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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利奧·達姆羅施(Leo Damrosch)

哈佛大學恩斯特·伯恩鮑姆文學名譽教授,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得主


在1763年那段不到三個月的較短相處中,詹姆斯·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和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對彼此的好感和友愛有助於約翰遜振作起來。但是,那年秋天,鮑斯威爾身處荷蘭之時,約翰遜陷入了令人擔心的抑鬱狀態。部分原因是他七年前簽訂了編校莎士比亞版本的合同,卻未及時完成,為此感到羞愧。但這種抑鬱狀態主要說明從年輕時起就一直困擾他的各種頑念此時又噴涌了出來。

約翰遜的牛津朋友威廉·亞當斯此時來看望他,「發現他的狀態可悲堪憂,他不斷唉聲嘆氣,自言自語,從一個房間不安地踱步到另一個房間。而後他用了這種表達來強調自己感受到的痛苦:『要是截掉一個肢體能恢復我的精神狀態,我也是願意的。』」

當約翰遜開始痛苦地懺悔時,另一位朋友亨利·思雷爾大驚失色。亨利的妻子赫斯特後來寫道:「我清楚地記得,我丈夫不由自主地抬起一隻手,要讓他住口,因為他被約翰遜滿口胡言亂語深深刺激到了;他所說的那些東西,任何人都會想盡辦法不讓別人信以為真,即使真是實情,也是不適合吐露出來的。」赫斯特沒有暗示約翰遜有可能想說什麼,但她十有八九猜到了:涉及「肉慾」——與性有關的念頭,約翰遜認為這樣的念頭不加以抑制是有罪的。


《重返昨日世界:從塞繆爾·約翰遜到亞當·斯密, 一群塑造時代的人》

[美] 利奧·達姆羅施 著

葉麗賢 譯
一頁folio 出品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2年6月
約翰遜最深的恐懼是對被判下地獄的恐懼。他每年復活節都有審視自己心靈狀態的習慣。1764年4月,他寫道:「我的思緒被肉慾籠罩着……一種奇怪的遺忘感將我吞沒,使我不知道過去一年發生了什麼事,我發現任何事情和信息穿過自己的腦海,都不會留下任何印象。這不是有望進入天堂的人生。」約翰遜常常思考《聖經》里與才幹有關的寓言,害怕因為浪費自身的才賦而遭受永世的懲罰:「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約翰遜的宗教信仰總是基於恐懼,在《漫遊者》中,他甚至提醒讀者要心存足夠的恐懼。「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懸在永世毀滅的深淵之上,維繫自己的不過是一條生命之線,而這條線必將很快因自己的軟弱斷裂,時間之翼也可能隨時將它折斷;可是,環顧四周的時候,他們仍然不會因為恐懼而顫抖,不會急於尋找安身之所—這些人該如何評判自己?恐怕只能說他們尚未覺醒,尚未足夠堅信自己所處的險境。」「旁觀者」先生從來不會這樣寫。

思雷爾夫婦出面干預,邀請約翰遜到泰晤士河對岸的鄉間莊園做客,對他盛情款待,不久之後還邀請他長住在那裡。約書亞·雷諾茲所給予的幫助幾乎同樣重要。到1764年,他和約翰遜已經成為親密的朋友,很清楚社交對他的朋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療法。在最早的一期《漫遊者》中,約翰遜寫道:「當一個人不能忍受自己的社交同伴時,他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這一點可以確認為顛撲不破的真理。」約翰遜的讀者可能不清楚他其實是在談論自己。

早在1764年,雷諾茲就向約翰遜提議組建一個俱樂部,由喜愛社交的有趣朋友構成,每周挑一個晚上聚會。他們一致認為,九名成員比較合適—即使不是每個人都能參加聚會,也足以確保談話生動,包羅廣泛。另一名成員後來說,他們對善於相處的理解是,「如果那天晚上碰巧只有兩人能夠見面,他們也能相伴作樂」。他們為該俱樂部選擇了一句拉丁文座右銘—「願它與世長存」。

