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 外媒普遍認為拜登中東行的重要意圖之一是修復與沙特的關係。卡舒吉事件惡化了美沙關係，重視價值觀外交政策的拜登曾公開稱沙特為「賤民國家」。圖為拜登抵達沙特，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會面並碰拳。圖源：路透社

從北非到中亞，對美國利益的追求日益破產。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占領是美國戰略失敗的前兆。美國在三十年前將薩達姆驅逐出科威特，並促成阿拉伯-以色列和平會議，由此確立了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宰地位。如今，阿拉伯世界大片地區在政治分裂和經濟崩潰的狀態下搖搖欲墜。美國在敘利亞的軍事立足點被地區勢力和俄羅斯所圍困，針對沙特阿拉伯的導彈和無人機攻擊足以擾亂全球能源供應，而美國為沙特阿拉伯在也門的行動提供軍事支持，到頭來反而加深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義危機。

中國和俄羅斯的影響力廣泛上升，美國撤軍後，阿富汗新的「大博弈」有可能加速。儘管美國多年來不斷地向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施壓，但它們仍在全球範圍內策劃和煽動針對美國利益的襲擊。地區國家——包括假定的美國盟友——越來越多地在行動中既不害怕也不尊重華盛頓。旨在遏制伊朗核野心的多年努力正處於失敗邊緣。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整個中東地區付出大量的鮮血、財富和外交資本，得到的卻是這些結果，這無異於是美國在全球一個關鍵地區的戰略潰敗。

這一連串的失敗刺激美國的戰略思想家和前政策制定者倡導一種新的收縮戰略。他們的共識是，美國對一個內部挑戰超出美國權勢可及範圍的地區作出了過度承諾。諸如「中東不再值得」「中東不再重要」和「美國的中東煉獄」這樣的文章，表達了憤懣的外交政策精英們渴望將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俄羅斯和中國。同樣，兩黨對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共識已經形成數年之久。

鑑於美國在整個冷戰期間成功地確保了其在廣大中東地區的許多利益，這種挫敗感是可以理解的。當年英國將大中東地區的民族主義、傳統君主制和分散的能源利益等亂七八糟的東西轉交給美國時，華盛頓基本上成功應對了這一挑戰（除了伊朗革命這個主要例外）。

美國通過在政治和經濟上與當地精英接觸，調動外交槓桿，並在近海部署海軍力量來實現其地區目標。阿以戰爭得到遏制，並轉入半永久性的和平進程，埃及從蘇聯的勢力範圍轉入美國的勢力範圍，破壞性的石油禁運被廢除，美國支持的伊斯蘭叛亂組織聖戰者組織成功地反擊了1979年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美國曾在1958年向黎巴嫩派遣地面部隊，並在貝魯特的海灘上受到黎巴嫩人歡迎（註：1958年美國對黎巴嫩進行武裝干涉，支持親西方的夏蒙政府）。相比之下，後冷戰時代中，美國的力量遠遠沒有從前管用。

戰略收縮呼聲越來越高，而需要得到保護的美國持久利益卻很多。例如，2021年1月即將上任的國家安全顧問概述了戰略收縮的內在挑戰：「縮減美國在中東的存在將需要一種異常棘手的平衡：在不造成新的不安全的情況下減少過時的美國軍事足跡，同時在必要時保持威懾力和影響力，以解決那些仍然存在的關鍵美國利益。」其他專家說得更詳細：「美國在該地區有三個真正重要的利益：限制恐怖主義、保護石油流通和防止伊朗獲得核武器」。同樣，還有人斷言：

美國仍然應該關心的是：保護該地區主要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防止石油生產者或麻煩製造者突然切斷石油供應，並遏制可能的地區霸主和其他對華盛頓有敵意的行為者。

在阿富汗，美國已承諾維持反恐和人道主義行動，但需要在鄰近的中亞國家有一個立足點來實現這些撤軍後的目標。

能確保這一長串重要利益的美國新戰略尚未被闡明。相反，強調權力、利益和國家的古典現實主義這一正統冷戰話語隱隱潛伏。它的典型觀點是，美國「（在中東）仍有利益需要保護，但美國在保護這些利益時，需要保持務實、謹慎和自律。」但是，針對美國如何在中東地區採取行動，在冷戰時期成長起來的外交政策精英不願意重新審視他們所做的基本假設。

