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 20220618
上周在廣佛地區轉了圈。跑了幾個地方，見了些家人朋友，也聊了一下對時局的看法。以下是一些感受，主要圍繞防疫。1.即便在同一個省（廣東）內，各地對防疫政策的實踐還是有差異的。除了各地政策的基礎設施及實踐存在差異外，也體現在人們的意識、意志上。有的地方今年初經歷過疫情（譬如深圳），地方由上到下就都比較緊張，總體比較嚴一些；有的地方是已經有相當長時間沒有疫情了，一直就處在「清零狀態「，各種標準自然也就比較寬鬆，人們處在比較放鬆的狀態下。2.當地人，如不需到北京、上海等涉疫地區公務，只在本地活動，或只是出行到一些沒有疫情的省市地方，那正常的復工復產復學，日常生活大體正常，是感受不到疫情太多影響的，或者說，在本地層面，受到疫情的直接影響不大。人們與疫情的「接觸」主要都圍繞防疫界面的；譬如定期按需做核酸檢測，以及日常的掃碼、亮碼、測溫等。3.北京一直是全國疫情防控管理最為嚴格的（另一地是新疆），因為首都是容不得半點差錯的。其他地方的實踐，如從北京的標準看，就有差距了。譬如：1)在廣州找常態化核酸檢測點：也有，且也是免費的，但比北京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密度不如北京。就是多少平方米範圍或步行距離可以找到一個檢測點的問題。密度最終會轉化成為便利性問題，例如能否比較容易的找到一個採樣點；排隊需花多少時間，等等。採樣點越多，成本自然也就越低。——地圖上不易找到。在北京，用高德地圖等軟件搜索「核酸檢測」，就可以方便地把附近的常態化採樣點都搜出來。在廣州就不那麼方便，例如我在地圖上就搜不到我住所對面的常態化點。啟程之前，我還研究了一下，結果最終不知道用哪個軟件搜比較方便。深圳就不同，老早就有小程序可以搜到遍及各地的檢測點，還可以看排隊時間。所以即便是一線/高能級城市，之間也還是有差別的——檢測點開放時間短。在北京，我住處周邊的點，都是上午8:30~12:00，下午13:00~18:00，一天開放八個半小時；廣州的幾個點，都是上午9:00~11:30，下午14:30~18:00，一天六個小時。這樣算下來，廣州檢測點比北京檢測點每天要少採樣兩個半小時。如果密度也低的話，那當然可及性、便利性不如北京；——做核酸是用手機掃「葵花碼」登記，自行填報信息，過程中無人監督。這裡的問題是，找別人代做容易，檢測方發現不了。北京以前也掃碼預約之類的，現在的檢測都是掃身份證（也包括身份證的圖片）。固然檢測人員不是真的對每個人都夠做到嚴格的身份查驗，但至少採樣人員需要攜帶身份證前來的，真要查起來也很容易，可以杜絕亂來。這是個規範性的問題——採樣似乎草率一些，隨便一弄就完，好像是對付對付。當然這完全有可能和我去的檢測點有關係，是個例，不具代表性。考慮到天熱（還不時下雨）、人多，排隊的不少，工作人員疲勞下「趕工」，可能會「糙」一些。另外，也許這樣采也不影響精度準度——這個就在我專業範疇之外了。但無論如何，還是不免擔心採樣過糙的話會影響到結果的準確度2) 掃「場所碼」的問題。場所碼是發現時空交錯極為有效的工具。在北京，任何地方都要掃碼，人們也對此習以為常。一個公共場所或交通單位，平時不嚴格執行訪客掃場碼制度，如果疫情爆發的話，那是要承擔嚴重責任的。我在廣佛地區數日，前後只有一個餐廳有人提示要求掃碼。網約車和出租車也沒有掃碼的要求。我去過這麼多地方，看周邊也都沒有什麼人掃碼。場所碼是一個重要的「基礎設施」，也需要有普遍的意識與嚴格的執行。這點就和北京差距極大。我估摸着可能全國也就北京等少數幾個地方有場所碼且要求嚴格執行，大多數地方都是比較松的，不在一個標準3) 社區追蹤。我經常飛機往來北京和廣深（今年這輪疫情之前還有上海），不時會涉及出發地存在疫情風險地區的。一般來說，落地後馬上就有大數據緊密跟蹤。其中北京一直是最嚴的，往往涉及戶口、住所街道及公安系統的交叉跟蹤，好幾個人打電話核驗，基本沒有盲點。之前，我到深圳、廣州也都有社區跟蹤，但密集度往往是不如北京的。這次從北京來，登機前就按國航要求在廣州的app上報備了，地方/社區應是知道的。落地後，我沒有入住酒店，但沒有人打我電話。隔了一日，是我家人接到了電話，問我的情況。如實報告，但街道/社區並未再找我。只是在第四天(臨走前一天)，才第一次接到電話問我的情況。當時他們倒是已經知道我第二天就要離開了（有航班信息）。但整個過程中，基本沒有遇到什麼追蹤。就這個問題，無非兩種可能：一種是大數據牢牢掌控我的行程去向，包括知道我並不涉及中高風險區；知道我所進入的社區；知道我做的三天兩檢，認為盡在掌握之中，精準防控之下，就不用再額外「騷擾」我了。這是好的情況；但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管得比較松，有漏洞。那些差旅入住酒店的，酒店會詳細跟街道報告，管得會緊一些。