「俱樂部」的規模開始擴大後,他們採取了一項規定,即新成員必須通過推選產生,且必須獲得全體同意;一張反對票就足以將候選人阻攔在外。鮑斯威爾1766年回到英國後就迫切希望入選,但直到1773年才實現這個目標。「俱樂部」的成員都很喜歡他,但都覺得他分量不夠,唯一的優點就是對約翰遜忠誠。

在頭二十年裡,「俱樂部」的成員定期在傑拉德街9號的土耳其人頭酒館(離斯特蘭德大街不遠)會面,但它沒有自己的活動基地,這與後來的一些倫敦俱樂部不同。威斯敏斯特市議會曾在外面貼了一塊牌匾:「這裡曾是土耳其人頭酒館,塞繆爾·約翰遜博士和約書亞·雷諾茲1764年在此創建了『俱樂部』。」正如畫上的標牌所示,這座建築後來被一個慈善組織買下用作施藥所,為窮人提供藥品。這棟建築如今被新龍門行(New Loon Moon Supermarket)使用。

有人說這是倫敦的第一家俱樂部,實則自18世紀初以來,各種各樣的俱樂部在倫敦市和其他城鎮都很活躍。這個詞來源於「湊錢」(clubbing together)這種做法,即每次咖啡館或酒館聚會後眾人分攤費用,共同出資。在《英語詞典》中,約翰遜將「俱樂部」定義為「在某些情境中聚集的良友佳伴」。

除了約翰遜和雷諾茲,這些「良友佳伴」在當時的公眾中間並沒有多少知名度;他們被選中,僅僅是因為兩位創始人喜歡他們。埃德蒙·柏克當時是一位議員的私人秘書,直到兩年後他才進入下議院。克里斯托弗·紐金特醫生是柏克的岳父;安東尼·夏米爾是股票經紀人,如今我們對他所知不多。除了約翰遜,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是唯一的職業作家;他像曾經的約翰遜一樣,一直在做匿名的新聞工作者,此時他剛嶄露頭角,名字開始為人所知。他年輕時學過一點醫學,所以喜歡被叫作「哥爾德斯密斯醫生」,但他並無實際學位,也從未行醫。約翰遜總是叫他「哥爾迪」,儘管後者討厭這個綽號—「我總是希望他,」哥爾德斯密斯對鮑斯威爾說,「不要叫我哥爾迪。」

最後三位成員是約翰遜特別想要納入「俱樂部」的朋友:兩名善於社交的時髦青年托珀姆·博克萊爾和貝內特·蘭頓,以及治安官、音樂學家約翰·霍金斯爵士。

霍金斯拘謹古板,毫無幽默感。幾年後,他與柏克吵了一架,覺得自己不受歡迎,於是退出了「俱樂部」(他自己的解釋是他不喜歡熬夜)。約翰遜忠於老友,不過對於他的離去,並未放在心上。幾年後,范妮·伯尼聽到約翰遜說:「至於約翰爵士,我真的相信他在根子上是誠實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很吝嗇小氣,而且必須承認,他身上有一定程度的殘暴氣質,有一種野蠻脾性,要替此辯護,是不大容易的。」約翰遜將霍金斯描述為「不可俱樂之人(an unclubbable man)」,這個常被人引用的說法正是出自這場對話。

最初九名成員的簽名複印圖能讓我們很好地領略他們的個性。「主席」是個輪換的職位,每次聚會時被推選出來主持局面。

吃吃喝喝

頭一件大事就是在土耳其人頭酒館二樓的一間私人包間落座,點一份大飽口福的晚餐。關於這些人所點的菜餚並沒有太多的記錄,但我們從其他渠道得知,英國酒館裡的食物選擇令人眼界大開。幾年後,附近的王冠與錨餐廳(位於斯特蘭德街)的兩位主廚出版了《萬能的廚師與城鄉管家》,展示了他們準備呈獻給顧客的菜餚的詳細食譜,當然,那些菜餚不是所有時候都能烹調的。書里的列表是按季節排列的(比如,冬天沒有綠色蔬菜)。肉類包括成年牛肉、成年羊肉、小牛肉、豬肉、羊羔和兔肉。家禽的範圍更廣:鵝、家鴨、野鴨、雞、火雞、鴿子、山雞、山鷸、沙錐鳥、雲雀、鴴、鷓鴣和雉雞。

