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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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度榮譽講座」暖場視頻

講座伊始，文研院院長、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鄧小南致辭。鄧老師指出，推進跨學科交叉研究是文研院一以貫之的原則；作為文研院學術委員，李零老師治學空間廣闊，善於將考古發掘資料、古文字資料與傳世文獻質證結合，取得融通與突破；「馳騁於精英思想和大眾文化之間，於眾人習見處洞察新義」，堪稱跨學科研究的學人典範。並言百年考古，逝者如斯，回顧帶來深切的感悟與反思。最後表示，「百年考古面對的是物質實在與人類活動的歷史；今天，我們面對百年考古，關注的則是學術實踐與學人思想脈絡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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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南院長為李零老師頒發「年度榮譽講座」聘書

渠敬東教授主持開場，亦表示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文研院喜迎六周年院慶，同時也見證着「年度榮譽講座」的開篇。李零教授視域廣闊，遊走於古今中西之間，暢敘前輩學人的學問與情懷；文研院接續前輩文脈，為大師的產生提供土壤，而這也是學界未來的希望所在。

講座開始後，李零教授分享了疫情期間閉門讀書之所得：「比較王國維和柴爾德，我們能看到中外之分，也能看到激進與保守之分；但二人也有相同之處——同樣其貌不揚，體弱多病，政治失意而學術得意。他們都是與中國百年考古、世界百年考古密切相關的偉大學者，也都在人生巔峰處以決絕的方式離開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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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老師在講座現場

有人曾對比柴爾德和賓福德的異同（「二德異同」），認為前者是20世紀上半葉考古學發展的關鍵人物，後者則代表了20世紀下半葉考古學的新發展。如今，有人覺得柴爾德的理論已經過時，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例如除了其最負盛名的「兩大革命」說（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以外，「知識革命」也是由柴爾德首先提出的。李零教授嘗試通過夏鼐對柴爾德的評價，以及柴爾德從工人運動的理論家到學術之路的轉變，使人們重新認識柴爾德，了解其之於世界考古學的突出貢獻，以及對中國考古學的廣泛影響。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柴爾德在自己的書中幾乎從不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柴爾德用自己的死亡作為人生「絕筆」，以三封遺書完成了最後的心愿。

柴爾德是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身處反共勢力強大的英國。柴爾德的思想，不似教條主義「黨八股」的馬克思主義，也不似「西馬」或「洋左」之於馬克思主義。對他而言，「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方式和用來解釋歷史和考古材料的工具」，他接受是因為它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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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爾德

（Childe, Vere Gordon 1892-1957）

柴爾德的一生都是個謎。他終身未婚，獨往獨來，死前銷毀了自己的日記和書信。出於他的政治立場，柴爾德65年的人生中，有大半時間處於英國軍情五處的嚴密監控中，英國共產黨的領袖帕姆·達特還是他在牛津時代的密友。事實上，柴爾德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他對英共坦誠，但並不怎麼「聽黨的話」，參加左翼活動時常不發一言。他從不與考古學同行談論政治或信仰，也不喜歡把馬克思主義詞句掛在嘴上，他說「這是在英國誰都聽不懂的黑話，只會把讀者嚇跑」。直到二戰期間英蘇開始結盟後，他的書中才出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暗語，比如最負盛名的《人類創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一書標題就來自馬克思。柴爾德是低調而幽默的，在當時英國的環境下喜歡用「糖衣包裹」的方式講話，希望用西方讀者容易接受的方式溝通兩個不同世界。

隨後，李零教授從考古學研究、反戰思考、訣別離世等方面進一步剖析了柴爾德的考古學及反戰思考。

柴爾德時代的考古學家多半是一些「半路出家」的探險家和博物學家，且多以從事考古發掘著稱。柴爾德則恰好相反，且與中國考古學頗有淵源。根據夏鼐先生的回憶，他留學英國時，英國有五位考古學大師：其中埃及考古領域皮特里最有名，吳雷靠烏爾王陵出名，惠勒靠梅登堡出名，伊文思靠米諾斯出名；柴爾德則相反，先出書，後當考古教授，再乾田野——他是以理論考古學（或比較考古學）出名，以闡釋見長。夏鼐未能從學於柴爾德，然幾近讀遍柴氏著作。當年，夏鼐在輝縣發掘，引起柴爾德的興趣。柴爾德退休後本想重遊蘇聯並來中國，但未成行。他死後，夏鼐寫文章紀念他，表達了未能邀請他來華的遺憾。

