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兔主席 20220522--0529

一、對新歐亞主義的一些特徵分析

1.俄羅斯「新歐亞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完全和共產主義沒有關係

新歐亞主義是俄羅斯傳統的「歐亞主義」（Eurasianism）的一個「迭代發展」。歐亞主義認為,俄羅斯在文化、政治乃至文明上並不歸屬「西方」（主要指現在的西歐及北美），反而更多落在亞洲，要尋找和確立俄羅斯的文明身份，要依託於俄羅斯與亞洲的歷史聯繫——它是一個鏈接歐亞的文明體，並且是建立在這個文明體之上的政治體。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將歐亞主義做了一定的發展，在蘇聯解體後得到快速發展，目前更已發展成為主導俄羅斯外交、軍事、政治的主義與思想，甚至是某種政治意識形態。

新歐亞主義者們是大俄羅斯主義者，但又不僅止於俄羅斯民族主義。他們見證了蘇聯成就與遺產（當時中國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稱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為之感到驕傲，但又認為蘇聯的政治安排有很多硬傷和缺憾。他們希望復興現有的俄羅斯聯邦，將其帶到蘇聯之全盛時期，或者回到某個時期俄帝國的繁榮時期——當然這主要是從領土和地緣政治角度講的。雖然新歐亞主義們在經濟政策和理念上是偏「左翼」的——例如他們也批評資本主義，批評大企業及資本的無序擴張，批評英美主導的全球化——但他們的這種取態其實和當今歐洲大陸主流的極化政治沒有特別的本質區別，很多都是相通的。而且，因為蘇聯傳統，他們比歐洲的極右翼更能接受左翼政策。

Dugin本人當年就參加過民族布爾什維克黨（National Bolshevik Front，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NBF」, 「Nazbols」）。我們在上個系列《「極化」的歐洲政治：從2022年法國大選回到魏瑪共和國》說法國「極化」政治（無論極左和極右）可能在未來「合璧」，已經提到了這個可能性，即回歸100年前歐洲大陸的傳統。這裡，我們看看NBF/Nabols的黨旗，可以找找感覺，何為極化政治的「合璧」。

這裡面的中心，是鐮刀和斧頭。民族布爾什維克有兩個要件，一是民族主義，二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請注意，這裡和正統譜系裡共產主義所要強調的國際主義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但在現實宇宙里——包括廣大的東歐，包括那些加入蘇聯的「民族共和國」（例如烏克蘭），這種依託一個具體民族的主義更有市場，更能為普通人所接受和理解，因此也更具備動員力。實際上，如果沒有民族主義做基石，那麼布爾什維克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也無法成就蘇聯，更無法在許多反帝反殖反霸的國家及民族獲得發展。

但Dugin在1998年就因政見不和退出Nazbols了。我們在上篇論及當代法國政治及上個世紀德國政治時，說過極化政治有左右「互轉」的問題。Dugin他們經歷的，其實就是在思想和主義的要件和基石里，把一些「左」的元素（例如階層）替換成右的元素。宗教、傳統，民族，都是典型的「右」的元素。

今天的新歐亞主義與蘇聯遺產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只是繼承他們認為有用的政治要件。反過來，蘇聯也繼承了俄帝國的政治要件，這些政治體是一脈相承的。俄國的政治文明及歷史遠遠久於布爾什維克。所以，新歐亞主義絕不是人們傳統上理解的「共產主義」信奉者，也不會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會被標籤為「社會主義者」——即便他們擁抱社會主義，大量採用與歐洲大陸一樣的左翼/極左翼經濟政策，也不會改變這一點，核心的區別在於，他們的政治理念並不是以社會主義本身為目標的，而是實現大俄國的復興，並且這種復興的導向有一定的「歷史狹隘性」——主要與地緣政治相關。

但要強調的是，他們的主義又不是簡單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如果把俄羅斯視為大俄羅斯/俄羅斯聯邦的一個子民族的話）。大概可以這麼理解：他們的小目標是確保俄羅斯民族在俄羅斯政治體裡面的絕對主導地位，維護俄羅斯聯邦現有的遺產；中目標是實現「基輔羅斯」三個東斯拉夫人後代民族的更高層次的政治統合；大目標是將原來蘇聯/俄羅斯帝國（「大俄羅斯」）里橫貫歐亞的各歷史民族與領土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聯結起來，構建一個「共同想象」、一個超民族的政治體或政治聯合，並實現對蘇聯或俄帝國的某種復興，最終對盎格魯-美利堅的政治文明及秩序提出挑戰。

這些目標都是歷史性的，而且地緣政治色彩濃厚。在這裡面，社會主義/左翼經濟政策的角色只能是工具和手段，不是終極目的。這與蘇聯時期是不一樣的，蘇聯領導人雖然也受到俄帝國歷史地緣政治思想的強烈影響，但還是「死硬」的共產主義信仰者，他們認為，第一，共產主義本身就是終極政治目標；第二，共產主義適用於全人類，使得他們具有一定的國際主義色彩，認為能不單純只考慮地球版圖上的俄羅斯，還要幫助其他國家。第三，過程中，民族主義可以作為一種「手段」——為了構建共同理想，可以讓渡一些更加「狹隘」、短期的民族主義利益——這就是歷史上俄國對烏克蘭共和國進行領土「讓渡」的安排（當然也是今日新歐亞主義不滿的主要原因）。但是，過程中，他們有沒有被俄帝國傳統的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所影響呢？有沒有變形走樣呢？肯定是有的——畢竟蘇聯建立在俄國的歷史傳統根基上，擴張就是為了地緣政治安全。向周邊國家輸出革命、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及政治建制，也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與安全。

2.與中國的聯繫與區別

這一點和中國有很大的不同。這裡順帶也說一下新歐亞主義和中國當代主導政治理念的區別：在中國，我們說「初心」和「使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個敘事就是老一代共產黨人的最初的理想。如果我們把它放在大歷史里，去對標國際政治思想體系，可以發現，它從一開始就是具有比較強烈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色彩的，因為它是從一個民族或國家為根基出發的，以解放和復興一方國土的民族和傳統為最初訴求。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先進的舶來制度工具，在上個世紀初，縱觀及橫向比較各種主義（包括各類左翼主張後），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真正幫助解決中國問題。

在歐洲大陸里，共產主義是在一國之內的階級/階層鬥爭派生的，本身是左翼政治，和國家/民族復興無關。但推廣到其他國家和民族，就不一樣了，被認為是推翻舊社會、解放人民、確立民族與國家的政治地位、發展經濟社會等的手段。沒有這種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無法普及。所以，從國際歷史實踐來看，馬克思主義推廣到各個國家，始終會與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聯繫在一起的，始終要做「本地化」。其國際化的面目，往往是作為先進經驗出現的。而當它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有很好的結合的時候，往往就是最容易得到政治支持的時候。其實，這也是蘇聯為什麼會按照「民族國家」（各種基於民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形式和輪廓去構建自己的政治聯合體（「蘇聯」）的原因。那時的領導人，譬如列寧，都能夠看到這一點。但這不妨礙在蘇聯及共產國際領導里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家都是意識形態型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始終對那些與民族主義高度結合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保有懷疑態度。

與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不同，在俄羅斯，共產主義已經不是主流政治意識形態，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中國共產黨是沿襲政治傳承的，意識形態基礎從來沒有變化過。因此我們官方的意識形態、政治標識、指導的哲學思想，依然繼承了馬克思/共產主義的傳統，只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不斷地做了調整、修正（「本地化」、「歷史性飛躍」）。如果我們從大歷史角度看，這第一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能夠普及推廣的基礎；第二，在所有政治體——包括現在的美國、西歐、東歐、俄羅斯都可以找到呼應，成功的政治理念必須是各種要素的合理結合，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把握共識，引導歷史的發展脈絡。

我們反反覆覆提的一個觀點是，人類社會不同政治派別里許多價值觀其實是相通的，雖然在一些根本問題上確會有分歧，但不是在所有議題上都非此即彼的。但在不了解具體的外界看來，觀感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說，從當今歐美的角度看，會認為中國僅僅就是「共產主義」， 直接對標蘇聯，認為這是一種顛覆性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制度，不僅是與西方主流格格不入的問題，而且可能復歸冷戰式的政治文明衝突，挑戰很大。但他們反而會認為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因為其思想理念很容易在歐美當代及歷史上找到對應、對位，並且這只是一種主要局限在地緣政治層面的力量。而且他們認為，新歐亞主義代表的其實是一種「過去」的意識形態，是回歸，但不是代表未來和未知；對他們來說，新歐亞主義更容易理解，確定性更強。所以，儘管「新歐亞主義」在挑戰西方維護的安全和秩序，但在西方眼裡，不構成意識形態層面的挑戰與威脅。

