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從私園到公園

未名湖和現代大學空間

文 / 唐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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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不同版本的《從廢園到燕園》

1926年9月中旬，陳樹藩，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將睿王園賣給燕京大學的陝西督軍，又回到了未名湖畔。這位「滿洲人的地產」的前主人目睹校園上已經發生的一切，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陳樹藩一來感慨這六年間燕大校址上的巨大變化， 二來也感慨自己已經不復往日榮光。在1920年陳樹藩將這塊地賣給燕京大學的時候，他提的條件之一，原本是燕大要在湖邊給他父親騰出一塊地居住，但這六年間物是人非，不僅他自己已經大權旁落成了平民，他父親也業已乘鶴西去了。陳樹藩轉念一想，又不禁感到欣慰，因為那塊原本他隨便買下，瞧都沒瞧過一眼的荒地，此刻已經被燕大整治為上好的風景——出乎他的意料，一個美國人建設出的校園，居然看上去真有那麼一股子「中國味道」；重要的是，面對這如畫風景，他這「燕園」的半個主人別有一種優越感。

想到沿湖一片都為他一家所占用，他不禁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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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在未名湖畔留影

陪同陳樹藩在湖邊散步交談的司徒雷登察覺到他內心的算盤，不禁感到難言的尷尬——湖北，陳樹藩看中的那塊正對南岸「花神廟」 廟門的地盤，正是起先校園規劃中爭議頗多的小湖東北角一帶，眼下正在設計建造第二組兩座較為素樸的男生宿舍。

司徒雷登心裡暗暗叫苦，陳樹藩顯然沒有明白兩種不同經營間的差異：雖然這位先前的地主和燕大有言在先，但如今這湖邊的地皮並不是說給就給，說要哪塊就哪塊的。陳樹藩，北洋時期因軍閥混戰， 而從一個窮小子躍身成為民初聞人的失勢將軍，他怎麼也不會理解，雖然他在燕大購入海淀地產一事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他絕不是凌駕於學校集體議事機構之上，可以予取予奪的恩主。[1]

因為燕大已經成為一個公共場所。

陳樹藩顯然不能明白， 燕京大學校園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將他的影響力完全凌駕於眾人之上，學校的管理政策是「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即使校長司徒雷登也是如此。「校園規劃」這個新事物存在的一個重要前提，便是這種群言群議的民主過程，在對建築基址的既有要素的吸納基礎上，燕大校園規劃無疑是一個現代意義的、面對公眾的建築設計活動。縱有「燕園」和舊日園林絲縷的聯繫，它卻不是對傳統中任何既有之物的陳陳相因的模仿，而是在新的社會土壤之中，生長出了新的「造園」手段和闡釋模式。

因此，「燕園」的建造與過去的造園實踐有着根本的區別。

這會兒，我們或許還記得永錫，一百多年之前在燕大校址上的集賢院中，那位倒霉的滿族官員因「官園私住」而讓嘉慶皇帝發出了「是有此理」的憤怒質詢。但那時的「官」「私」之分並不就是今天的「公」「私」之分，北宋詩人黃庭堅「痴兒了卻公家事」的名句後緊跟着「快閣東西倚晚晴」的放任，讓人們總覺得「公」就是義務和責任，就是束縛和桎梏，雖然道貌岸然卻委實不討人喜歡，而「私」卻是自我宣洩與逃遁的出口，看上去，似乎是「私」而不是「公」才是中國人最迫切需要的東西。

而「校園」所標識的「公」「私」卻不盡如此。

首先是「校園」適於公共使用的尺度。

多數江南地區的私家園林尺度極其有限，像網師園面積只不過九畝，其中建築面積約占園地三分之一（一說五分之一），蘇州五大名園中面積最大的拙政園約六十畝，其中水面約占五分之三，北方地區皇家園林的尺度相對較大，頤和園面積達四千多畝。無論尺度大還是小，既有的中國園林幾乎全部是「私」園，「私」的關鍵是土地所有權掌握在個人或家族手中，如此一來，對園林資源的占有和使用可以不計效率，完全從少數占有者的需要出發。比如北方皇家園林的代表頤和園，儘管尺度驚人，但可看而不可游的風景占去了整個園林的大部分面積，水面占去四分之三，陸地中有三分之二是山丘，平地只占全園面積的百分之七，但這並不妨礙頤和園在那個老佛爺的年代裡的「功能性」。在園中，除了少量住宅供僕從居住，有多間住宅可供主子們選擇，園中道路今天節假日裡或許會顯得交通擁擠，一個人往來卻是綽綽有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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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德國駐華大使Alfons von Mumm