這種對現實主義的偏愛是可以理解的。它與最初圍繞着遏制蘇聯力量和在世俗治理形式的意識形態對抗上取勝的冷戰任務而組織起來的國家安全機構很相配。現實主義也與幾十年來習慣於與對應的宮廷精英（palace elite）打交道、以促進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的外交政策精英們相融洽。這些宮廷精英使美國免於與群眾運動和獨裁政權統治下的那些迷霧一團的社會直接接觸。利益一旦界定明確，就由這些代理人來委託和管理。

然而，以「利益」為前提制定新的美國戰略，與這種「利益」存在的日益複雜和動盪的背景相互脫鈎，所以從一開始就有失敗的危險。對現實主義和國家中心框架的持續依賴，掩蓋中東地區許多國家幾乎無法正常運轉、而且國家間往往只有法律上的邊界的事實。現實主義同樣忽視宗教和其他次國家行為者如何在以前的世俗民族主義國家的廢墟中要求發揮治理作用。歷史記憶和民族神話也越來越構成政治認同和戰略野心的一部分，而僅僅基於現實主義的美國戰略很容易無視這些因素。

對美國過去的假設進行反思是制定新地區戰略的必要條件。過去20年的戰略失敗足以表明，有必要重新審視美國中東地區戰略的最基本假設。治理方面日益增長的挑戰、地區國家體系的變化、美國能源依賴度的降低以及信息和通信技術革命的干擾，使關於國家、社會、治理和美國地區影響力這些未經反思的假設已經難以為繼。

新戰略必須先從擴展我們的分析工具開始。我們需要新的框架來理解中東地區相互聯繫的地緣空間，以及神話和歷史記憶對行動者戰略意圖的塑造，以便為新的美國戰略提供信息。同樣，我們需要了解政治和文化運動的跨界傳播、宗教治理模式、伊斯蘭文明和周邊文明之間的互動，以幫助美國確定其利益並更有效地追求這些利益。超越國家、超越世俗治理的假設、超越西方現代性固化觀念的思考，能確保美國戰略更加有效。

20世紀帝國滅亡帶來新國家的誕生浪潮，自那以後，國家就一直在美國戰略思維中占據首要地位。儘管次國家行為體的力量不斷增強，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破壞也越來越大，但國家對美國的外交政策仍然十分重要，美國對新冠疫情、氣候變化、跨國公司稅收結構等全球挑戰的反應仍然以國家為中心。作為全球政治和安全的概念基礎，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主要圍繞國家組織起來。

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美國戰略方式對美國理解中東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國家——往往由宮廷精英控制——被理解為完全獨立於被統治的社會。正如伊萬·斯坦恩（Ewan Stein）所指出的，國家「不言而喻地被視為現代威斯特伐利亞規範的保存者，而社會則是一個包含前現代特徵的獨立領域。」在這樣一個框架中，國家成為推動地區現代化的引擎，並按照科技革命的要求改造「傳統」社會。儘管手段存在分歧，但冷戰的主角們相互競爭的地區戰略都以實現這種現代化為目標。

現代化國家和傳統社會之間的對立，也影響了美國對該地區的戰略思考中歷史被納入或被忽略的方式。將現代化凌駕於傳統社會之上的做法低估了該地區的悠久歷史——包括其古代文明——對現代國家的影響。無可避免的現代化道路意味着對美國的戰略思考來說，有用的歷史頂多追溯到奧斯曼帝國結束前後。奧斯曼帝國後期世俗民族主義、現代行政國家和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隊的興起，提供了一種符合國家驅動的現代性假設的歷史敘事。其餘的歷史縮減為一個戰略上無關緊要的序言，打發到曲高和寡的學術追求中。

宗教作為前現代社會的基礎，已經成為現代化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戰略方針在廣大中東地區的另一個犧牲品。西方精英們認為自己是世俗啟蒙運動的繼承者，他們對中東地區普遍存在的宗教意識並不以為然。諸如「伊斯蘭行動主義」（Islamic activism）和「政治伊斯蘭」這樣的新詞證明，人們更願意將伊斯蘭教在公共領域的復興描述為一種政治而非宗教趨勢。在更廣泛的中東地區，「宗教人」（homo religiosus）的持續存在促使人們堅定地努力排擠宗教，例如「把宗教貶抑為一個單一和穩定的可解釋範疇和政策類別」，把教派主義定義為一個「政治項目」。現代化理論在學術界已經從20世紀70年代的頂峰跌落，但它依然存留在美國決策的戰略框架中。