中國就不同了，西方認為，中國提出的不僅僅是地緣政治挑戰，更多的是核心政治價值、理念及秩序的挑戰。相比之下，地緣政治挑戰只是中國挑戰的一個具體「呈現」或「結果」，而且可以用軍事手段應對，但理念層面的挑戰就更讓人擔憂了。

這些均使得中國在向西方文明（包括英美及歐洲大陸）乃至日本及其他傳統社會介紹自己的政治價值、解釋自己的政治價值時，要面臨（比俄羅斯）更大的挑戰。

可以舉很多具體的例子。例如「家庭價值」（family value）——即主張一個社會需要維護一切與家庭相關的傳統價值，背後可以有許多的理念，包括道義和理念（認為家庭價值絕對正確與重要），也包括工具主義的（認為這是維護一個社會秩序、架構、穩定的基礎）。這種主張在西方屬於右翼政治的範疇，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新歐亞主義隸屬右翼政治，奉行傳統主義，當然也強調家庭價值，但他們的精神源泉是宗教：基督教/東正教，這就使得西方人比較容易相信和理解新歐亞主義真的在推崇家庭價值，對於西方右翼體系的人來說是個「加分項」——感覺「親和」了。但共產主義給人的刻板印象是主張超越家庭（甚至與家庭對立）的更大集體主義，並且始終是顛覆傳統價值的（例如主張無神論，弱化宗教），所以，如果被標籤為「共產主義者」，那麼就更難說服對方相信自己最注重的是家庭價值、主張將社會基本單位維護在「家庭」層面上。對方始終會對「共產主義者」的主張抱有懷疑，或打折扣。我們也可以想象，如果新歐亞主義採用「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治標識，即便政治主張完全一樣，也會面臨無限更大的難度。

這是我們（中國）在與其他社會和文化的人溝通我們的政治價值時會遇到更多的誤解和阻力，面臨額外的溝通挑戰，需要更高的溝通技巧的一個場景。這樣的場景可以舉出無數。

請注意，筆者在這裡不做任何主觀的價值主張，只是客觀描述實際情況。

3.新歐亞主義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關係。

新歐亞主義說的就是橫跨歐亞，肯定超越具體民族，因此是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他們認為狹隘民族主義是對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更大政治共同體的一種威脅，一種瓦解力量。從舊文明帝國的視角、理念、範式來看，這很容易理解——過去的超級大國都是「帝國」制式的，「帝國」幾乎一定是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當然這不是說在同一帝國里，不同的民族、「各色人等」就一定可以實現嚴格的平等。民族和種族差異是存在的。這是大型政治體的挑戰，而民族主義政治所要強調、依賴、動員的就是這種情緒。無論如何，過去的大帝國並沒有現代意義的「民族」意識。現代意義的民族意識是西方在18~19世紀構建、想象出來的（Dugin本人亦積極引用西方對民族起源的政治社會歷史分析）。在一個有很多歷史民族和社群組成的大型政治體裡，如果不同地方的人都認為自己屬於某一個什麼「民族」，都想實現政治自決，都一定會希望尋求政治獨立。其唯一的結果，就是分化、瓦解之前形成的多民族政治體。此條，普京於2022年2月份承認頓巴斯兩個共和國獨立的講話里已清楚表達：他的邏輯是否定烏克蘭民族認同本身，認為烏克蘭民族主義缺乏「歷史基礎」，既沒有歷史文化根基，也沒有歷史政治根基。俄羅斯人認為烏克蘭是「小俄羅斯」，直白點說，他們認為烏克蘭這一「民族」是不存在的，是想象的結果，背後是政治操弄。和蘇聯不少布爾什維克革命初創者一樣，普京認為驅動烏克蘭運動的都是狹隘/極端民族主義者。也和新歐亞主義一樣，他們認為這種狹隘/極端的地方主義/民族主義意識，是西方（主要是美國和英國）試圖瓦解、分裂大俄羅斯民族的一種政治手段。和新歐亞主義者一樣，普京亦責備蘇聯建國領導們在民族問題上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做了歷史性的「讓步」，把歷史上被認為是俄羅斯的土地「撥」給了烏克蘭。但分析歷史也要實事求是，這些行為在歷史上都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回到當時，俄國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包括列寧、托洛茨基等等，都認為共產主義可以也應當和民族主義有所結合，通過給予民族主義者/當地人們一些「好處」，發動他們動員起來參與到更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事業里。他們相信，最終各個民族是可以為更大的共同事業綁定在一起的。在列寧等建國者看來，民族主義是手段，共產主義才是目的。在1920年代，蘇維埃政權還很薄弱，如果沒有和民族主義的歷史合作，蘇聯也無法構建。

但很可惜，共產主義的事業沒有在蘇聯維持下來，最後還是民族主義占了歷史的上風。這再次呼應筆者上篇寫的政治左右翼互轉的問題《「極化」的歐洲政治：從2022年法國大選回到魏瑪共和國》

不管如何，對今天的新歐亞主義者來說，無論是共產主義也好，民族主義也好，客觀上看，在一百多年前那個歷史時點，都對「歷史的俄羅斯」（the historical Russia）起到了「分裂」作用，瓦解了俄羅斯的歷史疆域。俄羅斯領導人們深受這種思想影響。而這種想法現在可能也已經是俄羅斯的一種主流歷史價值觀。俄羅斯領導人希望做的，是去改變已經視為不可逆的東西（「戰後秩序」）。

而對中國的經驗是，回過頭看，要維繫一個跨民族的、多民族、超民族的大國，確實不能讓狹隘的、地方性的民族主義得到發展，尤其是不能讓地方/民族意識被「政治化」，為政治所利用，成為政治驅動力。

那麼哪些民族問題不易被政治化？——服飾、飲食、生活習俗這些都不易被政治化；

哪些民族問題容易被政治化？——自然是語言、宗教、歷史等。

說到這一點，和中國的視角和面臨的場景就比較相似了。當我們講「中華民族」的時候，講的是「五十六個民族」，而非單一的「漢民族」，漢民族只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五十六個民族還要「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尋求一個更大的、共同的命運。地方民族意識的構建，必須有利於中華民族意識的構建，而不能成為對立面、挑戰面；一旦越界，就要加以限制，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政治底線。

再和俄羅斯做橫向比較。漢民族在中華民族裡的地位，有一點像新歐亞主義里俄羅斯民族在大俄國的地位，是一個主要的力量、「牽頭」的力量，雖然不會公開這樣說，但這樣說也沒有必要，因為這就是中國歷史與現狀的客觀。中原正統漢地，類似於俄國構想的「基輔羅斯」後裔共同體，區別之在於中國是一統的，中原漢地是中國的核心腹地，中原漢地延續下來的中華政治統緒「不絕如線」。而俄羅斯構想的基輔羅斯已然分裂為三個主權國家，只有俄羅斯一家在真正謀求繼承這一歷史正統（如果基輔羅斯的政治想象真的存在的話）。

但無論如何，中國和俄羅斯講的國家故事，都是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政治文明」概念，絕對不會把政治體的邊界設在某個特定民族的身上。一方面決然會壓抑漢民族的大民族主義，而非各種少數民族大量的優惠政策（類似於美國的「平權」安排affirmative action），一方面也會提防和堅決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及地方意識——尤其那些容易被政治化的領域。而與我們立場180度相反的，就是西方（美國為首）所做的：想方設法去探索、挖掘、扶持基於民族和地方的分裂主義意識，鼓動其謀求政治和文化上的獨立，以這種張力、矛盾、衝突達到弱化和分裂我們國家的目的。

小結：在民族主義問題上，中國跟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是比較相似的，或者換個角度說，我們比較容易理解他們的主張。他們也能夠理解我們的主張。在這一條上，新歐亞主義又和歐洲及美國有很大的不同，因為：

——歐洲都是按照「民族國家」（nation-state）劃定邊界的，已經脫離了舊式的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封建國家形態。這些國家通過擴張，超出歷史疆域，一度構建了多民族帝國，但一來這些帝國不是真正意義的超民族帝國，而是構建在種族主義基礎上的殖民國家，二來在去殖運動下，歐洲國家的版圖大部被打回歷史原型（「民族國家」），與昔日帝國越來越遠。這一條也並不為歐洲大陸目前為數不少的穆斯林移民人口所改變。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一個跨民族、多民族、超民族的政治共同體，但所不同的是，從全國層面看，美國的多民族是「混居」的，融通的，沒有舊大陸所有的這麼多複雜的歷史經緯，歷史民族、歷史領土、歷史邊界與疆域、歷史格局、歷史統序，歷史矛盾、歷史衝突、歷史傳承等。同一情況也適用於「五眼」裡面的另外「三眼」——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五眼」國家裡，有「四眼」都是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他們不太能理解舊大陸的歷史帝國也是有深刻原因的）。