夏鼐和蘇秉琦是1949年後中國考古的代表人物，夏先生是最為熟悉西方考古學理論的中國考古學家，尤其是柴爾德「考古文化」相關理論。李零教授表示，從學術範式和工作方法而言，中國的考古學家與柴爾德最為接近，如我們使用的「考古文化」概念、「文明曙光」說、「兩大革命」說（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其實還有知識革命）和「多元一體」說等。而身為歐洲中心主義學者，柴爾德視近東考古和歐洲考古為主流，其他地區的考古文化為支流；但他對中國考古一直保持關注，如他提到周口店時便指出蜻蜓眼式琉璃珠由西方傳中國。

柴爾德的同行看重他，主要因為他的早期的五本著作：《歐洲文明的曙光》（1925）、《雅利安人》（1926）、《遠古的東方：歐洲史前史的東方序幕》（1928年）、《史前的多瑙河》（1929）、《青銅時代》（1930）。如果說這五本是學術著作，那麼晚期寫就的《人類創造自身》（1936）、《歷史上發生過什麼》（1942）則是通俗著作、暢銷書。尤其是後者，對二戰前後的年輕人影響最大，闡釋了「三大革命」學說，用考古材料講「大歷史」，解釋「歐洲文明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又為什麼會成為獨一無二覆蓋全球的現代文明」的問題。柴爾德死後，考古學家多認為他的學說已然過時。但1980年代，隨着他的傳記陸續出版，人們開始重新認識柴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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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生了什麼》《人類創造了自身》中譯本書影

第一本傳記是薩利·格林（Sally Green）的《史前學家柴爾德傳》（1981）。格林認為，柴爾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考古學家，而是研究史前學的學者（確切說，是研究史前史如何發展為文明史的學者）。柴爾德「相信考古學的未來應與歷史學而非自然科學為伍」，顯然，他是「歷史取向」而非「人類學取向」的考古學家。第二本傳記是芭芭拉·麥克奈恩（Barbara McNairn）的《柴爾德的方法和理論：史前史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闡釋》（1981）。柴爾德在《回顧》中說，他對史前史的貢獻不在考古材料、年代和文化定義，而在「闡釋性概念和解釋的方法」。第三本傳記是布魯斯·G·特里格（Bruc G. Trigger）的《柴爾德：考古學的革命》（1980）。第四本傳記是威廉·皮斯（William Pease）的《柴爾德的神秘生涯：人類精神的獨特顯現》（1992），柴爾德在《歐洲文明的曙光》序中說「歐洲文明是人類精神的獨特顯現」，作者則稱他這個人也如是，強調其特立獨行。第五本傳記是特里·歐文（Terry Irving）2020年出版的《致命的政治誘惑：柴爾德的生平和思想》，柴爾德曾在一封信件中說他想逃離澳大利亞，逃離「致命的政治誘惑」。1980年代有個「讓我們更好地認識柴爾德運動」，代表作是上述五傳的前三傳。在這之前，時人多認為，柴爾德曾經偉大，而現已過時，視他為傳播論者，年代和文化序列多誤。1980年代以後，情況有所變化，無論中外，人們對這個謎一樣的人有不少新認識。

世紀之交，有比較「二德」——柴爾德和賓福德的爭論。柴爾德是20世紀上半葉世界考古的代表性人物，賓福德是20世紀下半葉世界考古的代表性人物，兩個人代表了兩個時代的接替，美國考古學取代英國考古學，呼應着戰後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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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考古學家賓福德

（Lewis Binford, 1930-2011）

柴爾德不是象牙塔中的學者。他生活在多災多難的19世紀末及20世紀上半葉，對世界發展，有着強烈的政治關懷。戰爭與革命是20世紀的全球主題：「一戰引起俄國革命，二戰引起中國革命，二戰後的冷戰用來對付這兩場革命。二戰是一戰的繼續，冷戰是二戰的繼續，戰爭與革命互為因果，像一條鐵鏈，牢牢鎖住所有人，至今未解。」

柴爾德終其一生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也一直都在英、美包括澳大利亞政府監控的黑名單上。一戰期間，他參加牛津大學的反徵兵運動，二戰中反法西斯，冷戰中反核戰、反「麥卡錫主義」，參與「保衛和平運動」。其反戰思考集中於《人類創造自身》和《歷史上發生過什麼》這兩本著作。

人們總是把短暫的休戰叫作「和平」，每一次「和平」都埋伏着下一次戰爭。一戰後，柴爾德出版了第一本著作《勞工如何執政》，對澳大利亞工運做出總結。若非代價太大，柴爾德會考慮投身革命，但最終他還是選擇學術的道路，與政治保持距離。於柴爾德而言，政治是「致命的誘惑」。他的理論以「三個革命」最出名，正如特里格說，柴爾德後來從事的是另一種革命，即「考古學的革命」。