拍攝的頤和園舊照

在偌大的園子裡，主子和奴才之間，甚至男男女女之間，當沒有「公共」生活可言，任何「私密」的存在也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適於公共使用的「尺度」不僅關係着建築的容積率，它主要體現在設計對於公眾使用便利的考慮，也和公眾表達自身的方式密切相關。中國傳統中的私家園林參觀者極為有限，仍以頤和園為例，雖然理論上這超大的「私家園林」可以容納成千上萬人同時遊園，但它依然是一座私家園林。

顯然，老佛爺不會敞開園門，一次性恩眷如此眾多的參觀者。即便今天的頤和園已經改造成公園，園林管理部門考慮到了大眾遊園的交通疏散，在園中的若干瓶頸地帶，擁塞的情況依然難以避免。這娘胎裡帶來的「私」和新時代里的「公」之間的齟齬，使得對園林空間的預期感受不總都能兌現。例如，昆明湖前有名的彩畫長廊，東起邀月門，西至石丈亭，中間並建有象徵春、夏、秋、冬四季的「留佳」「寄瀾」「秋水」「清遙」四座八角沖檐亭子，沿途穿花透樹，景隨步移，本意是通過兩面開敞的流動空間來重塑湖—山間的景觀秩序，但在今天的現實中，由於遊客太多，許多人會舍長廊而從長廊外的空地通過，隨意進出長廊的不同段落，從而使看風景變成了人看人的無奈。

與老佛爺的私人體面不同，燕京大學規劃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要為數目不斷增長的師生員工提供充足的校內住所。20世紀10年代末期燕大新校的建立，正是因為聯合教會預見到教會教育的規模在未來二三十年內將會高速增長，「燕京大學是為了10年，15年甚至20年的需要而規劃的，因此規劃必須預期5000至10000名學生的居住需要」。為此，茂飛設計的燕大校舍顯著地增大了單體建築的尺度，以至於面闊和紐約市街區的寬度相當，也比紫禁城中的任何一所殿堂都要高大。尤其在建校的早期階段，小湖沿岸的土山沒有完全恢復，植被沒有充分長成，這些鋼骨混凝土的巨構愈顯突兀——有人已經評論過，湖邊這些巨無霸似的怪物看上去就像是吳淞口內停泊的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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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熙熙攘攘的燕大春遊隊伍

昔日的假山疊石對於他們來說，已經失去了既有的意義

同時，對於私人資本主導的校園開發而言，寸土寸金，風景區在學院內的面積因此被控制在一個可以理解的比例內。我們已經討論過，保留小湖的動機實際和經濟上的考量並不矛盾，但前提是地價相對於建築成本而言並不那麼重要。保留一定比例的風景區一方面是西方校園規劃的通例，一方面也有為學校長遠發展儲備土地的考慮。從大的趨勢來看，未名湖畔的四所男生宿舍後來僅僅增加到六所只是權宜之計，若不是因為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招生人數再次波動等一系列不可預見的困難，在燕京大學校園內至少還應該增加兩組四所以上的男生宿舍，果然如此，對於未名湖南岸的山水地形，勢必有不可漠視的影響。[2]

燕大的校園規劃充分考慮了長遠的公共需要，一切以此為準繩。校園建設開始的要務之一，就是鋪設自來水、供熱管道和電氣線路， 並且將管道線路深埋地下，這些管道供全校使用，而不是供某一個人專美。為了保持湖區的幽靜，未名湖區沒有為某一個人提供特別的便利，即使年長的教授和學校主管也不能例外；但在未名湖區以外的地方，便設置了可以行駛重型車輛的機動車道，以方便大眾出入。

燕京大學的規模從一開始就遠小於今天的大學，因為戰爭等原因，最終也沒能大規模擴張，所以它才能比今天的大學更像傳統的中國園林。儘管如此，這樣生造出來的「中國園林」規模依然是有限的，它和當代大學的公共使用之間，依然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它的持續存在其實是個偶然。