這是俄羅斯/新歐亞主義和歐美的一個最主要的認知隔閡。前者是傳統帝國的延伸，後者要麼是高度細分的民族國家，要麼是後天生成的移民國家。但很遺憾，同一隔閡也適用於中國：我們也是多民族、跨民族、超民族的政治文明體——相比俄羅斯，我們並沒有「少」一個隔閡，而是「一個也不漏」。

不過話說回來，世界絕大部分其他國家都是多民族政治體，「民族國家」這一安排，主要是歐洲大陸的產物，也只在歐洲被發展至極致。所以，從民族、歷史、文明的角度講，那些經歷過複雜歷史經緯的傳統大國會比當代西方更加容易了解中國；在西方內部，舊世界（歐洲大陸）會比美國等移民國家更容易理解中國。

但美國是主導西方乃至世界政治價值理念的。我們回看西方內部，歐洲的國家按照民族的原則，被切割得越來越小，數量越來越多，每家力量都很小，只有加總在一起才能形成合力，發揮影響力。但因為數量多，他們又很難統籌起來。一總體統籌，搞歐盟，搞歐洲一體化，各國就會在議題上分化、分裂，並認為歐盟太官僚、不民主、不能反映各國的自主性、獨立性、主權等，結果是各國滋生極化政治，然後歐洲處於分裂態勢。

與此同時，美國則成為西方世界裡唯一一個超大型的多民族、超民族政治體，集合力量最強。當然美國有美國的問題，即種族矛盾問題，以及因為族群分裂而無法推進社會主義的問題。但綜合國力是第一位的：這些都不妨礙美國對歐洲「降維打擊」。

也如筆者之前反覆討論的，由於美國的民族身份是通過政治意識形態構建的（自由、民主、美國憲法等），所以，他們很容易用政治意識形態（而非民族、文明）的角度去投射、理解其他國家，例如他們認為蘇聯不是俄羅斯文明的某種延續，當代中國也不是中華文明和政治統序的延續，而是「共產主義陣營」。美國這種片面的、缺乏歷史維度的視角，會主導和影響其他英語國家、影響西歐，並進而輻射、影響到歐美所主導的政治生態圈及信息生態圈（在亞洲，包括日本、韓國等傳統國家）。

4.美西方主導的「戰後秩序」及新歐亞主義的立場

對「二戰後秩序」的取態非常關鍵，大概也是我們與俄羅斯新歐亞主義一個重要差異。

Dugin新歐亞主義對地緣政治的理解是「老一套」；對國際秩序、規則、理念、底線、邊界的理解也是「老一套」的，這個「老一套」，指的是回到二戰之前，甚至可以回到18~19世紀（即「瓜分波蘭」時期的俄國）。老一套的思想認為，在必要和極端的情況下，只要有了足夠的地緣政治理據，就可以訴諸軍事手段，進入其他主權國家的領土，實現自己的軍事、政治及其他戰略目的。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吞併/合併這些主權國家的領土（為此，只要將歷史向前追溯，總是可以找到理據的），並一舉改變國際地緣政治的現狀與格局。新歐亞主義認為，只要是有利於做大、做強俄羅斯，這些都是工具和手段，都可以操作。實事求是地說，這個對於國際政治體之間規則、秩序的理解、判斷和行動指南，符合人類歷史上絕大多數時期的情況，而且當今國際版圖就是這麼構建起來的。這個問題我們在之前的文章里亦曾多次討論過。俄烏危機系列文章；短小的十一條：世界秩序、西方分野及第三方文明視角》

但這種實踐與二戰之後建立的國際秩序是不符的。武裝衝突始終是有暴力成分的，所以人們永遠需要給武裝衝突提供合法理據。而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任何一個武裝衝突，衝突雙方都有自己的理據，各執一詞，雖然最後往往是「勝者為王」，得以歷史。因此，俄羅斯肯定會說「烏克蘭問題」有非常複雜的歷史維度，並提出自己的角度。作為第三方觀察者，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在俄羅斯的敘事裡，北約東擴和安全問題只是其中一個維度——同一個維度是不能解釋俄羅斯對波羅的海國家（及以後的芬蘭）的態度的——因為那些都不是基輔羅斯的文明腹地。所以，北約東擴及美國挑釁是俄羅斯行動的必要條件，但不一定是充分條件。由此，俄羅斯對烏克蘭民族與歷史的理解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普京也認真對此進行解釋，講述俄羅斯所理解的烏克蘭歷史，將其作為武裝衝突的重要歷史理據。但同樣的，烏克蘭也會提出屬於自己的一套歷史敘事，作為對俄羅斯的反駁（筆者還在寫這個系列的過程中，從第三方角度儘量客觀還原他們的歷史）。在現實宇宙里，我們可以看見，在「舊世界」（傳統大陸國家）里，大多數國家間的領土問題和地緣政治紛爭都有非常複雜的歷史經緯，外人很多時候是很難理解，也不宜介入和評估。就好比中華民族疆域內各民族（包括漢民族內部的各種語系群體）的歷史關係和演進是非常複雜的，外人同樣不易理解，我們不可能允許外人來對我們的歷史橫加主觀論斷。

但總不能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吧。如果要維持國家間的和平穩定狀態，最小化武裝衝突發生的可能性，那就要確立一個規則、標準、底線。這個規則可能是「一刀切」的，不一定適用所有場景。那麼「戰後秩序」的一刀切底線是什麼呢？就是「維持現狀」。問題是何為現狀？就是現有各主權國家領土與邊界的格局與排布。這，就是必須維持的「現狀」。「一刀切」之處，在於——無論其存在的合理與否。所以，最低的底線是，即便發生了武裝衝突，也不能隨意改變，得回復原狀。

這裡面還有一些「潛規則」和「底線」。這個規則和底線是誰定的？當然還是美西方領導的發達國家團體。美西方幹過的，就是規則之內的；美西方沒有幹過的，就是規則之外的。其他國家也只能墨守這些秩序和規則。

1）不能「容忍」吞併（annexation）另一個主權國家的部分和整體領土——即便所涉及的領土上的人口希望實現這種合併。這個適用於克里米亞的案例：克里米亞歸屬烏克蘭屬於「現狀」；克里米亞的人口衷心希望加入俄羅斯；俄羅斯最後吞併了克里米亞。這就違反了所謂的「戰後秩序」

2）可以「容忍」分裂（separation）和獨立。理由是：分裂、獨立可以訴諸民族獨立/自決等「更高」的道德原則，因此也是挑戰和改變現狀的唯一通路。這裡舉個例子：如果克里米亞（以及頓涅茨克及盧甘斯克）從烏克蘭出來獨立成為一個主權國家，有自己獨立的國際地位，但不加入俄羅斯，那是否違反「戰後秩序」？答案是並不違反，因為沒有涉及「annexation」。但請注意，這絲毫不會影響美國/西方去譴責俄羅斯在策動克里米亞獨立、破壞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等。但策動分裂獨立本來就是美國的「專利」，美國最擅長策劃、煽動、支持分裂與獨立。所以，只要克里米亞人口徹底支持分裂，且俄羅斯不做合併動作，兩個條件都滿足，也不能說就違反了戰後秩序

3）可以「容忍」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政權更替，就是一國用軍事手段強行改變另外一個國家的政府/政權，新的政權可能在形式上是獨立的，但有可能只是超級大國支配的一個傀儡政權。但只要它在形式上獨立，同時這個國家依然保有形式上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那就可以被「容忍」。這裡面，人們經常將俄烏衝突與美國入侵阿富汗及伊拉克進行比較：都是對主權國家發動的軍事行動，到底有沒有不同？按美國的邏輯，是有不同的，美國所做的肯定是侵犯主權國家了，但一來，他們會說，「主權在民」，美國的軍事行動是目標國老百姓所歡迎的，是「解放行動」，而且後面給他們換上選舉制，所以「自帶」合法性；二來，他們只是做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把所謂的「壞人」趕跑（然後換上自己中意的政權），未來能夠對其施加地緣政治影響力和控制力，那就算實現目標了。美國自稱無意損害目標國的政治統序和獨立的。實操情況也是：完成政權更替後，美國可能也就逐漸退出了，並且最後往往留下一團爛賬，把目標國家變成某種「失敗」國家（阿富汗、伊拉克）。但美國不會邁出吞併其他國家領土的這一步，作為新世界的移民國家，他們對這些舊世界的領土本身確實也沒有訴求。最核心的，美國認為，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更加「高維」的手段方式控制和影響這些國家就足可以了。從形式上看，這些國家確實也保有了「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美國等於是結合自己的能力和偏好，給「戰後秩序」劃了個底線邊界——發動戰爭、入侵，更替政權看來都可以，只要不吞併領土就可以。我們說得再直白一點，只要是美國做過的事情，就可以干，至少你可以正面「懟」他，他似無話可說；但只要美國沒做過的事情，你就不能幹，他認為這是真的壞了規矩，老大都沒幹你也敢幹。他也認為他處在絕對的道德制高點，可以對你進行道德裁判。美國既是規則制定者，又是法官和裁判，又是警察，又是下場比賽的人。