柴爾德終生探討的問題與馬克思主義相契合。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往哪裡去，柴爾德研究資本主義從哪裡來，即歐洲文明為什麼是唯一發展為現代資本主義的文明？這個問題是所謂「李約瑟難題」，也是「柴爾德難題」——前者從科技史的角度探討，後者從考古學的角度探討（側重技術史和經濟史）。

也由此，柴爾德堅信馬克思主義的效用處，看重考古學的經濟學闡釋。以黑格爾的三段論看待歷史：「亞細亞」是正題，「古典」是反題，「日耳曼」是合題（包括中古時期和近現代），大西洋文明後來居上取代地中海文明（近東文明和古典文明）是19世紀歷史學的普遍共識，而非馬克思的發明。西方考古分三大領域：第一，近東考古（埃及、兩河流域、土耳其和伊朗的考古），與「聖經學」有關；第二，史前考古（北歐或西北歐考古），與北歐神話學有關；第三，古典考古（南歐考古或東南歐考古），與古典學有關。柴爾德出身於牛津古典學，師從伊文思和邁爾斯，精通歐洲各國語言，一戰後遍游歐洲，特別是中東歐和蘇聯，也曾造訪中東、印度和美國。他從黑格爾、馬克思和邁爾斯那裡接受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三大文明」倒序排列，整合了三大考古，被目為「集大成者」（Synthes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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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爾斯《歷史的曙光》及其中譯本《史源》書影

柴爾德時代，考古學有五大爭論，一是西方主義與東方主義，二是進化論與傳播論，三是外因論與內因論，四是單線論與多線論，五是決定論與可能論。科西納主張西方主義（認同西北歐），史密斯主張東方主義（認同埃及），柴爾德主張「東方開頭，西方收尾」，遷徙和傳播是從東南到西北，後來居上。二戰前的德國考古學術氛圍濃厚，出逃的德國考古學家亦對英國考古學發展有影響，在碳十四測年法未出現之際，人們對考古現象的認識是以「考古文化」為單位，同族群的地理分布關係更密切。柴爾德的學術生涯始於研究雅利安人的起源。這一領域中，德國考古學家從「種族」視角出發，認為雅利安人起源於德國，以日耳曼入侵解釋歐洲文化；相反，蘇聯考古學家主張雅利安人起源於南俄草原或外高加索，用本土起源解釋斯拉夫文化。柴爾德屬於溫和傳播論者，也認為雅利安人起源於南俄草原，並同情和理解蘇聯學者的本土說。

柴爾德承認其最初受到科西納「考古文化」概念的影響，曾認同「黑暗時代」日耳曼人入侵說，但在二戰期間科西納的理論發展為納粹考古，歐洲面臨法西斯的威脅。此時，他難以再認可野蠻時代所有的積極方面，選擇挺身而出堅決反對納粹考古的種族優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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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文明的曙光》

柴爾德/著 陳淳 蔣洪波/譯

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

晚期柴爾德的《歷史上發生過什麼》等著作迴避了野蠻人征服羅馬改造歐洲的看法。在「三個革命」學說中，柴爾德試圖把考古學中從物質文化、人類學觀察與他對工具進化和生產方式進化的闡釋出發的三種分期方式整合在一起。面臨二戰爆發、德國吞併歐洲的危險，他的寫作是為了說服自己「黑暗時代不是吞噬所有文化傳統的無底洞」，是時，他用「文明來自東方」之學說抵抗法西斯主義。

冷戰時期，柴爾德反核戰、反「麥卡錫主義」，參與了「保衛和平運動」。柴爾德的心靈深處非常孤獨和悲觀，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都因巨大的現實打擊曾試圖自殺而被勸阻。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引發「波匈事件」，歐洲各國共產黨員紛紛退黨，左翼知識分子集體「向右看齊」。他的老朋友、英國共產黨領袖帕姆·達特飽受攻擊。這都讓他深受刺激。1957年，他回到澳大利亞，發現澳大利亞也已物是人非，深深美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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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為第一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創作的和平鴿

這次的打擊令柴爾德選擇在人生的頂峰跳崖自殺。1957年10月19日，柴爾德回到兒時居住的悉尼藍山的溫特沃斯瀑布附近，在寄出記錄個人學術觀點與自殺原因的「絕命三書」（《回顧》《展望》與《告別》）後，從「格維特飛躍」（Govett’s Leap）旁的巴洛觀景台（Barrow Lookout）縱身一躍，悄然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觀其一生，柴爾德是位馬克思主義者，但即便戰後知識分子掀起加入共產黨熱潮，他也從未加入共產黨；相反，1956年，左翼退潮，共產黨員大批退黨，他卻沒有放棄自己的立場，拋棄出賣昔日的朋友（可與奧威爾比較）。由於其政治立場，論學術貢獻與影響力都是國際泰斗的柴爾德從未獲得過任何來自英國皇室的榮譽。作為理想主義者，柴爾德只以三封遺書和死亡完成了人生的最後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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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ow Lookout與Govett’s Leap