未名湖中那個曾寄託着和珅「蓬島瑤台」遐想的湖心小島，無論是茂飛原先設計的拼貼式的中國小園——斯克蘭頓-路思社交島，還是今天北大對它的使用都不強調「通達性」，但在燕京大學時代，在這個作為全校社會活動中心的小島上，我們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番景象：最終島上建成的主要建築， 只有一座以路思家族命名的「思義亭」，亭前是一塊開敞空地，幾十排椅子擺在那裡，可以輕鬆容納一個中小型的集會，可以供全校師生就餐，甚至還可以作為露天「課堂」 的所在——比如燕京大學國劇社等一些社團的活動都在島上進行，校方曾經請來人稱「侗五爺」的傅侗，也就是治貝子園的前主人，在燕大教授崑曲的選修課，授課地點也設在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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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賦予社交中心角色的湖心島上最終只建成唯一一所建築

搬入燕園後，北大對湖心島的經營使得小島變成了一個樹木蔥蘢、曲徑幽深的所在，應該說，這樣的安排或更能表現未名湖區清幽的性格，但已和燕京大學「社交島」的願景相去甚遠了。

更進一個層面，如我們在討論建築的「中國樣式」時所提及的那樣，在20世紀20年代逐漸掀起的民族主義風潮中，燕京大學校方希望通過校園規劃實踐中對「中國樣式」的強調，鼓勵中國公眾主動參與大學的建設。廣義上，這是一種有意識地構築「公共空間」的努力，而「公共空間」建設落實在具體的建築規劃實踐上，就是從「使人悶迷」的亂石繚垣到「校園」中開敞的湖心島的歷程。

1911年民國建立以後，全國各地陸續有一批皇家園林和私人園林向公眾開放，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原清代皇家的社稷壇及其附屬建築改建的中央公園，為紀念1925年在北京去世的孫中山，中央公園最終改名為中山公園。

「公共空間」在中央公園中的出現，不僅僅表現在昔日的皇家禁地對公眾開放，同時也表現在園林所有權和管理方式的變化，以及遊覽公眾對於園林使用的一定程度的支配。在這公園裡不僅僅有軒敞宏偉的皇家建築、古柏垂楊、使人難以忘懷的別致美食，更重要的是，這「公園」真正鬆動了傳統園林空間裡的等級秩序，從頭禿齒豁的垂垂老人，到黃髮垂髫的童子，從議員將軍到販夫走卒，從文壇領袖到京劇名角，理論上都可以在一個屋頂下乘涼歡聚了：

從前北平有位專門用俏皮話寫小說的「耿小的」， 他說：「中山公園裡來今雨軒是『國務院』，因為一些政要公餘都在來今雨軒碰頭，談點半公半私的事。長美軒叫『五方元音』，不管哪一省的人，只要是家庭娛樂聚餐小酌，都喜歡長美軒物美價廉，豁亮涼爽，所以長美軒茶座客人最雜，乃被稱為五方元音。春明館是老人堂，柏斯馨是青年會。」 那真是形容得恰到好處。

在這種情形下，舊有園林的空間秩序和象徵含義，將毫無疑問發生巨大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在燕京大學的個案中表現得尤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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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三所經過改造向公眾開放的園林在1936 年的收支情況統計可以看到，隨着地理方位、公園大小、「遊園」的趣味和社會意義的不同，它們的境遇並不相同，位於城區的中央（中山）公園有着最少的特別「景致」，受公眾歡迎的程度並不亞於其他園林，但是收入最少，支出則與其他園林相仿

如果我們認同焦雄關於淑春園摹寫福海景區的意見，那麼，在和珅的小園中，仿福海的湖區建築應該是遵循了與圓明園相似的空間秩序。「壺中天」的造景主題決定了整個未名湖區或福海景區是一個封閉的獨立空間，這封閉空間的含義有二：沿湖岸的土山和植被形成了一個閉合的「逃逸空間」，它的造景是單面的，只有里子，沒有外皮，這樣就把「內」「外」相互配合的問題閃避過去了；與此同時，身處其中的人不必看到外界的景觀，從外界也沒有機會瞥見閉合空間內的景致，在這裡只有環覽四顧，沒有偷窺覬覦的可能。