回到烏克蘭問題，首先，前述提及的選舉問題，西烏克蘭是支持北約與歐洲的，不認同俄羅斯，另外烏克蘭本來也有選舉制度，目前的政府基本反映民情傾向，所以這一條是不符合的，俄國的軍事行動的理據主要是：

1）自身地緣政治受到威脅；

2）歷史的「烏克蘭問題」——烏克蘭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存在問題；3）烏克蘭民眾是被劫持的，不能做出正確選擇。如前所述，軍事衝突的雙方都有理據，核心還是俄羅斯的最終目標。如果俄羅斯的目標止於「政權更替」，支持一個對俄羅斯更加友好的政權，在達到此目標後即全面撤軍，那是有可能落入美西方對「秩序」的「容忍範圍」內的——因為這些事情美西方都做過，他們不致認為這會對美西方確立的戰後秩序的根本顛覆。

其實，大部分國家也抱有類似的想法。說白了，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在戰後都不停地以自己的方式觸碰和削弱戰後秩序的底線，使得現實宇宙里的底線越來越低，變成了權力遊戲。所以各方並不希望俄烏衝突進一步改變已經確立的規則（即「不容忍annexation」）。

所以，大家樂得見到俄羅斯在完成其所設立的政治目標後（「去軍事化」、「去納粹化」、「中立化」）後能夠保有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至於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可以遵循上述的「分離/獨立」原則，大多數國家樂得見到俄羅斯不去邁出吞併的這一步。吞併之後，大多數國家預計也不敢承認。

回過頭看「戰後秩序」的底線就很清楚了：已經被化減為不能以任何理由（包括公投）去吞併/合併其他國家的領土。這就是截至目前的「最新」底線。

但要看到，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和上述對規則的理解是本質不同的，新歐亞主義明確地追求各種地緣政治目標，要求以歷史為原點去改變現狀，特別是他們明確希望重劃領土疆域，吸納部分歷史領土。在烏克蘭方面，要併入克里米亞、東烏克蘭的頓巴斯（「新俄羅斯」Novorossiya），甚至西烏克蘭——新歐亞主義理解的烏克蘭，是東斯拉夫人的歷史的烏克蘭，因此那會納入長期游離在俄國之外，由波蘭/立陶宛/奧匈統治的西烏克蘭；同時，還關注「大俄羅斯」/前蘇聯域內的一些領土——特別是那些歷史上有俄羅斯人居住的領土，以及與大俄羅斯政治文明體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歐亞國家和社會。新歐亞主義希望構建一個接續俄國及蘇聯的大型政治文明體，對所有周邊國家都有明確的地緣政治訴求，其中也包括領土訴求。

新歐亞主義的這些主張都涉及「annexation」，肯定與上文所述美西方確立的「戰後秩序」之「規則」、「底線」格格不入。而二戰以後，各個國家與民族糾結、痛苦的是地緣政治現狀、格局及排布的不合理（一切都是歐美的殖民遺產），但確實「annexation」不是一種可以被接受的通路和手段。少數案例，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立即被糾正的國際政治公案；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領土/土地糾紛，國際社會也是支持維持領土現狀的一方，算是捍衛戰後秩序。

上述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大多數國家對俄羅斯當下的行動比對美國當年的行為更為介意：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希望已經被超級大國不斷削弱的國際秩序被進一步地削弱和傷害了。人們希望看到邊界和底線——到底什麼是絕對不能做的。

回到中國。可以看到，中國在近代史上也不斷被列強侵略，許多領土被剝奪，甚至蘇聯/斯大林亦曾參與分裂中國的領土（協助外蒙獨立）。但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歷史「翻篇」，以二戰以後的版圖/領土為基礎原點和「現狀」（台灣、南海等都在該基礎範圍內），遵守戰後秩序，尊重各國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倡導和平與發展等。中國絕不會將自己作為一個試圖改變國際秩序的力量，包括不會謀求局部恢復到前清或民國時期的某些邊界，因為這都涉及「annexation」——要求改變現狀。這一點，是我們與俄羅斯新歐亞主義一個極為重要的差別，也是本質差別。

對於這條「底線」的認知與固守，相信大多數普通中國人都是清楚的。問題是：外國人其實並不太清楚，不知道中國真正的邊界和底線到底在哪裡。具體的分歧又可以化解為：

一、在對「現狀」的認定上與中國存在理解分歧，例如，台灣及南海等的主權歸屬是否屬於「現狀」？另外，對「現狀」的定義是什麼？（對上述地方的形式主權和實質主權的問題），以及領土爭議本身如何解決，是否都都應當納入中國理解的「現狀」，等等；

二、是中國是否有想法進一步改變「現狀」？即在台灣、南海等以外區域是否還會有進一步領土訴求，回復到當年的某種疆域邊界?（即歐亞主義的訴求）。對這一問題的理解認知也是有分歧的，而且存在經典的「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即中國所理解的所有維護現狀的防禦性舉動和努力，都被視為旨在未來破壞現狀的進攻性舉動。

因此，外國對中國始終抱有懷疑和偏見，會通過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表態和行動等，猜測中國的真正取態及自身未來的行動。這也會反過來進一步影響到這些國家與中國的互動。因此，中國在對外表態時要特別注意，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不時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們對「戰後秩序」的理解。

當然亦如前所述，國際社會就是一個「班集體」。班級里同學互動的底線和邊界到底是什麼？到底是如何確立的？到底什麼是不能做的？有的時候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0和1的問題，最後還是拳頭說話。因此，規則最終還是「班長」（美國）及其小跟班團體帶頭確立的，它說什麼行就行，它說什麼不行就不行。確實，「班長」是在帶頭削弱和破壞規則，但現實宇宙里的現狀是，班長拳頭最大，就是規則確立者，同學們對班長破壞規則那是敢怒不敢言，但也樂於見到規則不被其他同學進一步削弱。這背後也並不是簡單的錯和對的問題，而是現實宇宙里默契的相處之道。

二、與西方對話：俄羅斯新歐亞主義對中國的一些「參考」、「借鑑」

1.可參考和借鑑的地方

要點：中國可以參考新歐亞主義對美西方陣營內部的「分解」，避免將西方看成「鐵板一塊」、全盤否定，而是結合對其政治生態的理解，在其內部找出哪些是有可能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力量，然後團結和拉攏之。

比較中國和俄羅斯可以發現，俄羅斯遠比中國更要了解西方。

像Dugin這樣的新歐亞主義戰略家和思想家，對西方政治陣營內部的複雜情況是比較了解的，包括：

——對各個西方國家歷史、政治、社會、文化的了解；

——對不同西方國家彼此的歷史互動關係的了解；

——對不同國家分別與美國的關係的了解；

——對不同國家內部的政治派系、政黨、價值理念、重要人物、發展趨勢的了解

在這些問題上，俄羅斯人對美/西方的了解遠比中國要深。畢竟俄國/蘇聯與這些國家打交道這麼多年了，一直都處在交流、合作、競爭、衝突的狀態里。此外，從中國角度看，俄羅斯也可以被視作廣義的「歐洲」甚至「大西方世界」的一部分（都是「白種人」），雖然說它是歐洲文明的「邊陲」。但無論如何，我們是東亞，他們是「歐亞」，距離西方終歸比我們要更近。

能夠在西方內部找到自己的聯繫與交集。

由於他們更加熟悉和了解西方世界，能夠穿透表面看到內部，所以也就更能看到西方世界之內與他們更加接近、更容易找到聯繫與交集的國家、政黨、團體、組織、流派、人物等。請注意，這種交集與聯繫，並不僅僅是經濟、貿易、資本、技術上的聯繫，而是政治、文化、價值觀上的聯繫。

俄羅斯人/新歐亞主義者會對這些團體主動接觸，做一些所謂的「拉攏」工作：相互交換意見、交互思想資源，尋求對方的政治理解、諒解、同情、支持，甚至共同探索未來的發展方向。