魚類也在考慮範圍:大菱鮃、胡瓜魚、鮈魚、鰻魚、鱘魚、鰨目魚、鯉魚;你還可以點到鳥蛤、貽貝和牡蠣。在那個只有富人才有自己的廚師的時代,能去酒館吃一頓豐盛的晚餐是一種享受。

晚餐當然少不了葡萄酒,飯後也還是飲用葡萄酒。度數更高的酒很少飲用。只有很窮的人才會喝杜松子酒,而鮑斯威爾儘管身為蘇格蘭人,卻不喜歡威士忌。波爾圖葡萄酒的烈性不如今天增濃版的波爾圖,它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價格不貴;英國對法國葡萄酒徵收的關稅要高於葡萄牙的葡萄酒。鮑斯威爾提到,位於聖保羅大教堂墓地的女王徽章酒館的老闆有「八百打」「優質波爾圖老酒」。那就是九千六百瓶,據推算足夠供應一段時間了。

還有不少其他飲料可供選擇。潘趣酒以白蘭地為底料,配上檸檬汁、橙子汁和糖水。香甜果子酒是用熱波爾圖、糖、肉豆蔻和烤橙子配成的。牛奶甜酒的配料包括在葡萄酒中結成凝乳的熱牛奶、蛋黃、肉桂或肉豆蔻。當時的人喜歡喝甜飲料。有一次,鮑斯威爾提到「每個人都喝了一瓶加糖的萊茵白葡萄酒」。

約翰遜一生戒過好幾次酒;他說自己能做到滴酒不沾,卻不能節制飲酒。但是,他不反對自己的朋友喝酒。在戒酒期間,朋友們曾勸他對一杯波爾多乾紅葡萄酒作出評價,「不是根據可能已經模糊的記憶,而是即飲即品」。約翰遜嘗了之後,搖搖頭說:「什麼東西!聽我說,各位先生,干紅是給小男孩喝的;波爾圖是給男人喝的;但立志成為英雄的人(他微笑着說)必須喝白蘭地。」在另一個場合,有人問他一個人是否可能覺得當下很幸福,他回答說:「永遠不會,除非在喝醉了的時候。」

豪飲的風俗一直延續到下一個世紀。在托馬斯·洛夫·皮科克的小說《梅林考特》中,一位生性快樂的教士說:「喝酒有兩個原因:你口渴時,可以解渴;你不渴時,可以防止口渴。我是因為預感到自己會口渴才喝酒的。預防勝於治療。死亡是什麼?化成塵與灰罷了。沒有比這更乾燥的了。生命是什麼?精氣。精氣是什麼?酒氣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說有人在「俱樂部」里喝麥酒或啤酒。喝啤酒被認為是下層民眾的奢侈嗜好;雖然如此,他們平日裡依然狂喝濫飲。18世紀初,本傑明·富蘭克林在倫敦當過一段時間的印刷工,他發現自己的同事都在「暴飲啤酒」。「啤酒館的夥計」—當時倫敦大約有七千家啤酒館—必須跑前跑後,給客人添酒。富蘭克林在印刷廠的夥伴「每天早餐前喝一品脫,早餐喝一品脫,配麵包和奶酪,早餐和午餐之間喝一品脫,午餐喝一品脫,下午六點左右喝一品脫,完成一天的工作後再喝一品脫」。勤勞的富蘭克林並不認同這種喝法;他的一大個人決心就是「不要吃得像個傻子,不要喝得飄飄然」。

啤酒和烤牛肉一樣,被認為是英國性的象徵。在霍加斯的名作《杜松子酒巷》所展示的可怕畫面里,有一群無助的醉漢,一位母親失聲驚叫,因為一個瘋子將她的嬰兒插在尖樁上;這個畫面可以與內容更健康的《啤酒街》並置對照。《啤酒街》畫面下方的詩句樂觀地宣稱:

啤酒是我們小島出產的快樂水,
可以強健肌肉、增長力量,
可以讓每一顆因辛苦疲憊
而萎靡的男人心激情昂揚。

雖然作者提到了「男人心」,但在畫面中,一位賣魚的女販子正拿着一個大杯子。我們可以確定她的職業,因為她頭上頂着一籃子鯡魚,正在閱讀《鯡魚業新歌謠》。

傍晚,身體強健、食物充足的勞工們都已停下來休息,修屋頂的工人則在樓上舉杯祝酒。轎子裡一位女士正坐等轎夫喝完他們杯里的啤酒,那些啤酒是從他們身後的館子裡端出來的。啤酒街唯一生意不好的就是當鋪老闆(在《杜松子巷》里當鋪老闆生意興隆)。在《啤酒街》里他感激地接過一大杯啤酒,不過得通過門上開的小口,如果他走出家門,可能會因為債務問題遭到逮捕—當鋪老闆實在太窮了,而他的四鄰個個富足,並不需要他的業務。

談笑風生

「俱樂部」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交談:並非只是閒聊,而是包羅各種話題的廣泛討論。更早的時候,霍金斯和約翰遜曾共同創立一個俱樂部,叫「常春藤巷俱樂部」。就在那時,霍金斯聽到約翰遜宣稱:「小酒館裡的椅子是人類歡樂的寶座。」正如約翰遜說的,在小酒館裡,侍者有望提供殷勤周到的服務,也沒有需要恭維的東道主。「那裡的葡萄酒使我精神振奮,激發我侃侃而談,與我最喜歡的人展開話語的交流。我會武斷地提出觀點,也會遭人反駁,而正是在這種意見和觀點的衝突中,我找到了樂趣。」

鮑斯威爾將約翰遜典型的談話方式形容為「為占上風而說話」。哥爾德斯密斯曾經說過:「與約翰遜爭執毫無意義,如果他的手槍沒有打中你,他還會用槍托把你擊倒。」鮑斯威爾非常喜歡這句俏皮話,在《約翰遜傳》中兩度引用。

雷諾茲對鮑斯威爾說,約翰遜總是毫不猶豫地投入辯論中。「是的,」鮑斯威爾回應道,「他不需要任何正式準備,也不需要將利劍揮舞兩下;他瞬間就穿透了你的身體。」約翰遜選擇某種立場,通常只是為了好玩。鮑斯威爾對加里克說:「他一般這樣開始:啊,先生,至於打牌到底是好是壞呢……」「你看,」加里克回答說,「他正在考慮自己應該站在哪一方。」

如果這是地位平等者之間的公平較量,並不必然會出現恃強凌弱的情況。萊斯利·斯蒂芬評論道,在喜歡競爭型對話的文化中,約翰遜的批駁只有在變成真正的侮辱時才會令人不悅。斯蒂芬說,他的犀利反駁「在競技語境裡是公平玩法,就像在足球比賽中踢對手小腿是公平玩法一樣」。

約翰遜特別喜歡與柏克鬥智逞才;柏克擁有辯手那種編構論據的天賦,在使用說服性語言方面,也有着非凡的天分。「他的思想之流是持續不停的。」約翰遜曾經說過。柏克滔滔不絕的話語、源源不斷的觀點,連鮑斯威爾都無法記到紙上。約翰遜說:「下雨的時候,你不可能和這個人在棚子下站上五分鐘,但你必須相信,和你站在一起的這個人,是你見過的最了不起的人物。」

有一次,約翰遜病倒了,有人提到柏克,他大叫道:「那個傢伙激起了我所有的力量。我要是現在就見到柏克,大概會沒命的。」鮑斯威爾評論道:「約翰遜太習慣把談話當成一場競賽,而把柏克當成自己的敵手。」柏克自己曾寫道:「與我們搏鬥的人強化了我們的神經,磨鍊了我們的技能。我們的敵人正是幫助我們的人。」

約翰遜喜歡使用珠璣妙語,讓自己的論斷顯得不容置疑,鮑斯威爾描述過約翰遜在妙語生效時得意洋洋環顧四周的模樣。這也是約翰遜競爭意識的體現。約翰遜告訴蘭頓,他夢見有人在才智的比拼中打敗了自己,覺得很沮喪。醒來時,他才意識到正反方的立場都被他包攬了。