重要的是，這種原有的空間秩序建立在園主的絕對權威之上，和占支配地位的園主的期求休戚相關。福海中一湖三山所構成的「蓬島瑤台」，依然是從漢武帝鑿昆明池開始的傳統造景主題，但值得注意的是，「蓬島瑤台」和沿湖以全國著名風景為主題的各景區間形成一種看和被看，支配與被支配的空間關係，只有「蓬島瑤台」上才建有皇帝的住所，是真正的可居可游之所，而其餘建築都不過是風景的一部分。湖心島占有整個福海景區內唯一的不受遮攔的優勢視點，而在湖岸上任何一處觀景時，都會受到湖心島的遮蔽而不能盡覽所有風光——簡單點說，皇帝可以方便地看到岸上，但岸上卻不能方便地看到皇帝，一如法國傳教士王致誠的觀察：

從這裡你獲致的視野，可以見到所有宮殿以適當的距離遍布在這個福海沿岸的周圍；所有山丘都伸展到此；所有溪流會聚在一起，不是溪水流向這裡，就是這裡的水流向溪澗；所有橋樑不是在溪頭就是在溪尾；所有涼亭和壯觀的牌樓襯托着這些橋樑；所有種植出來的樹叢是用來區隔和裝飾不同的宮殿，並避免住在裡面的人會互相被窺視。

在燕京大學的規劃中，一開始對湖心島的規劃就不是將其作為住宅而是作為全校的社交中心，這一點在茂飛1921年12月的方案中就已經明確，而教堂最終被移出湖區中心，更使得湖心島成為一塊富於磁力的空場。事實上，湖心島位於大學行政區和男女校之間的中心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絕不僅僅只具有「審美價值」。在最終實現的規劃中，燕京大學校方拋棄了煩瑣的設計：島上的建築只建思義亭一所，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個湖心島的面積；原先象徵着海上仙山起伏地形的棱嶒小島，變成了一塊清理出的空地，成為一個全校師生員工的集會場所。這一做法必不同於和珅淑春園中的造景，雖然可能有些寡趣淡味，卻在公共使用的問題上無比切題。

燕大校園內的小湖和湖心島依然是全校建築規劃的「中心」，只是這空洞的「中心」的意味，更多地建立在它對全校共同社區的凝聚力上，而並非個人權力對空間秩序的支配。

由此，陳樹藩註定將不能在此歸隱於他想象中的「林下」。

1925年4月30日，在費城，有一個我們尚不知姓名的，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的中國人，幫助燕大紐約託事部完成了司徒雷登的住宅設計。早先費城的居禮先生和太太（Mr. and Mrs. Kurrie）表示願意捐建一所校長的住宅，司徒一度表示謝絕，但他大概想到這間房子可以不僅僅為他所有，還可以為學校的社區生活起到些作用，還是接受了這所最終由冰心命名為「臨湖軒」的校長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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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住宅暨校長辦公室「臨湖軒」

雖然建築樣式上，臨湖軒的純中國風格早有定論，它的位置卻引發了燕京大學內部對於校長在學校生活中意義的爭論。紐約託事部認為校長住宅最好不要建在校內，這樣可以使得他和他的家庭免受無謂的襲擾，保證他們生活的隱私。身處美國的託事部成員覺得這道理是如此顯然，即使費城捐款人的意見也不足為憑。但是，司徒雷登和一部分學校的同事卻堅持認為，校長的住宅在校園中為好，只有這樣校長才能成為整個校園生活的一部分。在理想化的情境中，司徒雷登認為自己不是獨裁者，甚至也不完全是一個家長，而是同學的朋友和知心者。

託事部的意見既然不便違拗，學校工程處最終決定，將校長住宅放在未名湖西南岸的一個土山環繞的位置上，既不至於太喧鬧，又在校園中心，它的環境相對隱蔽，建築性格不事聲張，學生們也不會感覺自己被校長「監視」着。

最終，校長住宅並不僅僅是司徒雷登的私宅，臨湖軒的客廳、餐室以及幾間臥室都歸公眾使用，每個學生都有機會來此舉辦和參加活動。除了一般餐聚茶會，還有婚典慶祝、學生舞會，它真正成了一個連接教師、男生和女生的紐帶。據說，燕京大學著名的左翼教師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拍攝的反映陝北蘇區情況的影片最早就是在臨湖軒播放的。