在今天看來，在俄羅斯軍事、外交、地緣政治已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新歐亞主義，在美/西方內部肯定有支持者或同情者。這些支持者主要是美/西方內部的「極化政治」，其中主要是右翼政治：

——美/西方陣營的民粹（populist）/另類（alt-）/極（far）右翼及保守派（conservatives）——從美國的Trump共和黨，到法國的Marine Le Pen，到德國的AfD，到匈牙利的Orbán，等等。極右翼比較能夠接受新歐亞主義主張的權威主義、傳統主義、保守主義、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以及所有與基督教及傳統文化相關的政治價值等。美國的民粹右翼（包括Trump本人）亦從不掩蓋對普京的欣賞。美/西方右翼認為，美/西方文明真正的敵人其實是西方世界內部的主流「白左」及主流自由主義：後者極力支持本國的少數族裔及異族移民，旨在顛覆西方內部的白人主導地位（種族「大取代」Great Replacement），並且不遺餘力地倡導「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顛覆美/西方的傳統價值，讓西方文明陷入政治危機、文化危機、身份危機、族群危機、種族危機、文明危機。從這個角度看，他們認為俄羅斯/東歐是能夠拯救白人文明的力量，至少也應該算是個盟友吧。顯然的，這背後還藏有十分隱晦的、不可言說的種族主義維度。在歐洲大陸，歐盟由主流政治把持，在許多問題上也都會招致民粹右翼及保守派的不滿，例如自上而下要求開放對中東的移民。此外，他們也不喜歡北約這個「項目」——搞來搞去，就是跟俄羅斯對着幹，把俄羅斯作為美/西方最大的地緣政治和文明敵人。民粹/極右翼認為，這是「明擺着」看不到，歐美未來生存發展的要害是文化、身份認同及傳統價值能否被保護。所以，歐洲的主要問題應該是穆斯林；美國的主要問題應該是有色人種和拉丁裔（在這些本土的「真問題」之外，才輪得上中國）。

此外，基督教也是個重要的聯繫——特別是那些同屬基督正教的東南歐（希臘及巴爾幹群島）國家，對俄羅斯也有特別的親和感，因為俄羅斯一直自詡並被認為是基督正教的傳承和保護者，而Dugin的新歐亞主義又特別強調要把東正教作為俄羅斯的價值與精神源泉。

以上，俄羅斯新歐亞主義者都很清楚：他們深知道美/西方的民粹右翼與自己在政治價值上存在許多的共通點，可以在未來不斷地對話，不斷地挖掘並拓展共識，甚至發展為某種政治盟友。因此，新歐亞主義會有意識地對話及拉攏歐美民粹右翼及保守派，並支持他們提升在各自國內的政治影響力。這也正是2016年美國大選時，俄羅斯不喜歡代表精英建制的希拉里，而是希望民粹右翼的Trump能夠上台。而對於Trump共和黨來說，北約、俄羅斯這些都是華盛頓精英政客熱衷於操弄的脫離現實、脫離美國現狀、脫離美國利益的遊戲，他們認為現在應該把注意力從俄羅斯轉移，把目標對準更大的競爭者——中國。

——美/西方陣營的進步（progressive）/民粹（populist）/極（far）左翼在一些問題上也會同情新歐亞主義，一是他們和新歐亞主義一樣，對美英主導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等持批評態度，二來反感美國（及英國跟班的）「霸權主義」及「帝國主義」，三來對蘇聯有些懷舊好感（這個情結主要在歐洲大陸）。這也使得左翼在一些問題（包括俄烏問題）上會特別批評美國、北約及烏克蘭的作用。

但與新歐亞主義相通性最強的，仍然是歐洲的民粹/極右翼。他們是新歐亞主義及當代俄羅斯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這也是我們經常可以在西方媒體上看到關於俄羅斯與歐洲極右翼政治千絲萬縷關係的相關報道。

回到中國。那麼對中國的參考與借鑑是什麼呢？其實就是要看到，不同國家、社會甚至政治文明里都有相通的東西的，要挖掘和發現這些相通的東西，這就是溝通、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礎。中國當代政治及社會價值觀有許多的要素在歐洲的政治光譜里是可以找到對位的，這些價值觀在美/西方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可能還挺有市場，應該加以挖掘。

前面說到，新歐亞主義最能在西方找到響應的就是傳統價值觀。回看中國，現在我們所講的核心價值觀里，很多其實就是傳統價值，包括我們對家庭、父母、親子、教育、集體、社會、歷史、國家等的觀點。中國其實是個文化上非常保守、非常正統的社會。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t）這個標籤可以用來定義我們的價值觀。而在中國以外的每個國家與社會，其實都可以找到許多與我們政治、社會、文化價值相近、相通、相知的政治派別、政黨、團體、組織、人物等。中國應當去鑑別這些人群，與之溝通，向其說明中國的價值觀。而在所有要素里最有用、最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最容易獲得尊重的，還是傳統——中華文明古國及其傳承的故事。要說明今天的中國就是中華文明在二十一世紀的延續和傳承（「中華統緒不絕如線」）。在講述中國的價值與故事時，不能拘泥於、受限於官方政治意識形態與敘事，要保持多元性、靈活性、立體性，能細則細，但該粗的時候也要粗，以對方能夠理解、聽懂、認同為首要目標。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歐美政治內部非常撕裂，而且在快速極化。表面上看都是盟國，好朋友，小團體，但其實內部關係也非常錯綜複雜。所以這裡特別重要的一條是，要避免把美/西方當成「鐵板一塊」，看成是一體的，不要因為看到他們對中國有一些「共識」，即認為他們在所有的問題上看法都一定一致，就認為所有人都是我們難以說服、難以團結、難以動搖的。一定要花時間研究歐美內部的政治生態，對其內部進行分解。

這一點，俄羅斯/新歐亞主義是頗有「經驗」的，把主要焦點都放在美國身上的，聚焦反對的美英主導的「大西洋主義」。對諸歐洲國家，則認為可以配合其本國政治，不同程度地加以瓦解其與美國的關係，團結到俄羅斯的一邊來。

在地緣政治問題上，從中國的視角與利益出發，首先第一條，就是要把美、英等英語國家從廣義的西方世界裡「單拎」出來進行考慮。盎格魯·美利堅是西方世界裡的一個細分的政治文化，代表某些特定的價值觀與思維方式，也是一個獨特的政治小圈子（clique）。我們說的「五眼國家」（美、英、加、澳、新），指的就是這個團體。說到英語政治文明，之前還是有一些英國的影響的，但現在基本就是跟着美國，為美國主張的價值觀（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等）所主導，然後再進一步輻射影響西方其他國家，並通過更大的西方文明輻射影響全球。但要看到，美國並不代表西方，甚至不代表「五眼」——他只不過是一個勢力最大的大哥而已。所以我們現在稱「西方」之前，還習慣加一個「美」字（「美西方」，或筆者比較中意的「美/西方」），做標籤修飾。但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美國並不代表西方！

美國並不代表西方！

美國並不代表西方！

美國及「五眼」以外的西方國家，其實就是歐洲——在以「歐亞自居」的俄羅斯視角眼裡，這個歐洲，就是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以西的大陸。我們看到這個歐洲就很大了，有許許多多「跟着美國跑」的國家，但細看，每個國家和美英的距離都是不一樣的。

——比如北歐和西北歐國家，斯堪的納維亞人/日耳曼人，距離英語文化比較近，特別容易跟着美英跑；

——傳統的西歐列強，比如法國、德國——這些國家一直都比較注意保持自己的政治與外交獨立，並不希望被英化或美化。像法國，主張自己的國家利益，主張自己的文化視角，主張自己的獨立與自治，有意識的不跟着美國走，是一種法國的文化與尊嚴。俄羅斯也最擅長和捕捉這種歐洲人的情緒。

——然後就是南歐國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等（「PIGS」），是更加傳統、保守、集體主義的社會，距離英美也更遠；

——東歐國家，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越往東，距離西歐的自由主義意識越遠，開始進入更加傳統的社會。這裡也都是民粹右翼的重鎮：反伊斯蘭移民、宣傳白人民族主義、弘揚傳統文化的匈牙利已經幫助美國民粹右翼開闢了最令其嚮往的未來模式；

——巴爾幹國家：傳統、保守，集體主義，和美國的價值更遠。對俄羅斯來說，這裡是基督正教的兄弟姐妹國家。

這些廣義西方陣營里的國家，其實每個都是不一樣的，中國必須分別去了解，然後有針對性地做他們的工作，團結儘可能多的國家。而在每個國家裡，都有左中右，都有不同的觀點，要鑑別那些我們相對比較能夠團結的派別、組織、團體、人物。要設法引導這些國家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提出和美英不同的意見，不能讓他們都跟着英美跑。（當然了，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下篇會再提到）。