柴爾德死後，世界從未遠離戰爭，「後冷戰」仍是冷戰的延續。北約和美國是二戰後的戰禍之源，和平遙遙無期。

講座末尾，李零教授認為，柴爾德的反戰思考有兩層含義：第一，「人類創造自身」（借用馬克思原話），闡述歷史是人類自我選擇的結果，沒有現成答案；第二，「歷史上發生過什麼」，梳理歷史進步的大趨勢（「三個革命」、希臘化的輝煌、羅馬帝國的衰亡），解釋光明如何戰勝黑暗——柴爾德視人口增長曲線為衡量標準，認為「活着」就是希望。

然而文明史也是自殺史。人類可以創造自身，也可以毀滅自身。光明註定會戰勝黑暗嗎？未必。而這只是柴爾德的信念。二戰中，德軍占領法國，柴爾德深感絕望，認為德軍登陸，他必死無疑；英國的制度也好，蘇聯的制度也好，全都同歸於盡。蘇軍大反攻後，他一度充滿希望，但冷戰第一輪（1945—1965）期間，他再度陷入絕望。他在《告別》寫道：65歲的他已經不再有創造力，他不願貧病而死，寧願選擇自殺，借用特里·歐文之言，這是「冷戰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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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學院考古學院圖書館中存放的柴爾德半身像

柴爾德身後，考古學家同行皮戈特獻詩於他，頌揚很多未解之題的答案都在《歐洲文明的曙光》之中；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大衛·馬丁出於共同的反戰立場，表示非常敬仰柴爾德，對他的晚期著作極有共鳴，從《人類創造自身》和《歷史上發生過什麼》中看到了人類的希望。

斯人已逝，今年是柴爾德誕辰130周年，我們應該好好紀念他。

李水城教授補充梳理了柴爾德作為20世紀上半葉考古學的代表人物對世界考古學的卓越貢獻。柴爾德完善了有關農業起源的綠洲假設學說，補充說明因冰期末葉氣候由濕冷變為乾冷，人們向綠洲轉移並開始試驗穀物栽培與畜養。再者，柴爾德將農耕的出現列為人類自用火以來最偉大的經濟革命，堪比以城市為基礎的商業革命和近代的工業革命。更為重要的是，柴爾德開拓了西亞和歐洲地區考古研究的新領域，預見性地指出歐洲文明的策源地為東南歐，並提出農耕文化是從西亞向歐洲波浪式推進傳播的假說——戰後近東地區大量考古發現和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在考古學文化理論方面，柴爾德在考古學定義以及考古學與人類學、歷史學的關係等方面都有新的貢獻，並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預見到新的考古革命即將到來——環境考古的出現。可貴的是，柴爾德對人類的進化充滿唯物的樂觀主義精神，主張使用唯物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進行考古學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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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現場

張瀚墨教授在閱讀柴爾德著作與傳記後，更能理解李零老師的研究不但旨在明晰柴爾德之學術理論，評價其與中國考古學的聯繫，更希望通過討論柴爾德的學術、人生和謎一樣的生命結束方式，分析世界戰爭與革命背景下政治與學術的纏繞。張老師也透露，柴爾德的傳記都將由商務出版社出版；五本傳記各有側重，涵蓋柴爾德的政治生涯、與英美等國的聯繫、學術思想與考古理論，以及與家人朋友的關係等內容，是進行柴爾德考古學研究的寶貴資料。

王藝老師通過梳理柴爾德與傳記《致命的政治誘惑：柴爾德的生平和思想》作者特里·歐文的人生於冥冥之中的呼應，探討該以何種方式評價柴爾德一生中同「政治誘惑」的糾葛這一問題。特里·歐文是研究工人運動歷史的學者，並熱衷參與工人運動，成功將政治誘惑與學術誘惑相統一。他也將個人情感投射到有相似人生經歷的柴爾德身上，認為柴爾德留存的學術著作都顯示出他也成功完成了兩種誘惑的統一。柴爾德在考古界公認的特點是通俗化及對馬克思理論的運用，但王老師認為，就柴爾德是否陷於政治與學術兩種誘惑的撕扯這一問題，或許仍有其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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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敏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