這種空間使用的「公共性」並不是空穴來風，它取決於空間營造和設計的語境中特定的社會權力關係和政治意圖。燕京大學校方所提倡的「公共性」，和中國人理解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大同社會的「公」 有所不同，每個人都有權利使用和參與公共空間，但同時他們也對此負有責任——利用臨湖軒的學生必須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維護好房間的清潔衛生，更重要的是，他們應當把這種便利看成是有利於公共福祉的手段，而不是一種坐享其成的免費福利。正如白瑞華提醒燕大師生的那樣，建造來供全校師生使用的湖上遊船「屬於全校師生」，但這個「屬於」是指大家都可以負責任地使用，而非將其當作自己的所有物。

顯然，白瑞華強調的是一種主動參與奉獻的「社區精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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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1931年《圖畫時報》的燕大溜冰比賽合照

於是，在為學生年刊撰寫關於湖上遊樂的文章時，燕大學生胡寶衡正確地理解，「對大家來說燕京是一個絕好的所在，並不僅僅是因為它美麗的風景」，還是由於它「帶有社交性的娛樂活動深入人心」。他進一步寫道：「雖然湖很小而且沒有出口，它卻有益於社交。」湖上的滑冰或遊船在他看來不僅是一種娛樂，而且也是一種「燕京人不容忽視的社交練習」。「湖就像南方的茶館，」胡寶衡說，「當下（男女）校際的合作還不是太現實，但湖上溜冰的合作卻是一個相互理解和幫助的好例子。」 那些往日裡自矜自持的學生，無論他們是什麼出身，都在冰上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入冬以後，花神廟高搭喜棚，非有他故，為供冰客之取暖，初習冰戲，樂不敵苦，必得人攙架而馳，推椅徐行，亦能漸進，精嫻之後，則內外兩曲，運足如飛，從容笑談，尤博一粲，某獵士初旁聽於冰場，手持小冊，記其進退疾徐之姿勢，歸室溜試，咸喜合節，於是巨其帽球，博其衣領，以肩負履，分置前後，噫氣作聲，闊步入場，陡聞戛然，聲如裂帛，及視獵士，已犢褌碎而玉山頹矣，然獵士面不改色，徐起微哂曰，「不意臥溜式竟若是之難」。

「溜達溜達在湖邊」，燕大的公共娛樂要求大夥都要「起鬨」—— 否則，就是再大的開放空間，也沒有什麼公共性可言。這種空間的公共使用中雖沒什麼高深道理可講，卻樸素地揭示了米萬鍾曲折幽深、使人「悶迷」的舊園林，和巨大而有效的現代公共場所間的差異。

建設「校景」的歷程也不是校景委員會的獨角戲，學生們也做到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燕大遷校不久，整個學期都有學生花費自己數個下午的時間從事挖土方的工作，運動場等一批公共設施就是由學生幫助而建立起來的。

這種社區生活並不僅僅是窮苦人的「搭夥」攢份子，在年輕的燕大人心目中，它可以令他們為將來進入社會做好準備：

圖書館散後，熄燈以前，為募款家出動之時，宿舍內足音跫然，頻聞剝啄，率皆手持綠簿，筆擱耳間，口中喃喃，若憂若喜，樂善者雖一再解囊，面無吝色，好義者則於慨助之上，必寫無名氏三字，以樹隱德，若敷衍面子，則詳審捐冊，覓其最少數而照填之，惜金之士，往往閉目佯睡，勢難倖免，則從容婉辭曰，「鄙人對貴團宗旨，尚未瞭然，容稍考慮」，不幸值於甬道梯口，則轉入浴室，側耳屏息，等其去遠。

這些年輕的業餘「募款家」已經不是鬧着玩的大孩子了，他們是一群名副其實的未來政治家——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他們中間不乏各領域的學者專家，甚至包括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黃華、龔澎、李慎之……

「校園」中的社區生活和從前的社會空間實踐相比，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在正式成為社會的一分子之前，每個人在這個空間中都磨礪自己的稟性，保持和培育自己的個性特徵，但同時，不管是否情願，他（她）又不得不給出自己的一部分隱私和自主權利，任憑別人評說或調笑：

