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賈銘|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好，波雲詭譎的世界局勢也罷，無論你是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經濟學家，在時代面前，都是一個普通人。作為個體，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無論順境還是逆境，都保持一顆平常心。
——題記
從2018年中美貿易衝突開始，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2022年一季度，深圳、上海、北京等中國經濟重鎮先後受奧密克戎侵襲，而同期越南的進出口數據表現亮眼，引起各界對中國製造產業轉移以及價值鏈分布變化的新一輪擔憂與討論。
在《越南會成為世界工廠嗎？》一文中，我們拆解了越南的進出口結構，認為中越產業鏈存在很強的互補效應，就目前的產業發展情況來看，越南在短期內難以替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事實上，與越南相比，我們認為，儘管短期來看，替代效應並不明顯，但未雨綢繆的角度，我們更應該警惕的是印度。
中國為何更應該警惕印度
第一，經濟體量大且經濟增速快。
1990～2020年，印度的年均經濟增速為7.72%。2014年趕上中國（7.4%），2015年首次超過中國（7.6% vs. 6.9%）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經濟體。近年來經濟總量一直在全球5、6、7位波動。2019年以2.85萬億美元超過法國和英國，上升至美、中、日、德之後的世界第五。
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預計，到2050年，印度的經濟總量將上升至居於中國之後的第二位。儘管進出口數據一直有波動，但印度的產業鏈較越南更為完整，尤其是電子製造產業鏈較為發達。
第二，人口紅利和廣闊市場等優勢。
如果說21世紀是亞洲世紀，那麼，中國和印度無疑是世界經濟的亞洲強動力。與越南的9700萬人口基數相比，2022年，印度的人口規模（14.15億）超過中國（14.13億），且15～64歲的勞動年齡段人口的比例為67%，年齡中位數不到28歲，每年有超過1200萬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
與此同時，廣袤的市場腹地、趨於完善的電子產業鏈、更發達的軟件信息產業、與歐美接軌的語言能力，都讓印度初步具備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的資質，是再現中國發展奇蹟的有力競爭者。
第三，貿易逆差導致貿易保護主義。
印度對外貨物貿易逆差常年在千億美元以上，超過30%的逆差來源於中國。為化解大額貿易逆差、減少對中國商品的進口依賴，保護本土製造業，印度政府不斷推出對中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據統計，印度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對中國貿易救濟調查發起國和第一大對中國反傾銷案申訴國。2014～2020年，在印度發起的涉中國貿易救濟案件中，反傾銷案95起，反補貼案8起，保障措施案14起，涉案產品涵蓋了機電、化工、有色金屬、鋼鐵、紡織等行業。
第四，兩國出口商品存在直接競爭。
根據聯合國貿發委的數據，印度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主要有食品及活畜（SITC0）、礦物燃料類（SITC3）、化學製品類（SITC5）、按原材料分類的製成品（SITC6）、雜項製品類（SITC8），其中第6類的競爭優勢最大，而中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為第6、7、8類商品，其中第8類機械及運輸設備類的競爭優勢最強。
所以中印兩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外貿商品有重疊，即第6、8類商品，「中國製造」和「印度製造」的這兩類商品在國際市場上面臨直接競爭。
第五，印度明確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
自2017年「洞朗對峙」事件以來，雙方邊境糾紛增多，政治分歧增大、戰略互信度降低。在疫情衝擊和印度經濟增長階段性失速的背景下，莫迪政府不斷採取對華遏制的貿易保護措施，針對高度依賴自中國進口的手機、光伏太陽能組件，以及原料藥等產品大幅提高關稅，還以維護印度國家安全為由，禁用Tik Tok、微信等具有中國背景的百餘款手機應用，並要求國有煉油企業停止與中國、巴基斯坦等「與印度接壤國家」的企業開展石油運輸與石化貿易合作。
此外，還與日本、澳大利亞一起，提議共建《供應鏈彈性倡議》，試圖調整和建立區域內新的供應鏈網絡，以最大程度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特別是啟動了對中國經貿往來的風險評估，首次討論印度對中國經貿往來的必要性，「脫鈎」意圖非常明顯。
、印度獨特的產業結構
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史表明，產業結構升級的一般規律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順次演化和遞進。