最後，即便在「美西方」的「大本營」美國，也非「鐵板一塊」。美國也有立場相斥的進步左翼和民粹右翼，而且他們是勢不兩立，彼此的矛盾遠比歐洲大陸極左與極右政治之間要大。

那美國有沒有可以團結的政治派別呢？當然是有的。和不同派別的人是否都能夠找到溝通方式呢？也是有可能的，例如：

——跟美國的進步左翼就講社會主義，批評無序的市場主義、資本主義、大企業等。但在美/西方左翼面前，中國更舒適的領域基本限定在左翼經濟政策，不太可能就着他們講「多元文化主義」、LGBTQ、文化相對主義之類文化/社會層面的東西；

——跟美國的民粹右翼，則嘗試還原中國社會的價值觀，說明中國主要是一個奉行傳統價值、保守價值的國家，是一個古老的東亞文明，在家庭、社區、傳統、國家與民族、文化與歷史等領域的價值和美國文化保守派也很相似。此外，中國也相信自我奮鬥，相信「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反對「福利主義」，這種精神氣質和美國保守派也接近。中國最無法和美國保守派對話的文化問題，是宗教問題。首先美國可能先入為主會認為中國是無神論、反宗教的；其次中國也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雖然有基督教徒），和美國缺乏這種文化連接。

2. 在「參考」與「借鑑」新歐亞主義時需注意的地方——中俄差異

下面探討一下在參考俄羅斯新歐亞主義時可以特別留意的地方。

1）要留意到，俄羅斯在文明和文化上還是比中國更接近美/西方

這就使得相較俄羅斯人及新歐亞主義政治而言，中國人在對外溝通上面臨更多特殊的阻礙或隔閡。

這裡面還有若干因素。

a）文化因素。首先，很多東西是文化層面的：我們是個東亞國家，與西方文明的距離無論是語言、價值、文化、習慣、傳統、歷史等本來就比較遠，相互溝通理解起來是有一些天然困難的。這次QUAD高峰會談里有一幕是美國Biden、印度莫迪、澳大利亞當選首相Albanese和日本首相岸田。結果前三人站在一起親切會談，還有親密的肢體動作，但岸田被晾在一邊。這裡一方面當然說明了日本在QUAD里相對邊緣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層面的：岸田肯定不能說流利英語，無法和美澳印領導人自由交流，除非得到額外照顧，否則自然就被排外了。這種文化隔閡超越了政治意識形態和利益，東亞人一看就能明白。相反，印度很容易和美澳走得近，更容易溝通，也說明他們之間文化的距離更近。這些微小的細節，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在俄烏衝突上，印度希望維持中立，但看上去擅走鋼絲，能把各方利益關係平衡得比較好。這一點其實適用全球大多數國家——例如拉美、中東等。東亞是個例外。

b）政治因素。我們國家是有非常強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符號標示的，那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現當代的歐美是有特別強烈的政治屬性的，傳統上被認為是極化政治。而一旦有了這個政治標籤，西方比較容易對我們的全套政治價值觀和制度進行簡單化、粗暴化地理解，直接將我們對標、對位到蘇聯，認為中國就是蘇聯的傳承，而不顧這套意識形態及體制體系在中國已經高度本地化，變為「中華統緒」的一個延伸。

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已經擺脫了這個問題了，一來他們不僅在意識形態上脫離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共產主義，而且已經否定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共產主義，認為布爾什維克們的國際主義實際上損害了俄羅斯傳統的地緣政治及民族利益；二來，他們退回到傳統價值（基督教），使自己變得「更容易被理解」，與歐洲及美國的主流右翼找到了鏈接點。

不過，會有人問，等一等，新歐亞主義是否也屬於極化政治？應該是屬於「極右」的範疇吧？那麼為什麼新歐亞主義在歐美又更加能被接受呢？可以這麼去考慮：

一來，我們首先不能說「歐美」已經「接受」了俄羅斯，恰恰相反，歐美在不遺餘力地制裁、打壓俄羅斯。打壓、制裁俄羅斯的是歐美的主流政治精英及建制派，在大多數國家都是執政黨。以美國為例，Biden是民主黨，Biden本人也是民主黨里中間路線的一支，在民主黨左翼/進步主義者（progressives）看來Biden也是個右派。

二來，我們只是說：歐洲和美國有了接受俄羅斯的社會基礎。究其背後原因，是歐美自己的政治也在極化，其中右翼又是特別重要的一支力量。以美國為例，與新歐亞主義可以找到千絲萬縷聯繫的民粹右翼Trump已經當過一任總統，且可能在2024年捲土重來；以歐洲為例，剛剛進行的法國大選，極右政治在第一輪選舉的票倉32.3%，遠遠超過中間政治馬克龍的23.2。其他歐洲情況類似，極右翼已經很有市場。一旦他們上台，對俄羅斯註定會採取不同的態度。亦如筆者關於法國大選的文章《「極化」的歐洲政治：從2022年法國大選回到魏瑪共和國》，極左對俄羅斯的態度也和主流政治/建制政治不同，只是他們的角度出發和極右不一樣。

三來，現在的美/西方（及韓日等國際跟班）的話語、共識、導向，依然是由美國主導的，美國是世界的「老大哥」，霸權的行使者，但這個國家本質又是右的，並且不僅右，還特別反左，認為左/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才是對美國的身份、存在和美國主導的政治秩序的最大威脅。這也使得左翼政治在美國國內很難取得大發展，形成有利於左翼政治主導國家的同情，也使得美國對「共產主義中國」抱有更大的敵視。所以，只要有美國在發揮作用，就會把全球對中國的形象塑造、人設和理解朝不好的方向引導；只要有美國在發揮作用，就有可能在國際社會上把中國塑造為比俄羅斯更大的敵人。日前美國國務卿Blinken針對美國對華「方針」發表講話，從中也可清楚看出：位處政治光譜中左的民主黨同樣認為，中國（而非俄羅斯）才是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最大競爭者和挑戰者。美國的左中右可能會為俄羅斯問題發生爭吵，但在中國問題上可能是一致的。因此，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威脅超過俄羅斯，已經是美國的政治共識。

2）中國在對外溝通、鏈接西方的話語構建上，可以參考俄羅斯新歐亞主義提出的一些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政治價值觀的批評（critique）。

何為美國主流的政治價值觀？「美國主義」（Americanism）？不太好定義，但它肯定是美國發端的、美國特有的（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歐洲大陸乃至英國都不同的，藉由美國向西方世界輸導並成為主流的一套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觀。這裡，包括個人主義，理性主義、自由主義、高度「狹義化」的人權（即人權僅包括「消極自由」、政治和公民權力political & civil rights，但不包括廣義的經濟和社會權利economic & social rights）、原教旨的市場主義、資本主義、大企業主義、資本無序擴張下的全球化，以及將美國式的原教旨資本主義與美國政治價值強行綁定的做法，等等。

這裡面，其實包含了對美國霸權主義、帝國主義的批判，也包括了對美/西方主流自由主義及現代性的批判，在美/西方內政治光譜上的左和右都可以廣泛找到思想資源——只不過有的批評是從「左邊」來的，有的是從「右邊」來的，例如，對原教旨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及全球化以及建立在經濟理性基礎上的個人主義等的批評，一般來自「左邊」；對自私的個人主義（把個人與集體進行對立起來），對家庭價值的傷害，對傳統價值的揚棄、對社會秩序的瓦解，對正面價值的解構，等等，一般是從「右邊」來批判。總之，無論左或右，中國都可以借鑑一些，作為對美國主流價值的一種回應。

當然，中國不能像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一樣，過於把自己的價值觀構建在對美英價值批判和否定的基礎之上。對美英價值里正面的、精華的地方可以積極接受，同時重心還是要正面解釋、宣傳、弘揚中國自己的核心價值。

3）要特別善於培養和發展周邊國家、相鄰文明體國家的關係。

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顧名思義，是摒棄歐洲中心主義，將自身定位為聯繫歐洲與亞洲（主要是中亞）的超民族文明體。俄羅斯新歐亞主義因此也特別關注俄羅斯與中亞國家、包括伊朗、土耳其/突厥人、阿拉伯人的聯繫，注重搞好與這些國家的一對一關係。（新）歐亞主義的要義是把這些亞洲文明和民族都納入到俄羅斯主導的政治文明圈的一部分。

這其實就是「拉小群」，看上去和美國做的一樣。區別只是「國家」不同：俄羅斯是傳統地緣政治主導的，拉攏的是與其有傳統地緣政治聯繫的國家；美國本土沒有任何存在地緣政治風險（加拿大和墨西哥不會進攻美國），可以從容的布局全球。美國的做法是把歐洲握在手裡，再依靠軍事、外交、經濟、文化和抽象意識形態，將影響力輻射全球。我們近鄰的日本、韓國都在美國的輻射圈內。