陳文仙：言古論今，談空說有，中的剖微，辯辭利口， 廣溥福音，洗化童叟，告往知來，三寸不朽。

……

宋以信：小宋蕭灑出塵，已不輸華倫梯諾，要講浪漫政治，卻比他還有一日之長。

……

陸慶：女士不但是文學家，並且是一位有眼光底Political Pamphleteer（政論家）。不信，請看附刊上她的時論， 那一篇不教你拳拳服膺？

……

吳廣鈞：小官僚風神外偉，黃中內潤，道上遇見你，不免先要對你「莞爾而笑」，等你和他招呼，他卻又「端」起來了。

……

T'ien Ts'ung：氏雖長不滿三尺，而心雄萬夫，抱煙斗狂，富主席熱，書擘窠字絕佳，有神童之譽。

今天，這群少年「選民」之間的戲謔已經成為一種慣常普遍的人生經驗，就像《燕大年刊》的編輯們自己總結的一樣：

……大學教育只是要養成一般社會上的平凡人， 不是要產生英雄，准太子，名媛，偶像，所以這「大選」底目的，是為成就一個全校普遍的興趣， 這般選民含有popular（大眾的）的性質，實在說起來：這不但是友誼底推崇，知交的調侃，並且仿佛還帶着些細緻的「起鬨」……

在舊有的社會結構里，固然也有書院經院之中，同學同伴之間的「年誼」，或是科舉士子的交遊，但它們很難是一種大規模且「popular」 的現象，不曾被放到「校園」這樣一個特定的物理場所中去。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八十年前，這「養成一般社會上的平凡人」的社會理想，也還是一種中國傳統中罕見的新鮮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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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往於海淀校園和北京城內的校車是一個「小社會」

在湖光山色間，一種新的成長模式就這樣誕生了：

「五樓」在燕大學生宿舍樓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實際上算不上是個「樓」，而是一個小巧玲瓏的兩層的「閣」，底層只有3間宿舍，樓上可能多一間，而其他宿舍樓每幢都有數十間房間。「五樓」在燕園內的地理位置絕妙。它正在未名湖畔，面對着通向島亭的道路的入口處。坐在我們的房間裡，抬頭便看見波光漪漣的湖水，湖畔的石船，近處的株株垂柳，遠處的水塔。真是湖光塔影盡收眼底。冬季湖水凍結後，那揮舞着冰球杆子穿梭滑行的溜冰人和他們發出的陣陣歡笑聲，往往會引起在室內讀書的我們抬起頭來，神往地注視片刻。

一度，司徒雷登想說服陳樹藩和燕京大學的同學們「分享」湖濱的五樓（湖濱樓）或六樓（平津樓），那也就是他向燕大「借住」臨湖軒的模式——名義上這建築為陳樹藩所有（捐贈），但事實上歸大家一起使用。但最終，陳並不能接受這種「亦公亦私」的分享模式——陳樹藩或許永遠也不能理解，在他欲求而終不可得的未名湖北岸，是什麼讓上面那段文字的作者念念不忘。那感人至深的並不是窗外的秀麗風光，而是室內同學們「偷」燈夜讀的情景：

……宿舍里按校方規定到晚11時也要拉閘熄燈的。但是我們住的這個「五樓」的電閘似乎同其他樓不同。拉閘時只斷了電路兩根電線中的「地線」，而「火線」不斷。於是前輩老同學便秘傳下來一個「竅門」：用一根皮線的兩頭各去掉一小節包皮，露出銅絲。每次校工拉閘斷電以後，我們便拉上自製的黑布窗簾，把皮線的一頭掛上電燈泡上端突出的銅尖頭，另一頭接觸住窗前的暖氣片，使它起了代替地線的作用，電燈就又亮了。我們還各用黑紙製作了一個燈罩，罩上它，燈下就只有飯碗大小的一塊地方是亮的，從室外窗外很難發覺。

多少年後，作者坦然說，這便是「偷」燈夜讀的由來，俗語說「挑燈夜讀」，他們既然已不再用油燈，當然不可能再「挑」燈了。所以這「偷電」的辦法，我們可以稱之為「偷燈夜讀」。

至今記憶猶新的是：幾乎每晚11 時左右，住在對門房間的馮祥光（馮之丹）就會來敲門，然後伸進頭來，做個鬼臉，用英語問道：「有什麼可吃的嗎？」每逢這時，老丁就裝出生氣的樣子，喊道：「滾，滾，滾！」於是大家哈哈一笑。

到了燕京大學的校園建成將近八十年後，少年人朝夕共處間，「公」與「私」的融和，「受禮」和「犯規」的並存，已經成為一種中國各地共享的經驗。時光流逝，但那拉閘熄燈、扯線偷電的故事不還就像是發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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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一航