，嚴復又頗受歧視。圈內熱捧與圈外貶低的落差太大，易生戾氣。

現代文明的核心是「人的發現」，重視個人價值。在傳統社會中，個體成長中會遭到較多打壓，以致內心傷痕累累。由傳統入現代，特別是與現代文明相參照，難免會放大曾經的傷痕，產生強烈的反抗情緒。

曾紀澤年齡大、官職高，自認是嚴復的長輩，貶低、惡罵是當然的權力，以為不這樣做就不能幫嚴復「改掉壞毛病」，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可這種「改造」常常夾雜了個人的偏執、嫉妒、誤會等，施暴者很少會想：也許自己的看法是錯的，對方才是正確的。

不僅曾紀澤如此，嚴復曾一度想投靠的張之洞也如此。

張之洞堅持「中體西用論」，一度成為主流觀念。「中體西用論」一方面滿足了皇權的需要，認為帝制是不可動搖的「中體」，是傳統道德的基石；另一方面，又公開承認應學習西方，反對保守，契合了時代潮流。

提出「中體西用論」的真正目的，是在「庚子之變」後，既維護慈禧太后的統治，又給洋務派爭取權力空間，不過是一種政治投機。可嚴復卻不合時宜地發表了《辟韓》等文，認為這種功利性的嫁接毫無意義。

嚴復認為，現代文明自有體用，是有機結合的關係，只取其用，不顧其體，其實是又回到了「不改變制度，只學習技術」的老路上，猶如為了讓牛跑得快，在牛身上安馬腿，看上去強強聯合，結果卻造就出怪胎。嚴復認為：「一行變甲，便思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

況且，所謂「中體」並沒傳說中的那麼好，「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揭出了皇權的本質。對於裝做對慈禧無限忠誠、心中卻有「皇帝夢」的張之洞來說，嚴復的分析有如剝皮之痛。

嚴復再一次因自己的嘴，毀了仕途機會。

清末官場最忌跨利益集團漂移。嚴復出身於左宗棠興辦的福州船政學堂，後受知於郭嵩燾，郭、左均屬湘系，可嚴復出仕後，長期在淮系中，飽受冷落，「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從26歲到46歲，一直在北洋水師學堂任教。

北洋水師學堂為北洋艦隊培養了大批人才，是中國現代海軍教育之始。圖為北洋水師學堂正在學習掌握現代測量一起。

在信中，嚴復跟弟弟抱怨說：「當今做官，須得內有門馬、外有交遊，又須錢鈔應酬，廣通聲氣。兄則三者無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達乎？置之不足道也。」

工作不愉快，嚴復也摸魚，他自認為：「管理十餘年北洋學堂，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其實，學堂也培養出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南開大學校創辦人張伯苓、翻譯家伍光建等。

除了從湘系轉入淮系，無人提拔外，使嚴復自己意志消沉，因婚姻不幸福，他染上鴉片癮。李鴻章曾勸說：「汝如此人才。吃煙豈不可惜？此後當仰體吾意，想出法子革去。」嚴復以為李鴻章是知己，其實李鴻章早就「嫌其（指嚴復）危言激論，不之親也」。

李鴻章去世時，嚴復贈聯：「使平生盡用其謀，其成功或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有批評的含義。

嚴復幾次想戒煙，都未成功，直到去世前一年半，才在醫生的幫助下成功。

淮系重西學，工資較高，受家室拖累，嚴復不敢辭職，他想通過科舉來改變命運。雖明知八股文有三大弊端：一曰錮智慧、二曰壞心術、三曰滋游手，卻又不能不投身其中。嚴復四次科舉，均未成功，直到1910年，清政府賜給他一個文科進士的虛名，他才得償所願。

中村正直回國後，在大學當教授，著述不斷（中村正直於1891年去世），嚴復則為了功名，白白消耗了一生中最好的時光。

▌天演論為何導向了革命論

1897年12月，嚴復譯《天演論》在《國聞匯編》上發表，掀起巨大反響，遠超嚴復所料。

嚴復對梁啓超多有批評，但梁啓超一直保持沉默，後因嚴復支持袁世凱復辟，梁啓超與嚴復不再聯繫。

梁啓超曾說：「今而知天下之愛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指嚴復）；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