入住社區的，可能就管得松一些。但無論如何，具體情況我就不知道了。總之，前後跨度五天，基本沒有追蹤。4.以上這些，有的可能只是差異，但有的不僅僅是差異，是差距。這些也不是一項、兩項的差距，而是系統性的差距。總之，就是如果把北京作為一個高標準來比較，假設一百分，那其他地方差距是比較大的。有的東西，譬如核酸檢測，確實和人力資源和財政能力有關，但有的東西，例如掃場所碼，更多的是軟件，每個人舉手之勞就可以做到，並不會帶來許多額外的經濟社會代價，但可以帶來不小的收益。未來一段時間裡——即中國繼續採用「動態清零」政策的階段/時期里，核酸檢測、健康碼/場所碼這些都是最根本的防疫基礎設施。如果說地方間有差異，首先就是防疫基礎設施的差異。另外，有硬件不夠，還得有軟件，這裡所謂軟件，就是人的執行與配合。平時大概是看不出來，一旦真的出現疫情，就會體現出差別。經歷上海疫情，人們得到的經驗就是，過去的成功並不代表和保證未來的成功，風險始終都在，還是要回到防疫基礎設施的根本。5.但任何事情也都有兩面性，不能簡單的從一方面去評價和論斷。防疫政策之所以難，在於總是要在防疫與經濟社會代價之間找到平衡，這就仿若走鋼絲。搞得太嚴，會加大經濟社會成本，導致防疫的代價超過了收益——尤其是，代價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參與付出的，而收益卻只是潛在的、理論上的。一旦失衡，就會削弱人們對防疫制度的信心與支持。搞得松的話，肯定方便大多數人日常工作、學習、生活的，並且只要疫情一天不爆發，人們就可以享受其中的好處。但搞得松就可能產生漏洞與短板，面臨被病毒突破的風險。一旦爆發，反過來就要付出更大的防疫代價（譬如為時數周甚至更長時間的社區靜態管理管控。這個平衡很難把握，只能動態摸索，不斷完善。6.在廣佛，看到街上車水馬龍、生機勃勃的景象，可以看到這裡是享受了「動態清零」政策的好處的，並且也處在一個防疫與經濟社會代價之間比較好的平衡點。其實這也是過去三年中國大多數地區的情況——對大多數人來說，疫情防控確實帶來了一些限制和約束，減少了便利，帶來了一些成本。但無論如何，疫情是遠離人們的——這個人們，指的是中國最大數量的人口。數億人、大幾億人。而這些就是「動態清零」政策希望達到的目的，應該說也是勝利達成的。7.在中國，大多數人對COVID-19的印象、對COVID-19的「接觸」，其實都是「防疫」，而不是病毒和疫情本身。久而久之，人們似乎都已經忘掉了病毒的存在，轉而認為防疫本身才是麻煩事，並需要通過那些經歷了病毒「共存」的國家與地區的人士重新教育和提示我們COVID-19病毒共存後對社會帶來的危害。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景象——有的東西，好像不經歷就永遠不能學會。之前曾經有人用消防/火災的案例做比喻，火災是很可怕的事情，但現代社會裡，火災是一個低頻事件。大多數人沒有經歷過火災，與火災的接觸可能只是消防——包括消防設施、消防員等。火災的低出現率要歸因於社會每年為消防投入的巨大資源與成本。我們每個人其實也都參與付出了代價。但消防投入與消防收益之間的關係，就經過精密的計算麼？不一定有。但一切已經約定俗成了，為社會所「內化」了。並由於對個人來說，代價付出是「間接」的、「無感」的，所以我們比較容易對其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航空安全是另一個例子：相比陸路交通而言，當代的民用航空本身已經極度安全，但是為了追求近乎絕對的航空安全，我們不惜不斷投入更加巨大的資源。這背後的邏輯，也不能簡單的從「代價」與「收益」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一種已經為社會普遍接受、內化的認知與價值。消防與航空安全的共性在於，背後的邏輯都是多年形成的，為人類社會所普遍接受。簡單沿用同樣的成本收益邏輯，我們是無法理解人類社會上的很多事情的，比如說美國對毒品和槍械的管理。8.COVID-19的特殊性在於，第一它出現的時間非常短，到今年是第三年，人類社會還在學習和適應它的過程。放到人類歷史長河，三年是一秒鐘的事情；第二，不同社會之間對如何應對COVID-19是沒有共識的，相反存在很大的分歧。中國內地現在大概是全人類社會唯一一個採用且有能力採用「動態清零」的國家/社會。獨特的、例外的道路總會遭到懷疑和質疑，很正常。第三；COVID-19病毒還在快速變異，人們目前仍只能說是在研究它的過程，很多東西並無定論，也無共識。任何大的機構（譬如WHO）、科學的權威機構，都不能也不願意倉促或被動做定論；第四，人類歷史上極少消滅病毒的先例，絕大多數都只是「共存」。人類社會會援引歷史經驗來理解現實、指導現實。