隨着冷戰結束和911事件的發生，美國中東地區戰略的這些基本假設的闡述和推廣變得更加明確。並非只有新保守主義共和黨人在冷戰後熱衷於擴大自由主義的外交政策目標。老布什政府以保護平民的名義干預索馬里，克林頓政府在塞族對穆斯林實施暴行後在波斯尼亞採取了類似的行動。在20世紀90年代，外交政策知識分子認為，美國價值觀的傳播是美國安全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2011年，奧巴馬政府在利比亞投入軍事力量，以表明對「保護」平民不受本國政府侵害的全球新準則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近二十年來兩黨對美國領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支持表明，在冷戰後對自身力量和資源的優越感的推動下，美國有了更大的目標。

這種自說自話、傳道授業的美國外交政策在2003年美軍推翻伊拉克的薩達姆幾個月後表露無遺。一位美國高級官員撰文討論在巴格達響起的「自由鐘聲」，表示美國在伊拉克承載着費城自由鐘的沉重含義。有一種文明是最重要的，它是二十世紀勝利的西方文明。鐘聲是中東拜占庭基督教文明的核心，並在七世紀被穆斯林征服者所禁止，因為鐘聲能夠動員起整個城鎮——這一段著名的政治史，卻一點也不重要。

▲ 伊拉克摩蘇爾市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堂的鐘塔。「伊拉克鐘聲」背後是複雜的宗教衝突與文明徵服的歷史。圖源：互聯網

一個更成功的美國中東戰略取決於對該地區和對美國權力行使的新思考方式。國家會很重要，但不是像20世紀那樣。美國將有很重要的砝碼來追求其持久利益，但與冷戰結束時享有的權力完全不同。自由主義思想和制度將繼續具有全球吸引力——包括在中東——但它們將越來越多地被該地區持久的古代文明的權威篩選過濾。

一個過度以國家為中心的、美國化的現代化概念——敵視宗教、輕視歷史，同時高舉美式自由主義思想和制度——無法維繫一個能確保我們的持久利益的戰略。相反，恢復和重新使用一些文明分析的概念工具，擺脫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和西方文化優越性，可以幫助指導我們未來的戰略思考。

在人類學家泰勒（E.B.Tylor）19世紀末的經典定義中，「文化或文明……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類作為社會成員獲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習慣。」因此，文明分析使美國的戰略能夠通過該地區的全部思想、制度和歷史來看待更廣泛的中東地區，而不僅僅是通過日益脆弱的國家及其精英的有限稜鏡。用文明概念制定戰略也是為了超越幾十年來關於以國家為中心的西方現代化的假設，並在其自身的思想、社會和歷史背景下把握今天的中東世界。

這個美國新戰略必須首先考慮到，伊斯蘭教是中東地區的持久的社會政治力量。伊斯蘭教不能被狹隘地定義為極端主義，也不能僅僅被重新想象為另一種形式的世俗政治或私人宗教信仰。一些人，如阿爾及利亞的穆罕默德·阿爾昆（註：Mohammed Arkoun，1928-2010，當代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知識分子之一），主張用伊斯蘭人文主義來超越消費主義的、智力淺薄的西方和伊斯蘭宗教狂熱。阿爾昆稱之為「聖戰與麥當勞世界」（Jihad vs. McWorld）的文明分野。其他人，如土耳其作家塞扎伊·卡拉科奇（Sezai Karakoç，1933-），認為伊斯蘭文明有一套「對國家、社會、文化和經濟的獨特看法」，是「解決現代世界危機的良藥」。伊朗學者哈米德·達巴什（Hamid Dabashi，1951-）是反西方、後殖民主義學者愛德華·薩義德的追隨者，他在名不副實的「阿拉伯之春」的廢墟上，看到了一種新的、非西方的中東政治。文明是當今中東詞彙的一個關鍵部分。