曹聚仁曾回憶：「近二十年中，我讀過的回憶錄，總在五百種以上，他們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論》的影響。」魯迅也在《瑣記》中寫道：「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胡適讀了《天演論》後，甚至給自己改名。本書作者黃克武先生鈎沉出，胡適所讀是縮減版本。嚴復擔心自己的古文功底不夠，將草稿給吳汝綸修改，吳汝綸曾在曾國藩、李鴻章幕中，是桐城派晚期的代表，嚴復曾向他學習古文。吳汝綸一邊看原稿，一邊摘錄。吳汝綸去世後，家人將摘錄版發表，因言簡意賅，一度用作中學教科書。摘錄版進一步強化了譯稿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意味。

在宋明理學中，宇宙秩序是社會秩序的背書，二者同歸於善。《天演論》則指出宇宙秩序的根本是競爭，奉行叢林法則，惡才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從而造成宇宙秩序與人類社會秩序的撕裂。

在原著中，赫胥黎反對叢林法則，反對將優生學用於人類，但嚴復翻譯忽略了原著中的博物學內容，將赫胥黎「用倫理限制天演」，轉化為「改造倫理，以適應天演」，從而與「救亡」的時代主題相契合。梁啓超的「新民說」、鄒容的「革命說」、魯迅的「改造國民性」等，都源於《天演論》。

在《革命軍》中，鄒容寫道：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

這些基於《天演論》而形成的觀念，嚴複本人並不贊同，但他的翻譯實現了對傳統的祛魅，這種祛魅並非基於科學實證，而是通過東西方對比而完成的，這種無實證的演繹邏輯留下廣闊的誤會空間，養成了後人「思想顛覆」的習慣。

本書認為，嚴復是近代最早通過東西方文明對比的方式，完成論證的學者。

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娛；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

今天我們已知，這種表面性的對比常常建立在對雙方觀察都不深入的基礎上。在歷史上，西方人也曾強調孝道、親親，也曾多忌諱、追淳樸，只是社會發展階段不同，才與東方人出現了不同——這些不同並非本質，而是發展的產物。

可問題在於，嚴復不具備深入把握現象的能力，一是缺乏思想工具，二是沒有足夠的材料。

從思想工具看，嚴復沒接受過專業的哲學訓練，只能從粗淺經驗看問題。

因屢次參加科舉，使嚴復鍾情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種高度藝術化的文體，缺乏精確性，很難用來科學寫作。文言文以用生僻字為美，以凸顯「文必秦漢」的古奧感，但給閱讀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當時便有人批評嚴復「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

嚴譯中有許多怪詞，如神經稱為涅伏，解剖學稱驗之科，語言學稱字學，社會學稱群學，經濟學稱計學，單位稱麼匿，總和稱拓都……這些詞更貼切、有內涵，但太小眾，在與日譯詞競爭中，基本都敗下陣來。魯迅先生曾說：「從前嚴幾道（嚴復）從甚麼古書里——大概也是《莊子》罷——找着了「麼匿」兩個字來譯Unit，又古雅，又音義雙關的。但是後來通行的卻是『單位』。」

魯迅曾對曹聚仁說，自己的世界觀是嚴氏「開拓出來的」，魯迅早期也用涅伏稱神經，後來則多用日語詞，比如不稱「天演」，而稱「進化」。其實，「進化」是誤譯。

值得注意的是，嚴復自己用詞也不太嚴謹，有時會混用。在文言文影響下，「相似即相等」會潛入人的意識底層，作者、讀者、譯者往往只能做到「感覺上的認知」，做不到「精準理解」，結果就是思想大於邏輯、感覺勝於分析。讀者接受了結論和方法，卻沒接受整體，搞不懂它在整體中的地位。