冷戰時期的蘇聯雖然也有俄羅斯今日所面臨的現實領土安全問題，但擁有強勢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像美國一樣進行全球布局和影響力輸出，屬於高維政治文明。今日的俄羅斯遠達不到這個水平，地緣政治布局主要圍繞自己的生存與安全，指向相鄰國家，這基本是退回到沙俄時期。對於大多數國家而言，穩定邊界，搞好與相鄰國家的關係，當然是最安全的，最重要的、最優先的。

俄羅斯之所以敢於構建某種歐亞文明共同體，也是因為它對周邊國家、民族、社會比較了解。俄羅斯聯邦廣大的國土內，已經包括了多種多樣的民族，跨度極大，比中國/「中華民族」還要大。俄羅斯人與這些民族也有非常長的交往歷史，統治過對方，也被對方統治過，對彼此的歷史都比較了解。俄羅斯構想的歐亞政治文明圈裡，中亞、中東國家是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些中亞/中東民族現在大多皈依伊斯蘭教。從表面歷史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是有很多衝突的，但這些宗教都屬「亞伯拉罕宗教」，在信仰上有千絲萬縷的歷史聯繫。他們彼此之間的文明距離其實更近，從他們共同的角度看，中國所處的東亞文明距離他們其實更遠。

所以，如果參考俄羅斯新歐亞主義的做法，中國應當效仿的是，特別積極地廣泛發展與周邊東亞、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即所謂的「儒家文化圈」、「筷子文化圈」。努力尋找我們的民族、文化、傳統、價值觀與他們的相同、相通之處。

1990年代的時候，一些東南亞國家曾帶頭提出過「亞洲價值」（Asian Values）。當時許多東南亞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都表示支持。在今天看來，「亞洲價值」核心有幾條，一，美/西方所定義的狹義化的「人權」並不是真正普遍的，不能簡單、粗暴地全球化推行，更不能政治化；二，亞洲社會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而是以家庭及社區為中心的，家庭、社區乃至國家的共同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宗教及文化傳統是社區/國家利益的一部分）；三，在人的權利里，亞洲社會是不會將人的 政治權利 與 經濟與社會權利對立起來的，而要整體考量，有時候還要將經濟與社會權利置於個人政治權利之上。

我們發現，這些價值不僅中國人很容易理解，很容易認同，和新歐亞主義也相通，而且不特如此，在西方的右翼及左翼里都可以找到相通——右翼看重傳統與社會價值，看重集體、社會與國家利益；左翼看重經濟與社會權利，等等。

其實，今天的中國也可以提出一個類似的東亞文明、東亞價值的東西，中國可以尋求用一些共同的文化和歷史淵源，將「儒家」、「筷子」文明體系內及周邊文明國家/社會都給「串」起來，讓他們意識到，他們與中國在文明、文化、價值上的共通其實要遠遠大於與英美的文化共通；我們文明的距離是更近的。

過去大半個世紀裡，在對外交往上，中國其實存在一個「話語缺失」的問題，最初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等，後來國際政治生態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也開始改革開放，重新融入國際社會，我們政治上主要強調恪守國際秩序和規則，「跟着走」，然後將與經濟貿易合作（即廣義的「經濟問題」）作為我們自感最舒適、最安全、最熟悉的對話主題。

但說穿了，經濟只是「做生意」而已。光靠經濟利益無法建立更深層次的綁定，而更深層次的綁定，一定是政治、文化、價值層面的。這不是中國最熟悉的領域，也不是中國的「舒適空間」，但卻是繞不開的。

目前的現狀，比較可惜的是，我們周邊這些東北亞國家，比如韓國、日本，乃至東南亞的新加坡等，都是陷入美國體系的，站在美國的一邊。他們可不僅僅是是軍事外交上的聯盟，而是政治、文化、價值上的聯盟：他們願意相信美國政客對中國的論斷；他們願意相信美國媒體對中國的描述，認為這些都是真實準確的信息；他們接受用美式的政治價值觀（譬如狹義化的人權、自由主義、代議制選舉政治等）去批判中國的制度、體系、價值。他們的政客和民眾都表示難以理解當代中國，與中國政治有巨大的隔閡。例如，他們會認為，有強烈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標識的現當代中國政治是「外來」的（alien），不是本區域內的，不是東方的，尤其不是「東亞」的；他們接受美國的敘事及延續歷史偏見，認為「共產主義中國」實則是傳統價值與傳統社會的瓦解者和破壞者，而不可能是捍衛者和傳承者。還有，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新一代年輕人的政治、社會價值觀及文化，其所處的輿論圈和空間，都強烈受到美國的引導和影響，可稱之為「全面西化」的。他們擅長用美國所提供的一套政治語言工具——比如人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之類的美國主義價值去負面論斷和評價中國。

本來，他們應該是我們文明上的朋友，現在卻與英美走到了一起，並有可能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成為我們的對立面。這真是一種歷史的遺憾。我最近與一個日本外交官朋友說，日本應該看到，在這個百年不遇的歷史大分野里，日本應該看到，自己的未來其實是和中國文明綁定在一起的，而不是和美英文明綁定在一起的。美式的政治社會價值及經濟制度最終會解構並瓦解日本的原生文化與社會。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做出了歷史的選擇，脫離了中國文明體，加入了西方；現在，日本應該重新做出選擇，「擁抱」中國——至少說也應該保持中立吧，做一個中西文明（實際上就是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調停者與溝通的橋樑。

這些，就都與講」中國故事」相關了——如何向這些國家介紹中國，幫助他們認識中國。

其實也都說「遠」了，我們不用走到日本或韓國，就看看香港和台灣地區就知道了，完全是一樣的情況：年輕一代被納入到美式價值觀里，論斷和批判中國大陸。該怎麼去和香港和台灣年輕人講述「中國故事」？讓他們理解、認同中華文化，認識到自己終歸會是中國政治文明的一部分？這些最終都會回到同一個問題。

三、對於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政治，中國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第一、俄羅斯現占主導地位政治理念「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在西方普遍被認為是極化政治的一種，屬於「極右翼」（Far Right），並不時被冠以「法西斯主義」（fascist）之類的標籤。客觀來看，在政治光譜坐標上，新歐亞主義比美國和歐洲的極化政治還要極化，所以才有這麼大的爭議。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思想上已經能夠主導俄羅斯的軍事與外交，實際上是「國師」的地位了，其本人也不乏頗為偏激的想法。考慮到他們目前在西方政治生態譜系內的地位，中國需要與這種主義保持適當的距離——請注意，這裡指的是新歐亞主義作為一種具體的主義、意識形態，或者作為具體的團體、組織及人物（例如Dugin本人）。這與中國和俄羅斯政府的正常交往及戰略合作要區別開來。如果中國和新歐亞主義走得太近，甚至助其宣傳，不一定有利於中國的國際形象，也不一定有利於我們獲取更廣泛的國際認可與支持。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第二、新歐亞主義對國際政治秩序的理解是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新歐亞主義對國際秩序的理解是穿越到二戰之前的。本系列前面所述的各種明面的規則和潛規則他們都不認可。他們的邏輯非常樸素，即認為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國家的地緣政治利益永遠是第一位的，所謂國際秩序的確立也不能以本國地緣政治安全為代價。只要是國家的利益、只要是民族生存及發展所需要的（何為生存和發展則是結合自己的歷史定義的）的，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對主權國家採取軍事行動，並且收編/吞併（annex）其領土。這和中國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國完全遵守戰後確立的國際秩序，嚴格遵循國際政治運行規則，願意維持現狀。中國自己面臨的所有領土問題（包括與日本及東南亞等鄰國的爭議問題），都在這個大規則、大框架之內解釋。最典型的如台灣問題——我們將其定義、理解為中國內政——我們的所有行動均是在保護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而不是挑戰和改變國際秩序。對於其他國家來說，中國的訴求是明確的、有邊界的——在現狀之外，我們絕不會做任何涉及改變其他主權國家領土的事情。

因此，如果我們跟新歐亞主義「走得太近」，有可能會讓其他國家誤以為我們是認同或默許新歐亞主義的國際秩序觀的，有可能會讓其他國家誤以為我們也有恢復中華歷史疆域（例如，清朝的版圖）的某種政治想法和企圖。如果其他國家這樣想，就麻煩了。