文明的概念不僅為美國的戰略提供了關於宗教和現代性的重要政治觀點，而且也提供了對該地區同樣十分重要的古代歷史的信息。例如，埃及、敘利亞、土耳其和伊朗政府都是前伊斯蘭文明的繼承者，這些文明為當代國家認同和對地區勢力範圍的渴望提供了依據。埃及對阿拉伯世界領導權爭奪的消退，敘利亞對其東地中海沿岸的長期防衛，土耳其從歐洲向中東的戰略傾斜，以及伊朗向東地中海投射影響力的決心，都與古代先輩帝國的潛在認同和領土範圍相呼應。

熟悉該地區古老的文明歷史，也能以地緣上有用的方式重新界定當代政治挑戰。例如，在利比亞、也門、敘利亞和伊拉克重建社會契約，將取決於把在這些現代國家邊界內仍然存在衝突的不同的古代社區結合起來。在利比亞，班加西和的黎波里之間的鴻溝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腓尼基。也門的高地和低地以及敘利亞的東地中海和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上游地區之間的政治和文化鴻溝也有類似的古代根源。伊拉克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地理區別可以追溯到伊斯蘭教早期。庫爾德人在北部的存在則更早。

文明分析在學術界的回歸有助於為將其納入美國的新中東戰略鋪平道路。文明分析正在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中心主義脫鈎，政策和情報界也應繼續進行這一脫鈎。

美國的戰略可以利用文明理念，像該地區的居民一樣認真地把握歷史，並理解非西方的政治和宗教認同的表達。美國對科技創新、貿易、國際法和規範，以及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給這個世界帶來的益處充滿信心，它們可以與尊重非西方文明和這些文明選擇與西方價值觀相遇的獨特方式並行不悖。

通過借鑑和整合政策界和情報界的專業知識，文明思想可以成功地塑造一個新的美國戰略。正如二十世紀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言：「要界定文明的概念，需要所有社會科學的共同努力。」而這些科學在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機構中都有充分的代表性。布勞德爾代表的年鑑學派認為歷史不應該主要是研究個別領導人、外交和戰爭——這些話題也是以國家為中心的美國戰略家所關注的問題。相反，年鑑學派認為，歷史是關於地理、經濟和人民的文化取向（心態，mentalités）的長期趨勢。這種數據驅動和跨學科的歷史方法已經在當代國家安全思維中取得了進展，特別是在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編制的全球趨勢（Global Trends）系列報告中。

一個共識正在浮現：即使美國從中東地區收縮，也必須維護一系列持久的利益，這為利用文明分析來制定新的美國地區戰略提供了機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政策規劃參謀部和國防部政策副部長辦公室的官員們將負責這項戰略任務。他們可能會在混合着自由主義理想的現實主義傳統——即誇大美國能力、假設國家是西式現代化驅動者——的陰影下工作。如果沒有文明分析所提供的對宗教、古代歷史、地理和其他長期趨勢的見解，這種努力就會像過去二十年的戰略一樣搖搖欲墜。

1. 反恐。

為防止在整個中東地區針對美國人和美國利益的有政治動機的暴力襲擊，需要繼續識別並減弱具體的威脅。這項工作還將繼續包括與志同道合的國家結成聯盟，反對國家資助（恐怖分子），並拒絕在國家邊界內為次國家行為者提供庇護。

為了補充這一傳統的美國戰略，需要對伊斯蘭教進行文明分析，將其作為一種或制約或促進暴力的社會政治力量。伊斯蘭學者和政治領導人將需要進一步證明宗教不許可殺害無辜者。需要在伊斯蘭教內部達成共識，將聖戰的概念解釋為非暴力的宗教追求。推進這些理念需要恢復更集中的宗教領導權和權威，或者至少需要達成廣泛的共識，由此美國可以與之展開合作。

在更廣泛的中東地區打擊恐怖主義，也將取決於什麼樣的伊斯蘭教被注入從突尼斯到阿富汗的社會契約的更新中。關鍵問題將圍繞着伊斯蘭教法如何補充源自西方的法律體系，共和制的政府形式是否能從伊斯蘭教的聖典中獲得合法性，以及個人自由如何在伊斯蘭宗教背景下被理解和合法化。

為實現這些目標，美國戰略需要掌握日益分散的伊斯蘭教法學流派、跨越國界的意識形態交流途徑，以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對伊斯蘭世界領導權的競爭性要求。在從「尼羅河到阿姆河」——在馬歇爾·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的經典定義中（註：霍奇森認為，南至尼羅河、北抵阿姆河的地理範圍構成了後來伊斯蘭文明的核心區域）——的伊斯蘭文明範圍內認真對待宗教和歷史，就可以獲得這些見解。