至於足夠的材料，嚴復回國後就一直混跡於官場，閱讀外文資料雖多，卻對國外學術發展無感性認識。

魚是無法討論水的，人也很難與環境剝離，從而形成認知障礙。不重實證，只看邏輯推理，所以嚴復的「簡單對比法」發展到陳獨秀時，就成了簡單粗暴的「西方以個人為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東方則以家族為本位、尊長卑幼同罪異罰」，推漲了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的野蠻思維。

▌嚴復只願改良，不願革命

嚴復很早便意識的精神祛魅可能帶來的的風險。

袁世凱當政期間，嚴復負責《居仁日覽》的翻譯工作，那是專門給袁世凱搜集並翻譯的外媒文章，通過大量閱讀西方報紙，嚴復意識到「一戰」給歐洲帶來的巨大傷害，開始反思精神祛魅後，人類如何避免走向叢林社會，遠比梁啓超等人更早。

嚴復與袁世凱相識於小站練兵時，嚴復曾和袁世凱開玩笑說，你將來一定當皇帝，袁世凱也開玩笑說，如果我當皇帝，第一個就殺你的頭。戊戌變法失敗後，嚴復曾說：「此公（指袁世凱）外沽有為之名，內懷頑固之實。死權躁進，茫不自知，不出三年必敗。」

袁世凱稱帝時，楊度拉嚴復勸進，表示不對外發表，只是內部支持。嚴復難卻舊情，便簽字同意，沒想到第二天報章便稱「籌安會」成立，嚴複列名其中，成了「被支持復辟」者。嚴復嚮往君主立憲，對袁世凱確有幻想，但不願公開支持。

在楊度的忽悠下，嚴復成了「籌安六君子」之一，從此無法擺脫保守派的污名。

嚴復後半生常遭此類誤會，他曾說：「生平浪得虛名，名者造物所忌，晚節末路，固應如此。不過人之為此，或得金錢，或取好官，復則兩者毫無所有，以此蒙禍，殊可笑耳。」

在北大當校長時，嚴復曾主張學生讀經，其中便包含了對「精神祛魅後，如何解決內心空虛」的思考，讀經並不代表反對西學。嚴復曾說：「是故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塗，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

中國此後教育，在在宜着意科學，使學者之心慮沉潛，浸漬於因果實證之間，庶他日學成，有療病起弱之實力，能破舊學之拘攣，而其於圖新也審，則真中國之幸福矣。

嚴復從沒背離這一想法，他認為小學、中學應減少記誦的內容，「此後便當課以西學，且一切用洋文授課。課中洋文功課居十之七，中文功課居十之三」。

讀經只是西學的補充。嚴復沉浸於文言文的美感，同時認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曾經的精神家園，可以填補現代人的精神空虛。嚴復沒意識到，他又走進了曾紀澤的誤區中，以為可以左右別人精神，這與他信奉的「自繇主義」相衝突。

本書對這種衝突做出了相當精妙的解讀。

首先，嚴復一直保守。

1905年，他對孫中山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不客氣地回應道：「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

1905年是中國近代思想的一個轉折點，革命論徹底壓倒了改良論。

嚴復晚年思想並未「轉向保守」，而是他一直保守。戊戌變法失敗後，嚴復極為沮喪，認為當時國民的文化程度還不足以支持君主立憲，其他更是空談。嚴復傾向君主立憲，與他留學英國的親身經歷相關，此外，他的啟蒙資源多來自蘇格蘭傳統，而非法國。對於革命黨讚美的盧梭，嚴復頗有批評。

嚴復認為：「父母斯民自任，然而耕則為定播獲之時，商則為制庸贏之率，工則與之以規矩，士則教其所率由。其於民也，若襁負而繩牽之，毫末無所用其發已之志慮。」

其次，嚴復也受惑於積極自由。

嚴復反對盧梭，強調個人權利，但在亡國滅種的壓力下，嚴復也認為集體利益高於個人權利，給予個人權利，目的是維護集體利益。這就又回到盧梭的積極自由上，而非蘇格蘭啟蒙所堅持的消極自由。