新歐亞主義背後沒有崇尚「懷柔」、「中庸」、「不戰而屈人之兵」之類的東方觀點，還是西方式的衝突思維、西方式的零和博弈。新歐亞主義訴諸的是非常樸素、「原始」的現實政治，為了保護國家安全，願意採取遠比中國人所能想到的更要激進的手段，且自我設定的門檻比我們想象的要低。這也是我們考慮與其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要涇渭分明的原因。

第三、要高度關注新歐亞主義的地緣政治考慮。美國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有各種地緣政治利益考慮的，但當時在背後驅動美國入侵伊拉克的也有一種政治理念，就是「新保守主義」（the neo-conservatives）：新保守主義早就存在，他們只是在等待特定歷史契機或事件出現；一旦這樣的歷史契機出現了，他們就能隨之進入歷史舞台，主導軍事外交，實現自己的願景。911恐怖襲擊，就提供了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地緣政治事件，使得新保守主義能夠主導美國軍事外交政策。但這個時候，我們理解美國的軍事外交，就不能只看911這個具體的地緣政治事件了，要看背後的新保守主義的議程和願景。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其實也是一樣的。使新歐亞主義能夠在過去幾十年逐漸主導俄羅斯軍事外交的，是美國和北約的不斷挑釁、進逼、東擴（美國/北約的挑釁，又是中國視角最容易感同身受理解的）。但新歐亞主義的願景並不僅僅是防止北約東擴或防禦俄羅斯的本土安全，並不僅僅是解決烏克蘭一地的歷史問題。新歐亞主義對前蘇聯/俄帝國疆域之內及所有周邊國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所有這些國家，在新歐亞主義的歷史構想及國際秩序里都是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有的主，有的次，有的核心，有的外圍，有的先，有的後，一切也都要回歸到俄羅斯對自己的歷史想象、認定、身份的構建及對未來的夢想。新歐亞主義的願景，是構建一個以俄羅斯為基石、橫跨歐亞的超大型政治體及聯盟。其中的很多訴求，其實可以簡單理解為恢復俄帝國/蘇聯的疆域與地緣政治影響力。

其實北約早就東擴到俄羅斯邊境了。2004年3月，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接壤加里寧格勒）已經加入北約。俄羅斯會因此而開戰麼？並不會。前幾天，與俄羅斯有許多的領土接壤的芬蘭也申請加入北約——即便芬蘭真的加入了北約。俄羅斯會因此開戰麼？也不會。理由是，儘管這些國家都接壤今天的俄羅斯聯邦，歷史上從屬於沙俄帝國及或蘇聯，但它們都沒有烏克蘭在俄羅斯心目中的歷史、政治、文化、心理地位。

所以，與俄羅斯領土接壤，其實並不是俄羅斯採取軍事行動的充分條件，只是一項必要條件。烏克蘭的地位特殊，關乎俄羅斯民族與文明的發端與存在，有特殊的歷史意義。烏克蘭被進逼，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在這個時候，俄羅斯才會出手。而也是在這個時候，希望解釋俄羅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新歐亞主義才正式進入歷史舞台。對於中國來說，大概不能僅僅局限在北約東擴之類的具體問題，也不能局限於烏克蘭，還是要看如果俄羅斯的軍事外交由新歐亞主義驅動的話，對其他前蘇聯國家和周邊國家是否有更進一步的地緣政治計劃。新保守主義希望美國能夠以阿富汗和伊拉克為契機，在這個軌道通路上「順勢」對中東國家逐個擊破，實現「民主化」；那新歐亞主義是否會建議俄羅斯在現有的通路軌道上也「順勢」完成壓抑已久的地緣政治目標呢？——尤其如果假設西方制裁將長期存在。如果這樣，就可能對戰後國際秩序造成更大的影響。這些也是中國需要關注和研判的問題。

第四、要看到，新歐亞主義對中國始終是有戒心及想法的，一切也早都落在紙面上。在（新）歐亞主義版圖裡，亞洲主要是中亞，向東就是把一乾草原遊牧民族包進來（例如蒙古），但其實並沒有什麼東亞儒家文化國家的角色。他們認為東亞國家其實是另外一種文明，而且是異質的文明，甚至對俄國有可能存在潛在地緣政治威脅。所以，在最一開始——例如Dugin在1997年的地緣政治分析里，明確將中國排除在歐亞主義藍圖範疇之外的，並且希望在東北亞與中國建立足夠的緩衝，將中國的影響力向南/東南亞推。只不過在過去二十年裡，中國快速崛起，成為一支重要力量，新歐亞主義者無法忽略中國，同時也發現了中國的價值，認為中國可以也應該是俄羅斯歐亞政治版圖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貢獻力量，作為一個盟友加入。

不過，對於歷史車輪的朝向，是要始終保持謹慎的。國際政治上有一句被廣泛傳誦的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其實可以被用來解釋很多關係。看新歐亞主義，就知道他們對中國是有戒心的；反之，中國也得一樣，要始終保持距離、緊張、警惕。

其實回顧一下中俄過去幾百年的關係歷史，可以清楚看見這一點。沙俄是侵略中國的重要力量。是庚子年的八國聯軍之一。到斯大林，還分割過中國（彼時為蔣家的中華民國）的領土,並對新疆、東北、西藏有考慮。近代中國與俄羅斯的親近，主要得益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國際主義時期的蘇聯，但其中也不乏緊張與衝突。但問題是，俄羅斯的新歐亞主義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與我們的政治價值觀與理念已然脫鈎。如果以大歷史為藍圖進行比較，會發現他們更似沙俄，而非蘇聯。

從歷史角度看，中俄更多的是一個帶有一定歷史階段性的地緣政治聯盟，是因為對抗美/西方政治文明的進逼和挑戰而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這樣的地緣政治聯盟，如何長期維繫，也是巨大的歷史課題。

第五、也要關注俄羅斯新歐亞主義與歐美極化政治的互動。中國要看到，新歐亞主義者一直都在積極接觸歐美的極化政治團體（包括極右翼與極右翼），努力尋找及開闢其政治盟友。以美國為例，Dugin本人2018年還在羅馬與Trump的幕僚、「國師」Steve Bannon會面，探討俄美中的地緣政治關係及傳統主義政治。筆者的直覺是，兩位一定會探討美國與俄羅斯結合的可能，而中國自然就會成為兩位口中的「他者」。另外，新歐亞主義與歐洲民粹右翼是同源的，有更多的歷史交集，也會有共同話題。新歐亞主義一定希望能夠影響並瓦解美/西方陣營內部，與西方極化政治有所聯合，期待後者登上政治舞台，共同謀求建立某種新的政治秩序與邏輯。這裡，中國視角下，不得不去考慮到：如果西方政治不斷極化、民粹右翼化，且如民粹右翼最終執掌政權，是否會會與俄羅斯新歐亞主義修好、建立某種聯盟？如果那樣，會不對中國構成新威脅？

所以，俄烏衝突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機遇，使得俄羅斯與西方主流政治「硬脫鈎」，並由此進一步地推向了中國。在烏克蘭及戰後國際秩序沒有個確切說法之前，俄羅斯很難再和歐美主流政治聯合起來了，即便是舞台之下的極左/極右，也會和俄羅斯新歐亞主義保持一定的距離。

但未來的發展是否就會止於此呢？不一定，一切都還是有可能的。俄烏衝突，一旦變成持久，反而可能會加劇美/西方陣營內部的政治極化與瓦解：普通及經濟中低層的歐洲人和美國人關注能源價格、食品價格、經濟穩定與發展、本土的社會及文化問題遠遠超過俄烏問題。一旦衝突持久，他們對於建制派/精英/主流政客將大量政治及經濟資源導向（或服從）俄烏問題的不滿將會逐漸顯現。以美國為例，共和黨正在以能源價格上升為由嚴厲抨擊Biden政府。Trump民粹右翼在2024年捲土重來的概率可能大於50%。如果Trump上台，對俄國、烏克蘭乃至北約的政策是否會發生調整？是否會重新將注意力轉向中國？一切都未可知：有無數的力量推動國際政治向不同的方向發展，我們既無法預估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很難說哪種應對和取態對中國就一定是好的或不好的。

到最後，對於中國來說，有一件事肯定是正確的，就是始終從中國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始終考慮中國自己的國運和發展，拿出戰略定力，不為外界所動和左右，集中精力於「辦好自己的事」。只要辦好自己的事，確保國內的穩定與發展，就能增強我們的能力，擴大我們的選擇。最終掌握對外的主動權。同時，始終需要保持對各國——包括美國、包括歐洲、包括俄羅斯的清醒冷靜的觀察與認識。

（全文結束）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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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小的十一條：世界秩序、西方分野及第三方文明視角》

《「極化」的歐洲政治：從2022年法國大選回到魏瑪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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