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分析倫理學、人文關懷與矩形圖教給我們的事

文/尚義晗

根據一個熟知的「人文關懷」概念，它指的是關於人生意義、人類福祉、自由平等、社會正義等大問題的思考。在《分析哲學的確缺乏人文關懷》一文中，南星教授表明，「具有人文關懷的分析哲學」是一個幻象（illusion）。對此，他給出的論證如下：「分析哲學」既不等同於「分析哲學家的哲學」，也不應泛化為「當代英語世界中具有分析風格的哲學」；所謂對於人文關懷的「分析哲學」討論，其外延都經過了不當的擴大化，而那種傳統的、狹義的「分析哲學」也早已不具備中心地位。而胡星銘教授在其回應中讓步（concede）了這一點，認為：1）二人的分歧的確在於「何為分析哲學」；2）的確是在「分析哲學家的哲學」或者「分析風格的哲學」的意義上，人文關懷才得到了真正討論。

我在本文中的目的是挑戰這種推理。我將論證，要想對南星一文給出反駁，我們其實無需採取胡星銘的讓步策略——即我們無需表明：的確需要放低「分析哲學」的門檻，使其擴大為「分析哲學家的哲學」或者「分析風格的哲學」（比如，Kieran Setiya對中年危機的討論），才有可能容納進人文關懷。我將考察一些分析倫理學論證，並表明它們是如何既保留住了刻畫分析哲學的核心特質，又能展現典型的人文關懷。

一、一個例子

我的例子是關於未來世代的倫理學（ethics concerning future generations）。具體而言，我將討論這種倫理學進路對一個有關人類福祉（wellbeing）之本質的問題的處理：讓人類未來世代的福祉越多，人類的未來就會越好嗎？

考慮Derek Parfit在Reasons and Persons第四部分、第十七章中給出的這個例子：

矩形圖1展示了兩種人類的未來。在可能世界1裡面，人類未來只剩下一億人，但他們過着美好的生活。請想象，可能世界1中的未來世代擁有人類文明的一切美好：前沿的科技、高雅的藝術、真摯的友誼、長久的愛情、公義的社會。在可能世界2裡面，人類未來中生活着有限（finite）的極多的人，但他們僅僅是「勉強為生」（barely worth living）的程度。請想象，小行星撞擊地球導致科技退步、某大國入侵鄰國挑戰文明底線，而人們也因為食不果腹，在追求友情與愛情上，往往得不償失。

絕大多數人的道德直覺是，可能世界1遠比可能世界2要更好。但是，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的是，就人類福祉而言，可能世界2中的總體人類福祉卻完全可以多過可能世界1。設可能世界1里的人口數為p，每個人的福祉為U。可能世界2里的人口數為p』，每個人的福祉為U』，且p』>>p，U』<<U。可能世界1中的人類福祉為pU，可能世界2中的人類福祉為p』U』。在這個例子中，由於p是指人口，所以p應為自然數。U指「值得過的生活」，所以應為正實數。那麼，以下命題為真：

> 對任何給定的U』來說，只要U』非無限趨近於0*，則總是存在一個p』，使得p』U』>pU。

*嚴格來說，只要U』是一個數，那麼它不可能趨近一個值。同理，U』也取不到負無窮。此處僅為表意清晰。

矩形圖1挑戰了我們關於人類福祉的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讓人類未來的福祉越多，人類的未來就會越好。在許多人看來，這個信念似乎無懈可擊。但是，這個信念卻告訴我們：與人口較少但生活優渥的可能世界1相比，人人勉強糊口但數量巨大的可能世界2才是那個更好的世界。這令許多人感到難以接受。推而廣之，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論一個擁有給定人口的世界有多麼美好，邏輯上我們總能找到另一個人口更多的世界，使其在總體福祉上好於前一個世界。這個結論在許多人看來是極其令人反感（repugnant）的——我們不應追求一個人口數量極大，但人人「勉強為生」的世界，無論其中的總體人類福祉有多大。正是出於這種極強的道德直覺，Parfit為這個結論起名為the Repugnant Conclusion（令人反感的結論）（Parfit 1984, 388）。（編案：如果不贊同作者對「the Repugnant Conclusion」的解讀，可以參考文末我加的一個附錄。）

我認為，矩形圖中顯現關於Repugnant Conclusion的推理展現了典型的分析哲學特質。它的目的是概念分析，即對於"更好世界"（better world）之概念本質的探求。它以邏輯為基本方法，追求嚴謹的計算與清晰的推理。我同等認為，關於Repugnant Conclusion的推理展現了典型的人文關懷。它關心的是何為美好的人類未來問題，其哲學蘊含是我們對未來世代負有的責任（responsibility）。

回應Repugnant Conclusion的方式有兩種：一，找出一個更合理的關於人類福祉本質的價值理論（axiology），使得它不再在邏輯上蘊含Repugnant Conclusion；二，給出一個更合理的關於Repugnant Conclusion本身的解釋，使得它本身不再repugnant（令人反感）。我將逐一討論這兩種論證。