最早將兩種自由分開討論的學者是哲學家以賽亞·伯林，他認為，積極自由是「去做……的自由」，消極自由是「免於強制和干涉」的狀態。以賽亞·伯林認為，前者往往造成困境。

正如曾紀澤，他給嚴複製造困境，目的也許是善良的，希望提高嚴復的能力。他認為，現在重用嚴復，嚴復能力不匹配，反而有害。可問題是，他怎麼判斷嚴復能力是否匹配呢？只能依靠個人經驗，而這種以己度人的方式，即使鑄成大錯，也不自知。況且，如果沒有強制因素，就不會產生效果，可強制之後，曾紀澤反而傷害了嚴復，並沒達成他想起到的效果。

嚴復與第二任夫人朱明麗，攝於1917年。朱明麗讀罷《天演論》，曾宣言非嚴莫嫁。嚴復聞後乃娶之於滬上。一時傳為美談。但婚後二人關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給嚴復帶來許多煩惱。

集體權益當然更重要，但邊界在哪裡，如何操作，如何實施，如何效率最大化……都需要具體的方式，不能坐而論道。嚴復根據個人經驗，認為讀經、扶乩、鼓吹國學就能培植人們對集體權益的認識，未免幼稚。

嚴復懼怕革命，希望加快改良的速度，可革命與改良都是歷史的必然產物，非個人否定就能阻擋，即使發出「舉國趨之，如飲狂泉」的危言，又有何異？

▌究竟是會通，還是圓謊？

事實上，天演論不是科學，是未經實證的演繹邏輯（至少到目前為止，無法證偽），沿着這個邏輯，會產生一個弔詭的結果：人根本不需要主動作為，反正天然就會演進，坐等結果即可。

在白話文運動中，嚴復袖手旁觀，並嘲笑林琴南參與論戰。嚴復認為，文言文不死，必然會在天演中取勝，爭論沒有任何意義。

對於「五四運動」，嚴復的評價也不高，他說：「咄咄學生，救國良苦，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者，則可決也。」「學生須勸其心勿向外為主，從古學生干預國政，自東漢太學，南宋陳東，皆無良好效果，況今日耶。」

嚴復一生都在論戰，曾力斥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以及清代中期便興起的「西學中源說」。史華慈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中指出：「嚴復對各方來說事實上都是外人，對於極端保守分子來說，嚴復當然是該詛咒的人；對于謹慎的改革者，如仍極注重『保教』的張之洞來說，嚴復對保教公開表示冷漠是極其令人惱怒的。」但在革命的衝擊下，嚴復的改良思想落了下風。

嚴復反對「五四運動」，甚至稱：「（蔡元培）偏喜新理，而不識其時之未至，則人雖良士，亦與汪精衛、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諸公同歸於神經病一流而已，於世事不但無濟，且有害也。」圖為蔡元培、李石曾等合影。

本書談到了嚴復主張的「會通中西」，但未作深入分析。從結果看，這種會通其實是「誤解+主觀意願」的集合。比如嚴復提出：「中國理道與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即法度）。」認為絜矩之道即自由，固然扣住了「群己權界」的內核，但只有空洞的兩個字，歷代解釋均有很大彈性，並沒勾勒出絜矩之道的發展史，說明它原本就在邊緣地帶，是一個常被誤讀、很難實踐的所在。它既可被視為本土資源，也可被視為負面遺產，取決於後人如何闡釋。這種會通，跡近圓謊。至於把道家思想和古典自由主義相會通，更顯牽強。

作者認為，在近現代中，革命與改良猶如鐘擺，擺到革命一端時，改良被完全否定，而擺到改良一端時，革命又被完全否定。這種兩極式議論，導致人們對嚴復的看法忽高忽低。

1920年，嚴復回到家鄉侯官，說：「還鄉後，坐臥一小樓，看雲聽雨之外，有興時，稍稍臨池遣日……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長此視息人間，亦何用乎？」

1908年嚴復（56歲）與甥女何韌蘭（27歲）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