具體表現為：由第一產業占主導向第二、三產業占主導地位轉變，伴隨着農業勞動力向工業和服務業轉移，GDP的爆發式增長首先依靠工業增長拉動，隨後工業的增速放慢，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例逐漸下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逐漸上升，當服務業占比超過工業時，經濟發展進入後工業化階段。此時，第三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但印度卻是例外。獨立以來，印度經濟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其產業結構直接從第一產業過渡到第三產業，呈現出典型的「跨工業化」特徵。
第一階段是20世紀50～80年代末期。
印度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1960年，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過41.31%，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2%。受殖民歷史影響，服務業增加值占比（38.78%）一直較高。
獨立以後，學習蘇聯模式，將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基礎工業作為戰略目標。通過多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建立起包括冶金、採掘、機械、運輸機械、化工、電力等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特別是重工業體系。
但是，重工業占用和消耗了大量資源，需要進口大量技術和資本設備，導致第二產業的其他門類發展速度過慢，且惡化了收入分配。世界銀行的數據表明，即使到21世紀初，印度仍然有34.7％的人口，每天花費1美元以下。
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現在。
1991年，印度發生國際收支危機，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幫助下，新上台的拉奧政府推動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和現代化改革，改革許可證制度、改革公營企業、鼓勵私營經濟。但與中國相比，印度並不具備發展製造業競爭的優勢——
第一，中國改革開始得早，經濟活力的釋放也就比較早；
第二，中國的區位更加靠近東亞和日本等發展迅速的經濟體；
第三，中國大量海外僑民投資以及港澳台地區投資，也是印度所無法比擬的。而此時，信息產業已經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興起，印度發達的高等教育和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優勢，為軟件業發展提供了中國無法比擬的優勢。另外，就軟件業等現代第三產業部門自身特徵而言，也不需要大量的土地、能源、基礎設施和資本投入，而主要依靠人力資本投入和必要的市場營銷網絡等，就可以獲得較快的發展。
因此，印度選擇直接瞄準國際先進產業，大力推動這些產業在本國的發展壯大，繼而希望通過技術擴散等方式帶動整個經濟現代化。
所以，一直以來，印度的第三產業不僅領先於自己的第一、第二產業，也領先於中國。2020年，農業、工業、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8.32%、23.52%和48.89%。究其原因，在於印度在其他國家大力發展工業，拼命追趕工業化浪潮的時刻，專心發展第三產業，並成為舉世聞名的軟件外包和製藥大國。
、莫迪經濟改革瞄準製造業
隨着時間推移，印度經濟的多重問題逐漸暴露。
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為主要內容的改革紅利逐漸開始消退，國內外的環境發生顯著變化，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局限性越來越明顯——服務業沒有吸納足夠的就業，沒有帶來生產率的全方位提高，甚至其自身也難以持續高增長。
再者，脫離了工業基礎支撐的服務業只是相對孤立地發展，且多依賴西方國家的市場需求，未與國內其他產業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條，即便如計算機硬件、電子元件等高度相關的產業，都未能享受到計算機軟件行業紅利而充分發育。
2014年，莫迪上台後，提出「印度製造」（Made in India）計劃，改變經濟政策重點，更強調對原有短板——製造業的扶持，工業化重新成為經濟發展目標。要將製造業占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15%提升至25%，推動印度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
此後，印度國內主要經濟改革都圍繞「印度製造」展開：制度層面，致力於推進稅收、征地和勞工制度改革，降低製造業企業投資設廠門檻，改善營商環境，相繼放開建築、醫藥、保險、畜牧、通訊、採煤等行業，提高私人投資和外資的持股比例上限。基礎設施層面，將鐵路、港口、工業走廊等基礎設施建設提到優先議程，優先保障這些方向的財政支出，並推出「數字印度」倡議加快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普及。
為了促進本國工業的發展，莫迪政府不惜由開放轉為自守。不僅推出「為本土產品發聲計劃」（Vocal for Local），號召民眾購買國貨，而且頻繁使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據WTO統計，自莫迪2014年上台以來，印度的最惠國待遇關稅水平由13.5%升至2019年的17.6%。此外，針對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中國、東盟的產品，印度頻頻使用反傾銷調查、原產地規則等非關稅貿易壁壘，以阻隔這些商品進入本國市場。