▲伊斯蘭世界的四條文明之河。從左到右依次是：尼羅河、幼發拉底河、阿姆河、錫爾河。圖源：互聯網

2. 威懾地區霸主。

美國阻止敵視美國利益的大國主宰該地區的能力，將繼續取決於美國海空力量的投射、美國地區聯盟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威懾俄羅斯和中國的能力。這一戰略將完全屬於古典現實主義範疇。

然而，文明分析通過對地區國家行為模式的歷史洞察，加強並補充了這種戰略。像埃及、伊朗和土耳其這樣的大國的戰略意圖，必須在其自古以來的帝國歷史背景下加以理解。這些歷史有助於我們理解現代國家利益的定義以及在日益流動的地區環境中國家行動的動機。脆弱的國家邊界和主宰地區國家體系的外部勢力的缺位，意味着歷史記憶和民族神話現在將獲得更大的宣示空間。如果沒有文明的視角，美國的戰略將更難預測威脅並抓住地區國家之間根據其文明史採取行動的外交機會。

美國的新戰略能否確定新興的地區國家體系輪廓並在其中有效地投射美國的力量，也取決於對該地區文明歷史的了解。從單極的奧斯曼國家體系到一個仍在興起的多極體系，這一世紀大過渡遵循了從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和亞歷山大大帝時代就一直存在的分裂與合併的模式。美國現在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個有史可鑑的地區分裂時期。

羅馬帝國解體後的基本地理架構由西歐（現在也包括美國）、地中海南部（阿拉伯世界）、安納托利亞高原（土耳其）和伊朗組成。對美國來說尤其有幫助的是，要意識到伊朗的角色定位既面向西邊的中東、又面向東邊的阿富汗和中亞，這使伊朗成為更廣泛的中東地區的戰略橋樑。如果美國的戰略只看到現代脆弱的國家邊界和從19世紀開始的特權歷史，那麼美國將無法理解新近的自信的地區行為者及它們在這一區域持久的戰略地理。

3. 制約伊朗的核野心。

以美國為首的防止伊朗獲得核武器能力的戰略很可能仍然基於這樣的國際判斷：伊朗的革命政權、地區野心以及對美國和西方利益（包括海灣國家和以色列）的敵意，使伊朗失去擁核的資格。最近，強硬保守派萊西當選為伊朗總統，這很有可能會加強美國對伊朗的這種長期戰略方針。

就美國針對伊朗核野心的戰略而言，文明的視角可以提供一個比伊朗1979年革命更廣闊的框架，以此來衡量伊朗的戰略目標。例如，伊朗聲稱要領導伊斯蘭世界，部分原因是薩珊王朝的波斯為阿拉伯伊斯蘭教注入大量知識，並帶來中世紀阿拔斯王朝時期伊斯蘭文明的繁榮。伊朗1979年在該地區的革命目標也是基于波斯帝國從埃及到阿富汗的幾個世紀的征服。

▲ 波斯帝國曆朝疆域。圖源：Geopolitical Future

文明視角也可以幫助美國的戰略識別外交接觸的有益先例。美國應牢記，伊朗目前對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的反感，遮蔽了更多合作的古老先例。例如在政治上，波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深度參與了古希臘的事務。在另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先例中，亞歷山大大帝對波斯帝國的征服最終演變成了波斯和希臘文明之間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伊朗的談判代表很可能熟知這段歷史，美國談判代表也應該如此。

對過去20年美國在廣大中東地區的戰略失敗的檢討已經來臨。思考文明而不僅僅是現代性和國家，是美國在這個關鍵而複雜的地區做得更好的方法。更加精細的宗教觀念和對歷史更準確的把握，可以豐富我們當前的思維。

當冷戰時期出生的美國戰略家們過度自信地描繪我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失敗的戰略野心時，他們沒有考慮亞歷山大大帝的希臘文化足跡如何在阿富汗消失，以及古羅馬如何在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達到其東進的極限，而這些歷史可能會讓我們對這種戰略野心有所理解並加以控制。一個更寬廣和更有效的美國戰略思維，要求我們不再局限於現代國家的地理環境和西方驅動的現代化的思想空間，並不再否定該地區廣闊和持久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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