一。有的哲學家認為，需要修正的是我們對於人類世代的福祉的認知。關於什麼樣的未來是好的未來，他們說：並非人類未來的總量福祉越多，人類未來就越好；而是人類未來的每一個人過得越好，人類未來就越好。應該計算的不是總和，而是平均到每一個人類子嗣身上的福祉。乍聽起來，這極其符合我們的道德直覺，以及我們對人類未來世代的關切。

這是一個不同於總體主義（totalism）的新的人類價值理論，而且，它似乎很成功地避免了Repugnant Conclusion。重新考慮矩形圖1中的兩種人類未來。在第二個可能世界中，雖然p』U』>pU，但我們不應忘記的是：avg（p』U』）<<avg（pU）。（在這個例子中，即U』<<U。）人類福祉的尺度降落在每個人的平均福祉avg（pU）之上，而不是所有人的福祉總和pU。這才是我們對於人類福祉本質正確的理解。

遺憾的是，這樣的論證思路也遭受着嚴重的反駁。同樣依據矩形圖，考慮下面三個地獄：

在地獄1中，一億人遭受致命一般的苦難。請想象出於某些原因（恐龍復活，或者人類持續被滅霸折磨），他們的生活已經遠遠不是「勉強為生」的程度，而是「不如一死了之」的程度。在地獄2中，同樣是一億人，但他們的苦難程度要更甚幾分。地獄裡沒有科學，沒有藝術，沒有親情、友情、愛、性，只有無盡的折磨。地獄3則把地獄1中的一億人和地獄2中的一億人組合在了一起，一共兩億人。

絕大多數人的道德直覺是，就人類未來而言，地獄3比地獄2要更糟。畢竟，相比地獄2中受苦的一億人類子嗣，地獄3中平白無故又多出了一億人在受苦。但根據上文中「關注每個人的福祉而非關注所有人的福祉總和」觀念，令人驚訝的是，地獄3中每個人的平均福祉要好於地獄2！（Parfit 1984, 422）

將上述結論形式化：設地獄1中人們的福祉為U（U<0且U∈ℝ），地獄2中人們的福祉為U』（U』<U<0且U』∈ℝ），p和p』的定義域相同。那麼，

> 對於任何U』而言，只要U』不是負無窮，則總是存在一個U（U』<U<0），使得avg（pU, p』U』）>avg（p』U』）。

矩形圖2我們初確的結論是，人類福祉的概念並非單純地像「平均在每個人身上的福祉」那麼簡單。（要保住在許多人看來極其合理的關於福祉的總體主義推理，卻又拒斥荒謬的Repugnant Conclusion，經典的進路如Feldman (1995)，最新的進路則如Nebel (2022)。）

二。Repugnant Conclusion顛覆着許多我們對人類福祉本質的成見。有的哲學家認為，也許我們應該反過來想這件事：人類福祉的本質的的確確遵循着一條簡單而漂亮的規則——越多的福祉總是越好的——在這個案例中，theRepugnant Conclusion其實並沒有什麼問題，需要進行修正的是我們的道德直覺。

根據這一論證思路，他們說：我們之所以覺得Repugnant Conclusion如此令人生厭，是因為我們骨子裡有看不起那些勉強為生的人的傲慢。我們覺得，十億個勉強為生的人加在一起的人類世界，也比不過那個只有一億個過着完美生活的人的世界。但其實，我們這些沾滿書卷氣、不知天下事的衣食無憂的讀書人，以某種更高的生活標準的視角來看，完全有可能才是那些「勉強為生」的人。如果是這樣，那麼也許Repugnant Conclusion並不那麼令人生厭；我們覺得，十億人過上我們這般的生活，這世界也挺好。

我認為，基於任何人們熟知的「人文關懷」概念，以上這些對人類福祉的思考都不應被開除在外。

二、反駁與回應

對於我的論證，南星可能會給出這樣的反駁：你所描述的「以邏輯為方法，對概念進行分析」的哲學，同樣也不過是廣義的「分析風格的哲學」；因此，你依然沒有逃出狹義的「分析哲學」無法容納人文關懷的窠臼。對此，我給出三個回應：