同時，通過產業政策，吸引外資投資本國重點發展的製造業產業，加速打造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鏈和供應鏈。
例如，針對「印度製造」的重點產業手機和電子元件行業，莫迪政府推出「階段製造業促進項目」（PMP）以及配套的「生產關聯獎勵計劃」（PLI）、「電子元件和半導體製造業促進計劃」（SPECS）和「改進型電子製造業集群計劃」（EMC 2.0）等一系列激勵投資措施。
PMP是「大棒」，一項重要策略就是提高手機及零部件進口的關稅，以漸進性差額關稅來推動手機及零部件生產廠商在印度建廠。印度從2017年起連續上調手機進口關稅，從10%起階梯式上漲，2018年，再次從15％上調至20％。目前手機進口的關稅在25%以上，供應鏈關稅在15%左右，僅有少量元器件或輔料沒有關稅。
PLI、SPECS和EMC 2.0則是「甜棗」，PLI對實行本土化生產、提升印度產能的企業提供獎勵；SPECS為已確定的電子商品清單（包括電子元件、半導體/顯示器製造單元等產品和用於製造上述產品的資本貨物）提供25%的資本支出財政獎勵，EMC 2.0計劃則為創建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和通用設施的電子製造商提供財務激勵。
莫迪政府通過獎懲結合，推動外資在印度投資建廠，打通手機製造上下游產業，希望在短期內培育出完整的產業鏈。
長遠來看， 莫迪新政的利弊得失尚未可知。但至少從短期來看，效果似乎還不錯。比如，此前印度只能生產iPhoneSE、iPhone6S等老舊機型，但從2020年起，從iPhone11到iPhone13，蘋果的部分產能都轉向了印度。Ivan Lam預測，2022年印度的iPhone產量將占總產量的5%左右。
2019年，印度又提出「電子產品國家政策」（NPE），計劃到2025年生產10億部手機，其中6億部用於出口。這些手機將為印度創造1300億盧比的營業額，占電子製造業的一半。
除此之外，莫迪政府奉行更為激進、直接的親商、親資本政策，傾力打造向大企業、大資本、大項目傾斜的「商業友好型經濟」。削減對平民的糧食、燃料補貼，對大資本、大企業提供包括廉價土地、免除對工業企業污染許可手續、提供財稅補貼等優惠政策支持。
莫迪政府的目的是啟動新一輪工業化進程，為農業轉移人口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推動實際工資上漲，支撐內需持續擴張，而內需的擴張又能為工業化源源不斷提供助力，從而形成國民經濟的內生良性循環。
印度製造的短板也很明顯
第一，基礎設施建設落後。
據媒體調研顯示，印度二線城市工業用地價格約從幾萬到幾十萬不等，約為中國廈門的工業用地成本的1/3左右；物流方面，由於路況配套設施差，印度陸運物流成本比中國貴20%～30%左右；工業水電方面，印度電力價格與中國相近，但印度經常停電影響工業生產，印度用水價格約為我國的3倍左右。
此外，印度的產品供應鏈很不完善，核心機械和電子配件需要大量從中國進口。
根據印度工商部2019年的統計數據，印度70%的電子元件、45%的耐用消費品、70%的活性藥物成分及40%皮革製品都自中國進口。印度所擁有的世界第三醫藥產業其三分之二的原料藥出自中國。
第二，勞動參與率問題。
儘管印度有9.48億勞動年齡人口，理論上勞動力供應強勁充沛，發展製造業具有人力優勢。如果印度產業結構發展合理，外商投資和本土企業家帶動的工業化發展順利，勞動力能夠實現就業而不是社會壓力，則面向未來印度有着幾十年的人口紅利。
但是，只通過適齡勞動力來判斷總體規模是不合適的，因為印度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僅為中國的十分之一左右，且印度普遍面臨勞動力教育水平、工作效率低下的情況——2015年，印度15歲及以上成人識字率僅為72%左右，因此其勞動力優勢並沒有想象中明顯。
第三，語言環境的多元化。
從某種程度來說，印度更像一個政治實體，而不是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印度擁有22種官方語言，境內使用的民族語言超過400種，這對印度任何一位總理來說都是很大的障礙，因為他們沒有一位總理通曉所有的語言。
在英國統治者還沒到印度建造鐵路將其統一之前，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在幾個世紀以來分裂成不同的國家。歷史上，印度人是由不同王公、蘇丹或納瓦布（地方行政長官）管治的多個族群。這自然帶來了極大的管理成本和組織成本。
第四，種姓制度的拖累。
宗教和種姓制度（婆羅門-僧侶階級、吠舍-平民和達利-賤民）對印度的影響遠遠要超過想象。
李光耀曾經講過一個故事——
他與一名新加坡裔婆羅門階級的私人秘書一起訪問印度的時候，秘書僅僅是跟首席部長官邸的勤務兵講了幾句話，勤務兵就聽從他的指示。或許新加坡裔的婆羅門人現在已經指揮不動首席部長官邸的勤務兵了。但種族制度的影響是滲透到印度文化中的。印度裔（婆羅門階級）英國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也認為，印度教和種姓制度是拖累印度最大的原因。
第五，人才流失的問題。
國內外薪酬待遇的巨大反差使得大量人才湧向國外。根據《哈佛商業評論》的一項研究顯示，世界500強的企業中間，30%的CEO都是印度人。除了知名公司的CEO，其他高層領導中也不乏印度人。例如，在谷歌董事會的13位高層領導中，居然有4位是印度裔。但2020年的世界五百強，只有8家印度公司。
另一份報告顯示，硅谷三分之一的工程師是印度裔，高科技公司里7%的CEO也都來自印度，中高層管理者印度人的比例更高。人才的流失進一步加大了國內外經濟發展的差距，陷入了經濟發展的惡性循環。
第六，綠色轉型的額外約束。