這並不是說約翰遜總像他想表現的那樣機智,或者像鮑斯威爾認為的那樣機智。有一次,鮑斯威爾為蘇格蘭作家的卓越表現辯護:「但是,先生,我們還有凱姆斯勳爵。」凱姆斯是一位傑出的法學家,也是鮑斯威爾的好朋友,但他的寫作成就有限。對此,約翰遜提高了嗓門:「你們有凱姆斯勳爵。留着吧。哈,哈,哈!」

鮑斯威爾在《約翰遜傳》的很多地方,引用了他當選會員後在「俱樂部」聽到的對話。「俱樂部」成員嚴正地告訴過他,他們私下的言論必須嚴格保密,所以,他很小心地掩飾他們的身份。他經常會在日記中記下令人難忘的交流,有一次,他逼迫自己儘可能再現整個晚上的談話。在《約翰遜傳》中,這段記述足足占了六頁。沒有人說過什麼刻骨銘心的話,但談話顯示出高度的知性,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種既放鬆自在又富于思想的氛圍。

這段對話發生在1778年4月3日,也即鮑斯威爾入選「俱樂部」五年之後。在《約翰遜傳》中,他用字母表示說話人,例如,代表雷諾茲的是「P」(「畫家」的首字母);代表柏克的是「E」(「埃德蒙」的首字母)。由於有原始的日記手稿,我們可以確定那些字母代表誰。

第一位發言者是奧索里勳爵,他告訴大家他去看過一尊古羅馬時期的犬雕,這尊雕塑將以一千基尼的價格售出。奧索里聽說真狗應該屬於雅典政治家、蘇格拉底的門徒亞西比德。約翰遜插了一句評論,說得既權威又實在:「那麼他的尾巴必須是截斷的。這是亞西比德的狗的標記。」這個令人驚訝的細節來自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約翰遜對他讀過的所有東西幾乎都過目不忘。

與此同時,柏克對價格感到震驚:「一千基尼!任何動物的雕像都不值這麼多錢。」約翰遜不同意,用哲學的語調說:

先生,真正值錢的不是這件東西本身,而是製作這件東西的技巧。任何東西,只要能擴展人類能力的極限,能證明人類可以做到曾自認為做不到的事情,都是有價值的。第一個把稻草頂在鼻子上的人,能同時騎三匹馬的約翰遜[一位著名的騎馬師],總之,所有這些人都值得世人稱讚,不是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情的用處,而是因為他們表現出的精湛技巧。

雷諾茲也在場,但是沒有說話。顯然,他並沒有選擇將美術與馬術或「頂草術」作比,替美術辯護。他可能認為約翰遜只是為了故意挑釁柏克。

酒館裡的討論此時轉向了移居殖民地這個充滿政治色彩的問題。母國的人口是否會因此減少,產生某種危害?柏克聲稱,移民實際上導致了國內人口的增長。「這聽起來很像悖論。」吉本評論道。柏克可能有意那麼說。他和約翰遜都喜歡這樣來引發眾人辯論。

這時的柏克成為下議院的議員已超過十年,他高超的演講術贏得了世人的讚賞,但謝里丹評論說,柏克的演講很少產生他所主張的結果。柏克對此的回應被所有為他立傳的人引用:「我相信在英國任何一個群體中,我都會是少數派;我一直是少數派。」

接着話題轉向了最近的旅行作家,他們對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人群抱有不好的看法。

柏克:我從自身的經歷中—我有很多這樣的經歷—學會了一點,即要對人類抱有更積極的看法。

約翰遜:我從自身的經歷中發現世人在商業往來中表現低劣,有意相互欺騙,其程度超出了我的認識;可是他們也願意互相幫助,這超出了我的想象。

吉本:少了些公正,多了些仁慈。

約翰遜:真是不可思議啊。想想世上的人需要多少精力才能照顧好自己,才能避開迫在眉睫的災禍,與此同時,他們又為他人做了那麼多好事,這真是不可思議。

雷諾茲提到一個人指控自家的僕人偷竊,但法官發現那人故意把錢扔在外頭,看僕人是否會去偷竊,於是法官把那人投入監獄。約翰遜的評論具有其典型的包容意味:「你知道,從人性的角度說,誘惑到了一定程度,就會戰勝任何美德。所以,你只要把誘惑帶給一個人,就是在傷害他;如果他被誘惑征服了,你就得分擔他的罪過。」鮑斯威爾大部分時間似乎都保持沉默,但此時忍不住以自己的方式類推:「是的,你是他的誘惑者;你讓他墮落了。」