在這個情況下，在COVID-19防疫與付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代價之間，人類社會到底應該取一個什麼樣的平衡點，顯然是沒有共識的，也不可能有共識，一切都只能讓歷史來回答。9.其實人們都知道，「消滅」病毒是鮮有先例的（一般都會舉天花的例子）。另外更確定的是，病毒不能靠一國之力消滅。在呼吸道傳染病里，最好案例其實是流行性感冒（influenza）。每年打疫苗，但病毒也總是存在，變異，隔一些年還會來一波疫情。COVID-19的終局是和流行性感冒一樣，人類社會不得不與其「共存」。我甚至相信，最終我們有生之年每個人都有機會得一次COVID-19——只不過可能是一個更進一步弱化版本的COVID-19。當下中國面臨的問題無非兩個：——一是到底我們能夠「容忍」和「接受」一個什麼樣的COVID-19？這個其實有答案的——當它的病死率和其他的一些危害及後遺症無限接近流感時，就具備了被社會接受（social acceptance）的可能性。——二是假設COVID-19（Omicron）已經基本穩定化、固化，不再派生出更強的變種，但同時也沒有進一步顯著變弱——假設它就是不變的好了，那中國是否準備採用不一樣的政策應對？換言之，就是何時走出「動態清零」的階段。10.可以以「下水」做比較。好比來了一場洪水，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類都被淹沒了，被趕到水裡，而只有游到「對岸」才能活下來。在水裡，那是老弱病殘淹死無數，費了好大力，游到了「對岸」。這個「對岸」其實也不咋地，就是個沼澤，常態化的要淹死一些人。這時，陷入沼澤，甚至死亡，成為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的人類社會，大多數成員都是被迫下水的，沒有選擇，只有中國（大陸）能夠留在原來的岸上，而之所以還在岸上，是因為有能力留在岸上。但浪濤洶湧，時不時會被濕一下鞋。但有一天我們會發現，人類社會都在對岸集結，離我們漸行漸遠了，而且習慣了沼澤，有朝一日要穿過這片濕地進入更遠的遠方。我們總不能和人類社會脫節吧，覺得有一天可能確實需要下水，但現在一切還沒準備好，要做更多的觀望和準備。比方說，看看水勢會不會下去一些？沒有那麼的湍急洶湧？我們是不是可把游泳技能練得更好？我們的游泳裝備如何了？是不是還可以配上氧氣瓶？坐上木筏出發，照顧所有的老弱病殘？我們是不是分部、分頭出發？我們出發後還有沒有其他的補救措施，比如如果勢頭不對先撤回來？我們到了對岸怎麼辦，是不是把應對沼澤的工具也準備好?等等。但是，終歸我們是要下水的，我們只希望不受干擾、從容選擇；我們的目標是一個不落下，最好是不死一人，游到對岸。這就是我們的終極目標。前面其他的人類成員國，淹死不少人，還有在對岸沼澤里淹死的，我們希望所有付出終極代價的人類成員們都能為後面還要下水的人提供寶貴經驗。我們不希望擴大人類的痛苦和死難。大概是這個邏輯。11.但這是我們國家層面要考慮的事。對地方政府而言，每天都要做一些抉擇，如何既精準防疫，又要最小化經濟社會成本，讓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儘可能不受干擾。這是每天都在走鋼絲。中國非常大，隨便一個城市都是數百萬人。人與人的差異又非常之大，管理起來是很困難的。很多時候也急不得，只能適應現實情況。工作和能力不到位的，想一下子都提高，可能變形走樣，弄出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搞出反效果。有的地方，該松也得松，讓人們享受一些寬鬆的好處。但治理者心裡的弦又得時刻緊繃着，看到風險始終是存在的——隨時，都可能出現一波社區爆發。因此，情況一不對，就要立即像「打仗」一樣收緊應對。「偉大鬥爭」、「偉大工程」，都特別適合形容中國的這次抗疫。在廣佛漫遊數日，看到了免受疫情干擾情況下人們的生活，也感受到中國之大，情況之複雜，並能深刻理解，一發動全身，開弓沒有回頭箭，要找出一套能夠充分適應病毒變異的特性、能夠在全國普遍適用推廣，充分考慮各種有利與不利因素，充分考慮各種不同發展場景的政策的難度有多大。走不同的道路，需要的是耐心、定力、堅持，需要的是大局觀、歷史觀及勇氣。我們政府的特性，絕不會被動地、在倒逼之下去推行政策，而始終會把主動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裡。最終，不是求快，並且切忌求快，而是要考慮最廣泛人群在更長時間段的安全與福祉，要能經受歷史與時間的考驗。最終無論做出什麼樣的決定，都需要舉國上下齊心協力，眾志成城地去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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