隨着印度經濟增長的提速和「印度製造」戰略的實施，印度能源消耗急劇攀升。2017年，印度一次性能源消耗量高達754百萬噸油當量，占全球能源消耗總量的6%，成為僅次於中國和美國的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耗國。
據BP公司預測，2040年印度一次能源消耗量將增加到1928百萬噸油當量，占全球能源消耗總量的11%。可見，未來印度成為全球能源消耗最快的國家將是大概率事件。綠色低碳轉型的壓力，將成為印度發展製造業的額外約束條件。
總結
2008年金融危機後，因成本要素驅動，產業鏈即開始向東南亞國家轉移。2018年，因中美貿易摩擦，企業為了分散風險，採取「中國+1」的多元化戰略，全球布局。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產業鏈進一步分散。但無論因哪種原因導致的產業鏈轉移，短期內中國的優勢地位都不會改變。
儘管中國的人口紅利日趨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但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完整的產業鏈體系、巨大的市場優勢、豐富的人力資源儲備為中、高端製造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印度某些特定產業非常好，甚至在全球市場上遠超過中國。隨着印度人口紅利的釋放，印度勞動密集型產業規模優勢顯現，這將進一步提升印度經濟的發展效益，增強印度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長遠來看，或許會承接一部分從中國轉移出去的產業鏈。
印度像一頭大象，行動緩慢，不靈活，但更敦實。但印度也有自身的沉疴，比如種姓制度、貧富差距、工業基礎差、基礎設施不健全、人才流失、供應鏈非常依賴中國等等問題需要解決。
綜合來看，印度市場看似吸引力較強，但實際情況與想象還有一定差距，這也導致了富士康、通用等公司從印度撤資。
總結來說，越南、印度等全球任何單一國家短期內都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那中國產業鏈最大的危機在於什麼呢？
除了產業鏈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問題突出，核心技術、關鍵材料、高端設備的對外依存度較高之外，無論是貿易摩擦也好，疫情擾動也罷，中國產業鏈最大的危機在於——
由於種種原因，跨國企業們萌生了準備「Plan B」的想法，並且有機會進行檢驗。把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一點一點的搬到世界各國。最可怕的是，經過檢驗後，大家發現，Plan B真的可行！
我們知道，合意的產業鏈外移，有助於中國的產業升級，也有助於推動形成以中國為關鍵分工節點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中國產業鏈的國際影響力。
但產業鏈的過多和過快外移，可能導致中國產業空心化。考慮到我們日益增大的就業壓力，瀕臨絕境的中小微企業。無論是高、中、低端任一環的產業轉移，我們都應該慎重慎重再慎重，想方設法把它們留下來，絕不能輕易拱手讓人。
作者：青年經濟學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領域為行為與實驗經濟學，關注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政商關係、博弈論。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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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塔塔服務公司，《2001～2002年印度統計概覽》，2002年版。
3. 潘怡辰等，RCEP 背景下印度對中國貿易逆差及合作潛力，《亞太經濟》，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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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寧勝男，莫迪經濟改革評析，《現代國際關係》，2021年第10期。
6.羅文寶、王彥，優化理論視角下印度產業結構升級路徑及對我國的啟示，南亞研究季刊，2021年第2期。
7.https://mp.weixin.qq.com/s/TiHxsV-IKGWvl6ueC4fLSQ
8.https://ishare.ifeng.com/c/s/7jhbTaWhqRq
9.https://www.sohu.com/a/300049733_804346
10.https://idei.nju.edu.cn/94/de/c26523a562398/page.htm
11.https://www.cankaoxiaoxi.com/zhiku/hwzk/2022/0421/2476769.shtml
12.https://mp.weixin.qq.com/s/OHvlSdbeUBi1jF_6HENvTA
13.https://theasiaweb.com/2022/05/25/
14.https://zhuanlan.zhihu.com/p/407187703
15.https://xw.qq.com/cmsid/20200911A0KPGP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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