1）不妨，我們回顧一下南星教授自己區分「分析哲學」與「分析風格的哲學」時的論證。在南文第（2）部分中，南星依據的是「分析性」的概念（即「若弗雷格的哲學是100%分析的……德里達的哲學恐怕只有10%以下。」）南星指出，Susan Wolf等人的作品的「分析性」得分「不會太高」。我認為，有了我的案例，這個論證的強度將大打折扣。與Wolf的寫作相比，我所展示的矩形圖倫理學模型，其「分析性」在實質上（substantially）要遠為更接近（南星用來舉例的）弗雷格與Kripke。按我理解，Parfit對Repugnant Conclusion的論證與Naming and Necessity中對後驗必然真理的辯護相比，只是研究對象不同，其論證性質並沒有質的差別：都是從一些極其合理的信念出發（越多的福祉即更好的生活 v. 作為嚴格指示詞的啟明星即長庚星），經過邏輯推理，從而改變我們對某些概念之本質的理解（總體主義初確地為假 v. 後驗必然性是可能的）。同樣，讀者還可以考慮弗雷格語義學是如何辯護「涵義」的：它幫助我們更好地處理空名、同一表達式，和共指稱替換帶來的問題：這與分析倫理學中對平均主義優於總體主義的辯護——即它幫助我們更好地處理Repugnant Conclusion——在論證上同樣沒有質的差別。此外，在當代，採取這樣的分析倫理學進路的哲學家，本身往往就與形而上學等傳統上對實在的研究融合（如Dorr, Nebel, Zuehl 2022）。而後者的「分析性」與南星本人所定義的「狹義分析哲學」相比，至少應是相稱（on a par）的。因此，依據南星自己給出的邏輯，他無法論證我所給出的案例（在同樣的意義上）只是「分析哲學家的哲學」。

2） 在討論分析哲學是否具有人文關懷時，應區分「事實上（de facto）有沒有」和「原則上（in principle）適不適用」。比如，從1980年前的分析哲學家在事實上沒有討論過人文關懷的問題，並不能推導出1980年前的分析哲學在原則上無法適用於對人文關懷的討論。在「分析哲學的確缺乏人文關懷」中，南星舉出的全部區分都只能說明，或者a）羅素、Kripke等人並不是在分析哲學寫作的意義上，討論關於人文關懷的問題；或者b）1980年前的分析哲學家哪怕討論了人文關懷，其分析性也很低。我認為，無論是（a）還是（b），都只能說明「事實上」，而不能說明「原則上」。對於「原則上」狹義的分析哲學是否真的不適用於關於人文關懷的討論，南星一文是欠論證的；而我在這裡給出了一個鮮明的案例。因此，舉證責任回到南星身上。

3） 南星指出：將「分析哲學」擴大化為所謂「分析風格」是令人擔心的，因為「分析風格貫穿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絕大多數歷史」。應當說，並非只是「分析風格的哲學」能被回溯到亞里士多德，所謂狹義的分析哲學同樣可以找到哲學史溯源，比如萊布尼茲。因此，以「能否回溯到歷史」為標準做出切割，並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基於我的以上三條回應，南星可能會採取這樣的論證策略：繼續「收窄」分析哲學的內涵。南星可能會為狹義的分析哲學給出這樣一個窄定義：分析哲學在本質上是對人類語言的結構進行邏輯分析的那種哲學。我認為，南星這個反駁將會是乞題的，因為它已經在概念上預先把那些對自由、公義、福祉等非人類語言結構的分析排除在外。如果是這樣，南星的觀點將在根本上是瑣屑（trivial）的。事實上，要看出這種策略是如何乞題，我們還可以這樣想：考慮那些熟知意義上顯然非分析的哲學（歐陸哲學、中國哲學、佛教哲學、伊斯蘭哲學），如果我們根據這個策略，將其限定在對語言結構的分析的部分之內，那沒有任何哲學可能擁有人文關懷了。

參考文獻略

作者匿名來稿，選擇實名發表（如果他給的是真名）。

作者簡介：尚義晗，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本科生。他感興趣道德哲學。

致謝：作者感謝Alice Du、Alexander Bai、Helena Fang和Yu Wang。

編案：對The Repugnant Conclusion有許多論證。我覺得下面這種論證（來自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最有趣：

Consider the three population scenarios:

In populationA, everybody enjoys a very high quality of life. In populationA+ there is one group of people as large as the group inAand with the same high quality of life. ButA+ also contains a number of people with a somewhat lower quality of life. In Parfit’s terminologyA+ is generated fromAby 「mere addition」. ComparingAandA+ it is reasonable to hold thatA+ is better thanAor, at least, not worse. The idea is that an addition of lives worth living cannot make a population worse. Consider the next populationBwith the same number of people asA+, all leading lives worth living and at an average welfare level slightly above the average inA+, but lower than the average inA. It is hard to deny thatBis better thanA+ since it is better in regard to both average welfare (and thus also total welfare) and equality. However, ifA+ is at least not worse thanA, and ifBis better thanA+, thenBis also better thanAgiven full comparability among populations (i.e., setting aside possible incomparabilities among populations). By parity of reasoning (scenarioB+ andC,C+ etc.), we end up with a populationZin which all lives have a very low positive welfare. Thus, the final conclusion is thatZis better thanA, which is the Repugnant Conclusion. By what apparently constitute sound steps of reasoning we have arrived at an absurd conclusion. This is paradoxical.

如果作者採用這個論證作為例子，似乎不影響ta的核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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