在所有這些談話中,沒有人故意賣弄,儘管約翰遜有時為了占上風而爭論,但在這裡,他與自己的同伴完全搭調合拍。所有人圍繞着每個主題(毫無疑問,鮑斯威爾的書面記錄屬於壓縮版)展開一段討論,直到每個想參與的人都貢獻了自己的想法,然後某人—通常是柏克—拋出一個新的話題。

需要再三強調的是,這一集集故事之所以得以實況轉播,完全是因為鮑斯威爾用心聆聽,並將其完整記錄下來。夏洛克·福爾摩斯對華生說:「也許你自己並不發光,但你是光的導體。」

隨着時間推移,「俱樂部」的規模將擴大,成員數量先是小量增長,而後大幅攀升。1760年代選出了四名新成員,1770年代選出了二十一名新成員。約翰遜更喜歡早先團體的親密氛圍,為此頗覺遺憾,但他對「俱樂部」代表的成就之廣感到自豪。1777年,他對赫斯特·思雷爾說:「夫人,我們的『俱樂部』是世上幾乎無可比擬的團體。繪畫有雷諾茲;詩歌有哥爾德斯密斯;文物有珀西;醫學有紐金特;貿易、政治和所有與錢財相關的領域有夏米爾;雄辯術有柏克;風雅學識有博克萊爾;現代歷史和旅行有戴爾;法律有錢伯斯;教會歷史和所有門類的學識有蘭頓教授;司法和古代音樂有約翰·霍金斯爵士。」不可否認,前面提及的一些成員只是略有名氣,而且霍金斯已經退出「俱樂部」很多年了。赫斯特評論說,約翰遜的誇耀「幾近於可笑」。

關於社會地位,有一點也許並非顯而易見。那個時候,大多數人都理所當然地認為貴族會被邀請加入「俱樂部」。1777年,也就是上述對話發生的前一年,奧索里勳爵當選為會員,這是第一位獲選的貴族。在頭二十年裡選出的四十二名成員中,只有三人具有貴族身份。幾乎所有其他成員都是「中產階級」(middleclass),只不過當時這個詞還不存在;那時的人們會稱其為「中等階層」(middling sort),這個群類的界定是浮動的,並非馬克思學說意義上的一個獨立「階級」。約翰遜的父親是外省的書商,同時還經營一家製革廠,珀西的父親是雜貨批發商,柏克的父親是律師,雷諾茲和哥爾德斯密斯的父親都是經濟條件幾近拮据的牧師。

C. S. 路易斯曾經說過:「當我還是孩子——資產階級的孩子——的時候,地位更高的階級正是用這個詞來形容我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的意思是『非貴族,因此庸俗』。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時輪到地位更低的階級來詆毀我所屬的階級;『資產階級』開始有『非無產階級,因此寄生、反動』的意思。於是,把一個人歸入那個為全世界提供了幾乎所有神學家、詩人、哲學家、科學家、音樂家、畫家、醫生、建築師和管理者的階級,常常成了一件令他蒙羞的事。」

小說家兼詩人約翰·韋恩在為約翰遜寫的傳記中指出,俱樂部在倫敦扮演的角色,就像咖啡館在20世紀的巴黎。這麼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可以陪讓—保羅·薩特前往雙叟咖啡館。「俱樂部」里卻從來沒有女人,甚至沒有人考慮過這個問題。既然約翰遜非常重視女性的相伴,這就可以充分解釋為什麼赫斯特·思雷爾在斯特雷特姆舉辦的晚宴會變成某種影子俱樂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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